声明：本书为奇书网(QiSuWang.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 正文 ------------ 第一章 童年生活 巍峨的大南山从北向南绵延百里，把整个县域分成南北两个区域，清澈蜿蜒的恩江河环绕着大南山，缓缓流过文山县城，汇入宽阔的赣江。温暖湿润的气候滋润了这里的一方水土，也养育了这里的人们。 摩天垇是大南山是最高峰，在崇山峻岭的茫茫林海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山村，它叫大垇村。 这里远离县城，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世代都是文盲，人们对文化知识充满了渴望。 …… 1944年7月，14岁的我，初中毕业了，本该去天原府读高中，但由于家里经济拮据，加上我体弱多病，只好在家养病。 父亲早年去世，母亲和四个姐姐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大哥和二哥在遥远的外省读书。 一天，家住大垇村的姐夫回来看母，他看到我们家吃饭的人多，做事的人少，见我在家休息养病，为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与母亲商量，推荐我到大垇村去办一所“私塾”——教小学生。 母亲点头同意了。 姐夫见我聪明伶俐，学习又好，便亲切地对我说： “张学逊，你愿意去大垇村当小先生吗？” 我看了一眼朴素而干练的姐夫，道：“可以呀，那里一定有好多小动物吧，我好想去看看。” 妈妈不高兴地道：“要你去大垇村当小先生，不是去玩的！” “哦，知道了。” 但我并没有把当小先生当一会事，心里想到的是那里的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和各种小鸟。 临行前母亲鼓励我说：“你一个初中生，教小学一、二年级没什么怕的，到了那里要听姐夫的话，要尊老爱幼，讲礼貌，别贪玩……。” 当时我并不懂事，对如何办私塾一窍不通。多亏姐夫把办私塾的事全都操办好了。没几天，姐夫就为我招收了十几个六、七岁的学童，说好每人一年两担谷作为先生的薪俸。 我吃住在姐夫家，一边养病，一边教书。 教室设在表嫂家的大厅里，几张长桌子、长凳子，一个讲台、一块黑扳，这就是我的舞台。 开学的第一天，学生家长带着他们的小孩来到了“学校”，看见孩子们的小先生竟然是一们满脸稚气、充满阳光和朝气的大孩子，既新奇又羡慕，心想，城里的孩子就是聪明。 在一阵爆竹的祝福声中“私塾”开学了。 我非常自信地站在讲台上，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光彩，我笑容可掬地道： “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能认识大家，今天我们就开学了，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我姓张，名学逊，你们就叫我张老师，张字笔画多，不好写。” 我在黑板上第一次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时我心里感到特别的自豪和幸福。 讲台下的孩子们，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位大哥哥站在台上讲话、写字，感到特别的新奇，两只晶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 因为是第一天上课，一方面家长想认识认识这位“小老师”，看看他怎么上课，另一方面也陪陪孩子，小孩子初来乍到，怕生。于是这些家长都站在后排不愿意离开，看我上课。家长们暗暗记住了我这位小老师——张老师。 “今天我教大家学习算术，认识数的概念。” 我拿起一只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1，2，3，4。 “大家请看，这是1，2，3，4。我带大家一起读。” “1……2……” 家长们看到我这么耐心细致、深入出浅出地教育他们的孩子，心里的担忧慢慢打消了。 乡村里的孩子淳朴诚实、天真可爱。每天早上孩子们早早来到教室，我就领着大家早读，声音响亮动听的童音在山间回荡，给寂静的小山村平添了勃勃生机。 放学后家长亲自动手，把教室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这使我非常感动，感谢他们对“老师”的尊重，对教育的重视。我惭惭没有了陌生、忐忑之感，倒增添了几分亲切、安心和自信，因为他们把我当成他们的自家人了。 当“先生”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在古老的大垇村有一个传统，每当孩子长到七岁时父母都要请先生给即将上学的小孩举行一次“启蒙”仪式（俗话叫“发蒙”），父母期望通过启蒙，小孩从此聪明好学、金榜题名、荣宗耀祖。 一天，一家姓李的老俵专程请我去为他的俩个孩子启蒙。 在启蒙之前，李老俵拿来一张大红纸，请我写上七个大字：“天地君亲师——神位”。 我快速地磨了一下墨，熟练地提起笔，写下了“天地君亲师——神位”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 李老俵看了，激动地道：“哎呀，张老师的字写得真好！谢谢你，谢谢你。” 我谦虚地道：“不用谢谢，过奖了啦。”嘴上虽然这样说，但我心里却甜丝丝的，因为我能为村民做点事了。 李老俵带上大红纸，十分虔诚地贴在家里的家香案上。 启蒙那天，我来到李老俵家，只见案台上蜡烛高照，青烟袅袅，敬神用的斋饭、公鸡都已齐备。学生面向家香台跪在蒲团上，家里的女人都回避。 我郑重其事地点上三柱香，煞有介事地向“天地君亲师”敬香，作三个揖之后，插在香炉里，就开始带学生念诵道： “人遗子，金满盈，我教子，贵一经，勤有功，嬉无益……上利国，下便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戒之哉，宜勉之……” 我教一句，跪在地上的学生念一句，声音抑扬顿挫，绕梁回荡。大人们神情严肃，充满了对神灵的敬重。念完之后学生先拜“天地君亲师”神位，再向老师拜了三拜。 最后我亲切地扶起启蒙的学生，摸摸他们的头，感觉小孩子特别的可爱。也许是因为我的年龄太小，两位小学生一点也没把我当先生看待，而是把当做大哥哥，黏在我身边，一点也不感到陌生。 李老俵看了乐呵呵地说：“好，好，好，我儿子、女儿喜欢你，就说明他们喜欢读书人，今后一定喜欢读书，多沾沾你身上的灵气。” 我听了不禁呵呵笑起来。 外面的女人放起鞭炮，仪式就算结束，然后请“先生”入席，家长、学生敬酒，外加几块钱的红包，算是我的“启蒙”辛苦费。 热闹一天，晚饭后才送“先生”回家。这一晚，我睡得特别的香，特别的甜，仿佛自己长大了。 我怎么会知道“启蒙”仪式的程序呢？这得宜于教我的王老先生，他经常带我去给孩子启蒙，所以从他那里学到了这门“技术”，如今也如法炮制，展示一下小老师的风采。 我前后给了好几家的孩子“启蒙”，吃了好几天的“启蒙”酒，畅快！这是我一生中非常难忘的独角“戏”，现在想起来真有点滑稽！ 为了当好这个山区的先生，母亲给了我许多教诲。我还特意到城里买来了小学、初中的课本、资料、作业本、纸笔墨等学习用具。私塾里是清一色的一年级，教学内容有国语、算术、打算盘、练大字、音乐、体育等。 每天第一节课是练毛笔字，年纪小的在描红本上写，大点的就练字帖。字帖不够，我就写好样本，先讲笔划笔顺，练字要点，再让他们照样板练习。第二节课是国语。从认字开始，再到组词、造句，按课文顺序讲授，然后布置作业。 第三节课是阅读课。主要是组织学生读课文、背诗文、背加减乘除法口诀等。有时给学生讲故事，如：马大哈先生、黄鼠狼给鸡拜年、外婆叫我好宝宝之类。还给学生讲《聊斋志异》、《天方夜谭》、《安徒生童话》里的故事，以及历史上如司马光、欧阳修、李白等名人故事。有时也让学生讲自己家里发生的事，锻炼表达能力。 下午，第一节是算术课。年龄小的学数字，开始捉住他们的手写，再让他们独立写。大一点的在学好数字的基础上学列数式、计算，再学打算盘。学生家长对打算盘也很感兴趣，希望孩子们能学好。第二节是自习课。主要是让学生做作业，进行个别辅导等。 周家老俵嫂有一个独生子，小时候得病造成脑子有点呆痴，已八、九岁了，入学前什么也不会，通过我的耐心的教导，后来也会写毛笔字了，认字也能跟得上，还会背课文。 老俵嫂看到他的宝贝儿子有了长进，喜在心头，笑在脸上。到学年末那小孩子会认、会写许多字，也会算数，还学会了珠算的加、减法。他的父母分外喜欢，逢人就夸我教得好。 我每天和学生融为一体，从不呵叱、打骂学生，也不沿用跪孔夫子等方法，学生都很乐意来学校学习，风雨无阻。有这些可爱的孩子和我一起“玩”，心理没有压力，每天开心舒心，加上姐姐姐夫每天都弄许多好菜给我吃，真有些“乐不思蜀”的感觉，体质也强健起来。 学生的家长有时会带点自家种的新鲜蔬菜什么的给我，遇到家里来客人、做好事，总忘不了请我去“赴宴”。有空我也去家访、交朋友，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和风土人情。一年的时间我基本走遍了大垇村的“十八垇”。 快乐的时光过得真快。在我离开大垇私塾的时候，村里的大人小孩、学生、家长都依依不舍出来送行，还送给我一分厚厚的礼物——鸡和许多鸡蛋，他们为不能长期把我留下而感到遗憾，我也为他们的真情厚意所感动。为了我的前途，我只好忍痛割爱，离开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离开待我像他们的孩子一样的大垇村乡亲。 第二年春天，我用这一年教书挣来的十几担谷作为学费，去天原府鹭洲学府念高中。 ------------ 第二章 两地求学 1946年春，我考入天原鹭洲中学读高中。鹭洲中学坐落在天原龙江河的一个大沙洲上，这里原本是一个古老的书院，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书院内绿树成荫，风景如画，清新宁静，是读书修行的好地方。教室就设在古书院里，书院大门墙一写着一幅巨大的对联： 鹭飞振振兮不与波上下 地活泼泼也无分水东西 饱含深意的对联，把鹭洲描绘得神采飞扬。傍晚的鹭洲，景色最美，一轮火红的太阳斜躺在远处的山梁上，万道霞光照耀着波光粼粼的龙江，站在书院的风月楼上向北看，真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唐·王勃《滕王阁序》）的感觉。 校长叫顾祖荫，他重视学风，重视人才，每周星期一学生集会，他都组织大家唱校歌，弘扬爱国精神，培养感恩情怀。歌词是：“鹭洲，好一幅美丽画图。看，四时的景色，我们怎不奋勉！听，悠悠的水声，我们怎敢停留！齐奋勉，莫停留，齐前进，莫停留。要追怀先哲的文章节义，要记住我学校的砥柱中流。健全体魄，学问是求，把天下兴复的责任来担负。” 可惜我只在那里读了一年，但这首校歌的精神内涵始终激励着我。 我们的校训是：忠、勇、勤、俭。 在鹭洲读高一这一年，我除了认真学习之外，每个星期六中午一放学，就急急忙忙走四十里路往家赶，到家吃点冷菜冷饭，拿起砍刀禾杠就去城郊双龙里、黎洞坑一带剁一担柴，担回家天已擦黑，人也累得筋疲力尽了。 那时家境困难，八九个人吃饭，1943年春，父亲因得破伤风在医院医治无效去世，家里原有的积蓄不仅花光还欠了许多债务。 早年祖父因勤劳，善于耕作，打理家务，家境不错，后来由于祖父放荡不羁，游手好闲，把家产都败光了。为了给父亲治病，母亲嫁进来时带来的嫁妆以及家里值钱的东西被迫卖了，全家人就靠为他人做事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所以家里生活十分拮据。 大哥、二哥都去外地读大学了，几个姐姐只能帮助母亲做些家务事。母亲是个小足女人，不识字，要养活几个孩子，一家人的重担都压在她瘦弱的肩上。 父亲在世时，每月尚有二担米左右的薪俸，老父去世后，生计更加艰难了，沉重的家庭负担使母亲一年比一年衰老多了。为了分担家里的负担，我除了星期六下午砍一担柴外，星期天上午还要去砍一担柴，中午帮妈妈做点杂活，下午就赶到学校上自习。 一到寒暑假，每天都去砍几担柴，为家里准备全年的柴草。虽然我只有这点能力，但多少也为苦难的母亲分担了一点家庭的负担，心里也感觉特别的踏实。 一九四七年春，在大垇村姐夫的资助下，母亲同意我跟堂叔张仕鉴的儿子张学宣一起去洪都读高中，我高兴得一夜没睡好，因为洪都是每一个莘莘学子向往的地方。 堂叔张仕鉴在洪都工作，他是我们可以依靠的亲人。 临行的日子越来越近，我的心早飞到了洪都学堂去了。我们乘木帆船由南向北顺江而下，一路上风光无限，让我们大开眼界，每天我们除了在船上看书，就是站在船头欣赏沿江看不够的风光。 到达洪都后，张学宣考入私立心远中学，我考入洪都二中，又从高一读起。 洪都二中位于洪城系马桩一条巷子里。 那时二中仅留下一幢二层破旧不堪的楼房，高三、高二就在这幢楼里上课，其它高一、初中班安排在临时盖起的小平房里。全校有一千多名学生，教职工三十多人。 校长名叫车驹，人称“车博士”，他担任校长的时间比较长，他担任校长八年，为了这所学校，含辛茹苦，惨淡经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苦苦支撑着这所名校。 由于这所学校教学成绩斐然，全省许多莘莘学子都慕名而来。学校有一幅名联： 名称永居第二位 成绩须达最高峰 名联悬挂在临时搭建的礼堂门前，显得熠熠生辉。 学校的校训是：勤 朴 肃 毅。校训由严复所书，字体卓然不群。这所学校培养了千千万万人才，真是桃李满天下，精英布四海。 那时教师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只有一个仅供休息的小屋。教师都在校外租房子住。在那米珠薪贵的年代，教师生活也十分清苦，几个微薄的薪俸不足养活三口人，所以教师们只好多任课，甚至在校外兼课，以补家用。他们那种呕心沥血、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深深感动着每一个学生。 公元二00二年十月的一天，我有幸重返洪都二中，参加了洪都二中建校一百周年庆典大会。大会气氛热烈而隆重，历届学友数千人济济一堂，大会举行了为三位老校长铜像揭幕仪式。 在新建的大礼堂上仍悬挂着“名称永居第二位，成绩须最达高峰”的对联和“勤、朴、肃、毅”的校训。一所名校，百年不衰，用的还是“勤、朴、肃、毅”的校训，可见它的深刻含义。抚今追昔，百年沧桑，今日更显辉煌。校友中有远道美洲、欧洲赶来参加世纪盛会的，有步履蹒跚，年近百岁的。新老校友高唱校歌，欢声笑语响彻校园！大家衷心祝福母校前程灿烂，再创輝煌！ 我在洪都二中学习二年半，得到了各学科教师耳提面命的教诲，受益匪浅，使我终生难忘。 一九四九年一月，学校已放寒假，但由于没有回家的车费，只好在同学家打游击混饭吃，后来参加学校组织的“应变委员会”，保卫学校的安全，等待大军的到来。 1946年，物价飞涨，生活穷困，民众强烈不满。广大学生青年无法安心读书，在掀起了“反饥饿”，“要 民主、要自由、要读书”的民主运动，国统区已是风雨飘摇了！ 反动派为维持他们的统治，作着最后的垂死挣扎。军警、宪兵、特务肆意冲进大学、中学，疯狂地抓捕进步青年学生。洪都城内警车、摩托车架着机枪在街上呼啸而过，只要看到三五人一丛的就开枪扫射。入夜更是恐怖已极，那撕裂人心的警笛声不绝于耳，店门早闭，道无行人，市民们都龟缩在家里，大气不敢出，整个洪都城像一座死狱似的，充满了恐怖。 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在洪都市系马桩附近一条幽深的巷子里有一座小院子，小院子内有一幢小平房，房里坐满了和我一样倾向革命的青年学生。一盏如豆似的灯光下，一位个子高大、头戴鸭舌帽、身穿工作服、工人打扮的汉子，正向在座的人讲解着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已是第四次讲座了。他声音虽小，但说理清晰透彻，大家全神贯注地听着，还不时地点头。为了安全起见，他要求大家只听不记录，室内严肃寂静，无一点杂音。 坐在高个子旁的是一位“教授”模样的白面书生，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但两眼却熠熠生辉。他看着大家认真听的神态，不时露出会心的微笑。每当大个子讲完课时，白面书生总是那句话儿：“希望大家认真去思考……”然后三四名同学们就簇拥着他俩从后门先走，其他同学则零零落落地从前后门散去，消失在黑色的夜幕中。 又是一个大雨之夜。“大军昨夜已渡过长江了！”那位高大的汉子等大家坐定后低沉而兴奋地向大家报告了这个特大消息。他喜悦的情绪极大地感染了同学们，大家欢呼雀跃，激动地把他俩拥抱起来，大家抱成一个团，就像一床大毯子似的，围得他俩喘不过气来。 等大家情绪安定下后，他从内衣中取出一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小册子，拣重点的内容组织大家学习，接着又学习了《论联合**》中的重点段落。这时不断有人进来，屋里挤满了前来听课的进步青年。大家听了他的讲解，不断发出喜悦的赞叹。 那个白面书生两眼炯炯有神，庄重地扫了大家一眼说：“我们快要胜利了，反动派的末日快要到 了……”，他又扫视了大家一眼，“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回到学校、工厂，把大家组织起来，成立‘应变委员会’，保卫好学校、工厂，保护好一切财产，积极准备迎接洪都的解放……”。 他的话字字千斤，铿锵有力，大家的血在沸腾，个个攥紧拳头，决心行动起来，迎接大军的到来。 ------------ 第三章 红旗飘扬 1949年5月22日夜，炮声已近洪都城头，反动派开始在大街上、小巷内疯狂捕人、纵火。东州河口、顺化门外、沿江路一带火光冲天，一片血红。为了阻止大军攻入洪都，敌人狗急跳墙，竟然纵火燃烧通往洪都的咽喉——“中宏”木制大桥，烈火吞食着大桥身躯，大军发起了争夺大桥的战斗，枪声大作，炮声震耳，在城内地下党组织和工人武装的配合下，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很快占领了“中宏”大桥。 临近午夜，市区已经可以清晰地听到机枪声、步枪声。我所在的洪都二中，“应变委员会”早已把没有走的老师、无家可归的工友、家在外地的学生全部组织起来保卫学校，安排大家在校内巡逻，校门口二十四小时有人值岗，严禁外人进入学校。 炮声远去，枪声零星。反动军队如丧家之犬，丢盔弃甲，仓惶逃遁。当大军的大部队迫近市区时，我们把早已准备好的彩色三角旗和一面大红旗拿出来，耐心等待着，准备迎接大军进城。 1949年5 月23日凌晨，大雨滂沱，大军从几个方向攻入市区。15军43师分几路突进各条大街，很快控制了英雄的洪都城。胜利的红旗第二次重新插上洪都城头！人们好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似的，高呼着：“天亮了哪！”“我们胜利了！”“快去迎接亲人大军哟！” 欢呼声惊天动地，响彻黎明的洪都城。 人们潮水般地涌向街头，涌向大军。他们挥动着彩旗，把许多彩花抛向英雄的子弟兵。工人、学生、市民们，有的双手紧紧握着大军战士的手；有的拥抱着大军喜极而泣；有的把大军抛向天空，再抛向天空……。市民、店老板们燃放着爆竹庆祝胜利。街道上一排店铺大开，门口插着红旗，喜气洋洋迎接大军。天亮了，真的天亮了！解放了，真的解放了！翻身了，彻底翻身了！市中心的广场，人潮涌动，凯歌震天。 一队队大军在街头巷尾巡逻，一支支工人纠察队在各处站岗，市内秩序很快恢复正常，原来小巷里的栅栏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从心底佩服大军纪律严明，组织有序，管理有方。洪都解放了，洪都的反动派垮台了，反动派离最后的覆灭已经不远了。 有诗为证：“青山隐隐水迢迢，江南春尽万木凋。二十二年金陵梦，不见玉人再吹箫。”（唐·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有一天，几位大军同志来到我们学校，应变委员会负责人老熊等热情地把他们引到办公室，老熊叫我进去端茶敬客。 一位人高马大的大军同志接过了茶水，看了我一眼，他突然喊道：“小张！不认识了？” 我抬头一楞，他把军帽一脱，我几乎惊叫起来：“哎呀！是你啊！何老板！”，他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旁边一位小战士（可能是警卫员）介绍道：“他是我们团的何政委。” “哦，何政委。”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给我们讲《大众哲学》、《论联合**》……在茫茫黑夜里指引明灯的“何老板”，竟然是大军的团政委！我连忙放下茶盘，双手紧紧地握住他那双大手，久久不愿松开……。在座位的人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何政委是来学校动员大家去参加革命的。”老熊介绍说。 何政委看了看我们说：“现在解放了，我们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干部，部队优先，同学们莫失良机哟。” 当时洪都有两所干部大学正在招收高中学生：一所是政工大学，另一所是军事政治大学。前者培养的是地方干部，后者培养的是军队干部。 何政委临走时，我怯生生地扯着他的衣角的问道：“何政委，你看我报考哪所大学好？” “最好去军队锻炼，像你的情况去报军大更好……怕不怕当兵呀？”何政委笑着说。 “受了这么多的教育，听了你的教诲，我听你的！”我红着脸坚定地回答。 “那就好，祝你成功，后会有期。”他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又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大步离开了校园，几位随员急急紧跟其后远去。 五月底、六月初，洪都二中到处悬挂着“欢迎参加大军”的宣传横幅，同学们看了都跃跃欲试，心里对大军充满了期待。 军事政治大学在洪都招生，五千多名热血青年报考，经面试笔试录取了四千多人，大部分人是高中毕业生和一些小公务员，还有少数大学生、个别大学助教（有个大学助教后来就在我们班当副班长）。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是我参军的日子，我被批准为一名光荣的大军战士，别说我有多高兴了。军大干部带我们去一所学院里报到，我被编到军事政治大学第四分校二大队七中队，三四天后，军大搬到离洪都市三十里的南塘县师范学校，军直属机关也驻在这里。 从此，我投笔从戎，跟着大军，进军大西南、进驻勐巴拉西，开始了我一生的新生活。 五十多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何老板”、“白面书生”的光辉形象，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是他们把我这个无知无畏的青年，领上了光明的道路。 军政大学校址设在南塘师范学校，全称是：军事政治大学四分校。 新的生活开始了。军校首先开展了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政治思想教育，使每位学员明白当兵为什么，为什么要当兵的道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接着就是进行军容军纪的教育。大家脱下旧时代带来的衣物，穿上崭新的军装，戴上闪闪发光的八一五角星帽，腰上皮带一扎，个个精神焕发！大家第一次感到作为军人，无尚的光荣和幸福。 最有趣的是当动员剪去长头发的“命令”下来后，有些女生顿时就哭了，女中队的女指导员不管她们哭不哭，手快剪利，喀嚓喀嚓把那些“波浪式”、“牛尾式”、“披肩式”等统统剪去，留下齐耳的三寸短发。有的女生还把丢在地上心爱的头发拾起来，小心包好，看了看又哭。 男中队里的小伙子们，也有个别追求浪漫情调的，不愿意剪去长发，看着心爱的长发被剪了，个别男生也伤心地哭了。 晚上大队开会，军大四分校二大队政委杜晶就剪发一事发表了看法： “同学们，要革命就得彻底抛弃旧社会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传统、旧习气，接受新的光明的东西，我们不仅要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吐故纳新，是自然规律。少数同学连抛弃几根头发都痛心得很，有的还哭鼻子，哪有革命的气魄！” 他严肃地问：“现在还有哭鼻子的吗？”队伍里鸦雀无声。 政委接着道：“现在没有哭鼻子就好！舍不得丢掉那‘宝贝’的同学，可以寄回去给父母，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忘恩，请父母收留’。” 政委的幽默，逗得大家都笑了，女同学笑得更像黄莺儿鸣柳间。杜政委要求散会以后，各小队组织大家就“剪发一事”展开讨论。一场剪发的风波云消雾散。 ------------ 第四章 军大炼狱 军大的军事课从操正步开始。上午学习军事操，下午学政治理论。尽管我们在读高中时学过一些立正、稍息、左右转等，但与今天部队里的要求相去甚远，部队要求一招一式都得到位。 队伍站得要像一根线一样直，挺胸、昂首、收腹、闭唇、两眼平视，左右转队伍要同步，齐步走摆手高低要一致，抬腿开步，脚扳与地面平行……达不到要求的重来，个别笨一点的还得给他开“小灶”。 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足发麻！“小姐”、“少爷”们，吃不消就私下里嘟噜说怪话： “这是什么军事政治大学？没有一点大学味道!”……但第二天大家还得坚持参加操练。 这时学校提出了：“比比谁经得起革命的磨炼！”的倡议书。各连马上开会讨论，要求大家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参与到“比比谁经得起革命的磨炼！”的活动中去。 政治理论课先学习《社会发展史》。政委杜晶给我们讲课： “同学们，过去学过《社会发展史》吗？”举手的人寥寥无几。 “哎，是旧社会害了你们!有的同学可能连‘社会发展史 ’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政委笑着道： “今天第一课给大家开开‘洋晕’，希望大家认真记、细心听，课后组织讨论，允许争辩。” 当时学习没有课本、没有桌凳，每人发一本粗纸笔记本，一只笔，屁股当“凳子”，大腿当“书桌”，全体学员坐在地上，边听边记。 由于杜政委理论水平很高，讲得逻辑严密，条理清晰，事例生动，剖析透彻，大家听了都耳目一新。晚上大家集体讨论，理解的、不理解的各抒己见，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有钻牛角尖的。 班上有个小鬼叫邓小林，他矮个子，瓜子脸，人小嗓门大，说起话来尖声尖气的。 他说：“杜政委讲，人是从猿猴变成的，我不信，为什么今天的猿猴变不了人呢？” 这一炮引起了大家强烈兴趣，大家纷纷发言进行争论，后来争论还充满了情绪味，但总觉得理由不充分，谁也说服不了谁，直辩论到吹熄灯号还不愿意散会。 理论教员见此情境，笑了笑说：“同学们，明天再讨论吧，散会！”于是大家拍拍屁股上的灰土回寝室去了。 这种民主讨论的方式，别开生面，畅所欲言，没有家长式强行灌输，更无互相攻击和诋毁，只有相互启发引导，逐步接受。杜政委有时也参加小组讨论，没有一点家长作风，只是反复引导大家，正确理解社会发展史的理论观点。 由于大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人的起源认识比较肤浅，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所以争论不休，直到学校发了一本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小册子，才解决这一争论——劳动可以改造世界，劳动创造了人类。 理论课还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联合**》、《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十多篇必修课，后来又加修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一些带有针对性的文章。 通过这些理论的系统学习和对旧思想旧观念的批判，把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旧人”，改造成新社会的“新人”，实现了——“从猿到人”的飞跃。后来实践证明，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改造”过来了，有的彻底脱胎换骨成了时代的楷模。 在军大，还有教导团与我们一起“同窗共读”。他们是从洛东等地过来的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有的当过反动青年军，有的是起义过来的科技人员，他们是“老革命”了，思想比较活跃，有一股虎虎生威的豪气，我们这些学生兵自叹不如，羡慕死了。 军校每天的作息内容都安排得满满的，五点起床，一直到二十一点半熄灯，一天学习生活紧张而活沷。 初来乍到，生活颇觉不适，一切都是集体活动，很不“自由”。旧社会养成了自由散慢的习惯，一下还转不过弯来。 现在全天都是集体活动，没有了“自由”的空间，纪律一约束，谁也受不了，私下有怨言。我的小同乡邓小林，他人小火气大，经常私下里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有时也在想，怎么“军大”就是这样呢？与我们所期待的军大生活完全不一样，许多人都感到失望，甚至想退出所谓的军大了。 有一次指导员找他谈话，开始小邓还是那股熊劲，理直气壮，强调客观原因，“猿性”未改。指导员却笑嬉嬉地瞇着眼，循循诱导。时间长了，小邓一看到指导员那副弥来佛般的笑脸，他骨头也是酥的。 真怪，小邓的性格转了一百八十度，不再乱放炮，性格也“温顺”多了，学习更认真，每次笔记本上总是记得满满的，字也写得一扳一眼，操练时最吃得苦。在进军大西南中，他多次授奖，到春城不久便加入了先进组织。这说明，人是可以改造的，军校就是一个大熔炉！ 到了八月份，学习、训练更加紧张，夜晚有时搞紧急集合，天越黑、雨越大，集合越频繁。男的还好，衣裤一穿，手快脚快，打好背包一背就往操场上跑，但那些女生就差劲了，她们平时养成了不急不慢、出门前整衣照镜的习惯，一到紧急集合，就手忙脚乱，拖拖拉拉，总不能按规定的时间到达操场，所以难免挨“克”，就连女生指导员、中队长也“克”在里头。常常让我们男生解散，罚女生队立正站在黑咕隆咚的操场上。 我们的大队长是一位老红军，湖阳人，身经百战，别看他不太修边幅，可治军严明。他见女生老是不能按要求准时到操场，很是恼火，他严肃地说：“像你们这样拖拉，如果敌人来了，不就被‘包了饺子’！还谈什么消灭敌人，更谈不上打倒反动派……”又是一顿狠狠的批评。 ------------ 第五章 学习行军 宝剑锋从磨砺中来，艰苦的磨炼可以改变人生。 通过反复地练习快速穿衣服、打背包，以及多次夜间紧急集合训练，女中队终于达到夜间紧急集合的要求。时间长了，男生渐渐麻痹起来，有几次突然夜间集合都是女生中队先到达操场，男中队被批得更厉害。 男中队同志私下里嘀咕：真他妈的邪门，大丈夫还不如裙衩女？有心计的人就去暗中探密。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来女同胞们摸到了规律：凡是大雨天、伸手不见五指天，就会搞夜间集合。 于是她们晚上12点多钟提前起来穿好衣服、打好背包，枕着背包睡觉，一听到紧急集合哨声，立马背起背包、轻手轻脚、一个跟着一个摸黑往操场上跑，齐刷刷一字儿排在操场上。 所以男中队总是赶不上女中队。大队长、政委、参谋长看她们能快、齐、静到达操场，当然大加表扬。 “女中队提前打背包”的情况反映到校领导那里，开始杜政委也半信半疑，他马上叫人去调查，结果情况属实。于是召开大会，严厉批评了这种弄虚作假、不练真功的作风。还专门召开座谈会讲了“我们大军之所以能胜利，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后来军大在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风之外，又新增了“实事求是”这一条。 由于军校反复地进行军事训练，学员的军事素质大大提高了，通过系统地学习新民主主义理论，大家的政治理论水平也有了很大的飞跃。军校的“炼狱”使每一名学员开始“脱胎换骨”，逐步成为一名真正的合格战士。 “从现在起，军服整齐，背上背包开始练夜行军。”校部一道命令下来，开始了夜行军训练。 “行军，不就是走路吗，长这么大谁不是天天在走路呢？有何难哉！” 大家心高气傲，踌躇满志，不以为然。但要达到真真意义的“会走路”、“能走路”，还得经过一番磨炼，吃一番大苦。 当晚凌晨一点，紧急集合的哨声吹响了，大家打好背包，悄无声息地来到操场，各中队清点人数后立即出发！起初大家都挺神气，雄赳赳气昂昂，迈着轻快的步子，觉得午夜天气凉，有月光可借，只搞五个小时，估计吃得消。但走了二三个小时后，大家就感到很累了，许多学员的背包都散了架，不得不停下来重新捆背包。拖拖拉拉天亮都亮了，好不容易回到学校大家已经溃不成军。当天上午，学校对第一次夜间行军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对表现好的同志进行了表扬，对行动缓慢、“背包散架”等问题进行批评，要求整改。对针对大家“背包散架”的问题，中队长专门下到各班，指导我们如何打好结实的背包。背包大小的尺寸是：长六十公分（约六个拳头）、宽四十公分（约四个拳头）、高二十公分（约二个拳头），备用鞋一双横捆在背包背面，带子捆绑与背包成垂直平行线，不得歪斜。中队长要求每个人在三天之内学会打扎既结实又好看、大小基本一样的背包，并经检查合格才行。于是大家反复机械地练习，拆了打，打了拆，有的连午休的时间也搭进去了。 我笨手笨脚地练，不是长了就是宽了，要不就是厚了……有时自己觉得“可以了吧”。 操一口北方口音的中队长虎着脸说： “什么可以了，扯球蛋……不合格，重来！” 我们只得赶紧拆了再练。经过二天的折腾，经大队、中队专人检查合格，终于提前完成了任务，我也长长嘘了口气。我那个小老乡邓小林的背包打得最好，还作为样板在全队展示，我作为同乡，由衷地感到高兴。 打背包人人过了关后，白天继续学政治理论，晚上又开始了夜行军训练。第一二三天大家还能精神抖擞，没有掉队的，但到了第五六天，足也不对劲了，腿酸背痛，疲惫不堪，鞋子里不知什么时候爬进了不少小沙子，鞋子也经不起考验——磨出了小洞。唇亡齿寒，脚板也磨破了，但始终不见休息号吹响，双脚已经不太听使唤，只有咬紧牙，坚持着。 部队就像一条黑色的长龙，不见声响，徐徐前进。部队有规定：夜间行军不许大声说话，不得哼叫，不许有烟火，不许掉队，不许…… 当听到“原地休息”的口令传来，一个个像喝醉酒的醉汉，背包一撂，东倒西歪，躺了一地。 这时中队长走过来低声说：“快把鞋里的沙子倒出来，按摩脚板和大腿……。”大家打起精神，脱鞋倒沙，按摩脚扳和大腿，果然感觉好多了。 有的同志脚磨出了血泡，区队长叫来了卫生员，刺破血泡，搽上消炎水，用胶布一扎就完了。一会儿前面传来了“出发”的口令，大家快速披挂，雁领而行，消失在夜幕中，天将破晓时我们又回到了学校。 三周后，上级把我们“升格”——按照教导团夜行军八小时的时间要求训练。大家一听，有的被困难所吓倒，哭丧着脸；有的低估困难，不以为然。 指导员早看出大家的心思，下午召开思想动员大会，会上指导员分析了可能遇到的困难，批评了同志们思想中存在的盲目乐观和悲观畏难情绪，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鼓励大家要用不怕吃苦、英勇顽强的精神去战胜一切困难，希望我们七中队中没有人当狗熊! 这时有人高声喊：“是英雄，是狗熊，行军路上比比看！” “向一二三四中队挑战!向一二三四中队学习！” 大家的情绪立即振奋起来，个个摩拳擦掌，信心百倍地去迎接新的超越。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训练，大家闯过了生理、心理适应关，终于能够达到晚上行军8小时，坚持走到目的地，没有一个掉队的目标。 全校厉兵秣马，斗志昂扬，走起路来咚咚作响! 1949年初，全国尚处在解放全境的进程中。人民军队正以风卷残云之势，向西北、华南、西南大进军。那时经济还没有恢复，全国还处在极度困难时期，老区民众节衣缩食支援大军的行动。 军政大学确实是宠儿，一日三餐白米饭、细面粉，三菜一汤，餐餐有荤菜。我们这些曾经饱受饥饿之苦的贫苦学员，得到这样的优待，真是做梦也不敢想。但有些家庭条件好的学员，却不以为然。时间一长，就滋生了养尊处优的习气，一日三餐随意抛撒馒头、米饭、菜的现象逐渐突出。一天晚上，大队紧急集合，部队开进会场后，只见主席台的桌子上放着一只大粗碗，桌旁放着一个盛饭的大铁桶。 ------------ 第六章 西进动员 一天晚上，大队紧急集合，召集大家开会，大家都很纳闷，私人下里猜测着开什么会。 主席台上坐着王大队长、杜政委，他们平日慈祥的面孔不见了，显得非常严肃，等大家坐好，杜政委开始说话了： “同志们，今天开个特别会，叫‘忆苦思甜’会，就是回忆过去的苦难生活，想想今天的幸福生活……现在请炊事班长讲讲他的苦难史，不要鼓掌。” 老炊事班长站起身非常痛苦地说： “我四岁时父母被地主和反乡团逼债活活打死了，我被地主抓去当长工，天不亮起来，砍柴、舂米、割草、放羊、洗衣服、带小孩，没日没夜地干活还常常挨打。衣服没洗干净、用多了洋碱要挨打，砍柴、舂米完不成数量要挨打，有时还不给饭吃，罚饿一餐饭或一天的饭。……地主家吃的是山珍海味，连地主家的大黄狗都吃大块的肉，我吃的还不如猪狗食。 我在地主家干了十几年的活，都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到头来满身是伤疤，……”说着说着，他已泪流满面。 他愤怒地撩起衣服，“大家看，这些伤疤就是被地主摧残留下的痕迹！大军把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我要跟着大军革命到底！……地主阶级的仇，反动反动派欠下的血债，我们一定要和他们清算，……” 老班长说到这里已泣不成声。 台下立刻响起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声，学员们都被老班长的血泪史感染了，情绪激昂，愤怒的火焰变成了震耳欲聋的口号。 这时杜政委站到桌前高举那只大碗说: “这只大碗里装的不是普通的米饭，而是解放区劳动人民的血汗啊；这只桶里装的也不是普通的饭菜，而是劳动者的血泪!我们有的同志却乱倒饭菜，这是在糟蹋劳动人民的血汗啊!我们吃的每一粒粮食都是解放区人民节衣缩食，省出来的！有的同志糟蹋粮食难道不感到可耻吗?这是忘本!这是犯罪!……”政委双眼里射出利剑般的光芒，直透每个学员的心背。 今天的忆苦思甜会，比我们一个多月来的理论课更直接、更生动、更有教育意义，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为什么要革命的含义。这场别开生面的教育大会，深深地触动了我的灵魂，使我第一次接受了生动的阶级教育，真是刻骨铭心。 八月的江南，骄阳似火。军大所在的南塘师范学校，校园宽敞，环境优美。东面是一个大操场，西面是一些低矮的小山丘，校舍周围有遮天蔽日的梧桐树，教室、宿舍如同一颗颗珍珠镶嵌在绿荫丛中，可谓“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啊！（唐·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梧桐树下的确是夏日乘凉的好去处。军大进住时校园内只有几名校工守护，现在有二千多人在这里学习，到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真感谢上级为我们选择这样一个好地方，让我们安心学习和锻炼。 一天，校部通知：“打扫所有的校园，清洗所有的衣服被褥。”于是大家忙开了。 我们估计有什么大首长要来检查。这次搞卫生要求特别严，任何中队不敢马虎。忙了二天，大礼堂、教室、宿舍的环境焕然一新，对开的大红纸标语贴满了墙壁。大礼堂的拱斗上挂着一幅硕大的横幅:“军大四分校开学典礼”几个大字格外显眼、气派。三面墙上也贴了许多标语、口号，台上一幅天鹅绒色的大幕布上挂着领袖的巨大画像。 “哦，是军大举行开学典礼!” 一天下午三点，十几辆各式吉普车开进了校园，许多不认识的首长陆续进入会场，一队身挂驳壳枪的警卫战士在会场四周站岗。我们席地而坐，已等候多时了。大家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大气不敢出。 会议由范教育长主持，他神情严肃，精神饱满，大声道: “军大四分校开学典礼现在开始！全体起立！ 鸣炮 ，奏《国际歌》！” 等大家坐下后，他大声道：“请零一号首长讲话！” 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大家都在猜，这位一号首长是谁呢?消息灵通的人小声说:“一号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司令员。” “哇!是他呀！”大家都伸长了脖子 、睁大眼睛，想好好看看这位心目中敬仰的大将军。 只见一位中等身材、戴着眼镜 、脸形宽大、一脸腮胡子的首长走到台前，他大手一举，会场顿时安静下来。校领导搬来了木椅请他坐，他却站着开始讲话: “同志们，大家好！军大今天开学了，首先，我向大家表示热烈地祝贺!……听你们的范教育长说，你们学习得很不错，时间虽然短，但收获不小，这就对了，但不能骄傲，你们今天脱下了小资产阶级的旧装，换上了革命军人的新军装，这是一个大变化。” 一号首长用手指了指自己身上的军装说: “这是千千万万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很珍贵啊！” 他喝了一口茶说：“今天你们参加了革命队伍，仅仅是抓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尾巴’，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将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就将到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尾巴’，有些人能够抓住，有的人就不一定了，就看他自己怎么去实践。革命的道路还很长、很艰巨，看能不能坚持革命到底了。” 他用犀利的眼光看了看台下的学员，“在座的有许多同志是抱着不同动机来参加革命的，通过学习、锻炼，一定要端正参加革命的动机，坚定地革命到底！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紧紧抓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尾巴”，将革命进行到底！……。” 由于天气太热，没有电扇，一号首长已是满头大汗。他一口湘南腔，虽然没有扩音器，但声音宏亮，整个会场还是听得很清楚。一号首长的精彩讲话，使会场响起了一阵又一阵掌声。 接着范教育长说:“我们陈司令员军务繁忙，他刚从前线参加军事会议回来，听说军大开学，百忙之中来看看大家，给大家鼓劲，打气，他的讲话很重要，各大队要认真组织讨论……。” 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大家欢送陈司令离开会场。 会后各大队组织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纷纷表示要坚定革命意志，紧紧抓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尾巴”，决不当逃兵，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每人都向组织写了决心书，各中队之间也提出挑战，看谁革命坚定!决心书洋洋洒洒都是大块文章，独有那个邓小林的决心书只有十一个字——革命到底，决不当狗熊！ 大家看了不以为然，有的人还认为“没水平、太俗气”。指导员看了每个人的决心书，感觉不满意，但只找到邓小林说: “你的决心书得改两个字”，小邓睁大了眼睛看着这位朴实的首长，感到很疑惑，“怎么改？” “自己去想想吧。”指导员说。 ------------ 第七章 奋斗方向 这一夜邓小林陷入了沉思。他出身贫寒，是个孤儿，吃了不少苦，靠姑姑把他养大，供他到洪都心远中学读到高中毕业，为了个人前途，他找到了革命的队伍，参加了大军。在几个月的锻炼中，表现不错，特别能吃苦，干活、出操、行军都是好样的 ，礼拜天还常常到厨房帮忙 。 今天为“改两个字”犯了愁，改哪两个字好呢?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我和他是上下铺，是好朋友。于是他对我说： “喂，老同志(我比他大三岁，他常这样称呼我)，帮我想想吧。”我说：“陈司令员不是说了吗，看能不能抓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尾巴’，就是看谁能不能坚持革命到底，不当狗熊能说明革命到底吗?应该把狗熊必为逃兵。” “哦，改得太好了！”邓小林茅塞顿开。 又过了一天，一张独特的决心书贴在了队部的宣传栏里: 邓小林的决心书：革命到底，决不当逃兵！。 晚上集合点完名，指导员对大家说: “邓小林同志那份决心书写得很有水平，别看他只有十一个字，但说到了点子上，表达了革命到底的决心。我们有的同志洋洋几千字，有引言、有一、二、三、四条等等，但实质性的东西没有，大都是空话，一条也做不到。邓小林同志的决心书抓住了要害，‘决不当逃兵’表达了革命到底的决心。大家的决心书没有抓住核心，都要重写，一要抓住革命到底这个核心，二要联系实际，找到思想、作风、行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三要抓住不当逃兵、不开小差、展现新军人风采这个核心。”第二天，宣传栏里重新贴上了大家重写的新的决心书。 八月的盛夏，天气越来越炎热，随便活动一下都出汗。每天理论课的份量越来越重，几乎天天上新课，下午组织讨论，讨论可以坐在树阴下进行，上课就得耐着性子了。大礼堂内人多，大家席地而坐，军大学员总是坐在中间，教导团等坐两边。一节课二个小时，上课没多久，已是大汗淋漓，连屁股都湿透了，笔记本上也沾满了汗渍，一听到“休息十分钟”，大家立马就往风凉处钻。哨声一响，大家又迅速进入礼堂，各就各位，等到第二节课上完，讲师、学员一个个像落汤鸡似的，衣服全湿透了。 一天，教导团十多个同志在筑一个土台子，台前立了几根竹竿，大家猜，“大概是筑个戏台吧”，但又不像，只有四十平方米，只够开会用。这时有人大声说:“八一建军节到了，开大会用。” 1949年8月1日，部队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土台上坐满了兄弟部队的领导，台上横幅是:庆祝建军二十二周年大会。左右两边对联对联，红纸白字煞是气派。台后巨大的天蓝色幕布上挂着领袖的画像，台上两边插上了不少彩旗。宽大的操场，坐满了部队，远处的山丘上还架起了高射机枪，预防敌人空袭。 这时只见陈首长在范教育长的陪同下，带着许多陌生的首长向主席台上走去 会场上各部队的歌声，高亢嘹亮，此起彼伏，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八点左右，大会在雄壮的《进行曲》中开始，范教育长主持会议，他走到台前大声说: “各位首长，同学们：大家好！现在开会，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下面，请一号首长讲话！大家欢迎！” 大家一听：“一号首长”，就知道是陈司令员来了，非常高兴，这是他第二次来到学校看望大家，感到特别的荣幸。 全场掌声雷动，只见陈司令员健步走上主席台，向大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道： “同志们，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是我们人民军队成立的节日，我们在这里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就是要回顾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的历史，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永往直前，全面、干净、彻底消灭蒋家王朝，解放全国。……” 他还讲了全国的发展形势、对部队的要求、下一步军队的任务。他强调，“要认真贯彻‘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思想，加强部队思想建设，将革命进行到底! 目前，我们人民军已经向南、向西、向西北大进军了，上级命令我们向南、向大西南迂回，截住敌人的退路，把他们全部消灭在大陆境内。你们的任务就是开动每人的两只脚，仿效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坚决消灭反动军队，胜利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他喝了一口茶水，提高了声调大声问道:“大家有没有信心呀?” “有!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台下一万多人的大会，变成了誓师大会，口号声直冲天穹。大家手臂高举，真有可上九天揽月之势! 陈司令的话感动人心，令人振奋，博得了全场长时间的掌声。他雄辩的口才，儒雅的风度，威武的军人气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说他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当过老蒋的警卫员，东征时曾救过老蒋，后来因为政治理想不同，成为我军赫赫有名的一代名将，我们为有这样的司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大会在热烈的掌声和嘹亮的歌声中结束。 我们马上要开拔了，为了便于长途行军，上级发来了许多绑腿带，每人一副，限五天用空闲时间学会打绑腿，大家一听又兴奋起来。 我们中队长的绑腿打得漂亮极了，绑腿上有棱有角、有人字形花纹，波浪式上升，如同织在布上的美丽图案。他来到我们中间，伸伸腿得意地说： “小伙子们，怎么样？不比姑娘绣的花儿差吧？”一脸的笑容。 我们看了从心里羡慕他的手艺。大家都虚心向他请教打绑腿的方法。打绑腿确实大有学问，有的同志是“竹竿腿”、有的是“箩筐腿”、有的是“喇叭腿”，所以扎绑腿的方法和要求也不一样。 大部分同志怕绑腿没扎紧，绑腿松了影响行军，于是都扎得紧紧的，结果没走多少路，血不流通，两腿抽筋，不能行走。“喇叭腿”的同志也不好扎绑腿，上粗下细，一层层缠好后，没走多远，绑腿一溜儿全部滑到了踝骨上，像接了骨折的“残腿”。我们班上有个男生叫何慧敏，每次绑腿扎得不合格，他总是自言自地说：“该死、真该死。” 一天，邓小林苦练出“成果”，他来到中队长面前把腿一伸，“老革命，瞧瞧，这绑腿扎得怎样，不离谱吧？”小邓神气地高高昂起头。 中队长上下看了看，用手指头这里抠抠，那里捋捋，刹时邓小林的绑腿布象散了架似的，一下全松了下来。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小鬼，你想在鲁班面前耍大斧，还嫩了点，中看不中用。” 围观的同学再次哈哈大笑起来。邓小林收拾起散乱的绑腿，不好意思地走开了。中队长眯着眼看着小邓那付狼狈的样子，也笑了。 他转过身严肃地对大家说：“这玩艺儿可不是弄着玩的，行军打仗绝不能搞花架子！每一个人都要过我这一关！” 于是他抓紧时间，一点一滴，不厌其烦地教大家扎绑腿的方法和秘诀。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人人过了关，赶上了“老革命”。 ------------ 第八章 依依惜别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日，校部突然通知各中队：“八月十五日军大开拔，十五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各中队动员大家把一切原有衣物、箱子、用具等东西整理好，家在洪都附近的，十四日送回家，当日返校，家在外地的，统一交校部邮寄到各家。大家心想，马上要行军远征了，心里真有些紧张，立即忙碌起来。 我把旧衣物、书籍等不要的东西，装在读高中时用的旧皮箱里，向中队长请了假，径直往洪都的表姐夫家。表姐夫四月份左右已回万县老家了，只留下一个守门人，我把东西交给他，请他方便时帮我带回老家。 我就要离开培养我成长的洪都了，但心里时时惦记着表侄妹许慧英。表姐夫叫许飘萍，万县人，他在洪都市做生意，只生了一个独生女儿，名叫许慧英，小名菊舫，菊舫在家是千金小姐。就读于洪都女子中学，1949年读初中三年级，比我低两级，年龄少我三岁。婷婷玉立，个子像她父亲那样高大，脸儿却像母亲那样靓丽，他叫我表叔。洪都解放前夕，她家租了一只大帆船，准备装运所有的家什，船就靠在洪都市抚州河口。表姐夫因生意交接很忙，就叫我陪菊舫和一个抱养的小弟弟蔚苏一起在船上看守东西。 入夜，抚河渔火点点，皎洁的月光撒落在静静的河面上，如同飘落的片片白银，银光闪闪。 从1947年春到洪都读书开始，我和他们相识数年，每到礼拜天，表姐总是要我与张学宣去她家玩（张学宣是表姐的亲表侄），时间长了，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无拘无束，无话不说，天南海北、理想前途乱侃。礼拜天他家成了我们的乐园。 不知从何时起，许慧英渐渐喜欢上我，她长这么大很少接触异性，在女子中学全是青一色的“尼姑”。有一年的阳春三月，她约我去桃花村游玩，粉红的桃花、亮丽的少女、帅气的小伙子，多么惬意浪漫。我们有说有笑，陶醉在大自然的画卷里，可谓人在画中游，画中有人走。有时我们荡舟东湖、慢步公园，抚州河两岸的街头、商场闪动着我们的身影。记得她第一次请我去看电影，我问她是什么片子，她含笑不语，到电影院一看，电影的名字是《千里送京娘》。也许上帝早有安排，注定我们要分手。 一天，她难过地对我说：“表叔，我要走了，何时能相见？……。”话还没说完，就呜呜地哭了。我安慰她说：“别难过，你还是留下跟我一起从军吧。” 可是她不说话，只是呜呜地哭。 不久，张学宣迫于父命回文山老家去了，只有我在这里帮表姐夫照看着船只。这段时间，我常带菊舫姐弟两坐在河堤上聊天、散步，观看江边的夜景，有时也去看看电影。船上有二个船老大，也是万县人，他们往返于万县至洪都之间，将上游的木材等货物运到洪都，再从洪都运商品到万县等地。他与表姐夫相熟，所以我们也在船上吃住，待我们也好。 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军就要打过长江了，洪都对于有钱人来说已是风声鹤唳，他们携带着财富纷纷逃散。 他们临行前几天，我再挽留菊舫，她死骡子一个——不搭腔。她心里也许有许多苦楚，毕竟她还未成人自立啊，那时我真幼稚。临行的前一天晚上，我再次劝她留下，她仍沉默不语，我有点火了，熊了她几句，她哭得更伤心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这千金小姐如此恸哭。她一哭我的气就消了一半，觉得怪可怜的，不好再说她。 船老大以为我们吵架，也不便多问。我耐着性子劝她留下，等待洪都解放。她还是不敢下这个决心，我生气就要走，她突然双手死死拖住我，小弟弟晶晶（学名蔚苏）也拉着我的手说：“表叔，不要走嘛，陪陪我姐姐吧，你看她哭得多可怜。”我又软了下来。 这个烦人的夜晚，我们三人坐在船头，对着月光、水波、渔火，默默无语，只有远处传来打更的声音。此情此景，如同唐代诗人张继写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千古绝唱，表达了无数游子彷徨、无助的心境。 1949年4月中旬的一天，表姐夫一家就要启程了，我怀着对表姐夫、表姐的感激之情和对菊舫的友爱之情，给他们送别。临上船，许菊舫紧握了一下我的手，塞给我一张小照片，低头上了船。我和表姐夫、表姐一一道别，祝愿他们一帆风顺、平安到家，也祝菊舫、晶晶健康成长。 船启航了，我对表姐夫大声说：“多保重，一路顺风！”菊舫也站在船头，挥动着小手，此时她已成了泪人。目送远去的帆船，我心里好像空荡荡的，黯然神伤，悻悻回到学校。 解放后，许菊舫定居洪都。1956年，我到金陵学习，返回南诏省时顺路到洪都见过她一面，她已是二个孩子的少妇了。有一年，我和老伴回豫章省探亲，与她再次重逢。后来她也到过文山老家看望张学宣（他们是嫡亲）和我，大家都老了，相互祝福长寿，谁知1988年她得癌症去世了。她辛苦抚养了三个孩子，都大学毕业，有的已在美国工作。她这一生喜悲参半，喜的是三个儿子都长大成才，她还到过一次美国；悲的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多次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生活多磨难，由于出生不好，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几岁已二婚的倔老头，双方又没什么感情。 军大真的就要开拔了，人心浮动，各种思想都冒了出来——怕苦、怕死、意志动摇。学校针对学员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组织大家重新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要求大家联系自己的思想，说问题、谈打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活动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树立正确的生死观。 自古以来人们对生死就有不同的看法。陶靖节曾说过：“死生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陆游诗中写道：“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司马迁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李清照更干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是何等的气派！但是革命的生死观与封建社会的生死观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 第九章 车站插曲 一位伟人教导我们：只要是为着人民利益而死，死得比泰山还重，死得其所；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利益而死，死得比鸿毛还轻。“生得伟大，死得光荣。”就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观最好的界定。 讨论极为热烈。大家都认为，革命并不是让人去死，问题是如何看待死，革命还没有成功，牺牲总是难免，当革命需要的时候，作为一名军人，就看你敢不敢为革命献身。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死有何惧！这就是革命的生死观。校部为了使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的生死观，还印发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节选）。 杜政委说：“保尔·柯察金是千千万万革命青年学习的榜样，他为了推翻沙皇的残暴统治，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英勇战斗，后来全身瘫痪，双目失明，还以顽强的毅力写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他身残志不残，把一切献给了伟大的的解放事业。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 霍指导员要大家抄录保尔说的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生命应该怎样度过呢？当他回忆往事时，能够不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政委说：“我们要用保尔的精神来对待生死才有意义。” 奇 书 网 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霍指导员接着说：“从保尔身上我们得到启发，要革命必须彻底抛弃小知识分子的个人感情。先国家，后小家，先为民，后为已。希望大家抛弃儿女情长的脆弱性、动摇性，义无返顾地跟党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领导的谆谆教导，猛烈地撞击着我们的心灵。通过讨论，提高了认识，大家再次向组织表决心。 我保证书的主要内容是：“革命到底，绝不当逃兵，在革命的洪流中考验自己。”时间是：1949年8月14日。 开拔的那一天，我们二大队没有一个开溜，还破格录取一名女兵，受到校部的表彰。 1949年8月15日早晨，部队列队走向火车站。一列长长的列车停靠在岔道上，各中队点名上车。 一节“闷灌子”似的装货车厢，挤上七、八十号人，正好一个中队。那位红军大队长逐个车厢检查了一遍，看了看我们幽默地说：“委屈你们知识分子了。”上车后等了很久，不见车动，这么多人挤在无窗的货厢里，闷热难受，又不能下车活动，等到十一点左右，轮子还没有滚动，火热的太阳悬挂在空中，炽烤着四面不通风的车厢。大概上级“体恤民情”，传令大家下车就地休息。尿憋得胀鼓鼓的，又不能远走，只好躲在车厢下“放水”了。 这时，远处一位中年妇女缠着校政治部李主任和大队政委杜晶要求参军。女同志身穿兰士林布上装，灰色长裤，留着短发，手上挽着一个小包，农村妇女模样，哭叫着要参军。也许女同志爱哭、又善哭，三哭二哭，终于打动了两位领导的心，于是破格录取，编入女生中队。 这一幕刚完，一个中年汉子，带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孩子找到了她。男的是她丈夫，求她回去，那女的坚决不回，那男的没法也哭了起来，小孩也不停地哭喊着要妈妈。那女人气呼呼地说：“你还是个男人，有什么好哭的，你可以带大孩子，我已经下定决心去参军，等革命胜利了我就回来……今天我决不会回去，除非打死我！”看她那气势，参加大军是铁板上钉钉——决不动摇了！那男子低头不语。部队领导也连说带劝、加批评，男的无可奈何只好牵着小孩走了。 火车启动，“呜”的一声长鸣，向南奔驰。 这时车厢里，大家对刚才发生的事议论开了。 “这女同志也是的，何苦呢？有家有室的，还赶什么革命浪潮？” “嘿，这女的不简单，抛夫别子毅然从军，大有花木兰从军之气派！” 有的人分析，可能是她丈夫或者家婆对她不好，或者男的吸毒无可求药……议论极活跃，争论也很热烈，各有所感。中队长这时两耳闭门似的，一言不发，任凭大家高淡阔论，争得面红耳赤，等大家都不说了，他那晋北大嗓门响了： “我赞成那女同志弃家从军，因为她表现出了革命的坚定性和对封建伦理的叛逆性！”一语惊艳四座！ “你们不知道，那女的家里很穷，欠债去给地主家做童养媳，三岁上门，地主家不把她当人看，受尽了苦难，被迫嫁给地主儿子，如今解放了，不挣脱家庭的束缚出苦海，还待何时？！这就是革命，懂吗？” 到底是老革命了，看问题深刻，水平就是比我们高一筹，大家又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 火车走得并不快，一则枕木腐朽，二则超载，震动较大，摇摇晃晃，走走停停，到达黄城县时天已黑了。下车后就宿营在村里的大树下，也管不了蚊子叮咬，一觉睡到了天亮。 今天要考验大家的脚板子，从黄城到清樟，不远不近约八十华里。每人背一个背包、带一把油纸伞，部队成两列纵队前进。天气炎热，趁早赶路。开始走得极慢，一小时走不到八华里。性子急的要求走快点，这样磨磨蹭蹭让人想睡觉，但部队还是按部就班地走着。 红红的太阳，光芒万丈，热气炙人，考验着每个学员。后来部队加快了步伐，中队与中队之间间隔十米，雁行有序，每个人的前后顺序也不得乱，以后天天如此，不得超前也不得挪后。这样大家前后熟悉，即使夜间行军，少了一个人都知道是谁，你看这个规定多妙！ 走了近40里路程，背包愈背愈重，压得肩上怪不自在。有的同志背包十来斤，后悔没听上级忠言（规定最多八斤），现在自讨苦吃，看看那些老八路，小小的背包一个，背在肩上轻轻松松，悠然自得。那些女生就惨了，大包小包，挂满了一身，不知道是些什么玩意儿，这下越发沉了。 邓小林调侃地说：“女同志嘛，秘密东西可多了哩！” 有人调侃道：“你去检查过呀？” 逗得大家一阵嬉笑。一路说说笑笑，摆摆龙门阵，还有点公子哥儿逛大街的味道。下午五点多钟到达清樟，宿营在一个有许多樟树的村子里。走了一天的路，都很困乏了，这是军大学员第一次真正意义的行军。 ------------ 第十章 前站乐趣 8月17日，从清樟向淦县进发。公路是沙石路，坑坑洼洼，沙子老是往鞋子里窜，不得不脱鞋倒沙，脚外是鞋磨沙，鞋内是脚磨沙，嚓、嚓、嚓，都成了“冤家”。上午10点钟到下午3点钟，天气最热，头上烤、脚下磨，个个走得头上直冒烟，情绪低落。我们那位大个子大学助教，任我们的副班长，他振作精神，放下“架子”，哼上一段京剧小曲，大家一听都忘了疲劳。 他唱“打渔杀家”一段时，指导员居然能与他配合对唱，引得大家一阵子叫好，也引得路边群众好奇地笑起来。指导员说：“大家唱个歌吧？”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嘹亮的歌声飘向田野，飘向村庄，大家的情绪一下子提了起来，足下也生风。这是我出生以来的第一次“长征”。 到达淦县，不少人已走不动了，双脚也起了大大小小的血泡，袜子、鞋底磨穿不少。明天还得赶路，鞋是第一“战友”，不能扔掉。于是有的人就把包袱里的“私货”——短裤、毛巾之类，做成垫子，垫在鞋内，保护好脚。 小鬼邓小林大叫着：“看哇，我轻装了，重新装备了弹簧底。”他神气十足。 在他的启发下，大家立即仿效，既减轻了背包重量，又保护了脚，真是一举三得。 淦县是个小丁点儿县城，公路两旁稀稀拉拉有一些民房、店铺，街道极脏，没有电灯，当晚住在城外，好在天气热，露宿凉快，只是蚊子攻势凌厉。我们就想出个办法：把那把大油纸伞撑开，蚊帐罩在上面，人就蜗居其中，真是逍遥自在，以后只要是露宿，都用这个办法对付蚊子的“轰炸”。 晚上没有电灯，无法写心得体会，部队就组织大家20人一个组，围坐地一起，讨论有关问题或者总结一天来的行军情况，检查行军纪律、思想活动，开展批评与自我评，最后集中在一起，中队长作总结。 中队长是一位老革命，他出生太行山，参加革命十几年，如今已四十多岁了，但仍然精力充沛，行军、做工作比我们年轻人强多了。 从我参军起他就是我的领导，对我们就像对待他的孩子一样，关心备至。 他常说：“我儿子比你们大，儿子比我还进步，现在都当师长了，俺落后哩。”说到这里，露出大黄牙，显得安然自得。 “我年纪大了点，党分配我做什么工作我都服从，革命嘛，不讲条件。” 我们很尊重这位领导，但有时嫌他婆婆妈妈的太啰嗦。即使在开饭前几分钟他还要说上一篇大道理，可这时大家的眼睛都盯着放在地下的菜和饭呢，有时任凭风沙飞扬、苍蝇飞舞，他还是讲他的。 他和我们一样背背包行军，一路上有说有笑，非常乐观。据说他可以享受团级干部待遇，可以骑马、不背背包，但他还是享受我们一样的“待遇”。政委和老红军大队长对他都很尊重。我们中队因为有这么一位慈祥的长辈，纪律一直很好，情绪高涨，所以没有一人开溜。军大开拔前，个别中队有人借送东西回家之机溜了没归队。 每天风餐露宿总不是滋味。这天晚上通信员叫我和罗云富（洪都工业专科学校毕业）去队部。喊声“报告”后进了屋。 指导员说：“你们是文山县人吧？地情熟、人员熟，部队天天野外露宿不是办法，叫你们二人同副队长一起去打前站，找房子安排部队宿营，行不行？” “没问题！” “那好，趁早出发，赶到峡县水边镇，把全大队人马安排进屋里住。一定要征得群众同意，注意群众纪律。” “保证完成任务！”我们响亮地回答。 我们和副队长商量好一些具体问题已是下半夜了，三人干脆靠着背包合衣睡了。 1949年8月18日，我们开始打前站。晨曦初露，我们就上路。凉风拂面，稻香扑鼻，我们精神抖擞走得很快。 副队长说；“我们这样走，太快了不行，还远着呢，要不然会腿脚酸痛走不动的。” 于是我们就照常规步伐行走，但走走又快起来，快了又慢下来，风风火火仍然一路小跑似的。十一点不到就到了水边镇。找到兵运站的同志吃了午饭，立即号房子标人数，备齐粮食，等待队伍到来。下午四点左右，大部队来了，一切安置好，我们灌满水壶，休息一小时后，足下生风向南奔去。 下一站是八镇。太阳尚未落山，暑气依然，走得较慢，路上有西瓜卖，我用古币铜壳子买了三个大西瓜，副队长一掌砍下去，瓜分两半，又一下分成数块，大家一尝，真甜！副队长动作快，又一掌一个，西瓜分成几块。我吃了几块，肚子就塞满了，副队长说：“能吃就能跑，来 ！再来一块。”我连连摆手，他不依。没办法只好再吃一块。罗云富比我行，三大块下肚也不觉得撑。 副队长一抹嘴：“上路！”我说：“老罗嘴里的瓜还没下喉咙呢！”大家都笑了。 天一黑，凉快多了，走得更轻松。后半夜，摸黑到了八镇，从水边到八镇走了差不多五六十里路， 也许是乡音乡情的缘故吧，半夜叫门，立即有人热情开门，真有点“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唐·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的情调。大叔见我自报家门——文山人，忙引进屋。我们说明来意，他立即带我们到临时兵站，请兵站同志帮忙，他们满口答应为部队准备粮油等副食品，我们吃了点晚饭睡下休息。 天微明，从兵站出来就去号房子。八镇不如水边，镇子较小，房子都散落在公路附近，估计全大队可以住得下，我们把房子全部定了，并标明番号，校部及队部就安排在伪镇公所，打扫了一下卫生，并观察了周围“安全系数”，认为可以。 兵站同志为我们准备了粮油副食品，可贵的是还有干鱼（八镇历来产干鱼。干鱼香脆，拌上辣椒美味极了！），蔬菜可以到市场上买。我们总是想方设法让同志们吃住舒服些，这是打前站人的职责。 我想找过去在县中读书的八镇同学聊聊，如谢兰英、刘生、王超等，但只找到刘生，他见了我非常高兴，我劝他去参军，他不愿意。解放后他在文山中学教书。八镇一别，我们直到2006年才见面，都年过花甲矣。 大部队下午五时左右到达，我们一一引到所定番号处，并告知大队及校部后勤处去兵站采购所需食品，他们极为高兴。 我说：“请勿抢购，别把兵站榨干了。” 他们乐滋滋地去了。一切完事，我们向中队长、指导员汇报，他们听了很满意，副队长说：“小张、小罗不愧是老乡亲，处处顺利。”中队长说：“下次打前站还是你们几个。”我们当然乐意。趁天色凉快，离开了八镇。 ------------ 第十一章 惜别家乡 从八镇到文山县城约70华里，部队准备晚上住文山县城。八镇到文山县沿途风情我了如指掌。今天四人打前站，另增校部一名参谋。大家兴致勃勃，一路说说笑笑，毫无疲劳之感。我和小罗把文山县的有关风土人情、习俗，一一摆给他们听，他们是北方人，听了感到很新奇。但我们更爱听副队长讲他英勇杀敌的战斗故事，他在我们面前自然而然是老大。 他自我介绍说：“我是个孤儿，从小到处讨饭、流浪，八路军来到我家乡脂县，我就参了军，出生入死，打过许多仗，也负过伤，还打死不少日本鬼子和反动军，立过功，1942年入党。就这些，没了。” 他对自己的英雄事迹就这么淡淡的几句。我们问他：“你结了婚吗？”他幽默地说：“胡虏未灭，何以家为？”大家听了都感觉他说得很实在，觉得副队长有学问，不简单哩。我们是小字辈，可他从不摆老资格，还时时照顾我和小罗。 他说：“你们年轻有文化，今后祖国建设靠你们文化人。” 小罗微笑着说：“副队长你见识很广，工作有经验，比我们强，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他听了只是微微一笑。我们一直共事到干州才分手，可惜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走到双村9点吃早饭，每人上两碗肉丝面。我没那个肚量，只吃了一碗就饱了，副队长一口气吃了三碗，还拌上不少辣椒粉，辣得头上直冒汗，他还连声说：“痛快痛快。”吃完了他左手往嘴上一抹（他是左撇子），“上路！” 中午一点到了醪桥乡。醪乡只有一条羊肠似的破旧小街，店面零零落落，街上没吃饭的地方，一家店里只有饼干和水酒之类，副队长一摸，没钱了，只有代钱粮票，可这里又不能用，我也只有十几个铜壳子，大家一起“共产”，买了三斤饼干一瓶白酒。副队长立即要来四只碗，每人一碗酒，一齐“同甘共苦”，我不会杯中之物，小罗也只会喝一点，但在领导面前他也“斯文”推脱。队长火了：“下级服从上级，听‘命令’！”我仍不敢下口，“你还要不要去打前站哇。”我为难地说。“喝！”无可奈何喝了一小口，辣得喉咙像起火，副队长见我难受的样子，知我的确不会喝酒，我于是把酒全倒给他，小罗也倒了半碗酒给校部参谋，他们都“笑纳”了。副队长一仰脖子，咕噜全下了肚，我暗暗佩服北方人真能喝。我们趁着酒兴撒腿赶路了。 下午三时左右，我们从东门进入文山县城，此时天已下起了小雨，虽然路不好走，但心里特别畅快。我家就住在县城，离开家已经三年，终于到家了，别说心里多么高兴。县城每条街道都如数家珍，我带领他们从城东开始号房，再到城西、中药铺“福昌祥”、菜市场。校部、大队部住东门那座“洋楼”，我们中队队部住中药铺楼上。 “福昌祥”是一家百年老药店，店主樟树人，姓丁，人们称他丁先生。在号他家房时，丁先生的大儿子认出了我，大为惊奇，我们一说话，丁先生也认出来了，“哎呀！是毛伢仔呀（我的乳名）”，并问这问那，我只有捡重要的回答。听了我的来意，他很高兴让出了楼上的客房给我们。“对不起，公务在身，少陪少陪。”我解释着出了门。 下午四点多钟大部队到了，一一安置好后，我向队里请了几个小时的假，想回去看看母亲和姐弟们。我邀小老罗、小邓去我家吃饭。天下起了大雨，我们撑开伞就走。马上就要见到母亲了，喜悦之情洋溢眉宇之间。离家还有三十多米，早看见我家旁那棵大樟树，心跳得更快，脚迈得更轻松，马上就要看到我那可怜的母亲了！ 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叫：“张学逊！……”只见队部通讯员小刘从后面跑过来，气喘喘嘘嘘地说：“部队开拔了，不住文山，快回去赶部队。”我一听就像被打懵了似的震住了，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小刘拉住我的手就往回走，我心里真不知是什么味道，只得跟着走。通讯员小刘回过头说：“我先走，部队在砖门汇合，听到了吗？”他匆匆走了，消失在大雨中。 我们三人都很扫兴，急忙折回中队住地，这里已人去楼空，背包也被带走了。丁先生见了我不解地说：“就走哇，还没呷口水呢……”我们说：“谢谢、谢谢。”立即向南门文山大桥奔去。 文山河上原有一座大木桥，反动军队逃跑时炸毁了，部队已涉水过江，等我们赶到河边，河水突然暴涨无法通过，我们在大桥下游老渡口找到了一只船，雨下得更大，船老大不见了。我们三人急冲冲跳上船，小罗拔篙起渡，三人撑船便离了岸。 暴雨中突然我蕙姐赶来了（她听人说我到了文山，追随部队到南门大桥找我），她认出了我，大声喊：“弟弟呀，不要去了，水大雨急……”，只见她泪水雨水满面，心急如焚。我只好大声安慰道：“你回去吧，转告妈妈，我很好，不要担心，你们多保重！……” 小罗用力撑船，由于水深浪急，船顺水往下漂，我们都没撑过船，大船像断了线的风筝，随波漂流，大家都有点发慌。邓小林大声说：“把竹篙撑船的下首，用力！别惊慌。”我们三人一起拼着死力把船向对岸划去。 这里是文山和章江的交汇处，如果大船漂入章江，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好不容易把船撑到了南岸，我回头看见姐姐仍站在风雨中叫喊着，喊声带着哭泣。 我大声说：“回去吧，好好照顾妈妈，等革命胜利了我会回来的。” 我心里十分凄楚，但永远跟党走，永不做逃兵的决心已定，我用力向对岸的姐姐挥了挥手，义无反顾地一扭头，大步向前追赶部队，离开了我可爱的家乡。 这一别就是八年，直到1957年接到妈妈病危的电报，我归心似箭，马不停蹄，坐了汽车换火车，四天四夜赶到家，看到了病危中的老母亲和可亲的三姐姐及弟弟，心中特别欣喜。 我们三人还没走到墨潭，天已漆黑，滂沱大雨，不辨东西，幸好通讯员小刘告诉我们部队在砖门汇合，我对道路熟悉，知道部队所在位置，一个劲地勇往直前。八点多钟追上了大部队，一打听，我们二大队七中队还在前面，又赶了一阵，终于找到了中队，此时我们三人已全身湿透，我那把大油纸伞也张开了一个大口。 ------------ 第十二章 灭火救粮 中队长见我们三人都回来了，非常高兴，又颇为心痛地说：“好样的！”急忙叫人找来干衣服换上，还烧起了一堆大火，让我们烘烤衣服。烤了一会儿，身子热乎起来，也不觉得冷了。指导员检查工作回来，惊奇地看着我们说； “我担心你们被俘虏了。” “俘虏不了，决心书还记在心上呢！” “真不错！给我们中队增了光，有种！” 等把湿衣服烤干后，我们向领导敬了一个礼，就回到班里。 8月19日，这一夜住在砖门杨家坊村一个祠堂里，由于太困顿，也管不了地上干的湿的，倒在稻草铺的铺上就睡着了，更顾不得去多想：母亲、姐姐等亲人怎样为我担心、怎样难过。我可爱的老母亲，这一夜一定彻夜未眠，但我追随革命的决心，矢志不移。 老天爷放晴，大家都把被子衣物拿出来晒太阳。大队在一块平坦的树林里集合，政委说，昨天之所以不住文山县城，是为了让后续大部队住，因而多走了几里路，我们在这里整休几天，主要任务是：总结从洪都到文山这一段行军情况，要求是：肯定成绩、克服缺点，提高士气。 第二天召开了表彰大会，我因为“过家门不进屋”的表现，受到了表彰，授予三等好，并奖了一条雪白的绒毛巾。这在当时是最高级的奖品，这条毛巾陪伴我走到春城。 在大会会场，我遇到了我堂哥的儿子张敦篪，我又惊又喜，他怎么也参军了？他原在洪都一家私人大医院——许寿民医院，当医生。他从小跟着当郎中的父亲学医，深得真传，可以说是自学成材。 我参军时去过他那儿，向他说了我参加了大军，我问他愿意去参加大军吗？他说，他要学医，不愿意参军。当时还给我二块大洋，想不到在文山叔侄相见！我们紧紧握手拥抱，叙说分别之事……。 我们随大军一直走到春城，他先下到地方工作，后在春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当医生，是小儿科、妇科专家，后任副院长。1981年因患癌症不幸早逝，年仅40来岁。 “过家门不进屋”、“叔侄参军”成为我们大队的佳话。通过总结，部队提高了士气，坚定了每个人革命到底的决心。 8月26日部队启程，向广省进发。部队一路高歌猛进，《大军进行曲》成为鼓舞每一位军人斗志的最好“催化剂”。在通过天原永叔路（为纪念欧阳修取名。欧阳修，字永叔，今永丰县人。）时，我们个个挺胸昂首，迈着正步，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显示了大军是一支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气派。天原市民驻足观看，用敬佩的眼光看着这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部队。 部队在天原禾桥住了两日，并召开了欢迎天原新同学大会，我们大队增加到二千多人。禾桥是天原市内人口较多的一个镇，一条后河把它分成东西两部分，西边是农舍村落，东边是商业区，一座木桥连接东西，桥早已被反动军炸毁。抗日战争时期，天原有建国中学、鹭洲中学、国立十三中等中学，还有天原中师。 8月29日，部队涉水过河，向泰县进发，当夜到达泰县的枣村，一部分住民房，大部分野外露宿。 8月30日穿泰县城而过。县城街道狭窄，但比文山县商铺多些。每幢楼房的一楼都有穿廊楼，便于行人避雨。市面上零零碎碎有点东西卖，部队没有停留继续赶路，出城后只见公路旁的许多房子，都被反动军队破坏了，屋里也没人。天快黑时到一个较大的村子——欧阳村宿营。由于米不够，炊事班向老百姓买了些红薯加在米里一起煮，外加一点大葱，吃起来香喷喷的，味道很好。 半夜里军号突起，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立即穿衣戴帽。只见远处火光冲天！队长下令：立即奔赴火区救火！ 跑近一看，是一家仓库着了火，火势正猛，里面都是粮食，附近住军也赶来了，在大家奋力扑救下，大火才熄灭。幸好只烧了一间耳房及一些杂物。 部队返回住地时天已微明，匆匆吃了早饭，就出发了。由于一路上部队太多了，道路不畅，我们只好绕道而行，多走了点路。8月31日住泰县石乡村。 越往南，山岭越多，人烟渐少。由于粮食暂时不足，炊事班只好准备了一些稀饭，让大家将就对付了。后来部队走到有军供所的地方，购了一些大米、红薯干之类，以备“粮荒”。 今天9月1日，行程是80华里，下午四、五点钟到达遂县的珊田，珊田离县城还远，部队只好在这里宿营。珊田有一个大操场，据说是反动军队练兵用的，附近有个军营，还有些营房，但已破烂不堪了。 遂县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县。大革命时期，许多青壮年为了革命都去当红军了，经历了五次反围剿血与火的洗礼，遂县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一些负了重伤的战士不能随主力红军长征，留下组织赤卫队继续坚持斗争，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到解放前夕，与赣粤纵队合二为一，坚持战斗，迎接大军的到来。 9月2日到达遂县。住下来后，上级安排军大与老赤卫队队员联欢。大会主席台上坐着不少烈士遗孀，大会请来一位六十多岁的大爷作报告，他介绍了当年在上级的领导下，赤卫队如何发展壮大，如何同“白狗子”作坚决斗争的事。大革命时期，许多红军家属被反动派杀害。他悲愤地说：“遂县现在是女人多男人少，有的是‘寡妇村’、‘烈士村’，这都是反动派犯下的血腥罪行，这笔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会场上响起了愤怒的口号声。大家的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撼。 附近的一些群众也赶来参加大会，老人居多，妇女尤甚，青壮年很少。老乡们穿着既单薄又破烂的衣服，面黄肌瘦，蓬头垢面，我们看了，心里涌起一阵阵辛酸。会后部队掀起了捐钱捐物行动，大家把多余的衣物和钱捐了出来，尤其是天原、泰县等地新入伍的学员，钱物捐得最多。 9月3日军大与兵团十三军直属队联欢。首先听了刘政委作的形势报告。他说，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西北战场、华东战场、华南战场、西南战场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新国家就将诞生了！大家听了无比振奋。 ------------ 第十三章 社会调查 在遂县住了二天，做了三件事：一是进行了社会调查，二是帮助老乡割早稻。社会调查出来的数据令我们震惊，充分反应了阶级压迫的残酷和农民贫困的根源： 土地占有：地主富农占有土地65—80%，占有山林95—100% 人口：遂县人口不满二十万，妇女占70%以上，寡妇居多。全县不识字的文盲占90%以上，地主富农只占3—5% 收入：农民每年收入食不果腹，荒岁兼月年景，到处是讨饭的人。我们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看到农村田野荒芜，农舍破烂，民不聊生。一位妇女用她那干瘪的**喂养着小孩，由于没有奶水，小孩瘦得一把骨头，只是哭着要吃，我们不禁难过得掉下泪来。农村凋敝、生灵涂炭的景象，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这是活生生的阶级教育啊！指导员听了汇报，难过的低下了头。他猛一抬头，愤恨地说：“不彻底打倒蒋家王朝行吗？不彻底革命行吗？不彻底求解放行吗？”他连用了三个“彻底”、三个反问，震人心脾，催生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猛醒，绝不能对万恶的旧社会抱任何幻想！ 9月4日住小园，5日抵马江，一路山峦起伏，人烟稀少，一片荒凉景象。 1949年9月6日部队到达干州市，我们两个中队住干南中学，条件真好，有桌子、木床、电灯，算是高级享受了。上级布置大家总结从天原到干州的思想作风情况，要求多作自我批评，不要回避问题。个人讲，小组评议，肯定成绩，指出缺点，组织上不作结论，目的是鼓励大家积极向上，放下包袱，“轻装飞越万重山”。 不久，我们七中队搬到一家工商业主家住，干南中学留给干州新入伍的一大队同学住。 这家工商业主有一幢三层小楼房，还有个大院子，院子南面有几间瓦房，我们就住在这里。队部住小楼底层，主人住楼上。院子还蛮大的，种了许多果树，树上金黄色的果实煞是可爱。 有一种橙子，比橘子大一些，它的底部有一个眼，像人的肚脐儿，果实味美甘甜。主人介绍说：“这叫脐橙，是干州的特产，听说全国只干州才有。”大家都很好奇，很想尝尝，但有纪律约束，只能“望梅止渴”了。 有一天晚上，全中队突然在院子里集合，说是有人偷了二个脐橙，是主人的小孩发现的，指导员很生气，点名批评了那位学员，要他作深刻检讨，当晚立即向主人赔礼道歉，按价赔偿。但房东袁先生说什么也不肯接受赔偿，连连说：“大军幸苦，小小脐橙不值得如此郑重赔礼。” 指导员说：“二个柑橘虽小，但关系到人民军队的形象，这绝不是小事，我们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 我们看到院子内外有许多垃圾，尤其是厨房后面，垃圾已堆积成山。征得主人同意，我们用空闲时间大搞卫生，在果树下挖二条深沟，把所有的垃圾都填到里面作肥料，再盖上土平整好地面，整个院子焕然一新，蚊子、苍蝇也少多了。袁先生的太太满口金牙，乐得笑眯眯，连连说谢谢。日子久了，房东袁先生也常同队里领导摆龙门阵，大家感情都很融洽，当然也少不了向袁先生宣传党的政策，作些统战工作。 袁先生的大孙子喜欢到我们中间来玩，问这问那，很羡慕大军，我们教他唱歌、识字，他蛮认真的，他说长大了也要当大军。大金牙婆婆看到孙子同我们玩得很开心，总是笑容挂满脸庞，大家亲热得像一家人似的。 部队离开时，房东送给中队一面大红旗，上面写着：“仁义之师、军民鱼水情”。这面红旗在行军中很招人眼球，由战斗英雄邢友学一直扛到南诏省，别人还没资格哩。 “多拿了一个桔子，道歉三次，检讨三天”这是在干州发生的又一件“小事”，但又是一件大事。 一天王副队长带一个学员上街买菜，副队长买了几斤脐橙，当面付了钱，临走时那个学员顺手牵羊，多拿了一个，当时小摊主也没说什么。但在一次军民座谈会上，那个小摊主当面提出这件事，使与会的部队领导非常尴尬。会后指导员立即调查，结果属实。指导员气得火冒三丈，在全中队大会上声色俱厉地批评道： “这种违反军纪，破坏军民关系，严重影响大军声誉的行为，在人民大军部队里是绝对不允许的！你知道它的严重后果吗？我们天天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难道不要落实到行动上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什么意思，你难道不知道吗？好呀，你现在就多拿、多贪，损坏群众利益，以后还了得，还有什么人民子弟兵的气味呢？” 全中队都严肃认真地聆听着指导员的批评，谁都不敢吭声。此事报到大队部，要求给予“关禁闭三天”的处分，后来上级批示：“该同志向业主及周围群众道歉三次，在中队检讨三天，立即执行。” 这件事，对隐藏在灵魂深处的自私自利思想，给予了重重一锤，也使大家认识到，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人民军队的形象，军人的形象如同军队的生命一样重要，需要大家来呵护。 九月中旬的一天，天刚蒙蒙亮，突然听到飞机嗡嗡的叫声。 “不好，敌机空袭来了，立即隐蔽！”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喊声一片。 房主一家吓坏了，都躲到了楼下。敌机在干州市盘旋了几圈，胡乱扔了几颗**飞走了，幸好只炸坏了一些民房，没有人员伤亡，部队立即组织救援，地方**提供材料，几天就把损坏的房子修好了。以后各大队都增设了防空监视哨，以便提前预警。 历史上有名的“郁孤台”和“八镜台”在赣州，为了感受辛弃疾忧国忧民的情怀，我们几个同学请了假，决定去游览一下“郁孤台”和“八镜台”。一大早起床，直奔目的地。 “郁孤台”和“八镜台”位于城内贺兰山顶的郁孤台上，该楼台屡经废兴，几毁几建，延续千年，郁然孤峙，只因当年辛弃疾（字稼轩）的一阕《菩萨蛮·郁孤台》而声名鹊起。 这个地方是贡水和章水汇合之处，水流回转，水浪激荡。楼前悬挂一副对联，“郁结古今事，悬挂天地心”。古往今来的一切郁结在一心，独自承受，无人分担，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啊？在对联前，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的两句诗：“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一千年前，当辛弃疾登上郁孤台上，是不是也一样想到了这两句诗呢？ ------------ 第十四章 喜庆日子 登上八镜台高楼，只见远山似黛、江山如画，两岸草木葱郁，沙鸥翔集，大江北去，江水奔流，令人浮想联翩，心旷神怡。真有些“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感觉。来到郁孤台，只见石碑上刻着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写的《菩萨蛮·郁孤台》：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 这首词短短的八句四十四字，表达了词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可谓句句摧心，字字血泪，令人不忍卒读。 辛弃疾写这首词时，已是英雄暮年，由奔腾的清江之水，勾起四十多前金兵长驱直入江南、豫章省腹地，隆佑太后一行匆匆逃窜，大宋江山几乎灭亡的往事，自己虽然身为豫章省提点刑，却无能为力，不禁悲从心起，一阵激越悲壮之音，直抵心性，不愧是“借山怨水”的不朽篇章。正如后世的干赣州知州文天祥在《郁孤台》一诗中所言：“风雨十年梦，江湖万里思。”真可谓“如此大声镗鞳，未曾有也”（梁启超语）。辛弃疾、文天祥外，苏东坡、王阳明、汤显祖等人对郁孤台都有过吟唱，流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这也许是辛弃疾《菩萨蛮·郁孤台》为何广为流传的原因之一。 在干州军大进行了整编，四中队编入一大队，九中队编入二大队。军大还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新团员，还组织开展了“评功记好”活动，根据现实表现评定：好、良好、一般、较差四个等次，我有幸评为“好”，并在大会上得到表彰。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伟大的民族站起来了！ 为了庆祝新中国的成立，兵团直属部队和军大四分校在干州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举行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旗仪式，聆听了伟大领袖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成立了的宏亮声音。 整个会场欢声雷动，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相互拥抱，脸上洋溢着喜庆、幸福的泪水。市民们奔走相告，表达喜悦之情，地方上组织了盛大的游行队伍游行，全城红旗飘扬，歌声嘹亮，爆竹声此起彼伏，大家都沉浸在狂欢的海洋中。 我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新中国的诞生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伟大胜利，是继俄国10月革命胜利后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是当代世界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他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100多年来，备受西方列强奴役的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了！她将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10月22日，部队出发了，街道两旁站满了欢送的人群，彩旗挥舞，笑声融融。当部队通过街头时鞭炮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有的市民向部队赠送了锦旗，有的向战士送鸡蛋、桔子。部队一边走一边高呼：“向老区人民学习！”“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市民也高呼：“人民万岁！”“人民万岁！”口号声响彻云霄。干州市万人空巷，欢送大军的人群，连绵几里。随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雄壮的歌声，我们挥手向市民辞别，离开了难忘的干州。 离开干州当晚住潭口小镇，距干州八十华里。小镇四面环山，满山杉木、竹林，公路穿过小镇，两旁房屋破旧，都是干打垒墙，杉木皮屋顶，村民衣服褴褛，妇女不缠脚，都是大脚板，女人也要干活才能维持生计。 我想起当年抗战时期，有人在干南搞什么“新生活运动”，“创建新干南”，如今此情此景，真是对他们莫大的讽刺！ 23日抵南县的贤女埠，也走了八十多华里，情景与潭口相似，不同的是这儿见到了梯田。山多平地少，只有开梯田种水稻。居民大多背竹箩运什物，把背箩当保育袋，把小孩放在竹箩里，腾出双手好劳作。这里出产的白薯（即地瓜）是他们的主食之一，白薯松脆可口，味甜，能解渴，能充饥。人民长期与大自然作斗争，用自己的智慧战胜着自然。 25日走得比较快，要赶到黄溪坝小梅关住。中午在青龙镇吃了一顿稀饭，立即赶路，地势渐高，山路盘山而行，天黑时才到小梅关，露营于树林。晚上部队对行军作了小结，要求大家更模范地执行群众纪律。 26日，走了三十里，开始爬大庾山了。大庾山是豫章省和广省的分水岭，是干南最大的一座大山脉，举目而望，山峦起伏，连绵不断，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和通商要道。一条古商道蜿蜒而上，直通广省。山越来越高，路越来越陡。我们走的是小路，曲折陡峭，进入山林，苍松翠柏，遮天蔽日，微风吹来，甚是凉爽。又走了不到二个小时，终于到达了大庾山的山颠——松林，在一块高大的石碑上刻着“小松关”三个大字。 据说山的附近都是梅子树，每年梅子花开时，满山芬芳，另外，这里松树高大茂密，松林是常常发出松涛的轰鸣，所以又叫松林。大家停下在这儿休息，附近有一股山泉，水清冷冽，水声叮咚，汩汩外流，大家放开肚皮喝了个欢，清凉爽口，真是最好的天然矿泉水，我们每人都盛满了一壶。 快要跨过小梅林了，我的心有些沉重，脚也走得慢了，一步跨两省啊，我就要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了。故土难离啊，那份情，那份留恋之心，难以割舍，依依惜别的情丝，在心中萦绕，我总是一步三回头，向豫章省方向深情地望几眼，不时高喊：“故乡再见了！” 再见了故乡，我们一定不会忘记您的养育深恩，我们也不会给您丢脸！这天是1949年10月26日。 当晚住广省雄县的一个小村里，由于离开了故乡心情有点不爽，虽然一路疲乏，但我还是久久不能入睡。 时值秋天了，入粤后，天气却分外暖和。南国风光有别于豫章省，一山之隔，南北气候迥然不同。余县到雄县约70公里，沿着那破烂不堪的“国道”，盘旋走下大庾岭，沙子不时往鞋子里钻，不时要倒沙子，这样行军就慢了，磨磨蹭蹭走到下午五点多钟才到达入粤第一关——雄县，住城南。 ------------ 第十五章 韶县平叛 雄县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大革命时期，这里曾是工农民主**的所在地。城市比较小，街道两旁有许多商店、旅馆，市面上有一种特产，叫白薯，比拳头还大，生吃熟炒都可口。 雄县地处交通要道，是农产品的集散地。第二天，地方**组织庆祝全国政协成立一周年活动，全城出动，爆竹震天，街上红旗招展，人头攒动，部队也上街与群众联欢。打腰鼓、舞龙灯、踩高脚、跑旱船……热闹非凡。 我们的指导员化装成一个农妇，头缠花毛巾，身穿“大红衫”，一扭一扭地跳起了秧歌舞；已四十多岁的中队长，脚穿白鞋子，头扎白毛巾，身穿青布衣，腰系一条蓝布带，一个老农打扮。 他与指导员扮成夫妻，伴随着节凑，扭动着腰肢，翩翩起舞，乐得大家不断喝彩。欢乐声、爆竹声、锣鼓声、歌声，汇成了一首动听的狂欢曲，小城沸腾了，人们都陶醉在翻身得解放的欢乐之中。 入夜，小城虽然无电，一队队青年高举着火把，走街串巷，把小城照得通明，火把队伍又像一条条火龙在起舞，人们兴致未减，直狂欢到深夜。 从雄县到韶县大约70公里。由于大批部队南进，住宿是个大问题，我们只好在周田住下来，以缓解前面住宿的压力。周田是粤赣湘三省的交汇点，两旁商店不少，具有浓厚的广省风情。第二日抵柴塘，住在民房里，地铺上垫着稻草，稻草上散发着霉气味，而且稻草像是被碾子碾过似的，可见住过的部队之多。柴塘镇比较乱，晚上常听到反动残匪骚扰的枪声，部队都布了岗哨，大家和衣而睡保持警惕。 10月31日向韶县挺进。沿途是光秃秃的山丘，黄土裸露，不见柴草，土地非常贫瘠。农民住的是泥土房：屋顶用三合土封盖，墙用粘土夯实。小孩子光着屁股在黄土地上滚爬，大人们衣衫破破烂烂，可见粤北地区的贫困。 老乡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这支有男有女，没扛几支枪的特殊部队，真有点稀奇，把我们当作动物园里的“动物”欣赏了。部队走到天黑才到韶县，繁华的大街华灯初上，一片祥和的景象，天幕上的星星已露出了笑脸。 我们跨过公路大桥，穿城而过，住北江一条大街上的商店里，因城郊已住满了部队，“优待”我们住市区，这是从干州出发后第一次享受这样的待遇，大家当然开心。 我们住在一个叫“兴隆商场”的布店里，老板已逃走，留下二个伙计看守，我们一踏进门，店小二显得有些惊恐，寒暄后安排我们住楼上，楼上堆满了各色布匹及零碎布，店小二见我们把布匹一一码成垛，惊恐地睁大眼睛盯着，生怕我们拿了，直到布匹堆好，他们才下楼。 我们总觉得好笑，但也能理解。大家把楼板打扫得干干净净，东西摆得整整齐齐之后，留下一个人看守，其他人就去做宣传、搞卫生。 为了树立人民子弟兵的良好形象，我们每到一处，一是要做好政策宣传，二是要帮助当地群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今天我们也不例外，大家拿起扫帚、锄头开始清扫院内的卫生，有的疏通阴沟，有的打扫庭院，有的擦洗玻璃、茶几、神台，一切洗刷得干干净净，摆设得整整齐齐，店小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店小二急忙提着一把大铜茶壶水来慰问我们，由于语言不通，大家摆摆手，再指指身上背的水壶，表示感谢。邓小林小鬼指指胸前的军徽，意思是说我们是大军，不是反动军队。大家都笑了，店小二也嬉嬉笑起来，到现在他们才理解大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晚饭后得令：可以去江边洗个澡，但要以班为单位，不得单独行动。说实在的，谁都爱干净，但天天行军，从洪都出发到现在，还没有痛痛快快地洗个澡，满身的酸气、臭气，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我们由副班长带队，一列纵队转过一条小巷就到了北江边。北江发源于湘省和豫章省的南岭山脉，流入珠江。江水清澈碧绿，江边停了许多船舶，我们选一个船舶少、人少的地方下水，会游泳的像水鬼似的窜入水中，一个猛子游出好远，但有碍于纪律又折了回来。我是一个旱鸭子，不敢往深水处走，只在一块大石头上洗刷，用部队发的香皂从头到足洗了几遍，似乎要把皮子洗出白来。衣物洗完后，集合归队。洗了澡，一身轻松，躺下来就睡着了。 韶县旧名曲江，北江从北向南穿越而过，把市区分为东城、西城。韶县又是广省的门户，京广路经此下羊城。这里据说唐代天宝年间就有镇。东城是老城，面积较大，是农业区。西城可能是铁路通过后所建，沿江建街，为商业区，较热闹，两座大桥连接东西两城。江上船舶来回穿梭，一派繁忙景象。 有的船装饰得很漂亮，像西湖、太湖地区的画舫，据说是水上旅店，也可以当游艇载客观光，还可以摆渡作渡船，生意兴隆火爆。西城是商业区，街道不是很宽，店铺鳞次栉比，有酒店、饭馆、南货店、北货店等，还有戏院，当然也有妓院。 店小二介绍说，那家高级的大酒店就是妓院，大酒店彩灯闪烁，给街道增添了几分繁华气派，酒店里面灯红酒绿，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天快黑时，麻子班长回来了，他传达了上级的命令：今晚有情况，大家不得外出，不得脱衣睡觉，枪弹不离身。我们的神经顿时紧张起来，班长还布置了应急措施，立即派出岗哨。 我在店门口站第一班岗，身背钢枪，刺刀上梢，两眼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只见街道两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谁也不清楚会发生什么事，河东河西都加强了警戒，巡逻队来往穿梭，行人不许靠屋檐行走，只许在街道中间行走，为的是便于发现可疑目标。 上半夜相安无事，下半夜西北角突然响起枪声，接着城区内也响起枪声，大家都紧急集合在楼下待命。市区街道都被军队封锁，严禁行人通过，这时电灯突然熄灭，东西两区枪声大作，敌我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交火，不久枪声向西北角移去，但响了许久，天快亮时敌人被击溃，枪声远去。 后来得知，是反动残余里应外合搞暴动。幸好部队早有准备，打死打伤不少城外的匪徒，也打死打伤或擒获许多城内的暴徒，取得平暴胜利。 韶县是入粤门户，铁路、公路在此交汇，控湘、赣咽喉，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大革命时期北伐战争，第一仗就是在这里打胜的，为北伐进入湘省、豫章省扫清了道路。解放战争时期，桂系军阀败退入桂，也和大军在这里交过一次火。敌残部今天想在这里搞暴动，真是飞蛾扑火，**其身！ ------------ 第十六章 巴江抢险 革命的形势飞速发展，各路大军主力早已扑向羊城市，势如破竹，锐不可当，于1949年10月14日解放了南方最大的城市——穗城，并乘胜追击，向桂省宁市追击前进。我们军大也随后跟进，军大本可以乘坐从北往南的火车直下穗城，但因前方某处铁桥被炸，只得步行。 离开韶县前，部队进行了纪律整顿，各人对照军校纪律检查执行情况，开展了思想、行动上的自我批评，特别是遵守群众纪律方面的自查。各班还邀请了住地群众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执行得不好的同志作了深刻检查。 我们班有一位同志叫何慧敏，人生得白晳，说话像女人的声音，尖声娇气的，而且很腼腆，加上取了这么一个女性的名字，大家常拿他开玩笑，说他是猪八戒投错了胎——女人变的，于是就叫他“阴阳人”。 这次纪律整顿时，他拿出一块把掌大的蓝布难过地说： “这是从店铺里偷的，因为脚打了许多泡，天天行军鞋袜都破了，想拿这块布包脚，但违犯了部队纪律。”边说边说哭了起来。 “真他妈的邪门，男子汉哭个球，丢大军的脸！”邓小林轰了他一炮。 大家看着何慧敏酸溜溜的样子，忍不住笑了，麻子班长突然唬下脸说：“大家严肃点！”那个年长一点的店小二忙说：“一块小碎布值不了一个铜子，这位同志没什么错，大军为革命流血流汗，用来包脚走路也是为革命。” “阴阳人”小何站起来向店小二敬礼道歉，口里念念有词：“对不起你们，我只想到我自己，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大军战士，我破坏了群众纪律，给大军丢了脸，今后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我们看了又想笑，但不敢笑，只好用手捂着嘴。 全大队经过一天的纪律大检查，没发现大的违纪现象，开拔那天（11月3日）当地市民向部队敬献了一面锦旗，上面绣着“一尘不染子弟兵”八个大字。我们在“向大军学习！”“向大军致敬！”的口号声中，离开了韶县，向英县奔去。 6日到达英县的菠萝坑，由于部队太多，都露宿。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见到菠萝，到处是金黄成熟的菠萝，住下来买了不少吃。许多人是第一次吃，不知道如何削皮，有的连菠萝眼的刺都没削就吃，结果吃了肚子痛，闹了不少笑话。 部队沿铁路线前进，在一个铁路岔道口的平房里发现三具被匪徒暗杀的大军尸体，红领章尚在，帽子不见了，估计是夜里睡得太死，丧失了警惕，以致罹难。这引起了我们高度警觉，晚上加强警戒，白天绝对不能掉队。 沿铁路南下，穿过一条隧道，出了一件既可笑又可悲的事：有个学员行军中无意踢到一个小纸包，哗啦一声，几个银元滚了出来，他连忙俯首拾起来揣在怀里，不经意被走在前面的人看到了，走在前面的人说：“分点给我吧？”后面的人不肯，“我走在前面为什么没看到呢，背时背时！” 到了目的地，他把这事报告了队长，队长找到拾钱的人谈话，这个同志只交了四个银元，私下留了一个。结果又被举报了，只好交出最后一枚。部队到菠萝坑后，就此事展开了讨论，结论是：私心太重，见财心贪，品德不好。举报的人，动机不纯，也该批评。 捡到银元的人还不服气，狡辩说：“这又不是缴获来的，是我捡到的，捡到与缴获有本质的区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提到‘缴获要归公’，没说捡到要归公”，云云。这位同学学理论真是学到了家，学到了一套诡辩术，会钻字眼。 鉴于他的认识态度，部队给予他严重警告的处分。部队到羊城整顿纪律时，把这件事作为反面典型，在全校批评。 11月7日抵巴县露宿。巴江是一条小河，河面宽三四十米，河上原有一座铁路桥，被反动军队炸断了，只见某工兵连正在抢修。由于修桥的铁轨、枕木奇缺，江水又深，一下子难以修好。为了尽快修通铁桥，我们到达后，上级通知我们立即原路返回，找材料架桥。 大家背包一撂，立即行动，沿铁路线走十多里路，找到了许多枕木、铁轨、支架等架桥用的材料。扛的扛、抬的抬，一根钢轨二、三十米长，要二三十人才能扛回来，大家流了不少汗，架桥材料找回一大堆，乐坏了架桥工兵，接着我们又帮着去架设铁路桥。 我们用枕木架成“井”字形的底座作为桥墩沉在水底，再用抓钉固定每一根枕木，每个桥墩前后左右，用枕木、钢轨加以支撑固定，许多人下水把钢轨运到南岸，吆喝一声同时把钢轨放在桥墩上。 为了做到牢固结实、万无一失，先在桥墩上铺20根钢轨，再铺一层枕木，再铺钢轨、再铺枕木，这样共铺三层，每层用抓钉、铁丝等反复扎紧、固定，以便支撑沉重的列车。在大家的奋力抢修下，铁桥很快修好了。 南岸一火车头，工兵连长手握小红旗，引导车头徐徐向桥上移动，车头如蜗牛爬行，走一步看一步，当车头驶上桥墩时，听到桥墩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大家的心都提了起来，工兵首长把小红旗用力向下挥，车头立即停了下来，车头马上退回南岸。工兵战士对木墩进行了检查，发现桥墩地基下陷，真倒霉，钢轨也错了位。 工兵首长下达了“拆除桥墩重新再架”的命令，所有参加抢修的部队，二话没说，紧急投入战斗。总结上次经验，要先深挖桥墩基础，再加宽桥墩面积，增加受力面积。 好在河水只有二米多深，战士们划着小船，把三四米长的钢轨插入河底，围成一个直径六米的桥墩，再用铁皮团团围住，抽干水、挖掘桥墩的泥沙，在底部铺上一层层枕木，四周用钢轨支撑着桥墩枕木，使桥墩基座是原来的四倍，层层叠叠，形成下面大上面小的塔形桥墩，再用铁轨左右支撑，形成人字形支架，产生合力，不使其左右移位。 然后在桥墩上架设桥面，最后矫正钢轨对接无误后，进行第二次试车。 火车一声轰鸣，徐徐向桥墩移动，千百只眼睛盯着那高大的木墩“怪物”，人人心里紧张极了。司机紧握闸把，又一声怒吼，慢慢地向北岸移动。快到江心了，司机不时伸出头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张望，我们也捏了把汗，心想，不要出事就好了。车头缓缓向前推进，当车头通过最后一个桥墩时，大家再次睁大了眼睛，盯住桥面和桥墩，桥墩稳如泰山，车头顺利通过，到达北岸！ 这时两岸部队及群众一片欢腾：“万岁！”“万岁！”响彻云霄。火车头，再一次往回走，检验大桥是否结实牢固，火车头一声怒吼，加快速度，再次过桥，通过反复的试压实验，证明大桥结实稳固。 ------------ 第十七章 叠窖修整 这时上级通知我们背上背包行李，立即步行通过大桥到达南岸。这时听到工兵同志们高呼：“向老大哥学习、向老大哥致敬！”“谢谢你们的帮助！” 我们一边向前走，一边挥手道：“向工兵大哥学习、向工兵大哥致敬！” 远处，停靠着一列长长的货运列车，军校首长指挥各大队有次序地上了车厢，车厢内立即响起了嘹亮的歌声，大家又可以坐火车啦！别提多高兴了。 坐火车一则可以在车上休息，二则免得走数百里路，虽然坐得拥挤了点，但心里还是很满意的。火车风驰电掣向南奔去，坐在车门口的可以欣赏南国旖旎的风光，坐在车厢里的只好睡觉了。 二月十七日晚到达穗城。火车停靠在货运站上，四周一片漆黑，不辨东西，站台上只有昏暗的灯光，显得冷冷清清。在向导带领下，我们暂时在车站外广场上休息，当晚住在附近一个空荡荡的仓库里，然而附近是一个猪场，不时飘来猪粪呛人的臭味，使大家都没有睡好。 我们终于来到南方最大的城市——穗城，大家都很兴奋，真有点新鲜、稀奇感，都想进城去看看，但严明的纪律使大家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有以阿Q精神安慰自己了。 穗城，部队云集，真把羊城市给“包围”了。穗城是南方最大的国际大都市，与香城、澳城相连，经济文化比较繁荣，也是重要战略要地，是反动军队逃往海岛的重要转运站。 穗城更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城市，1840年林大人发动的虎门销烟运动和近代多次穗城起义，表现出了一百多年来我们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1949年10月14日穗城解放，这座雄伟而美丽的城市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从此焕发出新的青春和活力，她将永远扫除备受屈辱的一切殖民主义的反动色彩。 11月8日，军大数千人由沙市过江在石围塘上车，乘列车抵达佛市。我部驻叠窖乡某村，在那里住了一个半月，重点是整顿思想，学习唯物主义史观，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佛市地域不大，但商贾云集，是古代四大商业名镇之一，商品经济发达。自从英法殖民主义者入侵以来，佛市也殖民化了，从房屋建筑到广告招牌，从饮食文化到商业意识，都渗透着殖民主义的烙印，在当时看来这是民族的耻辱。 叠窖乡地处大江三角洲大平原上，这里一马平川，水网纵横，水陆交通发达，是典型的鱼米水乡。乡民大多把小舟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犹如置身于天堂水乡。海潮一涨，沟渠里满是水，小舟往来极为方便，所以这里人背肩挑的很少。 农产品很丰富，尤其是水果，琳琅满目，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看了真叫人馋涎欲滴，我们一下子买了许多，大饱口福，快乐极了，指导员说：“吃多了小心伤胃。”但此时没人愿听他的，后来回到部队确有拉肚子的，有的还去住院，真是物极必反。 叠窖一带农民生活富裕，除种水稻外（一年三熟），还种桑养蚕、纺织、种植水果、养鱼、养猪、养珍珠，收入不少，村民几乎都有二层、三层小楼。他们卫生习惯好，村民从田间回来，先到江边洗刷污物，脱下劳动衣服挂在偏房，就去洗澡换衣服。 女人爱打扮，烫烫发、涂涂口红、描描眉、擦脂抹粉、穿金戴银，个个一身光灿灿的，从外表看根本不像农民。室内室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庭院里盆景花草，点缀其间，给人一种清新宁静、富有诗意的感觉。村民大小便都用马桶装好并盖好盖，第二日清有装粪便的船来收购，把它运往田间发酵的便池里。 我们班安排到一家四合院里，只见一幢三层青砖水泥楼房，高大宽敞，显得特别阔绰。我们就住在大厅里，地面都贴了花纹瓷砖，那时天气还热，睡在这瓷板上，干净凉爽，真是一种高级享受。按照大军的老传统，住下来后，征得房东同意，立即打扫卫生，里里外外，进行一次“革命”，这里家家厅堂里都供奉着赵公元帅（即赵公明）的神像，香炉里烟火不断，很是虔诚。我们把家具等擦洗得干干净净，但赵公明神像尽管身上灰尘满面，却不让我们去擦，表现出村民对赵公明的敬畏。 房东女主人开始对我们有些担心、疑虑，但后来是开心、放心，最后是咧嘴、露出大金牙笑起来，翘起大母子：“大佃佬，顶呱呱！”。大扫除搞了二天，经大队民运部到各连、排、班检查合格才结束。 我们在房东家住了一个半月，房东对大军有了深刻的了解，不再恐惧、疑虑，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在广省对妇女不能叫“老表嫂”，在她们看来是个贬义词，即老妓女之意，只能叫大嫂、大娘。 大娘对我们很热情，主动把热水瓶、杯子、铁桶拿给我们用，还端来水果，但我们纹丝不动，完璧归赵。她对我们这样做不太理解，我们一时间跟她说不清，加上双方语言不是很懂，更说不清。 大娘家有三男二女，一个孙子，女孩子都已出嫁了，男儿也都长大了，全家收入颇丰。她家的小孙子胖墩墩的，一口小白牙，已三岁多了，小嘴巴能说会道，招人喜欢。小孩最喜欢同我们一起睡地铺，好打滚子嬉闹，混熟了大娘也放心了。 有时我们还驮着小胖子到外面玩，有时我们去开会了，小孩就在门口等我们回来。有空时我们也同大娘拉拉家长，宣传大军的政策。大娘的院子里有厕所、菜园、果园，除了上次大扫除去过一次菜园、果园外，谁也没再去过。我们刚来时，大娘对我们不放心，天天到果园里去数一数蜜桔、菠箩、木瓜、香蕉等有无丢失，还把小门锁上，后来看我们从不进她的园子，蔬菜、果子一个不少，也就放心了，她从心眼里佩服这支新型的军队。有时她端来一些水果给我们吃，但过了几天，水果还是原封不动放在那里。 但是，还是发生一件违纪的事： 我们班那位“阴阳人”——何慧敏，因水果吃得太多，没听指导员“伤胃”的警告，拉肚子了，不时往那个果园里的厕所跑，回来时顺手牵羊摘了一个蜜桔，被小胖子发现，告诉了我们的麻子班长，班长听了非常气愤，过去曾发生过偷群众水果被严厉批评的事，现在又出现了同一类的事，马上报告队部，指导员立即反映到大队，大队迅速派人调查，经了解情况属实，好家伙，立即召开了全大队士兵代表大会，还请了大娘和她的三个儿子参加。 ------------ 第十八章 租界见闻 大会上就“偷”桔子一事大加挞伐，并提高到吓人的政治高度，扣了不少“帽子”，吓得我们连连缩舌。那位“阴阳人”当众作了深刻的检讨，并向大娘赔礼道歉，赔一百元（全月的零用钱），他低着头，从衣兜里拿出那个偷来的桔子还给大娘。 大家正眼一看，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桔子——长得有棱有角，黄中带艳红，像只洋桃，惹人喜爱，难怪“阴阳人”经不起“诱惑”。虽然大娘一家都说这是小事，是小何一时好奇摘了这个桔子，不必如此严厉批评小何……。但事后还是给予小何通报批评的处理，从此“阴阳人”在全大队再次“扬名”。 事后，我们问他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说：这桔子长得太稀奇了，太让人喜爱了，好多次都想摘来玩，都怪自己经不起“美桔”的引诱，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军人，闯下今天的大祸，真后悔。有人调侃地说：“你也是大意失荆州，大船翻在小河里——被小胖子给逮住了。”大家都笑起来。 邓小林诡异地说：“不怕，下次我来给你放哨，你只管去摘，怎么样？” “别拿我开心了，你是想送我去军法处啊？真是没安好心。” 有人说：“你是猪八戒，见女色就动心啊。” 大家在笑声中散了。 这件“小事”就像一根杀威棒，再一次告诫我们，时时刻刻都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旦放松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就会出问题。 一天，军政大学安排，以广省新招的军大学员四大队为向导，带领一、二、三大队到各地去征粮。我们二大队去南泊某乡征粮，所谓征粮，就是去乡里背粮食，如果乡里没粮了，就买粮背回来。二大队由事务长带队，共去了一百五十多人，背粮的工具就是自己的白床单，把米放在床单里，卷起来一扎口子就是一个好口袋，装满也有七八十斤。 这天我们急行军到了指定的乡里，地方工作人员很热情，还招呼我们吃了午饭，幸运得很，仓库里有的是粮食，立即装袋过秤，每人都争着多背点，连里的事务长老鲁带我们乘船先走。 船沿着大江三角洲的河汊行驶，正遇涨潮，水满河汊，小汽船嘟嘟地走得正欢，大约午后三点多钟便到了白鹅潭沙面租界地。事务长老鲁读过一些历史书，他一听说前面是沙木租界，便问船老大： “是不是沙木租界？” 回答说：“是。” “好，我们就这里下船，去租界看看。” 付了船钱，谢了船老大，我们背上米上了岸。 沙面租界实际上是一个四面被水包围的小岛，岛的四周用大块石头砌成三四尺高的围墙，设有几处码头上岸，租界大铁门紧锁着。我们把米袋放在一幢大房子外的台阶上，就沿围墙外蹓哒。 在一幢西式洋房的拐角处立了一块大石碑，上面写着：“大A帝国墙界，1842年立。”我们看了雄气大发，指着石碑大骂A国强盗无耻！老鲁找来一块石头向上砸去，但石碑纹丝不动，原来这是一块花岗岩石碑，真把我们这些大兵给气炸了。 一个山省同学，拉开裤子就向石碑上冲尿，正好我尿也急了，如法炮制，几个人都给A帝国主义洗了个尿水澡，算是为我们的耻辱出了口恶气。 沿着小岛草地前行，在一幢法式楼房的墙角处也见到一块“B帝国墙界”的石碑。看着这一块块象征民族耻辱的界碑，我们的满腔怒火又上来了，我们的地土，岂能容忍帝国主义的毒瘤存在？作为一个立志推翻三座大山的热血青年，能不愤怒么？我们骂声不绝，又无处发泄怨气，只好用尿给法国强盗冲了个尿水澡以示惩罚。 转了一圈来到大门，看到院内楼房上站着一些白皮肤、鹰勾鼻、蓝眼睛的外国人，他（她）们凭栏疑惑地看着我们这些军人。仇敌相见分外眼红，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愤恨之气，一下子涌了上来。 “火筒子”邓小林首先开火：“狗强盗，滚回老家去！” 我们立即高喊“打倒……！狗强盗滚回老家去！……” 事务长不愧姓“鲁”，他气愤得突然拔出驳壳枪，枪口直指那些勾鼻子，吓得那些龟孙子急忙猫下腰，狼狈窜进屋里。我们就像打了大胜仗，心里得到极大的满足，一个个转怒为喜，得意洋洋地大笑起来，走起路来神气十足。 回到部队，向连里汇报了路上的情况，队长说：“好样的，同志们有志气！”指导员则认为志气可嘉，但行为不可取，认为我们太粗野了。 连日的学习、宣传，生活节奏比行军更快、更累。但住在叠窖，生活环境好，安静、舒适，因而有的人利用下乡宣传的机会，宣传个人，炫耀自己，找姑娘谈情说爱，居然有修成“正果”的。有的还把军大的番号、内幕外泄，被坏人所利用。 广省，千百年来就是我国对外的前沿，也许是受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影响，这里的人思想比较开放，姑娘尤其开通、活泼。知道军大的同志都有文化有知识，言谈举止文雅，青春焕发，加上对大军的敬慕之情，很喜欢与我们接近、交往。 只要看到我们有空闲，就结伴来玩，尤其是晚间。由于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这种接触就更加近水楼台了。少数学员陷入情网，革命意志开始动摇，有的不想再当兵了，想开小差，与女友私奔，有的想上门当姑爷，有的甚至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些问题的出现，引起了军大领导的极大关注，如果不抓紧教育，必将影响部队的斗志，于是召开了总结教育大会。 总结教育大会在佛市一教会礼堂内进行，由校政治部副贾主任主持，范教育长作报告。 范教育长是名牌大学学生运动会领导人之一，1935年“12﹒9”运动的参加者。“肚里有墨水、嘴上有辩才、理论有见解”。记得军大在洪都开学那天，陈司令员就是这样评价他的。范教育长像个大学教授，文质彬彬，白晳的脸孔，个子不高，喜欢和我们开玩笑，也爱与同学们辩论，对人要求严，但很随和，他不像李主任那样过分严肃。大家想，他今天来做报告，一定很精彩。 大礼堂屋里屋外坐满了人，到会的有一、二、三大队和在羊城新招的第四大队。 范教育长的动员报告讲得非常精彩，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讲得既有理论深度，又能直面部队中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论述精辟，给人启迪，耐人寻味。大家的本子都记得满满的，他强调要认真检查自己思想、行动、作风上存在的新问题，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真正将革命进行到底。他要求会后大家用三天时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自我解剖，深挖根源，提高认识，增强免疫力。 ------------ 第十九章 享乐主义 散会后，军校组织大家坐下来，讨论教育长的讲话，联系实际，面对面地指出每个人存在的问题，这一关真不好过哟。 享乐主义与艰苦奋斗的思想进行着激烈的交锋。指导员说：“两军对垒，勇者胜，软骨头、硬骨头只在一瞬间。要放下小资产阶级的虚伪面子，敢于向自己肮脏的灵魂开刀！革命还未成功，还有千千万万的受苦人等待着我们去解放，可有的人却沉溺于享乐，革命意志在鲜花美女中土崩瓦解，堂堂硬汉子成为美女的俘虏，这是多么的危险啊！” 大家听了都难过地低下了头，是啊，对于我们来说，革命才刚刚开始，现在生活安逸一点，各种享乐思想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来，要不是军校领导洞察秋毫，击中要害，一个霹雳让我们猛醒，我们这些热血青年都会倒在灯红酒绿、香花美女的“糖衣炮弹”里。 是投向温柔的享乐主义怀抱，还是抛弃享乐主义，选择艰苦奋斗跟党走，每个革命军人必须做出选择！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外部压力，使有的同志为自己愚蠢的行为而感到无地自容。有的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整天低着头，像泄了气的皮球，无脸见人，思想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大家都在解剖自己，并组织评议。 我在总结中写道：“我出生在一个衰落的地主家庭，虽是学生出身，但读的是封建社会的书，也有些孔孟之道。我有二个哥哥在反动派里做事，有海外关系，我的社会关系正如别人说的是‘双料货’。 我从旧社会脱胎换骨而来，虽然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的道路可以自己选择。我追随，追求革命，所以我常常告诫自己，要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夹着尾巴做人，做一个经得起任何考验的革命者。 我对组织从不隐瞒自己的思想，也不背什么包袱，愿意接受对旧思想的改造，追求一点一滴的进步。我是自愿来参军的，既然参加革命了，就要用先进的思想统帅自己的灵魂，用人民军队的纪律约束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将革命进行到底！驻扎佛市以来，我没有放松对自己的改造，没有去做谈情说爱的事，更没做破坏军民关系的事，而是始终不渝地守住一个革命军人的‘底线’，决不后退，让享乐主义见鬼去吧！” 我是竹筒倒豆子——见底。大家听了，认为我能联系阶级出身，思想根源挖得深，平常表现比较好，在第一批大队评议中过了关。 邓小林、罗斯林、张国元等人，他们出身好，根子红，都没有在旧社会官场上混过，思想也单纯，也是第一批过了关，“白面书生”何慧敏“女士”，虽然违反了点纪律，已做处理，不足论道，云云。指导员说：“能通过民主评议这一关，就是向革命走近了一步。” 这次总结，只有五六个没有通过，主要问题是：行为不检点，破坏军民关系，偷拿群众的水果，损坏军队形象；外出看电影不按时归队；革命意志衰退，不想再革命，想开小差或上门当女婿，甚至生活腐化，发生两性关系；泄露部队机密，被坏人所利用，等等。 舒适的生活环境是把双刃剑，既能考验人的意志，也能让人走火入魔，跌入深渊，关键是能不能拒腐蚀永不沾。 组织上对那几个有问题的同学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分析问题的根源、危害，并组织大家辩论，明辨是非，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认识，最后通过了评议。但仅有一个同志不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口口声声说“要有个人的自由，不能用一个模式禁固人……”后来校部还派人来做他的思想工作，还是“没门”。最后军大对这个顽固不化的“自由主义”分子做出了“开除学籍，清退回原籍”的处理。 革命运动就像大浪淘沙，在革命的洪流中，一切污泥浊水必将被历史所淘汰。真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 全校召开了总结大会，校部政治部李副主任（他是北大毕业）作总结。他说：“思想斗争要敢于刺刀见红，要刺得进，要带红出来，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无**主义，享乐主义，只能攻不能守，更不能退。我们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能斗胜的同志是个进步。” 他强调，“希望大家对付资产阶级的一切腐化思想，要勇敢地去斗争。”他缓了口气说：“军大是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茶馆。做一个合格的革命干部不容易啊！除了接受党的教育外，还要靠个人努力。我们很快就要向大西南进军了，解放全国就在今朝！希望同志们努力啊！”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大会结束。 会后一至三大队与四大队联欢。会上开展了“挑战应战”、“结对子”等比赛，联欢的口号是：“全队人员满额，志气昂扬，春城相见。”热闹了一晚上，大家乘着欢乐的余兴，沐浴着月光的呵护，回到了驻地。 新成立的第四大队是从穗城招来的学员，有来自民族大学、南边大学、穗城大学的学员，还有的来自其它大学的青年，他们的到来为军大四分校增添了新的力量。 不久，上级传达了进军命令：解放大西南，肃清残匪，建设新的大西南，保卫边疆，巩固边疆。 军令一到，军大上上下下立即做好行军前的准备：缝制棉衣、准备给养、轻装物品、清点实物……一切都像无声的命令，暗示着部队就要开拔。 大家学生出身，谁也没做过衣服，这会要自己动手做棉衣棉裤，虽然有老师上大课传授，但必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经过十多天的学习、制做，好不容易把棉衣棉裤拼凑好了，后来晚上行军训练，衣裤里的棉花到处乱跑，裤腿、衣袖里都是棉花，打上绑腿更像个气泡裤，被女中队讥笑为“臃肿兵”。 后来大队又请来师傅，以中队为单位进行培训，重新学习制做棉衣的方法、程序和诀窍，再分小队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学习。大家缝了又拆，拆了又缝，经过半个多月的缝制，终于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一天，吃完晚饭不久，麻子班长来到我身边，对着我耳根低声说：“现在跟我去开会。”他转身又去找了几位同志。我看他神情严肃而神秘，知道有事，不便多问，只好跟着走。 ------------ 第二十章 阳县歼敌 我们来到一块空旷的场地上，只见黑压压地坐着许多学员，会场十分肃静，仿佛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我紧挨着班长坐下。校部李主任和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首长坐在主席台前，人到齐后开会。那位高大魁梧的首长非常严肃地说： “接上级命令，为阻止残敌从海上逃跑，决定抽调一些同志协助兄弟部队追击、兜捕残敌，行动由王营长带队，一律轻装，只带武器、弹药，今晚出发……”会场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接着李主任强调：“这是一次特殊的任务，注意保密，不能对其他任何同志讲。挑选大家来，是一个考验，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发扬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英勇杀敌，为军大争光！” 会议一结束，大家统一到校部领取武器、弹药：每人一支步枪、四个手**、几排子弹。大约晚上八点多钟我们从佛城出发了。我们的目的地是江市某乡，从佛城到江市大约有300多华里，要走几天的路，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啊！ 我们开动每人的两只脚，先向南疾行军，后折向西，沿着海边的公路一路小跑。此时，远处海涛阵阵，海风习习，惨淡的月光，透过椰林斑驳地撒落在我们的身上。但我们无心去欣赏这美好的夜色，一个跟着一个，足下生风，走了一夜，天快亮时到达一个小镇，匆匆吃了点早餐，水壶灌足了水，又立即向西进发。 因为情况紧急，马不停蹄，又赶了一天的路，月儿升起时到了恩县地界，休息半小时吃干粮，又接着赶路。这时脚板、小腿都有些麻木了，全身都感到疼痛，非常疲倦。恩县到江市还有一百多里路呢，大家都相互鼓励：决不能掉队，坚持坚持，再坚持！忽然前面传来命令：在恩县休息过夜。部队放慢脚步，找到恩平的支前处安顿下来，吃了晚饭，烧水泡泡脚，倒头便睡。 原来残敌正在陆续向江县某地集结，等待敌军军舰来接他们。为了不打草惊蛇，全歼残敌，上级命令暂缓追击，所以在恩平县过夜。谁知“好梦”不长，后半夜突然命令：“立即出发。”一定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大家两眼惺惺，朦朦胧胧就上了路。 还有一百多华里，为了隐蔽前进，规定不许说话，不许吸烟，不许发出金属撞击声。部队像一条黑色的蛟龙，穿行在茫茫夜色中，只能听到嚓嚓嚓的脚步声。天快亮时到了一个叫合山的地方停下来休息，立即派出警戒，封锁道路。大家吃了些炒干米，用水囫囵吞下，撑饱肚子。 从合山启程，突然折向南，择小路直插某海边。从上午开始，大约走了四、五个小时来到大海边，终于看到大海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蔚蓝色的大海，无边无垠，天水相连，可谓“秋水共长天一色”，祖国的大海太美了。 入夜，各中队暂时隐蔽待命。自从参军一来，大家从来没有打过仗，马上就要真刀真枪地战斗了，大大家心里都有几分紧张，必竟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啊。眼望着远方汹涌的大海，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打仗是要流血牺牲的，这是一次严峻的生死考验啊！我突然想起了谭嗣同《狱中题壁》：“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为了民族的解放，只有置个人生死与不顾，不怕牺牲，勇往直前！ 据某师侦察参谋说：敌人还在向海边蚁集，他们没有发现大军已把他们包围了。这是一股流窜残匪，属于沈发藻的部队，想在此等候舰船去岛省，领导要求我们战斗打响后，动作要快、猛、狠，绝不让一人逃跑。这时我们按照前线部队的要求，乘着天色朦胧隐蔽向前，进入各中队指定作战位置。 这是一个三面地势高，一面向海的港湾，港湾里停泊着几艘渔船和汽艇，海岸远处稀疏生长着一些椰树和榕树，正好便于我们隐蔽，海边已隐隐约约看到敌人在活动。我们以逸待劳不知等了多久，突然接到命令：“立即行动！” 大家一跃而起，我们从东扑向海边之敌，其它兄弟部队从北、从西打击敌人。这时喊声大作，枪声骤起。我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端着那支三八枪跟着班长直往前冲，见敌人就射击。敌人做梦也没想到这里会突然出现大军，吓得如丧家之犬，到处乱窜，有的拼命向海边跑去，有的拼命往汽艇和渔船上爬，敌人跑到哪里，我们的子弹和手**就打到哪里，不少敌人应声倒下。已经先上船的敌人也顾不得他们的难兄难弟了，启锚想逃走。 王营长大声喊：“打船、打船、把船打沉！”他的声音清脆有力。大家立即把火器对着木船和汽艇射击，手**的威力最大，只见一颗颗手**落入船舱，把敌人的船炸坏了，还有几艘帆船想跑，机枪就专跟着它不放，于是又打沉了好几艘，但还是有一两艘侥幸逃走了。岸上的其他敌人见无船可乘，且战且退，向西溃败，于是大家向西追击敌人。这时只见西边火光冲天，枪声激烈，西边的大军把敌人的退路堵住了。 我们边追边喊：“放下武器，缴枪不杀！”“放下武器，优待俘虏！” 敌人仍狂奔不已，少数顽固分子，还在向我们开枪，我们也杀红了眼，步枪、机枪、手**一起向敌人倾泄而去，在我方强大的政治和军事的攻势下，敌人开始动摇了，纷纷放下武器投降，中里喊着“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我们立即缴了他们的武器，让他们到一边去站队集合，很快残匪都投降缴械，经过清理，歼敌600多人，我们取得了歼灭残匪的彻底胜利。 战场清理结束后，我忽然发现右手小臂有点疼痛，一看吓了一跳，不知什么时候手臂被弹片或是子弹，连衣袖带皮划了一个口子，还在慢慢流着血。 大家急忙找来卫生员，帮我包扎好，止住了血。至今手臂上还留下一个伤疤作纪念。完成任务后，我们这些前来支援的部队，随即坐上缴获来的外国十轮卡车，连夜往佛市赶，经过一天多的颠簸，回到住地，受到校领导的欢迎。几天后，召开了表彰大会，对这次参加战斗的同志进行了表彰，我被评为“二等好”，大家都纷纷向我祝贺，我心里乐滋滋的。 ------------ 第二十一章 再见穗城 部队已收拾整齐，准备向大西南进军。离开叠窖前，为加强军民关系，也为了感谢当地**、老乡的关怀，校部决定以连为单位邀请当地的乡民代表来聚餐，于是大家去帮厨，分配我和小邓等人去借菜盆。 由于语言不全通，只能用手势比划。大家借来了许多脸盆，其中一只木制的盆子上了红漆，还绘了图案花纹，蛮漂亮的，像陶瓷脸盆一般大小，擦洗干净后送到伙房盛菜。 每桌四脸盆菜，几斤酒（酒限量，平时不准喝酒，今天破例，但不能喝醉），菜肴丰盛，大家特别开心，吃吃喝喝，说说笑笑，饶有趣味。 我们这一桌的学员，吃着吃着，感觉菜里面好像有点怪味，认真嗅嗅，好像又没臭味，不管它，还是一个劲地吃。吃来吃去总感觉得从什么地方泛起一股尿臊味。有人说，听说啤酒也有股尿臊味，就当放了啤酒吧。 会餐结束后，炊事班长发现一只木盆与众不同，盆外有花纹，盆底是蓝色的。他知道蓝色的盆是当地老年人用来装小便的，怎么借来装菜呢，所以非常生气。 一问，这只盆正是我们班借来的。现在好了，尿盆装了菜，菜也下了肚，要吐都来不及了。结果挨了大家一顿冷嘲热讽，搞得我们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气得我和小邓一个劲骂那老太婆缺德。也怪语言不通，老大娘没听明白，阴差阳错弄成个大笑话——“尿盆装菜会大餐，营养丰富，吃得痛快啰！”好在客人们都在连部聚餐，要不然影响真是极坏。 在房东家住了一个多月，朝夕相处，老大娘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照顾我们，真有点舍不得他们。有一天晚上下起了雨，天气变凉，老大娘悄悄把她自己的毛毯之类，轻轻盖在大伙身上，天亮了我们才知道，大家都很感激她。 在她的院子里有一口小井，深不足三尺，用一只大陶瓷缸倒扣着，潮水上涨时，就是满满一井清水，但一退潮水就不多了，六小时涨一次。因为人多水不够用，细心的大娘在涨潮时，就把井水打到一只大缸里供我们洗脸漱口之用，她真是一位慈祥的老妈妈。平时总是端一些水果请我们吃，但我们从来不随便吃她的东西。 如今我们要走了，没法表达我们对她的感激之情。征得领导同意，我们同她的孙子一起照了一张像，并放大了一张送给老人留做纪念。六十多年过去了老大娘也许作了古，不知那张凝聚着军民情深的照片是否还在？ 1949年10月14日华南最大的城市穗城解放，随后西南许多省相继解放，12月9日南诏省主席卢将军起义成功，南诏省全境和平解放，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 我们的大部队，早就到达了南诏省，可是我们军政大学还在广省佛城享福，大家都希望快点出发，赶上解放全国的步伐。 1949年12月23日，军大终于启程出发了。我们由佛市乘火车返回穗城市，再乘船顺西江而上，向桂省进发。 到了穗城，全校步行至西濠口码头待命上船。就要离开穗城了，“何日君再来？”大家都有些恋恋不舍，想进城看看。也许是离上船的时间还早，也许是西濠口码头离市中心很近，也许是校领导体恤“民情”吧，校部突然宣布让我们到穗城市最繁华的市中心去看看，时间二小时，大家高兴得高呼万岁。 我们以排为单位，一路走一路看，来到中山医院附近，就能看到穗城市最高的十三层大厦——爱群大厦。我们来到楼下，抬头一望，哇！太高了，望不到顶。大家乘电梯坐到第九层就不通了，只好站在九层走廊上，欣赏全市风光。这已经很不错了，极目远眺，美丽的穗城市尽收眼底： 一幢幢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伸向天边。妩媚的大江波光粼粼，像一条绿色的彩带缠绕着穗城城，给穗城市增添了几分灵秀。大家赞口不绝，穗城市真是太美了。酒楼的服务员备了一些茶水招待我们，我们婉言谢绝，大家依依不舍离开了大楼，顺便看了看街道两边的高楼大厦和商场酒楼，窥一斑而知全豹，算是满足了我们的一个心愿，于是返回原地待命。 正要吃饭，船已到，各人带了一口缸饭，就按序列上船，此时天还明亮。我们乘坐的是一艘租来的商船，叫“永升号”，船有三层，船顶用电弧灯装饰，船内宽敞，能容两个连住。启航时大家都站在甲板上远眺那高高的“雄群大厦”和江边风光，想像着我们美好的未来。 这时宣传干事让我们站在船尾以穗城的标志性建筑——雄群大厦为背景照了一张合影，我有幸保存了一张，今日已成为珍贵纪念物了。 傍晚的余辉染红了大江两岸，“永升号”游船破浪前行。只见沿岸树木、竹林郁郁葱葱，芭蕉连片，椰树婆娑，炊烟袅袅，好一派生机盎然的南国景象，大家都发出：“江南太美丽了！”的赞叹。 我突然想起了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船直下大江口，经虎城、番城、顺城等地，逆大江向桂省进发。 船速较快，在肇城地区，夜里突然遭到岸上匪徒的袭击，把霓虹灯打烂了。出发前我们在船顶已安排了岗哨，配备了二挺机枪，三人一挺，这时我们的机枪立即向着对岸还击，舱内一片漆黑，我们都扒下不动，船仍在西进。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又遭匪徒袭击，我们二挺歪把子机枪猛烈向敌方扫射，压制了敌人的火力。船也加快了速度，很快冲破了匪徒的伏击区，人与船均安然无恙。 经过三天两夜的航行，于1949年12月26日到达桂省门户——梧市。大队人马下了船，进驻梧市。女生中队和一些伤病员继续乘船西进到贵县。 梧市旧名苍梧，传闻虞舜崩于此。地貌以丘陵为主，山上多竹子，有一种竹子斑斑点点，传说是舜的两个妃子的眼泪痕迹。文献记载：“至今斑竹痕，乃是皇英泪。”“皇英”就是娥皇、女英，据说是唐尧的女儿。 梧市位于两条大江的汇合处，江面不宽，水色碧绿，水深且缓。城市沿江而建，地势平坦，北高南抵，市区范围不大，沿江店面极多，大多三层楼房，人口密集，经济繁荣。水路、公路交通发达，尤其是水路，沿江而上可达宁市，顺江而下可达穗城。1949年11月梧市解放，市面上新的人民币还不能流通，还得用铜壳子交易，我们用新币很难买到东西。 在梧市住了几天。1950年1月1日我们在梧市庆祝解放后的第一个新年。 ------------ 第二十二章 风雨前站 由于刚解放，社会秩序还不太稳定，到处还有潜伏下来的敌特分子和藏在山里的残匪，为防意外，不许外出，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住地学习、讨论、休息，恢复体力，为下一步“长征”积蓄力量。 进入桂省后，虽然是是冬季，但南国仅有点凉意，大部队已远去，军大也紧随其后。 在梧市我们中队又成立了“打前站”小分队，我也沾了光。每人发一支三八式步枪，几排子弹和几个手榴*，小分队的人数和武器装备比在豫章省时大大加强了，中队长交代了路上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处置办法。小分队于1950年元月2日从梧市出发。 军大男中队步行，女中队继续乘船向贵县进发。桂省境内还有许多的土匪没有肃清，随时都会遭到土匪的袭击，为安全起见，后续部队成立了专门的收容队，负责收留因病掉队的人员，部队再三强调不许掉队，一旦掉队就有被杀害的危险。 我们“打前站”小分队先抵达龙墟，号好房子，准备好吃的，只等大部队来。大军云集桂省，有各野战军的部队和边纵队的部队，找住的地方住都有点困难，我们首先要让其它的作战部队有宿营的地方，但只要我们一说是军大的，有的部队就提前开拔，主动腾出地方来。兄弟部队之间主动谦让，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别人的作风，真让我们感动，只有领导的人民军队，才有这样的高风亮节。 1月5日抵达溪县的狮洞，由于居民太少，只好让一部分人露宿田野，我们用银元筹集了一些粮食。 1月6日抵乌骆、南度一带，露宿田野，是夜遇雨，无法入睡。1月7日、8日、9日抵达南县、杨县、容县。部队在容县休息一天。容县出产沙田柚，味道甘美，皮可入药，还可提炼芳香油，是名贵的水果，所以街上只能买到剥了皮的柚了，用衣物交换也能买到。 1951年1月11日抵流县。我被批准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加入青年团是每一个年轻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新起点。这年我23岁。 在流县，部队都发了新鞋子、新袜子，大家眉开眼笑，喜不自胜。我们原来穿的布鞋，是解放区人民一针一线用爱心做成的，南方雨水多，天天行军沙上磨，三下五去二，就把鞋底磨穿了，一些同志虽然看上去是穿了鞋，但早就是脚板磨地了。这次换发的新胶鞋是缴获敌人的，除满足作战部队外，多余的就发给我们。 鞋是胶底的，鞋底富有弹性，鞋面是草绿色帆布做的，在当时真是高级用品，大家都是第一次享用。据说是外国造的，大家都爱不释手。发给女生中队的也是大男人鞋，她们的娇娇小足怎能“享受”得了！但她们自有办法：往鞋里塞棉花、或在脚上多缠几层布、或多穿几双袜子，不就解决了吗。柔软的鞋底，谁都喜欢。 1月12日我们打前站的抵达玉市，这里居民多，所有的部队都能住到屋内。趁早为部队准备了吃的，好在用新的人民币可以购物，蔬菜、粮食、肉类买了不少。 玉市是个大城市，人口较多，物产丰富。正赶上当墟日，市场上买卖兴隆。我们买了点日用品，有的人用多余的衣物交换水果吃。玉林出产一种特大的胡箩卜，比豫章省的胡箩卜大一倍多，而且特长，达到三十多厘米，味甜，炒吃可口。我当时奢想，等全国解放了，把这种优质品种推广到全国，那该多好啊。玉市还盛产一种白细土布，质地优良，外销穗城。晚饭在小摊上吃得特别丰盛，加上特制的泡菜，风味独特，人人满意。五点左右大部队到了，一一安排好，我们便赶路。 第二天本来计划住石南，到石南一看，已住满了西进的后勤部队。经请示，决定住兴业，要多走二十几里。在石南小息，此地鸡蛋多而便宜，二分钱一个，我们就吃蛋炒饭，再加腌菜辣酱，吃得头上冒汗，还请店主煮了不少蛋带在身上，也给队里首长尝口鲜。 1月13日傍晚才到兴县。房子不多，有的房东不让进屋，更不准住人，问了不少家都如此。村里有座大庙，能容几百人，大队部就安排住庙里，其他露营。部队到后安排好，我们接着赶路，临走时把鸡蛋留给了大队、中队首长。 1月14日到了桥圩，属贵县管辖。通过当地绅士做工作，可以住进百姓房里。那位绅士说：反动派与土匪是一家，群众搞怕了，又不了解大军，所以不愿留客。他说的也是实情，这不能怪群众不通人情。我们尽量不麻烦他们就是了，在这儿休息了两天。 1950年1月17日抵贵县，住塘镇。 贵县产银子出名。妇女、小孩身上银饰品闪闪发亮，但也只是些小玩意儿，不是大件。贵县是太平天国翼王石将军的故乡，当年石将军就是在此地揭开反清大旗的。可惜晚节不忠，闹分裂，败走大渡河。在贵县休息三天，作总结、听报告、布置下一步艰苦行军路线。女生中队16日就到达了，她们是天之“娇子”，从穗城一直坐船到贵县，提前一天到达，洗涮得干干净净，容光焕发，不像我们满面灰尘烟火色，面容憔悴仍有神。邓炮筒很不服气地说：“等着瞧！” 打前站的人，活动比较机动自在，但也够累的。走时风风火火，一定要走得快，到了宿营地，事先要号好房、备好吃的、用的，实行“三包”，大部队一到，安置好就出发，也不管是天黑还是下雨，虽然辛苦，由于一路上有说有笑，海阔天空调侃，精神舒坦，自由自在，大家也乐意。长期走路都练出了一双硬足板，真是艰苦磨练出硬汉子。 从贵县到芦圩有好几百公里，要四五天才到。这一带是山区，若是走山路比较近，但军大领导规定只能沿公路走，因为走山路容易遭到土匪的袭击，但是公路边上的村镇都不大，人口少，物产不丰，安置部队吃住困难日增。特别是粮食难筹集，没有建立完整的兵站，无粮食供应过往的部队，所以每个战士都得背五斤大米，否则要饿肚子。凡有民房的地方，我们尽量安排入住民房，有的老百姓对大军不理解，不让住，只好野外宿营。 ------------ 第二十三章 饥饿的土地 这一段路上的老百姓，由于长期受反动军阀反面宣传和欺骗，对大军不信任、不理解、不合作，甚至敌视。如果我们大军两三人贸然走进百姓家，女人见了就会手拿长刀，气势汹汹地冲过来，男人见了就会拿起枪对着我们，加上语言不通，双方如临大敌，我们“见势不妙”，只有快步“后撤”。前方部队提醒我们，不要轻易进老百姓的家，大军人少进屋，搞不好就被暗杀。所以一路上部队强调：“集体行动，不进民房，严守纪律，多做宣传，不侵害群众任何利益”。 1月27日过仑关山抵八塘，在仑关山的道旁，矗立着一块元帅狄青的功德碑，碑身连基座高五尺左右，碑文虽历经数百年，然碑文仍清晰可辨。由于行军匆匆，未及细看。 1 月28日抵邕[yō g]县的五塘。一路都是盘山路，公路也坑坑洼洼，沿途零星散落着低矮败落的房子。这里树木稀少，乱石嶙峋，土地贫瘠，耕地很少，仅有一点盘山梯田，有的像一根皮带系在山腰，有的只有巴掌大小，点缀乱石之中。恶劣的自然环境，粉碎了当地居民祖祖辈辈渴望过上好日子的梦想。 宁市简称邕（读yō g），因城市位于邕江北岸而得名，邕江在这儿弯了几个弯才转头向东流去。市区不大，虽是省会却差于梧县。城市里没什么高楼大厦，办公大楼也破烂不堪，城内垃圾遍地，苍蝇飞舞，马路积水成塘，夜里路灯暗若萤火，社会秩序较乱。但人行道上绿叶成荫，沿江边还有几棵大榕树，遮天蔽日，是夏日乘凉的好地方。北面山上有一门巨型大炮，炮口直指江面，不知是何时所置。 我们住在一个公园附近，由于秩序乱，外出一般要三五人以上。街上都派出岗哨，以防蚍蜉撼大树。早军阀统治这里数十年，他们不会甘心失败，自然要做垂死挣扎。在他们溃逃前夕，留下了许多特务组织和特务，还向群众分发了许多枪支，所以老百姓几乎家家有枪。在一个叫太平村的地方，地主家修筑了一个土围子，围子四周修有碉堡，房顶上架有机枪，但早被先遣部队消灭了，但保留了碉堡。虽然休息一天，但全体出动，到大街上搞了一天的卫生，给市民一个清洁的环境，给老百姓留下一个好的形象。 出宁市向西北方向前进是百市。公路两旁的绿化树已被砍光，沿途尽是褐色的土地，随着公路的延伸，地势也渐渐抬高，一座座丘陵上，当地人民修筑了层层梯田，环山而上，从山顶往下看，一座座小山像围上了一圈圈绿色的腰带，真是美丽的人文奇观，这是劳动人民千百年来改造自然的杰作。 由于褐色的土质肥力差，上山运送肥料困难，粮食产量很低，加上赋税重，农民生活极为贫苦。一路上看到的是低矮的草棚，衣不蔽体的小孩和面黄肌瘦、略带水肿、衣裳破烂的百姓，他们用疑惑不解、呆滞的目光看着我们，似乎我们只是过客，根本与他们没什么关系，又仿佛在期待着我们能给他们带来天堂的福音，拯救他们脱离无尽的苦海。 是啊，在军阀、地主、官僚的残酷压榨下，他们都变得麻木了，他们多少代的苦苦挣扎，多少辈的无声反抗都破灭了，留下的是无尽的痛苦。他们哪里知道，今天千古不变的世道正发生着变化，幸福之神已经到来！ 1月31日我们到了一个叫腾翔的地方，就碰到这样一件事： 当地村民相当贫困，没有粮食吃，靠刨野菜、剥树皮、捉老鼠、捉蛇度日，我们在村里过了一宿，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有的人听懂了汉话，就说：“你们拿出粮食来救助我们，我们就会拥护你们……。”面对现实，我们空洞的宣传已显得苍白无力，捐出粮食赈济饥饿的群众，才是最好的宣传。我们立即行动，把大部分粮食捐给了他们，他们像过年一样高兴不已。 2月1日到达鸣县。鸣县街道较宽，旧官僚的别墅、洋房很多，与小小的县城很不相称，一打听，原来这里是黄某某军阀的老巢。从鸣到田县，好几百公里，只见田野里是一片片绿油的植物。叶子像菠菜又像莴苣，我们都认为是蔬菜，事务长向老乡购买遭到拒绝。长久没吃到蔬菜了，每天都是吃咸豆腐，有的同志口腔溃烂，急需补充蔬菜，我们用银元向他们购买也不卖，真是不可思议！ 沿途靠近公路两侧及更远的田里，都是绿油油的“菠菜”似的蔬菜，不管我们怎么要求，老百姓就是不卖一蔸给你。 有一天，来到果县的灵马，我们住在一幢大房子的楼上，还没睡下就闻到一股特有的烟香味，我们来到楼下，只见房东斜躺在一张椅上，手里拿着一杆银色的烟枪，对着一盏小玻璃灯，吱吱地吸着烟，口里慢腾腾吐出缕缕青烟，显得十分的悠闲惬意。 烟雾弥漫在空气中，我们感觉这烟味还挺好嗅的。后来才知道，房东是在抽大烟，这家伙还真够大胆的，公开吸大烟。那时桂省刚刚解放，人民**和军队还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管理吸大烟的烟民。 后来一路上都能看到吸大烟的烟民，有的人家，大人、妇女都爱好。我们观察了一下：他（她）们起床第一件大事就是吸一次大烟，吸了以后精神大振，饭不吃就去劳动，力气也足，像打了兴奋剂。一天，我们看到房东老人悠闲自得地吸着大烟，就凑过去与他聊聊天，我们问为什么田里种这么多蔬菜不卖？ 他告诉我们：“田里种的全是大烟，不是蔬菜，所以老百姓不肯卖，这是老百姓的活命根子。” “哦，为什么不种粮食？”我们好奇地问。 “原先是种粮食的，官家要抽田亩税，老百姓交不起，只好被逼种大烟，再用制出来的烟土（烟膏）去换粮食，再交田亩税。” “烟土价钱好吗？” “烟土价钱高低要看货色，品质好的，一两烟土可换十几担谷子呢，一亩大烟田可以加工出三、四两烟土……”房东说着口水都流出来了，露出一口大黄牙。 “你们看划算不？”房东深深地吸了一口大烟，然后慢慢地吐出烟雾，说：“种粮食一年只收几担谷子，种大烟一年可收三四两烟土，就是三四十担谷子啊。”房东又得意地深深吸了一口大烟，眼神里闪动着对未来的憧憬。 ------------ 第二十四章 糜烂的城市 哦！原来这里的百姓都被迫种大烟、制烟土、换粮食，大有市利可图哟！自己有了烟土，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先“享受”起来，于是造就了许多“吸毒家族”，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大烟对他们身心健康的摧残，当地人个个瘦得皮包骨头，是吸大烟耗尽了他们身体的津气，也把他们的家产消耗掉了，结果越过越穷。这是反动反动派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把老百姓推向深渊，从百姓身上榨取金银成千上万。 这些烟民，种大烟、卖大烟、吸大烟，种大烟成为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从鸣县一直延续到黔、贵、滇三省交界处都种大烟，可见人民受苦之深、之重、之广。 从宁市到百市，几百公里，走了七天，沿途人烟稀少，经济落后，有的县城还不如内地一个乡镇，破破烂烂，货物匮乏，食盐很贵，五十斤大米才能换一斤盐。2月8日抵田县的田州，休息两天，解决病号增多问题。一是北方人不服南方水土。二是不注意饮食卫生，生水冷水只图痛饮，引发伤寒。三是南方蚊子多，不少人得疟疾。原来有一辆北方大车供病号用，现在病号急增，难以解决。病号老掉队，一掉队就有被匪徒杀害的可能，听说有的部队已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最后决定把病号集中起来，找汽车转运到前方城市治疗。 1950年2月11日，我们到达百市，公路从城外绕过，部队就城外露宿。 百市刚解放，社会秩序混乱，白天时有零星枪声，记得在广省英县某地，几个大军战士被特务暗杀在公路道班房里，行军路上个别掉队的人也被暗杀，血的教训令我们不敢大意。 我们十几个人进城买粮食，顺便看了看百市市容。一条大马路直通全街，两旁房子也挺美，许多招牌都是用铜制作的，白天店铺里荧光灯还在闪烁。市内药店多，竹木多，民族服装多，烟馆更多，一家挨一家，但饭馆却少。客栈旅店都备有吸烟房，供瘾君子享用，附设“烟花”厅，供嫖客快活。大街上有红红绿绿的荧红灯，到处是淫窝，光天化日之下，进进出出，好不热闹。街上设赌场，供人消遣。赌场的名字安得稀奇古怪，什么“逍遥宫”、“神仙会”、“君子好逑”……之类。还有测字、算命、看相、测风水等行业，有的牌子高挂：“三代铁嘴”、“观气世家”、“一言定吉凶”等等，生意兴隆。这是乱世的产物。 百市真是一个糜烂的城市、疯狂的罪窝，一只黑染的缸。这是反动军阀官僚几十年经营的结果，形成了烟毒、窑窝、赌场三样齐全的城市，怪不得有人说：“百市是桂省一朵毒花”，这就是反动派腐败透顶的见证！ 买粮回来，下午就离开了百市，仅停留了这几个小时。 从百市径往西走，离南诏省边界还有70多公里。据说前方部队太多，粮食供应紧张，且沿途饮水有毒，不能饮用，上级决定兵团直属部队和军大，转道向北过南盘江，入普阳省再转南诏省，这样将拐一个大弯，但较安全。 从百市经那弄、黄兰、乐里、田西，一路上人烟稀少，但大烟处处可见。田林仅有百来户人家，我们只好野外宿营。 很快进入了少数民族地区，如布依族、瑶族等，他们都居住在十万大山里，地势向北渐高，河谷相间，大山连绵不断，山路崎岖，蜿蜒而上，走起来很吃力。 这里由于交通不便，物资极缺，老百姓很穷，许多人得了大脖子病（脖子上长个大瘤子），有的人由于大瘤子十多斤重，坠得头都直不起来，真痛苦，妇女尤多。这是长期食用矿盐，缺碘形成的地方病。我们为不能替他们解除病痛而感到难过。在一个“板桃”的地方，我们给了乡民不少食盐，他们跪在地上，双手作揖，称我们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这一带盐比米还贵。 一天，有幸住进民房里，民房是低矮的小木楼，房顶用草覆盖，楼下关牲口，屋里只有一点必备的用具。他们的主粮不是米饭，而是玉米，因为都是大山没有平地，无法种水稻。家里连一只完好的铁锅都没有。 时已冬季，老百姓还穿着破破烂烂的单衣，有的披着一条麻布似的“毡子”（不是毡子），瑟缩着身子。小孩子赤着身子，鼻涕拉拉，那些妇女们半露着身子，也不知道害羞，我们几乎不敢看她们。他们睡觉盖的、垫的都是用稻草编成的垫子。为了驱寒，老百姓喜欢吃点烧酒，喜欢一家人坐在火塘边烤火、聊聊天。 屋里烟雾弥漫，令人窒息。早上起来后，先抽大烟，再吃“饭”，所谓的“饭”，是把玉米放在火上烤烤，烤熟后就自个吃，没有什么菜。成人几乎都抽大烟，个个削骨鹄形，没有一点血气，津血都被大烟吸干了。目睹如此辛酸苦难的民族，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们已深陷毒品的魔掌中而不能自拔。 2月16日到达八渡，村子很小，紧靠盘江。八渡位于黔贵交界处，隔江北面是普阳省。民房都是用泥巴和稻草混合砌成，奇怪的是村里有一座大庙却高大雄伟，几尊菩萨用红布包裹着，庙里香火绕梁，我们就住在这庙里。村里部队不少，有剿匪的，有工兵营守卫大桥的。 1950年2月16日是除夕之夜，部队没有举行庆祝宴会，战士们仅有糖水、盐水泡饭，这是在军大最苦而又最难忘的一个团圆夜。大年初一，我们不是去拜年问好，而是去参加追悼会，追悼为剿匪而牺牲的某部副营长。 我们护送棂柩上山，英雄安葬在一座小山岗上，他永远长眠在热爱和平的人民心中，我们鸣枪十余响，以慰忠魂，也鼓励后人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当地许多群众也参加了。晚上兵团文工团演出话剧《白毛女》，第二天还看了话剧《九件衣》、《思想问题》，这对于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很有好处，虽然过新年生活上没有好吃好喝，但精神上去很充实，没有一个闹情绪的。 ------------ 第二十五章 半路歼敌 1950年2月18日，从八渡出发到册县需要走三天的路程。辞别当地驻军和乡民，出村不久就见到了汹涌的贡盘江。 贡盘江江面不宽，但水流湍急，江面上某部工兵已架起一座浮桥，浮桥是用十几只大空油桶捆扎而成，每四只一组用钢丝绳固定做“桥墩”，再用粗钢丝绳把每个“桥墩”串起来，两头固定在巨石上，“桥墩”之间搭上木板，便成了一座水上浮桥。四路纵队通过都很平稳，马匹牵着过桥，小车由人引导通过。大桥日夜有部队守护，这是入普阳省唯一的通道，战略意义十分重要。 一过桥，高山矗立，山岭相连，地势明显上升，平均海拔1500多米，我们进入了西南高原。公路就像竖起来似的伸向云端，在这回肠百结似的公路上行走十分吃力，走了半天还在云层里打转，足下贡盘江的江水仍在怒吼，真有孙悟空翻不过如来佛手掌心的感觉。 因为山太大太陡，公路成“之”字形盘旋而上，所以感觉就像在来回地走。首长的吉普车，由于路太陡，也大声吼叫着，老牛似地喘着粗气。好不容易到达了山顶，俯瞰贡盘江，贡盘江就像一条白色哈达，飘落在山脚下，那座浮桥变成了一只小虫，趴在江面上。 这一带地形险要，时有土匪出没，路上还能见到死尸，大家都警惕起来。当晚住打年。这个村就在山凹里，远处山上有些树木，中间有一片很好的草地，但不见牛羊，人烟稀少。派好岗哨，都累了早睡。后半夜突然响起枪声，大家翻身起床，只见站岗的学员拖着枪，慌慌张张地跑回来说：“有……有人……” 大家拿着枪向他指的方向搜索，果然听到前面有点响动，用手电筒一照，见一只大水牛身上淌着血，慢悠悠地向前走着，再向前搜索，什么也没有。后来弄明白：站岗的学员在漆黑的夜里听到前面有唏嗦的响声，立即喊了口令，对方不答，于是向对方开了一枪，谁知那“怪物”还继续向前，真把那学员吓坏了。第二天大队领导把那个胆小鬼“骂”了个灰溜溜。 2月19日到保田。一路上见到许多抛弃野外的尸体，茫茫大山里还隐藏着许多土匪，他们随时可能对我们进行袭击。为防不测，我们打前站的人数已由过去的十几人增至四十多人，在山里行走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枪匣子里压满了子弹，时刻做好了战斗准备。 冬月高照，夜色惨淡，深山老林里一片漆黑，偶尔远处传来几声夜莺的低鸣，莽原丛林仿佛吞没一切生机，唯有我们这支不知疲惫的小分队还在山林里穿行。山谷里吹来阵阵北风，更觉几分寒意，好在不停地疾走，全身运动，杀了那寒气的威风！ 转过一个山口，黑暗中发现很远的一个山坳里有较大的火光，开始我们以为是居民不慎失火烧着了房子，然而愈走愈近，听到嘈杂的吵闹声，还夹杂着骂声、哭声。 火光中人影晃动，不像在救火，带队的大队参谋立即命令我们做好战斗准备：子弹上膛，熄灭电筒，四十多人摸索前进。距火光十几米，看到有些背枪的人在抢东西、在打人、骂人，村民乱跑，妇女小孩嚎哭……我们确认这是土匪！ 参谋命令：一、二班向左，三、四班向右，合围残匪，强调万不得意不能开枪，以免误伤百姓。 我们拉网似的散开，趁黑夜敌人不明情况，突然从四个方向大声吼叫： “我们是大军，放下武器！……”四面八方一下出现了大军，立即把土匪吓懵了，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把枪口对准了土匪的胸膛，土匪只好缴械投降，少数想顽抗的，几粒“花生米”送他上了西天，敌人见敌不过大军，只好全部跪在地上求饶。一点数有一百来人，原来是一股流串的土匪，人数是我们的二倍，不过没几条枪，也不可能有我们这样的战斗力。 我们还要赶路，怎么处理这些俘虏呢？交给谁来管？这里仅是一个村子，带他们走又怕他们叛乱，后续部队又没有上来，真是个麻烦事。最后商定，把土匪的手全部绑住，一串儿连起来，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把土匪关在一所庙里，再从每班抽出几个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看守，把土匪抢的东西还给老百姓，又留下一部分粮食给群众，多余的枪都带走。 临走前，参谋对留守战士如何预防可能发生的情况做了布置，还对俘虏作了训话，警告他们要老老实实，四周都是大军，想顽抗只有死路一条。这事处理好已是后半夜了。 晨光未明我们继续前进，翻山越岭，走了一天，摸黑才进入普阳省册县。 册县的县城建在大山的半山腰上，远看像个小山包，房屋依山势而建，房子样式与桂省差不多，一条窄窄的街道弯弯曲曲，长不过百米，宽只能过一辆卡车。街道店辅低矮而陈旧，似老古董。但店面不少，有酒店、盐店、布店、肉店等，盐特别贵，一斤盐要十元金圆圈，而且还有苦味，可能是本地自熬的卤盐。猪肉很便宜，割了十来斤肉交给小王去弄早饭，我们就去号房子。 从街头到街尾，都无法容纳大部队，再往前已无居民点，我们决定去伪县**看看。 上几个台阶，一进衙门就闻到一股恶臭扑鼻而来，走不上三五步见到一个用粗大木头做成的栅栏笼子，笼内有一个大水池，池里是乌黑的臭水，恶臭就是这里散发出来的，室内共有四个水笼子。这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们感到很疑惑，忽见里面斜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第二监狱”，哦，原来是关犯人的水牢！真是一进衙门，已令犯人不寒而栗，这水牢真不知屈死了多少冤魂。 再上几个台阶，拐个弯才是伪**“正堂”。“正堂”上挂着破旧的反动派的旗帜，一位学员跳上去一把扯下那面破旗，一撕两半丢在地下。再往前，两厢有不少房间，可能是办公用的，屋内空荡荡的，地下潮湿，一股霉气刺鼻，可见很久没用了，“正堂”后面是堆积如山的垃圾。这就是腐败透顶的反动县**！ 我们把校部、队部、女中队和伤病员都安排到“正堂”里，没有床铺，只好拆门板当床铺，其它部队只能露宿街头了。 ------------ 第二十六章 安县突围 这儿猪肉便宜，决定买二头猪给军大战友们解解馋，问了老乡情况，带上银洋，由大队事务长带队来到山坳里，花五块大洋买了二头大肥猪，吆喝着把猪赶到住地，刚好大部队也到了。册县所在地因水中含有汞，不能饮用，饮用水要到山脚下一口水池去取。我们在水池边烧水、杀猪、烫毛，猪肚子一开堂，里面圆鼓鼓滚出六只小猪崽来，原来是一头大母猪！真是气死我们了，语言不通真害人！ 事情反应到中队部，李指导员把我们给批评了一顿：“知识分子就是差劲，肥猪母猪分不清，只会读死书死读书，不接触实际就是不行……”我们自惭形秽，没敢出声。 猪是杀了，但没法子吃——那股泉水池由于部队人太多，已经见底。部队命令：只许做饭用水，其它不许用。后来把猪肉切成几大块，一个连队二块，大队部人少分一块，猪肉只好留到下一站再吃。 打前站的人半夜就出发，带上一块猪肉，走了几十里路，到了山脚下一个叫“锅底”的地方，旁边有条小河，河水清澈，我们就在这里埋锅做早饭。把猪肉重新烫毛、洗净，在一块大石上砍成大块的投入锅里煮，老班长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野香料，和肉一熟，真是香气溢人。这时已经天亮了，我们趁闲洗脸抹操，个别会游泳的赤条条跳入水中，洗个痛快。老班长提醒说：不要浸久了冷水，会得风湿病。我们一笑置之，不以为然。 我们打前站的炊事班长姓魏，他常常说他是魏国的后代，我们问他是战国时期的魏国，还是三国时期的魏国，他也弄不清。他祖籍辽省辽县人，参加革命七八年了，受苦人出身，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他当年参军已30多岁，本可以不随军出关，但他坚决革命到底，从东北出关，参加平津战役、淮海战役，随大军横渡大江、进军大西南。 打前站他也强来，他说：“我没什么大本事，但能做好饭，让同志们去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我心里就舒坦。”言语朴素，充满革命真情。每到一处，起三更，睡半夜，最辛苦的就是他。 当我们醒来时他已把饭菜做好，开水爟满壶。行军天天背着几十斤的大锅，有时我们想替他“效劳”，他用手一挡，“你们有你们的事，各负其责，不得越位行事……”说得挺幽默。待我们像位慈祥的老爸。这是我接触的第二位老班长，一位可亲可敬的老战士——魏大忠。 今天打“牙祭”，有猪肉吃太好了，好久都没吃到肉，肚里早就没油了。每人一口缸肉，战时实行平均分配，想多要，没门！见了肉，大家也不管是猪婆肉还是好肉，先吃为快。等大部队一到，我们就出发。 我们穿山越林，走莽原，八十多里，下午三点左右到达兴镇。这里居民太少，少数房子安排校部、女中队、大队部住，其他同志只好“委屈”露宿。 2月22日到达安县城，这是一座古城，有几百户人家，范围不大，有上百年的历史。奇怪的是县城还有高大的城墙，都是用大块的青石砌成，全城有五个城门出入，城门都有两扇几千斤重的大木门，门上钉着许多铁铆儿，这么粗重的城门，远在弓箭时代还能发挥作用，到如今就难阻挡大炮的威力了。 军大四千多人从东门入城，直穿街道，路面用石块铺就，人行道也是石板铺成。房屋大都低矮，店铺都是木板的，有米面之类食品店，辣椒味甚重。这儿男男女女都抽旱烟，在一节小竹竿上有凿一个烟窝儿，装上一小撮烟丝，用火石取火点燃媒子，就火吸烟，啪嗒啪嗒地吸着，很像汉人吸水烟筒的样子。街上有专门的吸大烟馆，半开着门，不少人躺在那儿悠然自得地吸着大烟，屋里烟雾弥漫，烟客们似乎都忘记了一切烦恼。 我们住在城北头，部队都安排在城内居民家住。这儿是布依族、苗族聚居地，民风较淳朴，欢迎大军到他们家住，有的还主动让出大的房间来。我们为部队购买了面粉、大米，还有鸡蛋、猪肉、蔬菜。奇怪，这里新人民币、铜壳子都能使用，交易方便。 大家吃完晚饭，天快黑了，正准备休息，突然远处山间枪声大作，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枪声由远而近，情况有点不妙，这时校部通讯员快速通知各大队拔营出发，动作要快！幸好我们平时训练有素，动作利索，背包一打就集合出发。这时枪声、炮声（六0炮）渐向城里逼近，不好！是土匪围城。 由于当地只有少量作战部队难以御敌，我们军大都是学生兵，没有作战经验，也没有多少枪，只好命令军大学员跑步从北门突围，迅即折向西，沿兴义方向急走，前面不时传来“快快！不要掉队”的口令。天已漆黑，高一脚，低一脚，紧跟着前面的影子走，等到军校全部撤出安县时，只见安县城内已火光冲天，匪徒在行凶，人民群众又遭殃了。 我们因为不是作战部队，又没有多少武器，只好忍气吞声弃城而走，否则我们一定会杀他个回马枪，给匪徒一点厉害看看。事后得知，是反动残匪侦察得知我们不是作战部队，没有多少枪，所以敢偷袭县城，想消灭我们，可惜他们想得太美了。 当时由于敌情不明，我们没敢就地宿营，仍继续向兴义方向急走，为防不测，中队之间拉开一定距离，走到半夜，在一个叫野猪坑的山凹里露营，部队加强了警戒，在东西两个方向的道路上都设双岗哨，一明一暗。在一块篮球场大的空地上，除了校部有点灯光外，四周一片漆黑，一片寂静。 这真是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由于一口气走得急、走得远，大家都很疲劳，倒下就睡着了。第二天又马不停蹄走了一百多里，才休息，把女生们累苦了，虽然她们有一辆大马车，还配备了一个战斗班保护她们和伤病员，那些不是伤员的学员与我们男学员一样，为了不掉队，咬紧牙关坚持着，大家都很佩服她们顽强的意志。但也有个别的人看不起女中队，编了一个顺口溜：“冬瓜兵呀冬瓜兵，索拉兮索拉兮，一个坐上马，一个掉在后，真奇怪真奇怪。”顺口溜编得很蹩足，也不文明，后来杜政委在大会上批评了这种行为，女同胞才直了一口气。 杜政委批评道：“同志之间要相互鼓劲，相互帮助，绝不能相互讽刺打击！对女同学更应该多关心爱护才对。” 为了鼓舞士气，杜政委大声道： “同志们，我们离南诏省不远了，现在南诏省的大将军深明大义，已经在春城起义了！投向了人民的怀抱，他已经准备了一百辆汽车迎接大军的到来。大家听了欢呼雀跃。后来并没有汽车来接我们，当时是为了鼓舞大家的斗志，是“望梅止渴”激励大家，提高行军的动力。 ------------ 第二十七章 新解放区 2月23日抵合兴村，在此同从南诏省开县返回的某野战军部队会师，新老战友相逢，分外亲热，相互拥抱问好。我们开了联欢会，放松放松，他们另有任务折回桂省。 从安县到兴市大约二三百里，走了四天，于2月25日到达了黔西南最大的城市——兴市。 部队没进入市区，而是擦边而过。从远处看，市内有不少高楼，样式各异，郊区都建了不少小洋房，交通发达，有多条公路伸入市区，城区范围较大。在郊区商品经济也较发达，商贾云集，药材、木材、土布、竹器、木雕、土特产等丰富，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这里街上公开出售大量烟叶，一包一包放在货架上，价格不一，城里有烟馆、各种高档宾馆。郊外还看到几辆小轿车，说明这里有不少富人，老乡往来都很安详，没有惊慌的神态。 农产品中有一种金黄色的香瓜，比豫章省的“金瓜仔”要大，但不够甜，味淡、肉硬，价格便宜极了，征得领导同意，每人买几个。那个何慧敏“女士”，三下五去二，就报销了一个，看他那狼吞虎咽的样子，我们都笑了。 兴市是苗族、布衣族比较集中的地区，也是普阳一些大地主、大官僚的巢穴，盖了许多洋房。这里自然条件比较好，地势平坦，物产丰富，山清水秀，农业发达。男子头上缠着自纺自染的黑布，穿着宽大的黑色衣裤，妇女服饰多彩色图案，满身挂着许多银饰，走起路来叮叮铛铛作响，有穿长裙，也有穿短裙的，脚上还打着绑腿，干活、行走利索。女孩子妆饰得更加漂亮，头上插着野花，她从身边一过，空气中飘荡着野花的自然芳香。她们不论大小，都背一只背箩，既装东西又装小孩。背小孩的妇女，一边走，一边把食物反手送到小孩嘴里，妇人头都不回一下，但小孩的嘴却与大人的手，配合得那样默契，犹如亲鸟给雏鸟喂食一样有趣。 在一个村子暂时休息，一位苗族大爷问我们要不要猪，很奇怪，他不仅会说汉话，而且还带点普通话。猪价不高，七块大洋买三头大肥猪，这次我们看仔细了，可不是怀孕的母猪。用绳子捆住一只后足，像赶牛似的赶它走，真乖，直往前冲，一口气走了十几里，找了个有水的地方安营扎寨。是夜，兴市城零星响起枪声，幸好我们早离开了兴市。 第二天，我们移到龙井一带休息了七天，一是补过春节的假期，好好休息。二是改善生活，刚好买了三头猪，大家饱饱口福。三是天天行军，军纪有所松懈，需要整顿。 这次整纪整风叫做“自我革命”。自己对自己这一段时间的思想、作风、行动等方面做一个评价。要求联系实际，既不加压，也不穿靴戴帽。知识分子最怕戴帽子、抓辫子，最怕失面子，但往往又存在这样、那样的坏毛病，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好在上级要求：自说自批，不搞“三不”（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穿小鞋子），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振奋土气。 3月4日到达大盘江黄泥河口的江底村，这里是滇黔两省交界处，一条小江从村前迂回穿过，越过小江就是南诏省，江边立有一块界标：“东，普阳省，西，南诏省。”这块界标就立在土壤颜色截然不同的分界线上，普阳省这边土壤是黄色，南诏省这边土壤是红色，真是天造的奇观。 南诏省旧军队在1949年12月9日起义回到人民一边，后来余某某、李某某部下发动了攻打春城的军事行动，卢将军率领春城人民奋起抵抗，由于保卫春城的部队较少，形势十分危急。这时我人民大军尚在普阳省安城一带，离春城还有几百公里，南诏省我军边区纵队，也远在滇贵边界的罗县、师县等地。大军十三军、边区纵队等所有部队奉命，日夜兼程驰援春城，包围余某某部，以解春城之危。3月4日晚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兵团直属队、军大等紧急跟随大部队西进。 1950年3月5日我们到达罗县的板桥。板桥是我滇、桂、黔边纵的根据地，是1946年解放的老解放区，群众基础非常好。解放区人民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爱人民啊，党的恩情说不完……”的翻身曲，扭动着秧歌，迎接大军的到来。当晚军民开了联欢晚会，共庆胜利会师。我们都住在老百姓家里，一切都非常满意。 3月6日我们到达罗县城。城外竖起了高大的彩门，彩门用松柏扎成，并挂满了彩带，一个巨大的五角星挂在彩门中间，领袖的巨幅画像，挂在罗县的城楼上，气势雄伟。当地群众在的组织下，夹道欢迎，锣鼓喧天，秧歌起舞，爆竹声声，充满了深深的鱼水深情。我们被热情的人民群众接到各家各户居住，有的群众还放起鞭炮，一家老小鼓掌欢迎，此情此景，令我们万分感动，真是到了家啊！ 住地打扫得干干净净，连厕所也进行了改造，房间里床铺、日用品，还有热水等都准备好了，真是关怀备致。大娘、小孩拉着我们的手问寒问暖，他们天天盼望着大军的到来啊，今天终于盼到了一批又一批亲人大军……。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为了新的到来，他（她）们坚持游击斗争，不知付出了多少生命的代价，老人们悲喜交加，喜悦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就像久别的游子与父母重逢，有了主心骨，有了靠山。 南诏省边区纵队是在我军较早成立的南诏省游击队，经过几十年与反动派殊死的斗争，逐渐发展壮大，已建立了以罗县、师县等县为中心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长期处在反动派的封锁包围之中，物资匮乏，人民生活非常艰苦，我们看到边纵的同志，穿得既单薄又破旧，大冷天还打着赤脚，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不知经受了多少苦难，也不知付出了多少鲜血和生命！相比之下，我们比他们幸福多了。为了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敬佩之情，大家纷纷捐衣服、鞋子、食盐、金钱。 3月7日，军大同边纵225团举行了会师联欢晚会，那场面令大家难忘。边纵的同志述说着“游子”想亲人大军、盼亲人大军的思念之情，讲述着他们艰苦卓绝的战斗故事和拔城摧坚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伟大胜利。 ------------ 第二十八章 宜市整军 我们为他们坚定的革命信念所震撼，我们激动地说：边纵的同志坚持敌后斗争，经受了残酷的斗争考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真是劳苦功高，值得我们学习，人民将永远感谢老大哥！……。最后大家相互拥抱，紧紧撑手，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为革命再立新功！ 从罗县到宗县，根据地人民欢天喜地，精神振奋，像对待亲人一样，尽一切能力给我们提供方便，干部群众都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的精神面貌，极大地感染着我们，也增强了我们的斗志。 春天来了，只见当地群众，无伦大人小孩，都肩背人挑往水田里运肥料。我们一到宿营地，就帮着群众送肥、挖土、修水沟、大扫除，为孤寡老人、烈军属干活。 3月8日到达宗县的罗柴寨，部队战士辛苦一个下午，把一条长长的水渠全部修通，在渠道上还架设了一座小桥，桥上安了扶手，便于老人、小孩行走。女同志深入到各家各户，访贫问苦，帮助洗衣服、舂米磨粉，特别是对孤寡老人、烈军属重点帮助，并做社会调查。 她们了解到，当地还有妇女缠脚、包办婚姻、兄弟共妻、纳妾等陋习。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封建陋习，当时还处在战争时期，当地群众生活还相当贫苦，又没进行土改，所以妇女翻身等问题还没有解决。的确，解放区人民在政治上是翻了身，但经济上却很落后，人民群众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只有当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建立，并使人民富裕起来，这些因贫困所带来的愚昧就会被消灭。 记得在普阳省的册县、安县打前站的路上，不时看到那些衣衫褴褛、佝偻着身子的百姓。男的几乎衣不蔽体，女的也只有一块遮羞布。有一次我们远远看见一个人在山坡上犁田，等我们经过她身边时，大吃一惊，原来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子在干活，她或许发现了我们疑惑的眼光，立即背过身，双手紧遮胸前，蹲了下去，深深地低下了头。 贫困不是天生的，贫困和愚昧是一对挛兄弟，是万恶的剥削制度的产物，如今是彻底砸烂万恶的剥削制度的时候了！ 1950年3月初，兵团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春城，我军所向披靡，一切反动势力都望风而逃。滇东、滇南等地基本解放，地方**正在建立。从宗县到陆县还有一百多里，我们打前站的走近路，当然主要是山间小路，一百多里走了十来个小时，离陆县城已经不远了，这时突然看到远处火光冲天，不知出了什么事，我们立即赶去救火。 这是个牧场，牧场的房子、牧草等都着了火，许多马、奶牛等牲畜被大火所包围，牲畜在围栏里乱冲狂叫，我们几十个人有的救火，有的冲进火海，打开栅栏，把牛、马放出来，只见有的牲畜身上被牧草引着了火，牲畜惊恐万状，夺路狂奔。 我们奋力扑打了好久，但终因草多火大，有九幢房子眼睁睁地看着被大火吞噬。奇怪的是火光冲天的大牧场，怎么不见一个人影？等牲畜全部救出，火势渐降，忽然一个年近半百的老人磨磨蹭蹭地不知从那儿冒出来，问他这里的人呢？他懵懵（mé g）懂懂摇摇头，自言自语不知说些什么，嘴里喷出一股浓重的酒气，令人作呕。 我们走进被烧毁的房子，只见屋里有许多化学、物理实验仪器和实验药品，屋里乌烟瘴气，一片狼藉，也许这里曾经是一所学校。 是谁放的火？为什么没人看管？也许是那个醉老头，也许是反革命分子纵火，由于我们还要赶路，见火已基本熄灭，牲畜也全部得救，就离开了牧场。 革命形势发展迅猛，我团直属部队于3月初进驻春城，负责春城市军事管制。十三军早已控制滇南蒙城、河城，切断了反动残匪逃往越国的通道，并继续向西阻截反动军逃往缅国，实现将反动军队消灭在境内的目标，我们军大奉命急速向春城进发。 1950年3月13日，军大陆续到达春城南大门——宜县。我们大队住在离宜县二公里的一个大村子里。一条滇越窄轨铁路就从村前通过。小火车像老牛爬坡，呜呜地喘着粗气，有的同志开玩笑说：“这么慢，我解个小便也能追上它。”这当然过于夸张了。为了给春城市民一个良好的形象，我们在宜县进行了六天的整顿。 第一件大事是搞卫生。“先公后私”，先把住地周围的环境卫生打扫干净——无垃圾、无杂草、无臭水坑。整修公路，清理粪池等，还要检查评比哩。“公事”办完了就搞“私事”——个人卫生。 天天行军，衣物难得清洗一次，不少人生了疥疮，脓血散发着恶臭。我也早染上了疥疮，夜里常常痒得无法入睡。这是因为行军一身汗、一身水，睡在潮湿的地上或稻草上，又没时间洗澡，身上成为细菌繁殖的温床。打绑腿虽然便于行走，但出汗、涉水，湿了干、干了湿，一些同志因此得了关节炎。 离宜县不远有一个硫磺温泉，部队每天有计划地安排人员去那儿洗澡，大家衣服、被褥也都带去洗涤消毒，几天后，全身的疥疮痊愈了，人也清爽多了。男男女女都理了发，衣服也穿得干净平整，都成了靓女、俊男，似乎大家都年轻了几岁。 第二件大事是整顿军容。衣服要干净，军容要整齐，扣子掉了要补上，重新操练步伐、队形，一招一式都得合格。天刚蒙蒙亮，军号一响，就在公路上操练。我们那个晋西北高音副队长（提升了），叫口令“一、二、三、四”，喊成“耶、荷、三、师”；喊“一、二、一”，喊成“耶、何、耶……”。记得在洪都时，第一次听到他这样喊口令，把大家都逗笑了，现在咋一听，又想笑，但几天后大家都习惯了，步伐也整齐一致。口号声震天，给这个宁静的小村庄增添了许多生气。上午练了下午练，上级说：“要练出硬功夫来。” 第三件大事是练方队接受检阅。上级决定，让我们这些学生兵参加大军春城入城式，接受春城市民和兵团首长的检阅。大家听了非常高兴，都决心把人民大军的军魂展示出来！教练对如何举步，如何保持方队形整齐划一，如何向检阅台行举目礼等作了示范。由于我们正步走基础扎实，所以重点练习方队弯道正步走和经过检阅台时整齐向检阅台行举目礼等内容。经过几次阅兵预演，很快顺利通过。 ------------ 第二十九章 终于到家 第四件大事是搞社会调查。就是访贫问苦，调查社会阶级状况，了解民情，感受民生民怨。我们对这个村进行了调查了解：全村七十多户，地主富农只有八九户，占人口的百分之七点七，他们占有好田、好土、好山林的百分之七、八十，可见地主富农剥削穷人之重。佃农为地主干活得自带耕牛、犁钯，这与桂省、豫章省不同。贫苦农民还得负担苛捐杂税，还得服杂役等，所以全村农民非常贫困，穿得破破烂烂，住的是泥抹的草棚，吃的是杂粮加野菜。 正如那首歌谣唱的：“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象话。”今天，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奴隶们翻身做主人，这还有什么疑义吗？ 剩下的时间就是写个人小结、写思想汇报。我们马上就要进驻春城，军校反复组织大家学习政治理论，学习关于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的教导。革命很快就要胜利了，上级在给大家敲警钟啊！绝不能学李闯王，绝不能被不拿枪的敌人所打倒。 1950年3月19日，全校师生乘火车驰向春城。 春城火车站紧靠拓东路，走上十几米就是大街。下了火车，整队入城。四千英俊青年，组成四路纵队，高举“八一”军旗为先导，接着一面是“军大四分校”大旗，我们高唱《大军进行曲》迈着雄健的步伐，由拓东路，经宝善街、护国路，转南屏街、近日楼，折正义路、武成路，最后到达五华山下、全国有名的军校——南诏省武堂。沿途吸引了许多市民观看，有的还放起了鞭炮。我们目不斜视，挺胸抬头，迈着正步穿过街道。我们心里想，宜县的训练，为的是今天的展示，绝不能让大军丢脸，要给市民一个好印象。通过市区后，我们来到了四兵团检阅操场，当通过检阅台时，大家都鼓足了劲，昂首挺胸，“唰”的一下脸转向主席台行举目礼，雄姿英发，雄赳赳，气昂昂，通过检阅台。 军校首长、女生中队走在队伍的前头。特别是女中队，她们英姿飒爽，容光换发，令人羡慕。战争年代女子从军，真是凤毛鳞角，好多市民都“啧啧啧”发出赞叹之声，有的小孩拍着小手高喊：“阿姨好！阿姨好！”女兵们真是尽领“风骚”！ 我们军大的“家”就是南诏省陆军讲武堂。至此，军大四分校从豫章省出发到达南诏省春城，历时七个多月，途经豫章省、广省、桂省、普阳省、南诏省五省，行程五千多里，“向大西南进军”宣告胜利结束！ 我们终于到家了！大家是多么的高兴啊！ 南诏省陆军武堂位于春城市天湖公园西侧，范围较大，是近代最早建立起来的一所著名军事院校，是“军校的摇篮”，开办于1909年，南诏省陆军武堂正式开学，高某某为首任总办（校长）。学堂开办之初，分步、骑、炮、工四个兵科，设甲、乙、丙三班。课程仿照某本士官学校模式加以调整而成，分为学科、术科两项。武堂聘用了一批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和留洋士官留学生任教。至大革命时，武堂已为南诏省新军输送中下级军官600余名。 来到武堂，只见一座高大雄壮、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大门，在迎接着我们。她那海纳百川、腹藏乾坤的气概，令莘莘学子肃然起敬。走进校园，西边是一处小花园似的楼房，是院首长办公的地方，东边是校直属单位的住处和生活区。沿大道向前，西面是一个足球场大的操场，操场的北面是一幢前面凸起的三层教学大楼，楼的两翼是两幢大楼，它们与后面楼房相联，形成一个巨大的“回”字形建筑群，站在“回”字楼中间环视，就是一个巨型的“北京四合院”，院内也是一个足球场大的操场。“回”字形楼群的西边是一个可容纳三四百人的礼堂，紧靠礼堂的北面是厨房，再往北是几幢学员寝室。“回”字楼群的东面，有几处仓库和厕所。 “回”字形的楼群，都是用大石块砌成的二层楼房，所以墙壁较厚，底层和二楼都铺了木地板，几十年过去了，木地板都被磨损得高低不平。校园内绿叶成荫，苍松翠柏，依然苍劲。 整个武堂已空无一物，能搬动的都搬走了，只留下一个空壳学校。我们以连为单位，分别住在各幢楼房里，都睡在地板上，一溜的通铺。校首长也只能睡在行军床上。这就是我们的家哟！ 武堂的东面是天湖公园，那里有一口四方形的大水井，是周围居民的饮用水源，为了防止敌特投毒，安装了电灯，白天晚上都由我们派人站岗。天湖公园已是一片狼藉，花木败落，建筑破损，垃圾成堆，湖水熏人。“湖心亭”原来有一座图书馆，现在也人去楼空。天湖公园的东面是卢先生的高级公馆，北面是南诏省大学。 1950年5月上旬，军大四分校学员经过二个多月的大学课程学习，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毕业前夕，每个人要写一份个人全面总结的论文，另加政治理论考试，紧张复习、考试、考核之后，各人就要“粉墨登场”了。 政治考试好办，那篇论文却要求很高。既要有大胆的思想解剖，又要有翔实的生活内容；既要分析事物的表象，又要揭示事物的规律。要运用辩正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理论上分析提高自己对专政理论的认识，要换脑子，换思想，转变立场观点，实现“从猿到人的真正转变”，每一个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和我一起参军的同学，要从思想上、观点上、立场上与旧的思想、观念决裂，当然是有阵痛的。旧的思想意识和新的思想观念，在脑子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绝不是英雄创造历史。在大是大非问题，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通过学习，大家的思想觉悟都大大提高了。 ------------ 第三十章 改造起义部队 有的同志因为出身不好，根子不红，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怕自己思想认识不高，毕不了业，怕将来走向社会，别人戳自己的脊梁骨。为了使大家能正确对待出身，放下包袱，兵团政治部派来了工作组，召开座谈会，找我们谈心，宣传相关的知识分子政策，告诉大家：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的路却可以选择。 只要大家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时时刻刻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就一定会赢得同志们的赞扬。一个礼拜后，大家都通过了毕业论文的评议。 1950年5月的一天，毕业典礼在“回”字楼后面操场进行。兵团司令兼军大四分校校长陈赓、兵团政治部主任刘有光等领导到会，台上两边是巨大的五星红旗，台子中间悬挂着巨幅领袖的肖像，两边的对联是： 把青春献给祖国 将革命进行到底 红底白字，十分醒目。四千多学员，排成一列列纵队席地而坐。大会由学校政治部主任主持，范教育长作了“军大四分校工作报告”，陈校长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同志们，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压在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站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建设就要开始了！……，今天，大家经过一年多的学习锻炼终于毕业了！ 希望大家服从革命的需要，干一行爱一行，在工作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为祖国争光，为军大添彩！……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大家的情绪达到了顶点。大会在高昂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950年5月上旬，学校为我们每个学员颁发了一张毕业证、一枚军大校徽和工作委任书。 这些珍贵的历史证件，伴随我至今。在那毁灭人性、亵渎文化的年代，我那相濡以沫的老伴，把这些珍贵的证件藏匿在泥巴墙壁里，才没有丢失。值得庆幸的是，1986年恢复知识分子职称聘任工作，我那沉睡箱底36年的军政大学毕业证和校徽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家一看毕业证上还有陈校长的印章，都羡慕不已。 没说的，首评一步到位——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职务。许多人因为丢失了毕业证，或没有大学毕业证，只能望“证”兴叹，后悔莫及。我要深深地感谢我心爱的老伴有胆识，给我保存了这些珍贵文物。 军大四分校全体学员于1950年5月25日离开学校，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学员的大体去向是：有的分到十四军，赴滇西，有的分到十三军，赴滇南，有的分到十五军，赴天府泸州，有的分去改造起义部队，有一小部分挑选去海军、空军等单位。我被分配去改造起义部队。 起义部队约十多万人，按当时的协议，将起义部队改编为暂编十二军、十三军，在原地驻防，由人民军从连到军级分别派出军代表，对起义部队进行思想改造。起义司令部、联勤等直属队集中在春城市的北郊场，师级以上干部集中到军大四分校校部楼房，师级以下干部集中到军大西边营房，士官以下集中到军大东边营房学习。 我被编入第十大队第五中队。大队政委是杜晶，大队长曹某。我们中队长叫张文义，指导员是教导团下来的，加上文书、事务长、三个区队工作人员、几个炊事员，一共有三十多人。 为了改造好起义部队，上级专门挑选了政治可靠、思想觉悟高、理论水平强，工作积极肯干的同志作为改造起义的军代表。上岗前我们进行了严格的岗前培训，上级要求我们，要把改造起义部队作为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它是关系到维护社会稳定、树立的国际国内形象、影响败退岛省的反动军队的大事，决不能有半点疏漏。这是做人的工作，也是最难做的工作。 我们学习了改造起义部队的方针政策、组织原则、工作方法、工作程序、工作纪律，分析了起义部队的思想状况、组织形态、人员成分、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情况以及今后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的原则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诚相待，打不还手，骂不还嘴，既要和蔼可亲，又要严格要求，把他们当作误入歧途的兄弟姐妹来挽救，绝不能歧视。只能耐心教育，不搞强迫命令。 我们中队接收二百四十多名起义人员，分三个区队，每个区队差不多是二个正规排的建制人数。我分在第三区队，共八十七人。 第二天我们来到北郊场接收某连起义部队，与队长见面后，把部队带到指定地点，按名册一一点名验收后，那位队长临走时突然对我说： “我把八十七人交给你了，等我学习回来，还要这么多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很不是滋味，但又不便发作，只是说：“你放心吧，我暂时替你带一下，你学习回来，一个兵不会少你的。” 后来这些士兵经过学习，特别是通过阶级教育、忆苦思甜，组织参加土改和斗争地主恶霸大会，心灵深处受到震撼，提高了思想认识，士兵们纷纷要去找这位队长算旧账，请他老先生来说清楚问题，他也没敢来。 照名册上看，起义部队中年纪最大的六十三岁，最小的仅十三岁。从兵龄看，长的十多年，短的二至四年。从入伍情况看，大多数是被迫抓来的，少数是为了找出路。从文化程度上看，最高学历是高中，文盲占半数以上。从政治素质上看，大多数已成了“油条”兵，有的是兵痞子、大烟鬼，有的得了性病，有的是惯偷、赌棍。他们在旧社会这个黑染缸里混了那么多年，真正的人性已经很少了。 这些起义人员复杂的社会背景，是反动军队的缩影。随着教育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发现的情况远远不止这些。其中还有带着特殊任务进来的敌特分子，他们刺探我军情报，煽动对抗，组织暴动，进行暗杀、投毒等反革命活动。 我初次担任此“大任”，凭着学生简单、纯洁的思想感情去考虑问题，对他们有时还存在脉脉温情，一心希望稳定为好。开初的日子觉得他们还“听话”、“守纪”，每天晚上向连部汇报总是“情况正常”或“情况无异常”。 ------------ 第三十一章 老兵的身世 我们总想用政策来教育他们，用自己的真情来感化他们，使他们去恶扬善，吐故纳新，重新回到人民中间。一天到晚我与他们形影不离，同吃同睡，发现问题耐心解决，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一个人民大军战士的品格魅力来感召他们。半个多月过去了，组织纪律都不错，我心里挺高兴。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的深入和思想问题的暴露，我善良的愿望化做了泡影。 我们和起义人员住在北郊场。北郊场原是反动的军营，由东、西两部分组成。都是低矮的营房，干打垒的土墙，东西两大营区，空荡荡的。西郊场军官睡的铺有床板，东郊场士兵睡的没有床板。我们工作人员都睡地铺。每个人发一块六尺长的白布，做床垫，一块一米见方的白布包自己的衣物，当作枕头，实行供给制，没有零花钱，吃的是大锅饭。 一天，一个工作人员的包袱突然不见了，后又有人反映包袱里的衣服、胶鞋也不翼而飞。大队保卫科查了几天没有结果。过了几天，我包袱里的胶鞋也“飞掉”了。我找士兵了解情况，一个士兵小声说：“可能是有人偷去换大烟、换酒喝去了。”夜里我们干部站岗，这本来是为起义人员的安全着想，但有人造谣说：“是大军防止起义人员逃跑。”还散布说：“大军夜里把起义人员拉去枪毙了”，“大军用枪打人，大军罚跪、逼起义人员交出钱来……”一时东西两郊场谣言四起，起义人员人心惶惶，有的人本来心中有鬼，怕夜晚拉去枪毙，夜里干脆不睡，天亮装病不起，个别的饭也不吃。有几个晚上，东西郊场墙外还响起了枪声，真是人人自危，一片恐慌。 当谣言初起时，我们就密切注意动向，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队长张文义认为，只有公开揭露反革命的谣言，让事实教育大家，才能平息谣言风波。队长要求我们平常更紧密地与起义人员打成一片，多关心那些老弱病人，以诚相待，大胆交友交心，把党的政策明明白白告诉他们。要暗中深入调查是什么人在造谣，争取早日破案。通过一段时间的促膝谈心、启发教育，查出了偷盗人员和造谣分子，让坏分子当着大家的面说明事实真相，人心稍安。 在我们区队曾发生一件这样的事： 有个大烟鬼，年纪四十多岁，一身皮包骨。改造初期，偷偷摸摸蹭在厕所里吸大烟，大烟吸光了就“生病”。那“病”一发，只见他有气无力，要死不活的，淌口水、流鼻涕，出眼泪，不吃不喝，眼屎满脸，真像得了大病，其实是大烟瘾发作了。有一次他趁天亮起床大家进进出出之际，越围墙而出，把偷到的衣服、鞋子、口缸之类换成大烟享用，几天之后，他又突然回来了。我见他外出回来后并没有发脾气，而是对他说：“你回来就好，快去吃饭吧。”他当时见我找他吓得全身哆嗦，听我这么一说，竟然哭了。我请炊事员给他做了一大碗面条，他双手颤抖地接过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 由于他几天没在班里，发给他的生活用品都没有了（或许是他自己偷走了也不一定），后来请示大队，又给他发了一套衣服、用具。我们的真诚，也许感动了他，他跑到指导员面前，惭愧地大声哭起来，哭得很伤心，他交待了自己的“前世今生”，表示要重新做人……。有的起义人员看了发笑，我严肃地说：大家不要笑，只要能知错改错就好。我们开导他以后要好好学习，改过自新。 这烟鬼确实好了一阵子。过了不久，他又不辞而别，一周后才归队。原来他又去换**了，无怪乎经常发生丢失衣物、生活用品的事。这次我是带着严肃而又愠怒的态度找他谈话。他坦白，偷了几个人的生活用品，都换了**，怕不准假，所以翻墙而出。我问他，为什么又跑回来呢？他回答得真轻松：“不回来哪里有饭吃？”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万恶的旧社会，把他们推向了无以自拔的深渊。后来他又把食堂的面粉偷走了，一个月才回来。此人已无可救药，最后真的把他送去戒毒所了。 这老头的身世很悲惨。从小失去父母，十岁前讨饭，以后被抓去当壮丁，他自己又去抓壮丁卖壮丁，成了兵痞，在反动军队里混成了一身光棍。他原来有家室，还有一个女儿，就是吸上毒品，又偷东西，妻子女儿才离他而去。全是旧社会把他毁了。我怜惜他的悲惨不幸，但又恨他不成器，自甘堕落。我希望他把烟毒戒掉，后辈子做个真正的人。 区队里还有一个小兵，叫李小玉，年龄十三岁（他自己说已十六岁了），长得既矮又瘦，像个猴儿，是那位队长的勤务兵。他出身穷苦，连父母姓名也不知道，家住哪儿更是茫然。讨饭出来，被那位队长收作勤务兵，顶名额吃皇粮。 李小玉很机灵，别看他消瘦，做事还灵活，很讲卫生。区队里打扫卫生、疏通水沟，他经常主动去做，别人的衣服乱丢，他看见了就一一整理好，深得大家的喜爱。 李小玉初来时，天真活泼，常想念他的队长。我们了解到，他在做队长的勤务员三年中，没有得到一文军响（旧军队里当官的多报人数，常吃空响，上面来点检，就拉民夫顶数，一个队长吃十几个空缺军响），他来到我们区队时，穿着破破烂烂的军衣，下身是条短裤，连短裤都破得露了屁股，一双赤脚，粗糙得像松树皮。 后来我们向上级反映，给他找来了一双小号的胶鞋，他捧着胶鞋，感动得哭了起来。他说自出娘胎以来，从没穿过这么好的鞋。大队卫生处的女同志还给他改做了一套小的军装，穿起来真像个小战士。由于生活好，精神愉快，还给他打了蛔虫，身体也好起来。 他同连里的小文书陈振华（军大来的）玩得最好，小文书比他大不了多少，常教他识字、算数，时间一长，李小玉不仅会写自己的名字、认识许多字，还会算简单的加减法。小鬼机灵而勤快，打水、送信跑得快，也常到炊事班去帮忙。 队长张文义也很喜欢他，常爱怜地摸摸他的头，他也觉得很荣耀。整天蹦蹦跳跳，快乐得很，参加学习、讨论，虽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但从不中途开溜，组织纪律性强。后来送他去卫生队当“学徒”去了。 ------------ 第三十二章 暗流涌动 对旧军队的改造教育真是个苦差事，这“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还真不好当。对这些人，既不能呵斥，又不能放任自流，既要说到痛处，又不能污辱他的人格。说话得讲艺术，教育得讲方法，转化需要耐心。要使他们认清反动反动派压迫、剥削人民的反动本质，认清自己在旧军队里残害人民的罪孽，使他们转变思想、观念、立场、行动，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我们允许他们申辩，尊重他们的人格，组织他们讨论，让他们放下包袱，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开始，他们开会不开口，讨论不发言，民主生活会也不提意见。后来看到我们干部态度是真诚的、待人是坦然的、情感是炽烈的、动机是善意的，于是逐渐消除敌视和戒心，积极配合开会讨论，把我们当作他们可以信赖的朋友，有的还私下把他们内部的消息告诉我们，使我们的工作有了重大进展。 有个驾驶员，叫朱泽潭，郴州人，高中毕业，说话极含蓄，也有些世故，常常只说半截子话。后来他通过观察我们的言行，终于佩服说话是算数的，于是学习劳动，处处带头，经常向我们反应他们内部的情况。我们就叫他当小组长，干得不错。 到了一九五一年九月，城市、农村都在搞“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上级就组织起义人员去参加农村的各种诉苦大会。听到了农民哭泣着对地主、恶霸残酷压迫剥削的控诉，一条条、一件件，血泪斑斑，令人震惊，看到从地主家里抄出来的粮食、财物堆积如山，光是各种衣服、布匹就叫人眼花缭乱。 有一件衣服金碧辉煌，大家见所未见，这件衣服要值几百担粮食，地主穿这么好的衣服，而农民却冻死饿死，在旧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在下马村有家地主，占有好田好地一、二百亩，牛马成群，每年霉烂的谷子几百担，都倾倒在贡盘江里，一粒粮食也不给农民。通过参加农村的现场会，这些起义人员也受到了教育，认识到剥削、压迫人民的罪恶。 活生生的现实，大大教育了这些起义人员。校部不失时机地开展阶级教育、诉苦教育，控诉反动、反动派、地主阶级对穷人的压迫剥削之苦。诉苦教育进一步深入，起义人员开始联系自己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顿时从恶梦中惊醒，认清了反动反动派的本质。 广大士兵情绪激昂，纷纷起来控诉反动反动派、地主恶霸的种种罪行，特别是旧军队军官对广大士兵的虐待。有的要去找他们的长官算账，有的愤恨得要杀掉他的上司，有的揭露暗藏在起义部队的特务，…… 形势发展很快，正向我们的预期目标前进。 我们日夜深入到士兵中做工作，引导他们深入学习，把愤怒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为了避免个别士兵做出过激行为，要求他们不要外出，有什么情况向队里反映。 西郊场二个大队的原起义军官，深知自己的罪孽，害怕士兵找他算账，官越大越是惶恐不安。队里领导和各区队人员，经常在一起汇报情况、收集反映、研究对策，常常讨论到半夜。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9月15日，侵朝美军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组成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10月1日，朝鲜人民军急盼我国出兵援助作战。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6个军共18个师，分别从安东、长甸河口和集安等处跨过鸭绿江赴朝鲜前线，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这时营房里谣言再起：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美国出兵朝鲜，进攻红色，自由世界就要到来了”；什么“要把起义部队送往朝鲜当炮灰……”。校外的敌特分子，也趁机兴风作浪，夜里经常在校外放冷枪、打哨兵、投掷手*弹、暗杀我外出工作人员，竟然弃尸围墙外，有的女同志接连失踪。校内校外的敌特分子的疯狂反扑，引起了部队领导的高度重视，对此部队领导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有一个晚上，敌特将一颗手*弹投掷到大队部住房外爆炸了，不久变压器被炸，造成几晚停电。看来敌特在搞神经战，以配合朝鲜战场的行动。我们也高度戒备，加强了岗哨、加强了营房内外的巡逻，不断揭露敌特的反革命阴谋。 军区保卫处深入士兵进行调查。 祸不单行。有一天早上全大队出操回来，许多人喝了开水后突然感到肚子痛，出现呕吐。杜政委、曹大队长中毒较重，立即送往医院。军区保卫部、卫生部风风火火赶来，控制大门，只许进不许出，立即组织抢救，调查情况，追查原因。从蛛丝马迹中推测可能开水里有毒，炊事班是重点调查对象。 炊事班原有七人，其中三名是党员、二名团员、一个老战士，还有一个是在诉苦教育中表现好、身体强壮、新调入的起义人员。调查中发现，这个起义人员曾对肚子痛的人说：“喝点白酒就不会痛了。”老班长没有喝白酒，另二人喝了点白酒，痛得更厉害。 炊事班里只有那个起义人员肚子不痛。保卫部立即找此人谈话，并搜查了他的住处，结果在老班长的床铺下发现了一条花手绢，里面有一个纸团，采样一化验，竟然是砒霜。 经过分析，大家认为，老班长是经过长期革命考验的老战士，他床下的手绢一定是有人转移目标嫁祸于人。不几天案子破了，主犯就是那个新来的、叫别人喝白酒的炊事员。 他交待：他是特务组织安插下来的特务，接受一位女特务的指令，要他伪装积极，潜伏下来，刺探我军情报、制造谣言、投毒等，这次投毒就是受她指使实施的。女特务给他许了愿，投毒成功就带他外逃并奖励许多美元、伪钞。校部立即将此人和作案事实向起义部队公布，稳定了人心，此人被送往军区监狱继续调查。据说，此人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决。 不久，远离北郊场的暂编十三军一个团，突然发动反革命暴乱，把我方军代表全部杀害，并组织南逃，后来被我军围歼，匪首金绍荣被俘，是他领导并策划了这次暴动。他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决。 ------------ 第三十三章 “五一”阅兵 南诏的起义部队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教育，绝大多数人被改造过来，成为人民的一员。经过考核鉴定，分类进行安置处理： 1、年轻力壮、出身好、思想进步、有技术的分配工作。 2、年纪大、身体差、有家可归的，发足路费，送回原籍安置。 3、年纪不大、思想追求进步、历史清楚、有技术专长的军官，留在部队工作。 4、少数坚持反革命立场、抗拒改造的，送往军区政治集训队，继续强制性改造。 光荣源于梦想，责任铸就辉煌。1951年2月底，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全部结束，历时近一年，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为了适应世界军事变革的发展需要，提高我军现代化、专业化整体水平，根据军委的指示，各大军区都要选派一批思想好、年轻有为、有一定文化基础及部分战斗英雄到军事院校进一步培训学习，提高他们的军事素质。不久，上级通知我到南诏省军区第五步兵学院（后改为第三步校）进行培训学习。 原军大住址（讲武堂），现改为第五步兵学院。一大队驻讲武堂，二、三、四大队驻北郊场，每个大队有五个连。从编制、训练内容、装备到军队管理，全是苏联模式。校部还有一位苏联上校武官顾问，住在军区，偶尔也来看看我们。 学院的领导班子基本上是原军大的，机构增多了，学院升格为军一级编制。我编在一大队，政委仍是老领导——杜晶。自此，我开始在这里接受苏式步兵训练。 每天学习很紧张。从起床、出操、上课、训练、游戏、进餐、休息，一招一式都是苏联式的，而且极严格刻板，人们几乎成了机器人。夜里大小便，不管你有无那“货”，都得全部起来，排队而去。夏天还好，冬天的春城并非“如春”，也得一起去挨几分罪。听说之所以这样，是为了培养军人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真是新鲜！ 训练从徒手操开始。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队形变化，几乎整天练习，把人都转烦了。转得不整齐，重来；脚跟不在一条直线上，重来；转的姿式不标准，重来。这玩意儿，把人都磨得七窍生烟，一天下来骨架子都快散了。 接着练各种步伐，即跑步、齐步走、正步走。虽然我们过去都有点基本功，但要达标也不容易。特别是一分钟只能走110——120步，步距是35——40厘米之间，真是太难了。每天教官讲完要领，全班就开始练习，“先生”在一旁看表计时，不够步伐，重来；走多了步数，重来；步距不符合要求，重来；摆手不整齐，重来。重来，重来……，你就得这么练。练了个把月还没达标。教官在生闷气，学员也有怨言。一位老八路抱怨说：“我们行军打仗，全靠一个“快”字，步子大而快就是胜利，那能如此机械！” 有人提出：是不是在地上划好一根根步距线，让人踏线练习，习惯成自然。训练部很快采纳了这个建议，在两个大操场用石灰划了许多“斑马线”，于是上操练，平时也练，果然效果很好，一周内达到了要求。那位教官（原起义军官）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笑容——因为他走得也不合格。 1951年4月底的一天，为考核徒手操的成果及其它训练项目，在北郊场举行了校部阅兵。 新衣、新帽、新皮带、新绑腿带，一一装备到每个学员。检阅那天，学院人马起得特别早，大家全身披挂齐备后，一声口令，往北郊场进发，从校部到北郊场有二公里路，到场一看，黑压压来了许多部队。检阅台是临时筑的土台子，四周红旗招展，台上放着几把老式椅子，背幕上挂着领袖的肖像，台子四周站着许多持枪的警卫战士。八时整，军区首长来了，大会在嘹亮的国歌声中开始。郭副司令员讲话后检阅开始。 首先，受检部队进场，我们成方阵式向前台正步走去，参观部队都伸长了脖子，把目光投向我们，走过主席台时，大家突然举手敬礼，步伐整齐，威武雄壮。主席台上郭副司令员身旁坐着一位黄头发、白脸皮、高鼻子的苏联顾问。接着进行队列、队形检阅。 我们又一次来到主席台前，进行立正、稍息及各种转向表演，接着是一分钟点走110——120步的“正规”步伐。那位苏联顾问站起身来仔细观看，后来，竟然从台上跑到台下，看着时间、数着步子，检查学员是否达标。 一队表演完了，另一队又接着表演，顾问先生很感兴趣，不断地看着手表，嘴唇微微动着，数着步子，等到所有受检部队表演完毕，他伸出大母指，高高举着，嘴里叽里咕噜说着洋话，翻译官大声说：“顶好、顶好！”首长们也松了口气，我们脸上都绽开了欣慰的笑容。检阅顺利通过！…… “五一”劳动节快到了，春城市准备召开迎“五一”庆祝大会，军区要求学院参加“近日楼”的阅兵典礼。于是我们又紧张地练习扛枪、编队、步伐等项目，军区训练处不时派人来督导，我们把步枪和刺刀擦得闪闪发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一定要让春城市民看到新型人民军的风采。 一九五一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学院学员早早就集合在校部，一千来人的队伍，雁行有序地排列在操场上，经检查衣着、武器等合格之后，八人一排、十人一列组成的方阵由校部出发，到达正义路后部队缓缓向南边的“近日楼”走去（“近日楼”是解放前春城的城楼，拆去城墙后保留了这座门楼）。 这是春城解放后第一次阅兵，轰动全市。正义路是当时比较热闹的一条街，但街道较窄，加上两旁人多，十分拥挤，只好把队伍改成六人一排的方阵，在近日楼检阅台不远处等候。领导讲完话后检阅正式开始。只听检阅总指挥一声口令，受检部队的脚步踏着大军进行曲的拍子，咔嚓、咔嚓作响，我们端着枪，向检阅台行注目礼，队伍缓缓通过检阅台。 高高的城楼上，陈司令员、郭副司令员、周副司令员、卢将军等军政领导，一一挥手向受检部队示礼。检阅台上巨大的领袖画像，在八面大红旗的衬托下，更显得庄重气派。 我们精神抖擞，挺胸、昂首、注目、持枪，步伐铿锵有力，个个满面红光，接受了首长的检阅，之后，是群众队伍通过检阅台。 …… ------------ 第三十四章 三尺讲台 在返回驻地的路上，出一点小洋相。 有些少数民族学员，由于从小赤脚走路，脚板宽，没穿过这么窄、这么硬的皮鞋（高邦翻毛皮鞋），检阅行走时由于用力过大，双脚都磨破了，打起了血泡，返回时，干脆手拎皮鞋，赤着脚，一拐一拐地行走，让队长看到了，被熊了几句，叫他们马上穿上鞋子。 我这个读书人，足也不争气，血泡已磨破，袜子也染上了“花纹”，虽没脱鞋，但也一拐一拐的，像打了败仗回来。队长虽然批评有的同志在大街上赤脚行走不雅观，但还是夸奖大家有“种”，在检阅台上没有给中队丢脸。 我们中队长张文义，山省长治人。在改造起义部队时我就与他相识，到步校有缘又在一块。他是一位“三八式”干部，打仗非常勇敢、凶猛，参加过大小几十次战斗，身上却没负过几次伤，是屡次得奖的英雄。他的特长是投弹，这技术在兵团屈指可数，他的绝活是：投得远、掷得准。 1950年春城市举行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会，他临时参加投弹，一甩就是80多米，取得第一名。据他说，在战场上他主要是多带手*弹，在远处就能把敌人的碉堡、机枪炸毁，为部队前进扫除障碍，每个连队都争着要他。 他待人诚恳，不务虚，办事认真，大事不糊涂，别看他大字不识几个，可脑子非常灵敏，行军、打仗，有胆有识，经验丰富。平时没事喜欢与人聊历史名人、说说笑话，没点架子，也不摆自己的光荣历史。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按他的资历，早应是团师级了。 他有些暴躁脾气，他说，他过去脾气一来，像张飞一样任意打人，为此还受过处分。对知识分子很尊重，从没发过我们的火。有时我们问他：你的老婆呢？他诙谐地说：还没出世呢。每次下军棋，他不让人悔棋，可他输了你就得让他悔棋，否则就骂：“烂汤货”。 他不喝酒，但喜欢吸烟，那时候是上面发的“团结”牌香烟（比现在的金圣好多了），烟不够，他就当“伸手牌”。假装严肃、板着脸说：“小伙子，把‘胜利品’交出来吧。”在场的人都笑了，于是把烟拿给他。我不吸烟，每次发的烟都给他，他张开满口的大黄牙：“这小子爽快！”有时没烟了他就向杜政委要高级烟，政委有求必应，要多了张队长也不好意思。 那时他已四十多岁了。他把队部的小文书陈振华当作儿子看待，如果他早结婚可能儿子比陈振华还大哩。我们说：赶快找一个吧。他说：等社会主义建成了，讨个老婆享晚年福——好暖脚。说完哈哈大笑起来。我们跟他一起学习、工作，受益匪浅，特别是学到了对革命的忠诚。 在学院除学习政治理论外，重点学习军事理论。学习中国的、外国的军事家理论思想，学习现代战争战略战术，学习单兵作战战术，学习班、排、连作战战术等等。对语文文化程度低的学员，学习有困难，还得补习文化科学知识。学校要求，排、连级干部文化成绩都得过关，要不然怎么去学伟大的军事经典。学院要求文化高的学员帮助文化低的学员，我文化算是高的了，要包教两个同学的文化。 一个是邢友学，贫苦出身，一个是少数民族，农奴出身，名叫王连成，他们都是战斗英雄。邢友学识得一些字，心算能力强，王连成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还是在边纵时学的。邢友学二十四岁，学习不太吃苦，记忆力差，学习中有时不懂装懂，偶尔还表露出一点骄气。 我从易到难每天教他们五个字，以后加到十个。为了加强记忆，增加形象感，我把生字贴（挂）在实物上。如“饭碗”，就贴在碗上，“步枪”就贴在枪上。“起床”就画起床动作，“跑步”、“立正”……都画一张张的图片并贴出来，这样做似乎太原始，但在当时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教学，效果还是很好，大大突破我的预想。 一个月下来果然学会了几百个字。对王连成我也格外关心，不时给他加码，让他多读、多写、多练，当时买不到现成的拼音、看图识字等挂图，只得自己动手，制作卡片，尽量教得生动形象。后来由词、词组到句子，到写一段话，逐渐加大难度。 因为白天有紧张的军事学习和训练、晚上有讨论、有民主生活会，所以教识字都是用空闲时间。他俩也很吃苦，一点时间也不浪费。我也想了许多办法，为他们装订了一个小本子，半页是文字，半页是空白，空白留做他们写字造句之用。半年之后，他们都能读报纸、写信了，文盲的帽子离他们远去。我们由此成为亲密战友。我包教包学的做法受到上级的表扬。 王连成在学院读了一年后被航校录取，成为一名飞行员，毕业后，分在陕西武功县某空军基地。我们一直通信不断，他还给我寄来了一张身穿飞行服的全身照片，他已是一位魁梧英俊的小伙子了！60年代初，我们从此失去联系，只留下那张照片作永恒的纪念。 我原来身体消瘦，进学院以后，由于生活好又有规律，加强了体育锻炼，身体强健起来。我天不亮就在大操场上跑上几圈，那些单杠、双杠、木马、浪桥、跳高、跳远等我都去练。等到吹号起床时，我的功课就结束了，再同大家一起出操、学习。经过一年多的锻炼，身高169厘米的我，体重由90斤增加到一百二十多斤，体力、耐力也增强，从此有了一个健壮的体魄。 一年多点，我被调到校部训练部，任见习干事，负责军事器材、模型之类的采购工作。工作内容就是去工厂采购各种军事教具、模型、兵器、实物挂图等。 第一次单独工作，心里没底，摸索一段时间后，也摸到了规律，居然干出点名堂来。任务能及时完成，质量审查合格，还节省了很多钱。这是我与那些经理、股长、销售科员磨嘴皮磨出来的。 那个平日紧绷着脸儿看人的乔科长，在大会上说：小张干得不错。后来工作越来越多了，在训练部四个多月，累的昏天昏地，天天外出，早去晚归。那些教具模型做好后，要对照图纸设计，用游标卡尺一一去验收，你看多麻烦。如果不符合要求，就是差一点，那位乔科长就会“克”得你抬不起头。我心里想，不干了，改行吧。 ------------ 第三十五章 清查历史 一九五二年四月，上级发出号召，在全军开展文化大进军运动，一个师要办一所速成小学，一个军要办1——2所速成中学。 一个兵团要办二所大学，这需要多少教员哟？学院不少学员都调去办学校、当教员了，我也心痒痒——想去当教员，但不好提出个人要求。 我想，“当一名教员多好，站在讲台上给学员讲课，传授自己学到的文化知识，展示自己的风采，实现人生价值。” 四月中旬的一天，乔科长突然叫我到他办公室去，我吓了一跳，是不是工作上出了什么问题？我心里狂跳不止。他看了我一眼，把一张纸递给我，我一看：哦，是调我去当教员的调令。 我高兴得快要跳起来。但他还是绷着脸说：“我不太愿意让你去，舍不得你。在我身边几个月，没出一点差错，纪律性强，工作吃苦踏实，是个好同志。” 我说：“谢谢你的关照。”他看了我一眼说：“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我喃喃地说：“服从组织分配吧。”乔科长无可奈何地笑了笑：“那好吧，到新的工作岗位要努力干。”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只高级金笔送给我，说：“留做纪念吧。”我接过笔说：“谢谢乔科长。”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出去了。那支金笔我一直不舍得用，1958年转送给预校的一位复员战友了。 有一个叫李子孺的干部，很早以前，改名换姓混入我南诏省边区纵队，入了党、当上了队长，后来又到学院工作，在镇压反运动中被他的老乡认出来，现了原形。 这个李子孺，原名李宗柯，十三岁就跟着他叔叔干坏事，干了起了杀人越货、逼良为娼的勾当，残杀我老百姓群众。他看到反动派大势已去，改名换姓跑到春城参军，混入革命队伍。这次“镇反”运动，他逃不了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经查属实，他的确二过许多坏事，立即押送原籍公审。这件事在学院产生了很大的震动。 我们内部开展“三查”运动，配合农村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查出了一些坏分子，极大地纯洁了我军的队伍，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我常常告戒自己，要踏踏实实干事，老老实实做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时刻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永远保持革命军人的本色，砥砺前行，做一个合格的革命军人。 在学院学习一年多，给我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大，感触颇多，深深地认识到，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永远跟党走。 1952年4月，我离开了学院，踏上了新的征途。 四月中旬，我和熊鳌等五人去炮兵第四师第九速成小学任教。从春城坐火车到曲进，下车不远就是炮兵第四师。 炮四师驻在一座低矮的小山丘上，那里原是敌人的兵营，诺大的兵营呈四边形，泥土筑的围墙，简易的房子（也有二层的楼房），都非常破旧了。学校就设在师部东北角一片平房的地方。学员是从师里三个炮团中挑选出来的优秀营连干部和个别优秀班长，学习时间二年。 在第一次校务会议上，我认识了学校领导。校长姓贾，他是原军大政治部的副主任，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叫周，他年轻得很，学生出生，但参加革命早；教导主任叫杜庚。会上大家自我作了介绍，并分配了工作任务。同来的五人中熊鳌负责教学工作，王西堤负责语文组，吴木生（女）负责数学组，我负责课程安排和后勤联络，其他人各有专责。会上安排了教师吃住等生活问题和开学有关事宜。我和熊鳌等六人住二楼，楼下就是办公室，有四个女同志住另一幢楼。 按照学校安排，开学前先准备一个“文化大进军”的图片展览，以提高学员对学习文化重要性的认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行动起来，找资料、图片、实物，制作展板等，由于白手起家，什么资料都没有，只得分头到师部、曲进军分区、曲进地委等处去找。 有了资料，连忙审查、编辑、剪贴、定稿。经过几次推敲、审核才定下来，共分五部分：前言、我军各类学校（特别突出延安的办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办学方针、组织实施等。所有展览内容安排在一个大房间里，师、团首长看了后指示，再增加图片资料，使内容更加丰富、生动、形象。 五月中旬，学员到齐后正式开学。学校组织学员参观、座谈、讨论，中心议题是：军队与文化的关系。目地是让学员对学习文化知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下定决心把文化学到手。军分区的干部学员也来参观、座谈，大家谈感想、谈认识。 1952年6月1日，炮兵第四师第九速成小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从此我当上了一名光荣的文化教员，当上了大兵们的先生。我除了负责本职工作外，还自告奋勇担任自然课教学，每周二小时。当时学校在课程设置上以语文、数学为主，加上自然、音乐共四门课程。 记得第一次去给学员们上课，一走进教室，值日员喊：“起立！”学员们“哗”地一声站起，齐声道:“教员好”，我的心紧张地跳动起来，我几乎不敢正视这些身经百战、可敬的英雄们，生怕讲不好课，有愧于领导、学员们的信任，后来时间长了，也就习惯成自然。 自然课主要是讲自然科学知识，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授，引导学员树立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当然，对这些长期在革命战争中磨炼出来的学员，不可能通过上几节课就可除去旧时对某些自然现象的片面认识，但他们是现实主义者，重视实践体验，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么，这就要求教员要用实物、标本、模型来加强直观性教学，否则，不会相信教师说的那一套。 ------------ 第三十六章 禁锢的初恋 例如讲“地球自转公转”这一节，就不好讲。 教科书上写道：“地球是一个两极略为椭圆的球体，地球由于自转、公转，所以产生了昼夜。”学员对此非常怀疑。 有的学员就问：“如果地球是一个转动的球体，为什么转来转去，我还在原地呢？”有的说：“地球是椭圆的，我们华北大平原一马平川，也看不出地球是圆形。”……诸如此类问题，如果从理论到理论，会使学员更加迷茫。 为了让学员真正理解这个知识点，我就用模型、画图、举例子等方法并联系他们的生活经历，进行讲解。经过认真分析讲解，并组织大家讨论，这些大兵们真神，很快弄通了这些“玄”的东西。 我从中得到启示：要多联系他们的生活实际，结合模型直观教学，再结合他们丰富的阅历一一分析，效果很好。 这些大兵们的思维不同于小孩子的思维方式，他们在科学实践中最有发言权。开始大兵们不喜欢上自然课，后来变得很欢迎我来了，我在讲自然课时又讲点字、词、句方面的知识，引起了他们的学习兴趣。为了教好这门课，我花了许多时间来自制教具，常常把办公室搞成了模型展览室。 第九速成小学的体育器材，不如原来军大学院那么齐全，但单双杠、沙坑、木马等还是有的。当了教员，我仍然坚持晨练。我的身体从小就非常瘦弱、单挑，现在生活好，生活有规律，天天练习单双杠、木马、跑步，日子久了，双臂、胸肌、腰围也渐渐丰满起来，体重增到120多斤，过去那扁平、鸡肋似的胸脯，现在高高隆起，两团胸肌像少女的**，常引得学员发笑，有的羡慕地来摸我一下，或者抓一把，我也觉得好笑，我的身体真的健壮起来了。 为了丰富学员的文体活动，师部又调来几个女同志教音乐、搞文娱活动，组织大家唱歌、排练节目等。开初，学员在女同志面前十分腼腆，大男人还羞羞答答的，因为他们长期在清一色的“和尚”队伍里生活，从没有接触过异性啊！我们可敬的女同胞倒是大大方方地去纠正他们的动作。日子久子，也就没什么师生之别了，下了课，大家也相互取闹。 踢足球、打篮球是课外活动的主要项目。我们那位年青的副校长极活跃，他喜爱足球，自当教练，教大家怎么踢球、传球、带球、进攻、防御……一套一套。我也去学，后来竟对这玩意儿产生兴趣。踢足球能练长跑，又练技能、练耐力，培养勇猛顽强的精神，所以每次我都到场。 周副校长从中挑选了几十个学员，组成甲、乙、丙、丁队，轮流练习。 一到晚饭后，诺大个操场上，踢得灰沙冲天，喊声震耳。另一边篮球场上也是喧嚣正浓，加上排节目的、唱歌的，几乎把全校几百号人都调动起来了。管后勤工作的老王，都快四十岁了，也被女同志拉进了合唱队。丰富的文娱活动缓解了大家一天的紧张神经。 我的行政工作太忙，加上还要上课，后来调来一位女同志当我的“助手”。她叫黎明，天府辣妹子，原是文工团的，跳腻了舞就调来学校。开始是搞保管，以后兼教音乐与搞文娱活动，她比前面的几个女同胞更活泼外向，与学员在课余时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唱歌是她的强项，尤其是她那个《天府号子》，听起来特别有劲，加上她性格开朗，真惹人喜爱。学员们有什么要求，她都挺爽快帮忙。工作上，做起事来一阵风似的，没有女孩子的娇贵气，却有一股泼辣劲。 别人有时和她开玩笑，她总是那一句：“你别跟老子来那一套！”后来我就叫她“格老子”，不喊名字了。有时搬东西，我就喊：“喂，格老子来搬东西哟。”她会马上来，也从不生气。如果叫她的次数多了，她会给你一拳，“你叫啥子嘛，叽叽喳喳的。” 她的办公桌与我的俩俩相对，日子一久，习性便熟，异性的吸引，就有了那种莫明其妙的感觉，但彼此心照不宣。 由于工作关系，我俩常去曲进城里（约一公里多路）采购教学用品，别人也未在意。晚饭后有时到营房外马路上 、铁路边随意而行，天南海北、个人身世、工作经历、大事小事，随意调侃，醉翁之意不在酒，彼此暗修栈道……。 有一天，在去城里购物的路上，她突然问我：“你喜欢我吗？”她两眼直楞楞地望着我，我愣了半天也没回过神来，她用肘碰了我一下，眼睛睁得大大地盯着我，期待着我的回答。 我无可奈何地说：“喜欢又怎样，还不是空喜一场。” “只要你说‘喜欢’就行。”她又盯着我。 “噢，我当然喜欢你呀！”我兴奋地说。 她羞涩地笑了，一把拉过我的手，大步向前走。我又惊又喜，像傻瓜一样不知所措----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那时部队严禁营级（含营级）以下男干部谈恋爱，我们这种危险的情愫发展下去，必将受到纪律处分，无异于自找苦吃！ 打那以后，我始终不敢再越界雷池一步，能疏远时尽量疏远，希望能采取“冷处理”的方法安抚她。但要躲避她那水汪汪的、充满少女灵气般的大眼睛就很难了。每当我们俩俩相对，坐在办公桌前时，我总是低着头，不敢看她那双火辣辣的大眼。 然而日日相处，办公、打饭、文娱活动，四目相对时，总会碰撞出火花来。有时我备课什么的，老低头写，也不抬头看她一眼，她就急了，说：“格老子装啥子洋蒜？” 你想安静自在一下，她却无事找事要你“帮忙”，变着法儿要和你说话儿。她要去买教学用品时，虽然工作量不大，但总是把我“骗”出去“走走”。如此这般，彼此之心，已埋下了危险的情钟，即使是古人柳下惠，也经不住她那少女般的纠缠，会不由自主地掉入情网……。在哪个特殊的年代，我只有把爱深深地埋在心窝里。 每天晚饭后，我喜欢去踢足球，她总在场外观战，一下了场，她就把热水打好了，还专门买了香皂递给我，站在身边殷勤地说：“洗干净点，洗干净点。”我的衣服常常是她拿出去洗，洗好后又不声不响地用报纸包着放在办公桌上，我拦也拦不住她。 有一年春节，我、黎明、王老师、杨三妹（杨三妹也是天府妹子，她正在和王老师暗中“私磨”着），坐马车去沾益城（二十华里）玩，我们两对都在照相馆照了相，似乎是“约定终生”，大家玩到擦黑才坐车返回学校。 ------------ 第三十七章 速成中学 以后“情之所钟”又向前发展了。 有一天，我看见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书，拿起书，突然发现书下面放着一张黎明的照片，背面写着几个娟秀的小字：“多帮助她”，落款处写着“知心人”三个字。我怕别人看见，忙往抽屉里一捋（luō），她望了我一眼，诡秘地笑了，而我的心却突突直跳。她如此多情，而我却“固守阵地”，与她保持一小段距离----一段十分痛苦的距离。 那时部队有纪律：男同志只有“284团”的人可以恋爱结婚。所谓“28”就是男的年龄满28岁，“4”是有四年以上军龄，“团”指团级以上干部。营级军官以下，不准谈恋爱，不许结婚。但女同志不受年龄、职务限制，否则，将受到严厉处分，所以，我就只能把爱深埋在心中。 1953年底，她突然调往北京工作，她的情绪焦躁起来，常常无故发火。我只有安慰她：“你远走高飞吧，我不配。”但我心里比什么都难过。 一天，我们在营房外踏马路时，她突然天真而又坚定地说：“我们结婚吧……。”我吓了一大跳，摇摇头说：“那要受处分的呀。”她无可奈何地哭了，哭得十分伤心，扭着小性子不肯去哪遥远的北京！ 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死劲摇。“我不去我不去，……太不公平了!”是啊，制度把我们“格式化”了！我也黯然神伤，默然无语，我的安慰也是多余的、无力的废话。我们都掉进了痛苦的爱恋深渊。 临走前几天，我们手拉手在铁路上遛哒了一个下午，俩人心事重重，心里像灌满了铅似的，十分压抑。她双眼都哭肿了，纵有泪千行，也无法表达她内心的苦痛。我痛苦得默默无语，双方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不愿分开，离营房不远了，我猛然一句：“你要恨，就恨死我吧！只怨我不是团级干部！”一甩手，我痛苦地向营房宿舍走去。 到了分别时，我去送她，她用眼光狠狠地瞪着我，泪水流了出来，我强颜欢笑，却没有一句祝福的话，“我们太没缘分了！” 她走了，从此结束了人生道路上这场被压抑又罗曼谛克的小插曲。 后来她在北京找到了理想的白马王子，给我寄来了一张照片，男方坐在三轮摩托车兜里，她坐在驾驶台上，双手紧握车把，笑眯眯的，脸蛋儿仍是那么可爱。 随着教学逐渐走上正规，学员劲头更高。这些老兵，政治素质好，党、团员多，经历丰富，对教师很尊重，不摆老资格，肯学好问，也爱钻牛角尖，我们以极大的热情教好自己的课程，师首长经常来看望大家，时时给以指导。贾校长不时和教职工座谈，随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在生活上为学员们提供了极大的保障，在政治上鼓励大家积极向上，这对大家鼓舞很大。 军区文化领导小组也多次来学校检查教学质量，抽测、会考、口试，学员们都达到四分（当时是学苏联的五分制的记分法）以上，不少达到五分。军区文化领导小组肯定速成小学的教学方法是符合实际的、是有效的，夸奖说：能在二年内使学员们达到小学高年级毕业生的水平，这是个奇迹。在全军区速小语文、算术比赛中，九速小获得优秀，可见领导、全体员工付出了多么大的心血！ 1954年5月底，九速小任务完成，开完毕业典礼后，校长按军区指示宣布第九速小番号取消，教员重新分配工作，我与吴桂兰、傅之模调到南诏省军区第三速成中学工作。 月末，我们背上背包，在小石坝炮八团集中，开了个欢送会便赴任去了。 南诏省军区第三速成中学，设在春城郊区巫家坝飞机场东面的小山坡上，春城至呈贡的公路在校西边通过，校园范围较大，四周是水田，水渠穿越其中。校园南面是学员宿舍和教学区，中间是大操场。操场西边有一幢临时盖的大草棚，是会场，可容千把人坐地开会。 北面是教职工宿舍、办公室、实验室。东面是校首长的宿舍、办公处，再往东有幢小平房，平房旁有花园、小榭、小桥、停车场，四周是常青的女贞丛，环境幽美、清雅，小鸟依人，风景如画，据说这是当年飞虎大队长陈纳德的驻地。 这里原有碉堡岗哨，解放后都拆了。整个校舍四周被高大的桉树包围着，桉树常常发出一种特有的香味，据说可以驱蚁。校舍虽然陈旧点，但校园开阔、恬静、优雅。 老师也多，学历有大学的、中专的，最低也是高中毕业生，高手云集，人才济济啊。教学组有语文、数学、理化、史地（包括自然）、政治等研究小组，设有正副组长及教研组长，但没有外语。我分在史地组，后又转理化组，都合我的本行。 教学设备比较齐全，有各类图书、资料、理化仪器、动植物标本、史地模型、挂图诸类。国家为培养人才是舍得投资的。 学员是从各军、师、团挑选来的营连级干部及少数优秀排长，都具有小学毕业以上学历才能入学。学员有八百多人，加上教职工近千人。 实行集体办公、备课。讲课前必须先试教，评讲合格才能进入课堂讲授。备课步骤按苏联的模式（非常机械死板）。有时是教研组派人来范教、试教或讲某一专题或作某一试验，起到示范和指导作用。这对新老教员都有裨益。我们教员来自不同单位，在同一目标下，没有出现“文人相轻”的现象，都能虚心学习，戒骄戒躁，所以教学风气很浓。 第三速中校长叫乔原放，副校长是杜晶，教务主任是从边区纵队调来的某大学讲师李某。他们都是办学能手，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学校领导班子领导得力，经常深入到各教学组参加试讲、听课，还检查教员的备课，教员就来不得半点花架子了。 遇到节假日，两位校长不时请教员到他们的小花园里去做客、座谈，许多问题能得到解决，也更密切了上下级关系，所以受到师生们的尊敬与爱戴。 那时的学员中大都30来岁，普遍年龄较大，未婚，少部分人为此曾闹过思想情绪，要求下地方，不安心学习。两位领导苦口婆心做工作，从祖国的需要，到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不厌其烦地谈心，做思想工作，终于刹住了不大不小的风波。 ------------ 第三十八章 “弥天大罪” 教员要经常去辅导学员，甚至补课，很得学员欢迎，但也有逆反心理的。 有个女教员，叫小杨，原是南诏省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南诏省我边区纵队，搞宣传工作，调来任语文教员。她上课很认真，讲得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就是不太联系学员，高高在上，即使平时与学员接触也“保持”一小段距离，学员有疑问，她总是“你多动点脑子嘛。”冷冰冰的一句把学员给挡了回去。 有个学员就说她是“冷血动物”。就这么一句话，不晓得怎么让校领导知道了，找到那学员严厉批评了一顿，还要他向杨老师作检讨。校领导也找小杨进行了谈话，指出她存在着不关心、不热爱学员和高高在上的缺点。这样，坏事变成了好事，杨老师从此一改冷冰冰的态度，积极深入学员中，特别帮助后进学员费了心血，使学员很感动。 另一件事，也发生在一位女教员身上，她叫王刚，军大毕业，特别爱打扮，脸上搽脂抹粉，香气熏人，一件军服改装得齐腰肢儿，非常得体，从后面看，很有女性的曲线之美。她个儿矮，所以爱穿高跟皮鞋，脸儿微黑，所以不论晴天阴天，总爱撑一把遮阳小花伞，走起路来扭动着腰肢儿，小花伞还溜溜儿转，颇有超凡脱俗的傲气。 她下班去辅导学员，总是用一块普罗帕蒙着嘴儿说话。也许香气太浓，也许是学员看不惯，学员总是离她一尺多远，渐渐地学员“感冒”了，有人就编了顺口溜：“听到皮鞋响，以为是首长（那时只有团以上干部才穿皮鞋），回头望一望，只见遮阳伞。”顺口溜虽然编得蹩足，但讽刺性却很强。 小王听到后气得哭了，还耍点“性子儿”----不吃不喝，勉强才去上课。此事不知怎地被校领导知道了，在一个晚上点名的时候，当着众多学员批评了这位“创作者”。杜副校长批评道：“接二连三出现学员不尊重教员的现象，还编顺口溜讽刺人家。谁受得了哇！同志之间应相互尊重，是学员的要多作自我批评嘛，是教员的更应以身作则，做大家的表率，以后严禁出现这种现象。”杜副校长态度极为严肃而带点愠怒。 这虽是对学员的严肃批评，老师也应反省自问。在那个一切强调改造世界观的年代，那种孤芳自赏，超越时俗，那种看不起工农兵的思想或表情，是要会受到大家吐弃的，领导不批评你，学员也会评你的。那时什么都强调一个模式做事，一个脑袋思考问题。 事后杜副校长找过她谈话，这是立场观点问题，不是个人感情问题，因为这些学员都是打天下的最可的人！领导还要我多同小王谈谈，要她放下包袱，改了就好。杜副校长知道我与小黄都是洪都军大来的同学，同学之间互相交谈是最好沟通的。 她的家世、个人经历和思想嬗变，真可写一本书。我不敢以教训别人自居，只谈自己的思想改造，也不当面指责她什么不对，用“己物引他物”，抛砖引玉。事后，我向校长汇报了几次与她谈话情况，校长说，能暴露思想是个进步，但不能用温情脉脉的情怀，错误之处要向她指出，所谓“猛击一掌，促其自省”，就是这个道理。于是我采取了“迂回战术”，先尾尾道来，再直指症结，她慢慢地接受了批评。 后来小王也真的知过则改，进步很快，不久就调到军区干校去教书了。1954年，她结婚时请我去吃喜糖，当着她的白马王子说：“是这位学长给我极大的帮助，我永远感激他。”我也祝福她俩永远幸福。 吴桂兰是广省花县人，分在数学组，傅之模是天府人，分在语文组，我在理化组兼实验室负责人。平常教学工作都忙，除了同在一个食堂吃饭时闲扯几句外，只有星期天才会一起去飞机场关上村玩玩。由于我们三人很聊得来，所以后来成为好朋友。 关上村有几家饮食店，口味不错，每次来必去光顾。过节有时乘车去呈贡，哪儿贡梨出名，松脆香甜，饱尝之后，各拎一袋子回来，给大家分享。有时去军区干校访友，王刚就在这儿任教，承蒙她夫妇美意，每次必打牙祭。那时还是供给制年代，吃大锅饭，每人仅几个零用钱，去多了，朋友就不堪负担了。 我、吴桂兰、傅之模三人身上有钱时，就“共产主义”，没有钱了就坐在机场草坪上胡调侃，谈工作、谈学习、商讨问题，天文地理，无所不谈，有时还争论不休。吴桂兰讲广省普通话，傅之模讲天府家乡话，我这老俵当然是地道的豫章省话了。 大家聊现在，谈未来，表达着自己的梦想。有时各自介绍家乡风土习俗或互相取笑。三个单身汉，成了异姓三姐弟（吴桂兰为姐，傅之模为大弟，我居其末），大家出入成“三”，形影不离。 由于我们三男女“形影相随”，这引起了同志们的非议——“他（她）们搞三角恋爱”。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谈恋爱都是禁区，更何况你们搞“三角”恋，真是“弥天大罪”，但我们心中无“鬼”，一笑置之。 世上的事就是那么怪，你越是沉默，不声明、不争辩，就越证明你心虚。日子一长，流言蜚语就流到领导耳朵里，先是教研组长王毅找我谈话，我极力向他解释。我说：“因为我们原来同过事，相处的日子久，比较谈得来，保证无越轨行为。” 后来杜副校长找我谈话，我实打实地摊牌了：“吴桂兰已在炮四师有了对象，是个团参谋长（也是她的学生），傅之模的对象在天府古令县供销社，都在等待转业地方，结百年之好。只有我老张不是团级干部，没有人看得上，至今光杆一个。茕茕兀立，形影相吊……。”我还没述说完，杜副校长就哈哈大笑：“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他转而又说：“回去吧，没事了，注意影响就是了。”我大为惊奇，向他敬了个礼，向后转，大步回到办公室。 星期天，三条单身在机场草坪上相聚，我把杜副校长问我的事向她们一说，几个人笑得屁股朝天。当然为减少麻烦，行动上不能来往过密，慢慢淡出也是应该的。 由于我们三人工作上努力，教学上突出，干什么事都吃得苦，吴桂兰（我们常叫她“木头儿”）虽是女性，但没女儿娇气，性格倒有点男人气，她的教学成绩裴然，别人也找不到什岔儿。后来“木头儿”当了数学组组长，我当了理化组组长，傅之模派去天府省进修，申请转业去地方工作。 ------------ 第三十九章 一张纸条 1955年，在第三速中时，有一位女教员，名叫安少娟，晴隆人，从文工团调来，教音乐，也会跳舞，天真活泼，性格开朗，火辣辣的有朝气，与谁都合得来，分在自然组（归理化组管），她常下去了解情况，勤于辅导学员学习，有时与我同去辅导一个班（那时老师是包干的），时间久了，无话不谈。她见我平时与吴桂兰、傅之模一女二男----“三人转”，玩得挺兴，似乎冷落了她，便常生闷气。 有一次去教室的路上，她突然问我：“你怎么不向我进攻？”问得真是大胆！我一下子不知怎么回答。半响，她又来了一句：“我不美吗？”真是更得意了！我只好说了一句：“你长得很漂亮。个人问题为时尚早，再考虑考虑。”她有点愠怒，扭着身子独自走了。不久，领导派她去巴郡西南军区教师进修学校进修中学数学。 紧接着我也作为中学教师到西南军区教师进修学校进修化学。进修学校设在巴郡南温泉（是一处风景区），我与她同在一个学校进修，相处半年多，几乎形影不离，是爱不是爱，彼此心照不宣。 那个时代谁谈恋爱，谁要受处分，我不是团级干部，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身试“规”啊！后来她回春城分在军事干校教书（就是王刚那个学校）。我也常去她那儿玩，见了面，大家都很亲切随便。我每次去干校，王刚只要见到我，就笑着说：“找小安吧？”我笑着挥挥手：“去、去、去。”一会儿她就把小安带来了，往我身边一推：“还不感谢我？”乐哈哈地转身走了，临了还丢下一句话：“待会儿到我那儿吃中饭。” 说实在的，我也快二十七岁了，真想有个家，小安各方面都不差，更可贵的是她有极强的事业心。如今，她有心，侬有意，可纪律不许可啊，我无胆越雷池一步。后来她转业到了地方，分在玉溪地区花灯剧团，也不时来信，有时公差我也去找过她玩。 一天，收到好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张九龄的诗——《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表达了她孤独、寂寞、惆怅情怀。但我始终不敢主动向她求爱。 …… 一九五五年六月的一天，春城市召开公开审判反革命分子大会，地点是胜利纪念堂前广场。这天人山人海，声势浩大，虽然下着小雨，但秩序井然。 在静听审判内容时，小周把一张小纸折条给我，我打开一看，是杜甫写的《春望》中的二句“国破山河在，春城草木深”（只是把“城春”改成“春城”）。我低声问她：“谁写的？”她用手悄悄指了一下旁边的张老师，我将纸条还给她，示意他不要作声。 回到学校，小周向王毅组长汇报了情况，她说是：“张老师在会场写了这张条子给我，感觉这里有点问题……。”王毅立即感到这不是一件小事，得向领导反映。 当时我们也感觉这二句诗在公开审判反革命分子大会时抛出来，是很不妥的。 王毅皱着眉头对我说：“我文化不高对古诗词不太懂，表面上看，好像看不出什么问题。你读过这首诗吗？” 我说：“我读过呀，这两句诗出自唐代诗人杜甫写的绝句——《春望》，杜甫在经历了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目睹胡人安绿山屠杀焚掠长安的惨景之后，感受到人民颠沛流离、家破国亡的痛苦，因而写下了这首诗。我把原诗写给他看： 《春望》 杜甫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王毅听了点点头，“你记心还不错啊，对诗歌及背景都很了熟悉。” 我淡淡一笑，心想，这样的事太敏感了，千万别乱说。 小周看了看道：“问题出在这里，张老师把‘城春’改为‘春城’了。” 王又问：“哦，这样呀，张老师在公审大会场写此二句是什么意思呢？” 小周说：“应该是有感而发，意思比较隐晦。” 王毅点点头，感觉这里面有“文章”。 后来王毅对我们说：“这个事到此为止，不要再扩散。我会找张老师谈话，教育他，帮助他，相信他会改正自己的错误的，这事就不要再扩大了。” 我们都点点头。 我常常告戒，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努力工作，加强改造，遵纪守法，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我虽然是“三门干部”（即家门、校门、部队门），但也要加强思想改造，努力成一个优秀的教员。 第三速中的任务完成后，一切教学用具都并入第一速中（在市区）。不久，吴桂兰去春城工学院读书，傅之模调回天府工作，等我从巴郡学习回来时他们都走了。 ------------ 第四十章 特科学校 一九五六年二月，我奉命调特别专科学校任教。 二月中旬，我们一行二十余人，其中有王毅同行，由春城坐火车南下一个小时，在凤鸣村车站下车，步行三公里才到特科学校，学校坐落在一个山坳里，当我们走进学校时，不少领导老师出来迎接我们。 特别专科学校是一所培养干部的特殊学校，不久，我们发现这里不仅有我军的中级军官在这里学习，还有许多瞿国军官在这里学习。原来这是一所培养瞿国军事干部的特殊学校，所以对外非常保密。 特科学校是师级单位，直属省军区领导。张校长，豫章省人，老红军，后授予大校军衔；陈政委，南诏省人，后授予上校军衔；副校长姓杜，后授予中校军衔；教务主任从边纵调来，大学生，后授予大尉军衔；还有一位瞿国同志姓阮，任副校长。各连的队长都是大尉营一级，排长是上尉连一级，学员都是营连级以上干部。来这里参加学习的干部级别还是比较高的。 这里房子比较陈旧，据说原来这里是一家兵工厂，我们使用的是兵工厂的职工宿舍。在靠东边的大山里，有许多山洞，山洞里是隐蔽的兵工厂。房子一排排从山脚开始，一层层像梯田一样，依山而建，教师和学员就住在这里。 瞿国战友住在南面的一个大山坳里，阮副校长同他的战士们住在一起。不远处就是训练部，是后勤处和校首长办公的地方。这里比较开阔，停放着大小十几辆小车。后勤处长是个老八路（后授予少校军衔）。全校一千余人，学员九百多，瞿国战友占半数以上。 特科学校的任务是传授军事理论知识，提升军事技能。即学习军事理论、单兵战术、战斗勤务、分队作战原则，步兵武器的使用与训练，等等，学制一至二年。 每天工作比较繁重，天不亮出操，学校没大操场，就沿公路来回地跑。出完操，在小江里洗刷好，用十五分钟时间吃早饭，接着是上课或室外技能训练，由于教室不够用，只能一部分学员上课学理论，另一部分在操场上进行军事训练。后来盖了简易教员办公室、学员教室和一个大草棚会场，条件得到改善。虽然特科学校的教学“硬件”、“软件”都比不上第三速中，但每个学员的学习热情却十分高涨。 起初我担心瞿国朋友不懂汉语，学起来一定有困难，后来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学军事理论（主要是科学知识和的军事理论等），并不比我们学员差，这些友人汉语说得十分娴熟，有的还能说普通话，那个阮副校长就能说一口地道的普通话。由于纪律的约束，我们很少打听友人的生活细节，除上课、辅导外，从不过问他们的任何事情。 军事理论课主要是学的游击战理论，这是瞿国友人重点必修课。我国的游击战术，在世界上出了名，连“克劳伦斯”也望尘莫及。游击战西方人是学不到的，原因很简单，游击战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就等于是一群土匪兵，而西方列强是侵略成性，反人民战争，不可能有人民的支援，所以他们无法学习和运用游击战术。 我们深知在这里当教员，既是为祖国也是为国际友人培养干部。因此，更加尽心尽责，用最大的努力去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国际主义任务。 瞿国友人身材都矮小精悍，体魄健壮，吃苦耐劳。平时我们相见都互相致礼，他们习惯双手合十放在胸前，以示敬意。他们乐观向上，笑脸常开，有时他们私下对我们说：“远离祖国、远离亲人，来学习真不容易，学不好，没脸见胡子伯伯。”他们经常感激地说：“来这里学习，你们待我们亲如兄弟，吃的、穿的、用的都是你们给的。”说完又双手合十，放在胸前，表示感谢。 在生活待遇上，的确他们比我们优越，住最好的房子，吃最高档的伙食，享受团级待遇。他们上课穿皮鞋，出操穿高帮解放鞋，衣服是冲尼的斜纹面料，那个阮副校长穿的是将军尼料。他们喜欢吃糯米、烤鱼、烤肉，炊事员就想办法弄得一手越式菜，让他们吃得满意。所以采购车每天都得去宜县、春城等地采购，商业部门也大开绿灯。 学校文娱活动非常丰富。每周有电影（战争片、故事片居多）、跳舞、演节目、歌咏比赛。后来开辟了一个大操场，篮球、足球、排球赛得到开展，晚饭后天天进行，不久运动会也开起来了。中瞿学员关系很融洽，彼此互相学习，增进友谊。 星期天，我们教师可以请假外出，走十几里路，到汤池镇去洗天然热水浴，吃点水饺、过桥米线、面条什么的，玩得真开心。有时坐火车去宜县玩上一天，放松放松。为了保密，我们的友人就不能外出了，我真为他们惋惜。 校内为此设立了小卖部，各类食品、日用品，货物俱全，对友人则是廉价的，他们的生活补贴比我们多数倍，还设了一个小吃部，中、瞿大菜都有，酒类品种齐全（但无烈性酒）。那些不想外出的，或不允许外出的，都可以在此消磨一个愉快的星期天。 但有一条纪律：不准酗酒。无论中瞿军人都是铁面无私，一视同仁。我们的零用钱不如友人多，所以少去小吃部，这其中也有让友人多去的意思。就那么几张桌子、凳子、友人优先嘛。 瞿国军人学军事，重点以学个人武技及排、连、营战略战术为主。他们所使用的轻武器，都是我国刚出厂的最新产品。有一种微型轻机枪（外形似俄式，但比较短），能上刺刀，没有足架，能通用步枪、机枪子弹，这样在战场上就容易补充弹药了，很适合个人在任何情况下战斗。 还有一些苏式轻武器，如“郭留诺夫”重机枪，二个轮子，有防弹板，可以平射，转向180度，也可立射，当高射机枪打飞机，俯仰角达八十度以上，二个人一挺，火力极强；还有“波波莎”轻机枪，装弹匣是个圆盘，只是重了些。这些武器都适合单个兵使用，也很适合丛林游击战。 他们学军事技能的时间比我们学员多，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尽快回祖国参加解放战争，统一祖国（当时瞿国南方还未解放）。也学点文化知识，学点文化是为了更好地学军事著作，另一面也好两国军人进行交流沟通。 1957年5月的一天，瞿国友人奉令回国，那天晚上，友人悄悄地踏上了归途，没有告别，没有欢送，这当然是为了保密。除发给他们武器、衣物、行军背包外，其它都没带走。 ------------ 第四十一章 评定军衔 第二天，校部杨管理员给我送来一只樟树木箱及一封信。我急忙拆开信封，信写得极简单： 张老师： 感细（谢）你的关心，送这只土木箱流（留）作纪念，再见了。 岩温 1957年5月 这只箱子虽然极普通，但寄托了异国友人的一片真情，这使我非常感动。 这只木箱曾伴随着我到普阳省、春城、勐巴拉西、豫章省文山县，近三十多年的岁月，直到1982年它才“退了休”。 岩温，本来姓刀，因当过小和尚，后还俗改姓岩。他在特科学校里我负责包教他的语文。小伙子仅十七岁，好学、好问，学什么都十分用心，尤其学单兵技能和战术，真是废寝忘食。我同他除教学外，主要是在足球场上结为下了深厚的友谊。 每天晚饭后，他都来踢足球，有时一个人在练球，开始他都是赤着足蛮干，当然踢不远、踢不到位，而且常常把足趾骨也踢伤，我见他如此踢法，火气大了些，“熊”了他几句，他哭了，我又觉得很内疚，向他道歉，并讲清为什么要穿鞋踢球的道理。 他难过地说：“我家里很穷，从来没穿过鞋子，是到这里后才穿上这么好的胶鞋，我想把鞋省下来带给妈妈穿。” 我听了之后很难过，后悔不该熊他。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妈太苦了，带大五个孩子，四个哥哥都被瞿国南方保大抓走了，生死不明。”他接着说：“我是从瞿国南方逃到北方参加胡伯伯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前年来学习军事，感谢老大哥的帮助，你们待我们亲如兄弟，我永世难忘……” 只见他双手合拢放在胸前，表示衷心地感谢。于是我只给自己留下一双旧胶鞋，其它的几双胶鞋都送给了他，我们的友谊从此更加深厚了。 他临走的那天傍晚，他突然来到球场找我，拉着我的手来到没人的地方，低声对我说：“大哥，我们就要回国去了，不知何时还能见到你。”说着难过地掉下了眼泪，我也感到酸溜溜的。 我说：“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飞也似地跑回宿舍，将自己那张羊皮毯子和最后一双新胶鞋送给了他，临走时我们紧紧拥抱，难舍难分……谁知他们----我的战友们，当晚真的走了。为了瞿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毅然决然奔赴前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也不知他人在何方？ 一九五五年学校领导宣布了给现役军人授予军衔的命令，当我们听到将要实行军衔制的消息时，全校都沸腾了。我也高兴得一夜没睡，我们这些军人也该有个名份了。一九五五年五月，是一个火红的五月：“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五月宣布授衔命令。 西南省军区为了把授军衔工作做好、做实，不引起混乱，不引发同志之间互相攻击等思想矛盾，反复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文件精神以及评审的相关政策，后又制定具体的评审细则，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进行反复宣传、讨论、学习，提高官兵对实行军衔制重大意义的认识，教育大家正确对待个人得失，正确接受组织对自己的评定授衔。 在战争年代谁也不会去记教战斗英雄称号，如今要评军衔了，却非常重视。评军衔，既要看学历资历还要看现实表现、工作贡献、立功受奖等情况。每个人的功劳又不好用百分数来衡量打分，这就需要大家讲风格、顾大局、说实话、讲原则，放平心态，接受大家和组织对自己的评价。 通过一年多的宣传、学习、自评、组织评、个人申报、组织审核、公示监督、宣布授衔等环节，终于军队授衔评审工作落下帷幕。按程序，先推荐评定将官，再推荐评定校官、尉官。 军官军衔设立三等十级：大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 一九五七年春的一天，第三步兵学校校长徐其孝少将，代表军区首长来学校给尉官授衔。此时特科学校已改番号为“第三步兵预备学校”。 授衔仪式非常隆重，因为这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当时被授军衔的是营、连、排干部。我们身穿崭新的军装，脚穿锃亮的皮鞋，头戴威武的大盖儿帽，腰扎皮带，肩扛肩章，抬头挺胸，很是威武。徐将军念完名单后，鞭爆、军乐齐鸣，大家宣誓：“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 会后是摄影、会餐，觥筹交错，一“醉”方休（酒是低浓度，像今天的饮料），晚上放《列宁在一九一八》、《保卫察里津》的电影。会餐前，每人得到一份精美的烫金字请柬，上面注明席号，这张请柬我也保留到今天。 当时我是军大毕业生，根据参加革命的表现，组织评定我的军衔是少尉正排级，行政二十一级，工资七十九元。银白色的肩章，一身新式的斜纹卡基制服，腰带一扎，颇为英俊。 授衔后，还给每人照了一张标准像，存入档案。从此军委放宽了军人结婚条件，我们这些军官可以找对象结婚啦！军队也以薪金制代替了供给制，这标志着我军全面走上正规化、现代化，军队建设步入了与世界军队接轨的新时期。 每天穿一身的制服，也有不习惯的地方。人人全身戎装，肩章、皮带、帽子，一样不少，大家见了面要先向上一级敬标准礼，营房内军官多，时时敬举手礼，见到比自己高一级的女军官，要先向她敬礼，心中有点别扭。 这都是向苏国老大哥学的。有的人就少出办公门、房门，免得一出门就得敬礼，太繁琐了。后来学校规定，在校内可着便装，省去了这些礼节。 自从瞿国军人全部回国后，特科学校就改成“第三步兵预备学校”，直属于军区管理。 ------------ 第四十二章 千里搬家 不久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整风运动，我们学校也开展了相应的学习整风运动，有几个喜欢对时政发表反面宣传的教员，在这次学习、教育、评定中，没有过关，受到了大家的批评，在大家的帮助下思想认识得到了提高。这次运动，对大家触动很大，它告诫大家，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切不可狂妄自大，忘乎所以，口无遮拦，无组织无纪律，甚至胆大妄为，做些出格的事。 不久，学校奉命迁往普阳省顺市，与顺市军区干校合并，仍称第三预校。 一九五七年开始千里大搬家。搬家是个麻烦事，诺大一摊子，人员、家什、教学桌凳、柜子等等，光是汽车就要数十辆。从春城附近的凤鸣村到普阳省顺市有550多公里，组织不好，会乱套的。 学校编成三大组：校部、训练部、后勤部，走的序列也如此，先物质后人员，由一名后勤处长带上十多名教员打前站，以便安顿营房。 训练部先搬运那些教学用具，如桌凳、柜子、仪器设备。押运、装卸，这项差事就落在我和王毅头上。经过几天包装、装车，再用汽车拉到凤鸣村车站，一列长龙火车早已停在岔道上，好在还有不少学员没有放假，大家七手八脚按物件编号装上车，配合站上押运人员一一验收后，关门、加封，向春城进发，在春城车站军管处签证后向沾县开去。 我和王毅助理员买了一些面包、饼干之类，装满二壶水，上车后便没下来。我们坐在末尾一节车厢押运，同列车上的老押运员吹吹牛，也颇不寂寞，只是天气太冷了，到了下半夜冷得难受。火车在中、小站不停，日夜兼程。 翌日，到了沾县，汽车十五团几十辆车，已在站台旁等着，打前站的王处长安排我们吃热饭热菜后，按照我们的编号顺序，将货卸下火车，再装上汽车，每辆车又再编号，依次开到公路旁。特别是那些理化仪器、药品（很多都带有危险性，如酸碱等易燃易爆物），我们万分注意，因为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哟！ 在重新装车时，我们要求在车上垫一层厚稻草减震，将仪器、化学药品分车装运，真感谢装卸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小心谨慎地卸了车，又装上汽车。我在旁边不停地喊着：“请小心，小心。轻放，轻放。”这些金贵的宝贝儿，在当时有钱也难买到啊！ 每辆汽车上的编号都详细列着物件名称、数量，光是训练部的东西就装了十几部车子，加上校部、后勤部，共几十辆大卡车，天黑时才装完，沾县马路上长长停放的车子像一条长龙，再次检查之后，取了通行证就出发，汽车团有一位团副领队，我和王助理各背了一支枪，分别上了各自的车。 漫长的山路，车子一辆跟着一辆行驶着。我不敢丝毫麻痹，每当车子加水时（这老“古董”不时要喝水），便下来检查，看看有无异常。 听说路上时有土匪出没，治安不好，虽然经过“土改”、“镇反”等大风暴的洗礼，也难保亡命之徒不铤而走险搞破坏。白天还可以闭一下眼，夜里就不敢松懈了，身不离枪，枪不离弹，王毅和我警惕得很。 普阳省的公路坡陡、弯急，还下着小雨，视线不佳，道路狭窄，尤其是从普县、晴县到镇县，稍有不慎，就会车毁人亡。一辆车由两个小伙子轮流驾驶，他们骂这鬼天气是寡妇脸，阴沉沉的，雨下个不停，又怨道路是催命路，更怒气冲冲咒骂这“破烂货”，行走没气力。骂归骂，还得耐着性子用毅力去驾驶这破烂车。这样走走停停，挨到第五天，汽车从莽莽高原来到了顺市这个平坝子里，直到离县城不远，大家才松了口气。 下午顺利到达目的地----顺市西关镇，校首长及后勤处长看到大队车子到了，热情和我们握手，特别使首长欣慰的是，各种仪器、物品完好无损。训练部教务长，见理化仪器包装特好，无丝毫损坏，感激的紧紧握着我和王助理的手，连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们终于卸下了千斤重担，顺利完成使命。 顺市安顿后，等待入学学员。 顺市是普阳省比较好的一个城市，地下有煤炭（无烟煤），矿产资源丰富。城市范围小，只有一条不足百十米长的窄窄街道，店铺不多，但小吃店却不少，物价便宜，三角钱可吃个饱。顺市城里人口不多，供过于求（尤其农产品、副食品），每逢当墟日，鸡、蛋、羊肉、猪肉、野味、蔬菜等，摆满地摊。有二家民族商店，货架上东西比较单一。离城三公里处，正在建火车站，贵滇路通车后，顺市是很有发展前景的。 第三预校同军分区相毗邻，互相尊重有礼。我们的足球队常常是他们的对手，比赛不断，增进了友谊。 预校不远处有座名山，叫金钟山，山上树木葱郁，怪石嶙峋，从远处看，恰似一座倾斜的金钟。山不高，石头多，石头上刻着许多名人的真迹，都是斗大方字，也有草书，在一巨型大石头上竖刻着“金钟山”三个大字，显得十分气派。山顶有座古寺，颓败荒芜，早已没有香火了，当然和尚也早已驾鹤而去。 到顺市后，学校未开学，闲来无事，就加强自学。重读《宣言》，细读了《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此外，学自己的专业知识：化学教程、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等，补充营养、坚定革命信念，为做好工作打好基础。 在离开第三速中时，安绍娟从南诏省军区干校专程来送我，并给了我一张她在文工团时的照片，以做留念。我在凤鸣村预校时，也不断给她去信，她的来信比我多。到了安顺后，我立即给她写信，一则报平安，二则表达相思之情。 想起在巴郡南温泉半年多的日子里，缠绵、思念之情油然而生，怎能忘：花溪上的双人游艇，仙人洞的栖息长聊，介石别墅的嬉戏打闹，哪个少女不怀春？她是那样的热情奔放，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她先我离开巴郡进修班返回南诏省，临走时，她已向我表露心扉，可我却未“接招”，没有勇敢及时地向他求爱，结果一拖再拖。现在到了安顺，相思之情与日俱增，我才向她提出“申请”----求爱，她回信说“……牛虻同志，已太晚了……”。 我望着信发呆了！…… 后来，她给我介绍了二位女友，我没领情。把她气得直骂人，她骂我是：“比牛虻还牛虻，真是一只呆头鹅。”她转业到玉溪专区花灯剧团，我出差或军官休假日，总去找她玩。她又给我介绍一个剧团里的美女（年纪大了些），我也没首肯，她知道我对她的心已是“入木三分”了。因而她又“骂”了我一顿，说是：“你只配永远打光棍……。” 哎，真是不了情，情未了，借句陆游的话“锦书难托，莫、莫、莫。”哎，我这只“呆头鹅！”，不知何方是归宿。 几年后，安绍娟随夫远走武城。 ------------ 第四十三章 首次探亲 1957年3月，突然收到弟弟的电报：“母病重，危在旦夕，速归。”我将请假报告送到校部，校长立刻批准一个月假，这是我第一次探亲，自从1949年离开故乡（未进家门）已八年了！ 我日夜兼程，下了火车赶汽车，下了汽车追火车，走了五个日夜，才到故乡的朱山桥。 从1947年离开母亲到洪都读书，到1957年3月，已整整十年没回家了，今天终于能见到朝思慕想的母亲了，心里特别激动，我从朱山桥一下车，一路小跑，终于到了县城老家。大姐、三姐、四姐都在家照料家务，见到我回来了，满心高兴，又满脸抹泪。母亲还在医院里，我放下行李就奔向医院。 文山县医院仍是那个老样子，坐落在一家祠堂里（徐家祠），门前那两株百年桂花树高大而葱郁，活力不减当年。我跨进大院门，来到病房，一眼就看见宗弟陪伴着妈妈，我喊了一声：“妈，我回来了。”就难过得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妈妈抬起头，正眼看着我，半天才醒过神来，“毛伢仔，你回来了呀！我天天都在念你啊！” 1947年我离开家到洪都读书，1949年随部队路过文山县城，母子来不及见上一面，如今她的骨肉回来了，怎么不难过啊？母亲紧紧拉着我的手，仔细端详着我，十年没有相见了啊！母亲已是老泪纵横。我看着苍老、瘦弱的母亲，难过地拥进母亲的怀里，母子俩紧紧抱着痛哭起来，我怕妈妈太伤心，就安慰地说：“妈妈别哭，毛伢仔不是回来了么，这回在家要住一个月。” 弟弟介绍说，妈妈这次病得极其危险，由于抢救及时，输氧、打针，医护人员全力抢救，才转危为安。 我紧握着妈妈那干枯如柴的手，眼泪强忍不住，晶莹的泪水掉在妈妈干枯的手上，也不忍擦去。我问弟弟，妈妈得的是什么病？他说，是长期缺乏营养，引起心虚衰竭，重度昏迷，不省人事，因抢救及时，才脱离危险。 我去找院长了解情况。医院院长是1944年至1945年在文山县立初中教卫生课的周老师，我向他敬了个礼，喊道：“周院长你还认识我吗？在40年代我是你的学生。”他注视我半天，摇着头说：“不认得了。”也难怪，二十多年了，他老了，我也长大了。 我来不及多叙旧，询问我母亲的病情。院长说：“已脱离了危险，不要紧了，老人家是长期缺乏营养，身体极度虚弱所致，只要营养跟得上，很快会好的……。”我紧握院长的手，连声道谢。后来医生开了些西药和中药，说不需要住院了，回家调养就行。当天下午我们把母亲接回了家，全家人无不欢喜。 老妈一生辛苦、劳累，生育了十二个孩子，在那个“婆婆当家严似爷”的时代，母亲坐月子，吃不到一点晕菜。我婆婆只给她吃咸萝卜，名曰要“戒油”，连豆腐也不给吃一块。由于长期营养奇缺，为一家人的生计操劳，超负荷运转，耗尽了肌体内的一切能量，还不到花甲之年，就已是风烛残年的人了，这次大病，是积劳成疾啊！ 几个姐姐为了母亲能尽快恢复身体而忙碌着，设法弄些好吃的，给她补补身子。那时市场上肉类等还能买得到，将补气、补血的中药与肉放在一起，用慢火炖，一日三餐不断，半个多月后，她老人家精神好多了，路也走得稳健了。我把从南诏省带回的熟三七粉和在肉、蛋之类里，炖给她吃，身体渐渐恢复了元气，加上老人心情舒坦，享受欢乐的天伦之乐，老人脸上有了光彩，气色好多了。 有一天，妈妈突然提出要去岛省看她的俩儿子，我们听了感觉如同天方夜谭，觉得这是不可能办得到的事。虽然解放后宗弟曾与大哥通过几次信（都是通过香城转过来的），但毕竟现在双方都处在敌对状态，怎么去得了？如何办入境、出境手续？岛省没有邀请函过来，上级不可能会批准。 我劝妈妈别想这事了，还是安心养病。妈妈见我们说这事办不到，她就天天哭，不吃不喝，我们都慌了。一天，大哥张学有突然从香城拍来电报，说要接母亲去香城，并且要宗弟护送到深城，从边境桥出境，他在那边迎接妈妈，大家一听，真是喜从天降，如同做梦一般。也许宗弟事先早已与大哥取得联系。 很快大哥从香城发来了邀请函，我们立即写报告送到公安局，申请去香城探亲，交了三张照片，填定了有关表格。办好这些手续之后，我们心中仍没底儿。一周之后，公安局两位同志送来了去香城的签证及十来斤全国通用粮票，我们万万没想到上级把事办得如此妥贴，连连向他们致谢。 签证是由行署加盖钢印签发的，有效期一个月。出境签证有了，全家立刻忙乎起来，为妈添置衣服（把旧的改成新的）、鞋袜，准备路上吃的水果和药物等，万事俱备，只等老大那边来入境签证了。 在等入境签证的空闲日子里，我去老同学周扬名（后改名邹平）家拜访了他的双亲，向二老问好。老人也格外喜欢，问了我这些年当兵的经历。 解放前在文山县读初中时，我同邹平是亲密同学，在校同读、同玩，每晚差不多都是在他家同窗共读，直到初中毕业后才分手，他考入天祥中学，我考入鹭洲中学，一分别就是十多年了，直到今天才相见。老同学相见特别亲热，他非常羡慕我能弃笔从戎，一身英姿飒爽的军人风度，他突然问我： “找了对象么？”我据实相告。 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位要不要？”我说：“只要你认为行的我不会反对。” 他说：“好，一言为定。” 后来才知道介绍的对象是他的亲妹妹，就是那个从小老爱跟着我们玩，又常拖着二条清鼻涕的小妮子——邹招生。招生1936年11月出生，比我小8岁。由于我们从小就在一起玩，俩小无猜，如今她都成了大姑娘。我们双方父母早认识，都住在文山街上，邹平父亲旧社会开酱油店，解放后公私合营，资产都归公了。我的婚事经邹平一撮合，双方父母就同意了。但听说，招生还在丁江乡代课，没回来。由于交通不便，直到我离开文山都未见她一面，真有些遗憾。 老大的入境签证还没寄来，我的假期快到了，没法子再等。尽忠没法尽孝，只得按时返回部队。离开家前几天，道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晚上鸡已叫第一遍，妈也太累了，大家方睡。 ------------ 第四十四章 欢歌笑语 自古忠孝难两全，我重托弟弟小心护送母亲去深城。弟弟性情暴烈，我一再强调耐心服侍，一路小心，末了，除留下我的路费外，多余的钱都给了母亲，家里这么多人还要吃饭啊！同妈妈、姐姐互道珍重，搭车返回普阳省，我同时把三哥10岁的儿子张平生也带去普阳省。这次探亲，按时间算快要超假了，一路上凭那张军人身份证，“闯关斩将”，优先买到了车票，马不停蹄得以按时返回安顺第三预校。我把侄儿张平生安排到附近的小学读书，晚上便写信给文山的亲人报平安。 第三预校迁来安顺半年了，一直没有开学的消息。学校是否办下去也没人知道。于是就组织大家学习，学军事理论，学兵器知识，总之是有东西让你学，有事让你做。 1958年2月，果然学校要改制，学校更名为：普阳省军区干部学校。原南诏省来的教员，除少部份留下来之外，其余都回南诏省。所有预校财产都移交军区干校，我们回南诏省的同志等待再分配。 闭来无事，时时想起了梦中的那位她----邹招生。也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这次我找到恋爱的感觉了，于是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信，寄给未来的小媳妇——邹招生。信中表达了我对她的思念，信里回味了幼年的往事，还加情加意买了一个精美的信封连同情书一起寄去。从此，东西两地书信不断，显得有些情意缠绵了。这也许就叫“谈恋爱”吧。 不久我也收到弟弟来信，说母亲已顺利通过深城边境桥，进入香城去岛省，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也落了地。 二月底，宣布了分配名单，三十多人返回南诏省，我们三月初到南诏省军区报到，大家准备行装，择日待发。 带来的侄儿张平生，是我三哥张学熙的儿子， 1947年9月他满月后随父母亲回到文山，一个月后三哥回到北方，后转道申城去了岛省，1949年全国解放后，张平生的母亲改嫁回到老家浙江余姚，张平生无人抚养，成为孤儿。幼年在婆婆、姑姑家带大。1957年我回文山探亲时他已10岁了，当时他婆婆要去香城，无人肯供养他，所以我把他带来安顺随军，在顺城“八·一”小学念二年级。 如今我重返南诏省，上级交待不得带家属，无法，只得托回豫章省探亲的杜时中战友带回老家，并电告宗弟到樟市接他。 各事都移交完毕，我们一行三十多人，由一名大校送我们去南诏省，行前开了座谈会，会了餐，第三天坐上大客车，“乘风破浪”回到南诏省春城。 我们在春城军区招待所报了到，只见这里来了军区直属单位的许多干部，有好几百人，也不知分配去哪儿。 没几天，我们集中在军区俱乐部大礼堂听形势报告：当前，国际形势日趋缓和，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基本结束，新政权得到巩固，国家即将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军队要减员，许多部队要转业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听完报告，组织大家讨论。经过几天的讨论，大家纷纷向组织表决心：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听从党的安排，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服从祖国的需要。 不久，命令下来： ①组建人民军化肥厂（地点：开远市）。 ②组建南诏省生产建设兵团（地点：勐巴拉西）。原来是“三门干部”的军人，都归南诏省生产建设兵团，并集中到原军大校部待命。 在动员大会上首长说：“这次大调动，人员多，涉及面广，可能有的人思想不通，但有一条：必须服从组织，听从命令。有什么具体问题，可回到各自的建制单位反映。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们就要远离城市，去南诏省边陲戍疆去了，大家心里都有些沉重。 1958年4月伊始，三万余人的大军，身背行装，行进在春城大街上，前头一面大旗：“向边疆进军”为引导，后头一面大旗：“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相衬托，队伍成六路纵队直到拓东路的大广场，登上了数百辆去边疆的大卡车，奔向西南边疆。我们的目的地是距春城800多公里的勐巴拉西，建制是“南诏省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 记得首长作动员报告时描绘勐巴拉西是：“人间富庶地，世上聚宝盆”。说哪儿：“头顶香蕉，足踏菠萝，水果遍山野，林木蔽烈日，四季如春，气候宜人，奇珍异兽，百物迎客……。”真是像诗一样的美丽，这当然是宣传，鼓鼓劲头。 一九五八年四月，虽是暮春季节，但在勐巴拉西却百花争艳仍是春。大家兴致勃勃，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我们第一批拓荒者乘数百辆大卡车，每车40人，打着红旗，唱着战歌，向南挺进，从远处看还以为我们是旅游团的。“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歌声嘹亮，情绪高昂。两面大红旗哗哗作响，车子向西南方奔去。 我们所经过的呈县、晋县、玉县，都是一马平川，地势平坦，人口密集，物产富饶，是南诏省的黄金地段。再往南是由北向南走向的横断山脉，巍巍高原，一路崇山峻岭，沟壑纵横，从山脚到山顶，垂直高度相差近千米，植被成垂直变化，真是十里不同天啊。汽车翻过峨背山，爬上哀牢山，左曲右迥，从山巅云端下到沅县谷低，只见江上架着一座悬空铁索桥，可通一辆汽车，桥下江水奔腾，激浪拍岸（沅江流到瞿国叫红河），从桥上往下看，真有点眩晕。 进入沅县，气候格外的闷热，热风炙人，夜不能睡。沅县地处北回归线上，是亚热带季风气候，气温高，光照时间长，所以水果也多。此时正是香蕉、菠萝上市季节，人人都争购一网袋，吃个饱。 从沅县到墨县，要翻越哀牢山的主峰，哀牢山主峰海拔3165米，山势由西南向东南倾斜，是通往滇西南各地的最高峰，山势高耸入云。卡车怒气冲天地爬着，轮子却滚得十分缓慢而沉重。公路绕着群山“之”字形而上，到了最高点，汽车和人如游弋在云海之中。到了墨县正好是中午，在民族饭店吃完午饭，稍作休息继续赶路。 ------------ 第四十五章 勐巴拉西 墨县是个山间小城，一条呈“S”形的街道，把城区都浓缩在山谷里，这天正赶上居民赶集，只见农产品之类席地而市，价格便宜，鸡蛋多，来不及细看又上车了，今天要赶到普洱。 出墨县后是下坡路，也是走“之”字形，到山脚又是一座钢索吊桥，司机说：“这是孔雀之家----把边江。”我们紧盯着路边的丛林，想看看活生生的孔雀，可是睁裂眼角也没看到半只。把边江不宽，但河水激荡，吼声如雷，向东南方奔流而去，到了瞿国叫黑水河。从地图上看，红河、黑水河像姐妹携手，双双流向瞿国。 汽车又开始爬坡，车子来回穿梭于崇山峻岭之中，真是“车在山中行，人在云中游”。到达山顶，下了一阵急雨，大家都淋了个水鬼似的，好在天气热，不然是会生病的。当晚七点多钟到达普县。 普县也是巴掌大的小城，公路在城外通过，沿路盖了许多饭馆、小吃铺，我们这么多人，都住在县委招待所里，更喜的是，床上用品挺阔气，尼龙蚊帐、丝棉被、刺绣枕头、弹簧床，房间整洁，这是从春城以来睡得最甜美的一夜。有人开玩笑说：今天我结婚了，睡洞房，但就是没拜堂……。大家十分感谢上级领导的关怀。 普县是名茶——普茶的故乡，我们趁店铺尚未关门，买了一些茶叶，闻一闻，香味醇厚，清香扑鼻，但包装过于原始，战友蒙义昌买了二斤，说是寄给父母尝尝。 第二天发车较早，翻过重峦迭嶂的高山，穿越遮天蔽日的原始次森林，上午就到了思市。思市地方比较大，街道也比较宽敞，在公路两则盖了许多商店、招待所，我们在民族饭店匆匆吃了些面馍之类就上车。车子连轴转，二个小伙子轮流开车，我们正行进在横断山脉的南麓，从地图上看，北高南低，汽车向南都是走下坡路，其实，仍是在崇山峻岭里穿行。 沿途居民点越来越少，行车半天也不见一人，除了道班房外，没看到多少居民，车子磨磨蹭蹭，七拐八弯，六点多钟才到文县，天已黑了，文县仅是一个小客栈，好在有饭吃，我们一到旅社，就把旅社给塞满了，倒头便睡。 在思市一带见到的主要是松树等针叶林，到了普文到处是杂木阔叶林，而且树木多而密，公路似乎是在树林的隧道中穿越，野花满山，郁香扑鼻，竟是南国风光了。山势逐渐降低，车子似乎在向下滑行，中午到达小养镇，属景市管辖，有一岔路通往偏远的梦那县。 离勐巴拉西首府——景市，越来越近了，天气也热起来，因为景市属于热带雨林气候。我们的车队停靠在路旁，这里没有大的饭店，我们几百人只好化整为零，各找餐馆就食。 勐巴拉西这个名称，是明代隆庆四年（1570年），宣慰司（当地最高的行政长官）把辖区分为十二个“版纳”。从此便有了“勐巴拉西”这一傣语名称。 勐巴拉西傣族自治州位于南诏省西南部，面积1.958万多平方公里，东西南三面与老国、缅国接壤，紧邻瞿国，国境线长1069公里。1953年1月23日，勐巴拉西傣族自治区成立（后改为州）。1958年全州总人口约10万（2008年人口约100万），州府为景市，下辖三个县。 这里居住着傣族、哈尼族、布朗族、基诺族、拉祜族、佤 族、瑶族等十几个民族， 2008年有傣族50多万，汉族25万， 其他民族25万。 勐巴拉西傣族自治州，属热带季风性雨林气候，终年温暖、四季常青，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一年内分旱季和雨季，没有冬季，年平均气温在21℃，终年无霜雪，具有“长夏无冬、一雨成秋”的特点。每年5月下旬——10月下旬为雨季，10月下旬——次年5月下旬为旱季。由于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控制和太平洋东南季风的影响，常年湿润多雨，所以森林繁茂密集，动植物繁多。 在这片神奇富饶的土地上，有占全国1/4的动物和1/6的植物，是名副其实的“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绿色王国”、“南药王国”。 勐巴拉西是除海南岛外我国大陆唯一的一块具有热带季风性雨林气候的风水宝地。 勐巴拉西是傣族主要聚居地。傣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其族源自古代沿海一带的百越族群。自古以来傣族先民就繁衍生息在西南边疆。傣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拼音文字，有自己独特的历法。1998年南诏省有傣族人口109.6万人，傣族大多依山傍水而居，主要从事水稻种植。傣族主要居住在勐巴拉西傣族自治州等地。服饰方面，男子衣着与汉人相似，男子头上喜欢卷一条毛巾或戴一顶帽子，女子上身喜欢穿短腰、紧身、细袖的上衣，下身多为宽大的长筒裙。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傣族，特别兴奋，他们无论从服饰、生活方式、语言都与我们不同，令我们稀奇。眼光从他（她）们身上扫来瞄去，好像发现外星人。他（她）们也以惊异的眼光看着我们这些不带枪的大军。 我们在一家小食店就餐，米饭少，米面多。米面是傣族爱吃的一种小吃。用大米糯米浸泡磨成浆，蒸成块状，再切成面条形状，先用热水烫热，倒入碗中，再加鲜肉汤（或鸡汤）和肉酱、姜葱佐料等，吃起来味道很好，是不错的小吃。小街商店较少，只有小养镇开的一家商店及一家小饭店。哨子一响，大家上车出发，离景市还有三十来公里，一座大山横在眼前，出小街就得爬十五公里的大坡，汽车呼噜噜怒吼着直上，到了三达山山顶，汽车加水，暂时休息，说是汽缸温度太高，走不动了。 三达山附近钻塔林立，机声隆隆，据说地下蕴藏着铜矿。站在山顶向南望去，山下云海茫茫，缥渺如烟，隐隐约约能看到一望无边的大平原。司机师傅说那里就是景市，再走十几公路就到了。 ------------ 第四十六章 挥洒汗水 半个小时后，车队终于从山顶“降”到了山底，眼前豁然开朗，一马平川，汽车像长跑的运动员，开足马力，作最后的冲刺，这时真显示出了汽车的英雄本色。穿过高大雄伟的南沧江大桥，就进入勐巴拉西州州府所在地景市。 热带特有的潮湿热风扑面而来，给人清爽、快乐的感觉，那高大摇曳的棕榈树、婆娑起舞的芭蕉林，环抱在傣家特有的竹楼四周，一座座竹楼如同点缀在绿色丛林中的灰色宝石，显得特别的神秘而新奇。傣族是一个热爱森林、热爱水的民族，这引起我们观看的兴趣。车子陆续进入目的地——景市农场（番号是一师一团），我们终于到家了，其他车队继续开往黎明等农场，时间是1958年4月底。 场领导干部和一部分工人夹道欢迎我们的到来。下了车，整队而立，场长兼书记张遵，发表了简短的即席欢迎词，宣布了分配到各连队去的名单，我们二百多人分配到三个连队，汽车把我们送往远离城镇，坐落在深山里的新连队。 到了所谓的新连队一看，只见在一块空旷的平地上，立着几间用竹子撑起的草棚架而已，还没盖顶呢，我们的心都凉了。场领导安排我们住在傣族家的竹楼里，看来一切都要靠自己来创造了！一张白纸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上级从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出发，决定在南诏省成立南诏省生产建设兵团。南诏省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勐巴拉西编为第一师，辖一至六团（孟那是第六团），六十年代前后又改为国营农场。 从1958年5月起，我在这个“头顶芭蕉，足踏菠萝，四季如春，林海莽莽”的西南边疆——勐巴拉西，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炼狱生活，成为祖国新一代弃武垦荒的拓荒者。从此，我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这块神秘的处女地，在这里度过了二十四个春秋。 勐巴拉西是我国种植橡胶树最理想的宝地，这里不受台风影响，气温高，气候稳定，最低温度在15度以上，这里土地肥沃，土层深厚（黄土层），非常适合种植各种热带经济作物。我们的任务就是开垦荒山，种植橡胶、咖啡。 天然橡胶是国家稀缺战略物质，把大批的军队转业安置到这里，既可戍边，又可以为国家生产大量的战略物质，真是高瞻远瞩之举。 春天是播种季节，要赶节令，房子盖不成，当务之急是抓紧开荒、砍伐原始森林以便种植橡胶和咖啡。我们每人发了二件新“武器”：长砍刀一把、钢锄一块。自己削木为柄，磨利待发，两天准备，第三天上山。当兵的人横竖是忠勇善战，一切听指挥。上山的任务就是砍伐原始森林。再将伐倒的树木晒干后，全部烧毁，然后在山上开出一条条缭绕在山间的梯田，再挖出80公分见方的穴种橡胶、咖啡。 我们这个队是第七队，潘队长兼技术员是从海南岛调来的广省人，记工员是一位下放干部，另一位是和我们同来的一位军人，他负责行政管理。 队长首先对我们进行了“岗前培训”，他强调了砍坝时的注意事项、作业要点、任务定额。记工员向大家讲了每天工作进度的记录方法，要求大家要照实填报每日完成进度情况，再请组长签字。管理队长宣布了各小组名单及小组负责人。我是第一组组长，有队员14人（预校来的有王来金、蒙义昌、陈典清、毕小洲等六人），每组住在一户傣族家，十多户傣家竹楼都被占满了。 天刚亮就起床，每人发一包用芭蕉叶包的糯米饭（当地傣族只吃糯米），没有任何菜。队长带队，扛起大刀，用手抓饭，边吃边走。自今日始，我们成了新的垦荒队员，成了“人不离刀、刀不离手”的拓荒工人，成为新一代真正的建设者。 作业区离住地好几公里，还要爬山，中午饭要回去吃，来回跑确实费时又费力，后来大家用大竹筒装开水，把中午饭一起带上山，就减少了劳累，也乐得中午在工地野芭蕉叶下睡个午觉。 开始个把月，劲头十足，小伙子们如猛虎下山，大刀飞舞，重点是把大树砍倒，大树一倒，小树就被压死了，大片的原始森林就算砍下了，每日进度喜人。队长天天要往场部报进度（当时没有电话），回来脸上总是笑眯眯的，夸奖大家不愧是人民军队本色。两个多月后，队长的脸“阴”了起来，他看看各组报表，不时地摇摇头，他为每日的工作进度不如其他队而感到焦虑。 我们的进度的确慢了下来，起初的那股虎劲，是早先积存在体内的能量所释放的结果，如今天天吃糯米饭，无油、无菜，更不要说肉类，把人也给“糯”软了，体能的消耗入不复出，加上劳动强度大，手上血泡垒血泡，一天八九个小时紧握刀把，连手指也伸不直了，要一个个手指去按摩扳直，这哪是在“劳动”，简直在玩命。更可恶的是那些吸血鬼——蚂蟥，一天下来不知被它吸去多少鲜血！ 勐巴拉西的蚂蟥厉害着呢。一是数量多。路边、草丛、树上到处都是。二是爬行速度快。无论你是从草丛走过，还是站立一二分钟，蚂蟥马上就爬到了你身上。三是吸血多而快。四五分钟就吸饱了血。太阳没出山以前蚂蟥最猖狂，到了雨季时更疯狂，它们会不顾一切的向你发起进攻，让你防不胜防。 虽然它只有一寸铁钉大小，但叫人望而生畏。为了防止蚂蟥的叮咬，有的人把袖口、衣领、裤脚扎得紧紧的，但蚂蟥先生照样光顾。它要吸得胀鼓鼓的，肚子实在容不下了，才会松开吸盘，身子一卷，就滚落地下，等你发现时，它早跑了，而被蚂蟥叮咬的伤口鲜血照流不止，体弱的同志累得一个个病倒了。女同志一见到蚂蟥粘上身，总是惊恐万分，大喊大叫，不敢去扯下它。后来场里每人发了一小瓶碘酒防蚂蟥，但杯水车薪，你不可能全身都搽上碘酒，只能脚上、手上搽一搽，时间长了，也无济于事，蚂蟥先生还产生了抗药性哩。 为了改善生活，各连队派一人到傣族寨子里去买蔬菜及副食品（那时市场上物资紧缺，连副食品也少见），还配了一匹马驮运，我的战友蒙义昌就自告奋勇去干这差事。 傣族人生活极简单，一则他们的生产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时代，生产力极低。二则他们的主食是吃糯米，不需要什么菜。三则他们的传统农业只会种水稻，很少种蔬菜，每户养点鸡鸭，种点水果，够吃就行，根本没有什么商品经济意识。平时男人上山打打猎，下河打点鱼，生活也很清苦。他们不似汉人会发展生产，所以蔬菜采购甚是困难，没有东西可买啊！ ------------ 第四十七章 艰苦创业 我们照旧是天天糯米和开水下肚，市场上连蔬菜之类也难见到，更勿论荤菜了。但是任务重如山，节气不等人，谁也跑不了，只得咬紧牙关，挺过这几个月。 为了更好地完成定额任务，我对大家说，我们还是把生产任务分到个人，各人完成各人的，完成任务后，经队里验收合格方可休息，没完成任务的，对不起，自己想法子，别人帮助总是有限，总不能天天依赖别人吧。这样一来，一天完成了两天任务，效率大大提高。此事反映到场部，我组受到表扬：任务包干，劳逸结合，全队的任务一下子就促上去了。 要改善生活，不能等、不能要，得想法儿自己来办。我和大家商量：每人拿出一些钱来，买些鸡鸭来养（傣族、哈尼族有的是粮食，不愁无饲料），鸡鸭生了蛋，病号优先，蛋多了大家也可喝个蛋汤，补补身体。那时是统购统销制，搞集体化，商店没有东西买，食堂难见油花儿，只得向傣族、哈尼族购买。每当傣族杀猪、杀牛，通过平常相好傣族“老庚”，可以多买一二斤高价猪肉牛肉，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当时我们转业军官工资七八十元一个月，不差钱，又都是单身汉，没什么负担。只要生活好了，病也少了，干劲也足了。由于全组心齐，又都是光棍，大家也乐意这样做。 我们一共养了二十多只鸡鸭，蛋有了，天天能喝点蛋汤，一周杀一只鸡改善生活，病号少多了。最可贵的是有的同志家里寄来了补品，如牛奶、腊肉、罐头之类，统统都是“共产”，由胖子毕小洲管理，病号优先享用。只要能买得到的，都买来吃。后来从春城、申城市市调往边疆大批罐头，虽然贵了点，我们还是买了不少，身体强健了，出勤就高，日进度直线上升。每晚傣家有甜酒糟卖，二角钱一小碗，我们每人总少不了来一二碗，女同胞更是乐不可支，还发明用鸡蛋冲甜酒糟，吃得直舔嘴巴。我们组提前半个月完成了砍坝任务。 紧接下去是挖梯田、挖穴。梯田要求挖成平整的带状形梯田，带面要内低外高，开挖时要把表层肥土留下。带宽一米二十到一米五十，这个任务事完成后，接着是挖穴。规定每人每天挖二十五个（老工人挖三十个），穴的规格是80×70×60厘米，这种规格是种咖啡（种橡胶的穴要大得多）。这又是一次艰苦考验，按80×70×60计算，每人每天需要挖出8.4立方米土量，领导照顾我是组长只挖23个，但我完成任务后，就去帮助体弱的同志。胖子毕小洲是个虚胖子，来到西纳后，受风湿侵蚀得了严重关节炎，疼痛得走不了路，因而常缺勤。在全组齐心协力下，加上生活得到改善，出勤率达到90%以上。很快完成任务。这次挖穴任务，王来金、陈典德、胡国璋出力最多，这些战友为小组增了光！在高强度体力劳动下，我们隔几天杀一只鸡（或鸭子）炖汤，涮上肉罐头，大家吃得冒大汗，散散寒气。大食堂办不好，我们的小“食堂”却别有洞天。六月底、七月初，赶在雨季来到之前，一切备耕工作都完成了，这才开始建自己的家——竹蓬屋。 竹蓬屋也简单，竖几个树叉，扎上竹椽子（山上有的是野生竹子），向傣族买来编织好的草排，用楠竹（这种楠竹粗大，直径有二十多厘米，我们装开水的竹筒就是这种，傣族用来装饭也是这种竹子，傣族种植它三年即可成林）破成竹排，高2米，绑扎成围墙，全连队用了四五天多时间就盖起四幢草房。中间用竹排隔成小房间，四面通风凉爽，很适合热带雨林气候居住。 一、二组住大蓬屋，紧靠临时“马路”。男单身一律通铺，有家室的和女工人则住另一幢隔了小间的草蓬屋，男女秘密就不管那么多了。大家只有少得可怜的日常用品，一只包就装完了。我带的那只土木箱，就是当年瞿国友人岩温送的，虽然笨重，但很实用，容积大，又不会被杂虫钻入，我和老蒙合用，所有物件，往箱子里一放，干净整洁。 来西纳这么久，不知外面世界如何，每人的头发、胡须乱丛丛的，又没理发员，胡子可用刮胡刀除去，头发只好让它自由生长了，远看我们真像一群“野人”。 我们这个组，除了六人是预校来的外，有八人是军区直属队的，大多数是党团员，少尉军衔，多数人是单身，只有王来金带了老婆来边疆（老王是在来边疆的前夕，回普阳省老家时相的对象，突击结婚后就带来了），媳妇可年青了，仅十九岁多点，老王比她大十来岁，老夫小妻，新婚燕尔，生活得甜甜蜜蜜的。除了劳动，小俩口都缩在“洞房”里。不久小媳妇和老王常“干仗”，吵个不休，鸡毛蒜皮，舌来口去的争“上游”。老王要事事带头，无暇争论，小媳妇就常在小家门口站着哭，站累了，又蹲着哭（当时没有凳子），哭得没人理她了（大伙都上工地去了），她就缩回“洞房”去。也许是这里太苦、太单调了，心里烦闷，后悔不该嫁到这深山老林来。 时间长了，慢慢地她似乎理解我们这些人了。闲着无事，把她男人的臭衣服和我们这些光棍的臭衣服都收去洗干净，挂在竹笆上、草蓬上，像是开万国服装博览会，五颜六色一大片，晒干后，又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每人的竹铺上，不声不响回到小“洞房”。 开始大家很奇怪，不知是谁做的好事，后来终于被毕胖子发现，说是王来金的小媳妇做的，我们太感谢她了。我就写了一篇小文，登在场部的小报上，产生了轰动效应，队里领导都表扬她，她害羞缩进“洞房”不见人。 遇到大休息（十天一次），我们常邀她俩口儿来光棍棚聊天，都夸她是好样的，不愧是好丈夫教出来的好媳妇，她乐滋滋的向老王就是一拳，继而把老王拢过来又是一拳，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笑着说：“晚上老王要好好陪陪她，给小媳妇多表演几个精彩节目，以后她就不敢揍你了……。”大家又是一阵哄笑，谁知她对着我来一拳，“张组长，这样教育大家呀，是吗？……。” “对、对、对，以后要张组长多教你几下硬功夫”，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她又去追打别人。这就是王来金的媳妇——普阳省苗女——李少琴，一位天真的少妇。 ------------ 第四十八章 会计训练班 不久，队里就把那些随军家属组织起来搞副业，种菜、种甘蔗等，让她们有事可做、有收入，心渐渐安定下来，后来他们都成了国家职工。 我们这个光棍组，人才济济，有会玩乐器的，有会说快板的，有会唱歌的，晚饭后闲来无事，我鼓动他们弄弄乐器，娱乐娱乐。 有了音乐，就有了春天，也就有了欢乐。欢乐一到，烦恼自消嘛。胡国璋会拉二胡、弹琵琶，李三苟还有我会吹口琴，陈典清会拉小提琴、京胡，蒙义昌会拉手风琴，各种乐器都已随他的主人来到边疆落户。一个自发的乐器“演奏团”，便在苦中作乐的枯燥生活中诞生了。 开始大家是器乐独奏，各人演奏自己熟习的曲子，慢慢地大家就一起合奏，加上一个指挥，还煞有介事，像一个交响乐团，引来了许多战友来观看。有了乐队，就等伴唱的人了。第一个来参加我们俱乐部的是李少琴。胡国璋、陈典清调好琴弦后，小李就大大方方地唱起来。她在小学里学过不少歌曲，嗓子又好，听起来还真有点韵味儿。有女的伴唱，自然得有男的陪唱就更好，那个“风流小生”似的李三苟就派上了用场，男女生二重唱，唱得“有滋有味”。有时胡国璋伴奏，李三苟、李小琴演唱，三人配合得非常好，赢得大家一阵阵喝彩。每天晚上，俱乐部琴声响起，歌声嘹亮，唱得夜猫子不叫，黄织娘罢唱。悠悠扬扬的歌声、琴声，在茫茫山坳里回荡。 习惯成自然，每天晚饭洗刷后，皓月当空，微风吹拂，光棍棚子里乐声扬起，歌喉婉转，给这寂静的山谷里平添了几分生机。而每次小苗女总不缺席，她的老公是工农出身，不懂音乐之美，少来参加，小李就不时地把他拖来，也许是陪伴，也许是让老公学学，乐一乐。有时我们就轮流唱歌。我最蹩足，破嗓子，不入韵，公鸭声，难入耳。有时没办法了，我就唱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应付应付。我唱得比较能入耳的是《革命军人永远是年青》，也只是凑凑数，哄个热闹。有时大伙逼急了我，我就拉老王一齐合唱《大刀进行曲》，由于胡国璋、陈典清的琴拉得好，他俩也颇为自得。有时我们故意跑调，引得大伙儿哈哈大笑，能快乐就行！ 有了这么个活动，全队喜欢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全队似乎更有了生机和活力。说真的，那时实在是没有什么文娱生活。后来傣族姑娘每晚都结伴来卖甜酒糟，二角钱一碗，生意不错，也看看大家唱歌、演奏乐器，直到月落星疏才散。队长说：“能让大家乐一乐，这就好，这就好。”每次他来参加都笑眯眯的。音乐真是使人更年青，乐而忘忧啊！ 雨季来得早于往年，全队一百亩咖啡树，得抢时下种，大家冒雨抢栽、快植。十来天，便完成了。为保质保量，原则上谁挖的穴，就由谁去定植，这样就不敢马虎了事。后来听说成活率达到95%，受到场里表扬，还得了一面流动红旗。 定植结束，为加强领导，队里正式成立了党支部，王来金为书记，潘队长和那个“管理队长”为正副队长，统计员照旧。 老王资格最老（党龄、军龄最长），他讨饭出身，在山东参加八路军，他对党的事业非常忠诚，组织纪律性极强。没多少文化，平常语言少，工作上办法不多，总是提升不起来，按他的品德和经历，可授个大尉营级，在预校时仅授衔正排少尉级，为此他曾闹过情绪。他在队里一直担任支部书记，后来也没提升到场一级领导岗位上，他曾当选为景市县的人民代表。1978年，我去景市参观，遇到他夫妇，老王已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他还记得我这个组长呢。大家见了面非常高兴，他们的生活和我们一样比过去好多了。我说：“感谢你58年在我当组长时给予的大力支持，我们真是患难与共的好战友啊。”这是分别二十年后的第一次相见，可惜没多余时间叙旧，从此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一九五八年九月初，兵团一师（景市农场）挑选了五名同志去春城学会计业务，我被选中。 临行那天，小组为我开了个小宴会，大家凑了份子，买了些小菜、几瓶酒，杀了一只鸡、一只鸭，请了支书、队长和队干部、小组长来热闹，共叙半年来的战斗友谊，大家兴致很浓，我向大家敬酒，祝大家身体健康，努力战斗，不失军人风范，争创全场第一。会后，我嘱托新任组长老蒙，要团结好大家，关心好病号，组里的鸡、鸭如果太多管不赢，可以折价卖给队里养。 老蒙和我都在预校一起工作过，他在后勤处，我在训练部，相交多年，是亲密战友，大家选他当组长，可见他是得人心的。我从春城学习后没有再回七队，以后听说毕小洲、陈典清、李三苟以及四队的杨柏林都先后调去兵团分局、总局工作了，只一人因犯男女关系仍在队里，以后情况不明。 景市及其他团去学习会计业务的有十几人，师农垦分局派人、派车把我们直送到春城学习，从此我再也没回景市农场。 南诏省生产建设兵团总局会计训练班，设在春城西山风景如画的龙门山下，这里滨临大湖，环境幽静。我们租借劳改局的房子，做临时性的学校，在这里接受了几个月的会计业务培训。 我们小组只有一位女同志，她是下放来的，她精于业务，便当了我们的组长。我对会计专业知识是一窍不通。 那位饱读会计、统计书，长期从事会计工作的老师是一位会计专家，上课时根本就不用书，一本讲义提纲，讲得很有条理。他从会计的重要性，讲到借贷关系、成本核算，以及对经济效益的估价，本少利大……等等。每天有练习，我新来摸不到门路，常由组长给我们补课辅导。 学的是农业方面的会计业务，这比工业会计复杂得多。随着课程愈学愈难，连那个女组长也皱眉头了。半个月后出的考题是：养猪的成本核算。从乳猪、仔猪、架子猪、育肥猪、销售猪、存栏猪……。每项猪的饲养成本、转入、转出、托售承付、对外结算等等，都要做好借贷账目，这么多环节，把我们弄得昏头转向，连女组长也没法子算清这笔糊涂账。其他各组也不比我们强，有的组来学的人没多少文化，学不下去，私自溜回原单位去了。 ------------ 第四十九章 家乡的思念 兵团初建至今，还没有一个像样的现代化养猪场，只有种植业，很少对养猪的成本进行核算。原来这位教师，是以外国集体农庄会计业务来讲的，但我们感觉这样学还不能解决今后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大家都很着急，因为来学习的大部分同志都从来没有从事过会计工作，是会计学“文盲”，怎么办呢？ 如今既然来了，总得学一点，不然回去如何工作？我们组几个人同女组长“私商”，请她利用休息时间，教一点实际的东西，如：如何记帐，怎样做年底报表，怎样报资产负债表，怎样搞往来结算、折旧计算……等等。她也乐意教，这样我们上午就应付那群“猪”的计算，下午暗地里学的是工作上急需用的“本钱”，个把月后居然很有成效。就这么一个月为我以后的会计工作奠定了基础。至于那群猪仔、猪孙的计算，后来连影子也没有了，全部奉还给先生了。 在紧张的学习中，我总没忘记远方的她。刚到培训班时，去了一信，以后也经常给她写信，可惜只收到她一封信，信里还有一张小照片，清瘦的面孔，瓜子的脸形，二条牛尾巴似的辫子拖在背后，小花格衣衫衬托着她得体的身材（1957年我第一次回故乡时没见到她的面），如今长大了，似出水芙蓉，现出青春少女特有的自然美。这也许是“情人眼中出施西”吧。 记忆的大门慢慢打开，我想起了与她竹马青梅的过去。解放前，她家住在当时县立初级中学的后面（靠西边），她父亲从小学做糕饼手艺出身，以后同几位伯叔兄弟积攒了一点钱，合伙开店做糕饼，后来又各自独立开店，由于她父亲精打细算，讲信誉，重质量，明码实价，老小无欺，善于经营，生意颇为火红，后来把生意做到了天原市，在那儿买了店面，赚了不少钱，在文山做了一幢房子，置了几亩薄田，接着又学会了做酱油，由于质好、价廉，生意兴旺，于是放弃了糕饼生意，专做酱油。邹招生就是随着酱油缸的增加，而长大的。她姐弟三人，姐姐嫁水田乡、哥哥读书，她最小。家务事如砍柴、打猪草、洗衣、做饭都会做。家里做酱油时，她就当父亲的助手，料理家务当母亲的帮手，人也精灵，自小卖酱油出入算数，不差分毫，深得父母喜爱。她父亲常叹息：“可惜不是伢仔，成不了气候。” 我同她哥哥同龄，从小学同窗到初中，形影相随，每次出去玩，她总嚷着要去，特别喜欢去我家吃那种红的、黄的甜梅子，有时兴致好，我们就牵着她去，去的次数多了，她哥不愿意带她，于是哭着、闹着到她母亲那儿耍娇，我们趁机溜之乎也。 她1936年11月5日出生，比我小八岁，瘦黑的脸上，眼睛忽闪忽闪的，炯炯有神，鼻梁下面常挂着二条清鼻涕，唏呼唏呼地缩进流出，有时我逗她：“不把鼻涕抹去，不带你去玩。”她也爽快，用袖子一抹，说：“没有了吧？”我们看了都觉得好笑。她从小由父母包办，与人家定了娃娃亲。以后我去天原、洪都读高中，回家少，也少见面。1957年，我回家第一次探望母亲，由她哥哥牵线，才重新联系上，但遗憾的是那次没见到她的芳容，她可能已记不起那位常给她吃梅子的“哥哥”了。听说后来她去读中学，毕业后就去当老师。她为了追求妇女解放，坚决割断那桩“娃娃”亲，独立自主参加工作，终于冲破了封建婚姻枷锁的束缚，成为新时代的新女性。 远隔千山万水，即使学习忙，脑子里仍有“空隙”，总是惦念着她，有了这张照片，可慰籍内心的思荒。我只要有空就给她写信，还附上我那张“标准”像，用挂号信寄去。 1959年元月，会计训练班结束，学员各奔前程。我们这些已三十来岁的光棍汉，也该解决一下自己的问题了。总局批准了我一个月的假，匆匆办好了手续，特意买了一个捷克斯若伐克出口的135照相机，乘火车东去，心儿呀，早已飞到了文山。 1959年2月初，我乘火车到樟树站，发了一个电报给她。次日，汽车到达文山县城北渡口。这时心潮起伏，浮想联翩。 “心儿呀，莫要这样厉害地跳，灰尘呀，莫要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口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塔山。”（贺敬之《回延安》） 故乡啊，我又回来了！ 我从车上伸长了脖子，四处张望，希望能一眼见到心爱的人，可是客人都走了，也没有看到一个人来接我，更不见伊人的倩影，火热的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也许是她没有接到我的电报，也许是她有事来不了，也许……我非常沮丧地下了车，把军服换成便装，手拎行李包，悻悻向县城走去。为了不碰到熟人，我还戴上了墨色眼镜，径向她家走去。由于我父亲早逝，母亲57年去了岛省，姐弟已各立门户，县城我的老家已没人住了。这天正好是1959年大年初二，街上鞭炮声声，行人如织，年轻人穿着节日的盛装，呼朋唤友，忙着去给长辈拜年，人们都沉浸在春节的快乐之中。 我家在文山县城已经没有什么居住人了。爸爸1945年得破伤风病世，妈妈1957年去了岛省，两个哥哥1949年前去了岛省，几个姐姐都嫁到其它乡镇去了，蕙姐一家原来住在文山县城，1957年全家已迁往龙南县，弟弟那时还在洪都读书没有回家过年，所以我只好去招生家住了。 快到邹家了，我的心又激动地跳动起来。只见邹家大门大开，红色的对联、红色的鞭炮纸屑，洋溢着新年的喜庆。进了邹家门，我连忙喊了一声：“爸爸、妈妈新年好，我给你们拜年哪！”并向二老拜了二拜，俩位老人见我回来了，非常高兴。招生母亲抹着泪水说：“孩子，我们天天等你回来啊！现在好，终于回来了。”“怎么招生没去接你，干什么去了呀？”她父亲埋怨说。邹平见我回来了也非常高兴，招呼我坐。聊了一会家常，总不见招生的身影，我也不好多问。在丰盛的午饭上，老人说“招生仔还没回来，到那儿去了我也不晓得。”我默然无语。邹平非常热情地向我劝酒，母亲不断地给我夹菜，我也向他们敬酒，祝他们全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饭罢，邹平就带我去她妹招生工作的黎洞小学找她，到了学校却空无一人，等了很久，邹平有急事就先走了。 ------------ 第五十章 好事多磨 我只好到地质勘探队的屋子里和那位留守干部聊天。他东西南北问个没完，我也心不在焉的回答。村里的熟人听说是邹老师的男朋友来了，都来探望，我用带来的糖果招待大家。有位热心肠大嫂（有人叫她癫婆，其实一点儿也不癫），把我引到邹招生的房间，里面黑洞洞的，大嫂点了一支蜡烛，才看清了房里的一切，坐了一会，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这位大嫂又给我盛来了一大缸子的饭菜，我连连向她致谢。饭菜极简单，只有一味白菜，一味肉炒洋葱，我胡乱吃了几口，就去小河边洗脸。村里赖胜财支书来看我，站着说了半天话，他向我介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村民生活不断提高的情况。 邹招生住的是一幢破旧的堂屋，整栋屋已没人住了。厅堂后面就是她的“闺房”，没有窗子，白天黑咕隆咚，点了蜡烛才有点亮光。一张垫着稻草的大床上铺了一块旧毯子，一床单薄的被子，床头是一张旧桌子，桌子上放着教科书、作业本、洗脸用具及一只蓝色的大把缸，一把小调匙，这就是全部家当。墙壁泥土剥落，瓦椽漆黑，蜘蛛张着网。隔条小过道，是关牛的地方，牛粪味阵阵扑鼻而来，加上屋里的霉气味，令我作呕。可怜的小邹，一个女老师住这样的地方，其艰苦可想而知了。我无家可归，只好在这里住一夜了。 入夜，阵阵闪电，下起大雨，加上空气恶浊，我难以入睡。老鼠像赶集似的，在屋里窜来奔去，把那只没吃完饭的缸子撞得咚咚响。雨越下越大，雨水倒灌入室，皮鞋也飘了起来，又没电灯，只好点着蜡烛拥被而坐。这一夜好似在牛棚子里听音乐晚会，一夜没睡，眼巴巴地盼到天亮。哎，也许是好事多磨，也许是她并不在乎我。人到哪里去了呢？心里好烦！ 清早雨停了，我到小河边洗漱完，“癫婆”大嫂叫我去她家吃早饭，我勉强去了。在一个大厅里，摆着几张八仙桌，一张桌子上基本上是一户人家，桌上只有一大碗青菜，一碗萝卜干炒腊肉，饭只管吃。大嫂拉着我同她老公坐在一起，她家六口人，其乐融融，一家人很热情，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不停地要我介绍南诏的风土人情，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憧憬。 大嫂说：“如今是集体，生活都很好，我们这里吃饭不要钱了，尽管你吃。”说得眉飞色舞，随手夹一大块肉到我碗里，“吃、吃吧，张同志……。” 等不到小邹，中午时分，我照部队规矩付了饭钱、米票，向赖支书及那位热心肠的大嫂辞行，怏怏不乐地回到了岳父岳母家。 二老见我一个人沮丧地回来了，疑惑不解地问：“招生仔呢？”我据实回答。岳父气呼呼地骂道：“招生宿魂呀！”岳母嘀嘀咕咕地直埋怨招生。 不一会招生仔回来了，我终于见到了思念的人儿，彼此双眼一对射，分别了二十多年的“陌生人”，一下子就缩短了距离，她羞涩地说：“你来了……我打球比赛去了……。”我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妈妈忙着做饭，叫招生仔给我倒了茶，陪我吃茶点、说话。室内的空气立刻暖和起来。 我把南诏省带来的陀茶给老人，泡了一碗茶给岳父，他笑容可掬地说：“嗯，好茶，与我们这里的茶味道就是不一样”。 岳母坐过来，对我和招生说：“后天是初五，是个大吉日，你们赶快去乡里领结婚证，趁过新年，把婚结了。”招生看了我一眼，我向岳母点了点头，感激地说，“我父母不在，全靠岳父岳母了，真对不起。” 我站起身，深深地向二老鞠了个恭。岳父说：“我们邹家和张家都是世交，同在县城居住50多年，从小看你长大，就知道你有出息，如今你回来了，我们也放心把女儿托付给你，你可要爱她一辈子啊！”我激动地说：“请爸爸妈妈放心，你们就是我的父母，我会像对待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对待她。” …… 岳母忙里忙外，为我们操办着婚礼。我们准备了一些糖果，带给乡里办事人员。那位工作人员看了我们的所有证件，问了几句，很快就办好了两张结婚证，我们把糖果给他们表示感谢。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我与招生可谓“千里姻缘一线牵”啊！如今应验了那句老话。我们终于结成百年之好，匆匆忙忙结了婚。这天是1959年2月（农历正月初五），我们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 隔日，我俩到黎洞，向村里人辞行，请村支书和村民到小学教室共叙，我们用糖果、糕点招待大家。乡亲们都夸奖招生：“人情好，体贴学生，吃得苦，有空就去帮人做家务事……。”“教书真下得力气，还组织学生捡柴换钱买作业本……。” 一位孤寡老妈妈说：“邹老师是个好姑娘，常帮我做事，洗衣、担水、扫地、做饭……她如今走了，真舍不得哟……。”说着流出了眼泪。那位“颠婆”大嫂接过话茬：“你这婆俚真不会哇事（说话），人家今天是好事，哭就不吉利了。”大家都笑起来。 赖支书告诉我：“小邹老师是黎洞第三任教师，时间最长，工作表现最好，对学生非常体贴，而且组织学生捡柴换学杂费，有空晚上还送开水去炼铁工地，三任老师中，她表现最好。”我说：“这是大家对她关心、帮助的结果，我衷心地感谢乡亲们。”大家听说小邹要随我嫁到南诏省，都很惊奇，实在舍不得小邹走。 临近中午，乡亲们和一群学生，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村口的大樟树才止步，并喊着：“好好走，好好走，有空到黎洞来玩。”此景此情，招生仔难过地哭了。离开村子好远，她的双眼仍红肿肿的，我赞赏地说：“你在这里不简单啊，深受乡亲们的欢迎。” “要不是跟着你，我还舍不得离开呢？”她怪嗔似地说。是啊，她初中毕业后，于1956年9月经考试录用到文山县文化馆工作，后又调文山县文水小学、会田小学、称江小学、黎洞小学教书。要不是为了爱情，谁愿意远走他乡啊！ 我一头挑着她简单的行李，一头是乡亲们送的一大筐鸡蛋，慢悠悠地边走边说着话儿，回到了她父母家。 ------------ 第五十一章 简朴的婚礼 我们在县城北方一家姓徐的人家，租了一间房子作为“新房”住下来，房主是位郎中，也是我原来老家的邻居，徐太太待人也很好，我母亲在家时，俩位老人常常来往，相隔仅五十米左右。徐太太见到是我，很是热情，提供一切方便。岳母送来了一些锅、勺、碗、筷，凭票买了柴米油盐，邹家小俩口的生活便这样开始了。 本想请张家、亲朋吃一餐饭，可惜那个年代市场上没有东西可买，饭馆也不办酒席，没法子，只请大家吃了一碗肉丝面，算作是我们的新婚“宴席”了。 招生仔的简单行李就是我们“洞房”的新妆，加上我带来的那条毛毯，便成了我们新婚第一夜的铺盖。 我们终于找到了共同的归宿——相亲相爱度百年。这年我已三十岁，她二十二岁，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每天早饭后，我俩就来二老家里相聚，不久，把她姐姐及儿子接来，趁过年，大家相聚热闹热闹，共享天伦之乐。我用买来的新相机给亲戚们照了好多相片，成为永远的记忆。 因为客人多，没地方睡，招生就她妈、她姐姐住我们的新房，我就同岳父一起睡，每晚与老人们谈天说地，很是开心。白天全家围着一个大火盆，一壶热水茶，一托盘茶点，边吃边聊，他们问我在部队的经历和工作情况，我一一作答，与老人谈得十分投机，陪伴二老聊到深夜。岳母不时催：“睡吧、睡吧。”岳父躺在那把老式躺椅上，双眼眯眯，我以为他想睡了，就不再讲了，他却说：“你讲，我还听着哩。”我才知道老人是在闭目养神。 我把边疆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物产气候等介绍给他听，这些奇闻轶事，他从来没听到过，老人像是听“天方夜谭”，津津有味。我和老人同榻而卧，天南地北讲了几个晚上，使老人了解了外面的世界，也了解了我，看来他们对我这个女婿还是很满意的。 因为是春节正月，大家都欢度春节，我带招生去醪桥乡西坑三姐家拜年，又到她邹家及我本族各家走了走，完成使命，回到岳父母身边。 说好元宵节过后就回南诏省，二老又忙着为我们打点行装，哥嫂为我们准备路上行李。走的日子临近了，老人家想到把女儿嫁到几千公里外的南诏省，何时能相见？难过得流下泪来，千祝福，万祝愿，希望我们能相亲相爱，生儿育女，一切平安，亲情话就越说越多，没话说了就呷瓜子、果点，围着火炉道珍重。 我为二老全家照了一张全家福做纪念。那时小兰还小着呢，跑前跑后，真可爱。妈妈忙着三餐饭菜，对我们关照尤细，一再对我说：“招生仔初出远门，要好生照顾她。”停了一下又说：“招生脾气不好，要多让她一些，不要跟她一样，身边亲人少，要互敬互爱，日后带仔带女回来探亲。”真是情深意长，依依不舍。 我们即将远行，心里不免有点惆怅。“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招生能把终生托付给我，远嫁异省他乡，完全失去父母的庇护，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啊！今后的一切艰难困苦都要自己去面对了！这一去千万里，何日能回故乡看望父母？招生不禁潸然泪下……我只好耐心地安慰她，鼓舞她远走他乡的勇气。 1959年农历正月28日，我们启程返南诏省了，母亲千嘱咐、万叮咛，充满一片慈母之心。我说：“二老多多保重，多则五年，少则三载，我们就会回来看望你们。”谁知这一别就是11年，直到1970年才相见，那时岳父已经去世了，我们一天孝也没尽到，真是终身遗憾。 我们带着一只装满东西的樟木箱和她姐姐送的一提盒酥肉等路上吃的食物，辞别老人、哥嫂、大姐、大姐夫，向朱山桥车站走去，那时班车很少，等了一个上午也没有搭上车，于是我请站长拦了一辆载重卡车才离开文山县。 招生心情沉重，不停回头张望远去的故乡，想到就要远走他乡，何时能回来看望爹娘，她动情地哭了，这一去是数千里外的南诏省边疆，远离父母亲人的爱护，这是在拿自己的一生做赌注啊！谁能保证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呢？ 我小声地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想哭就哭个痛快吧。”她想到车上还有别人，慢慢不哭了。 招生是第一次出远门，我也想借此机会带她去九市、武市“旅游”一下，她也欣然同意，多么想出去开开眼见呀。这可是最早的“旅游结婚”哟。 坐车到洪都市，玩了大半天，当晚搭火车去九城。那儿有个同道回来结婚的谭义斌，好容易找到他家，小谭正好在家忙着结婚，当晚住小谭家。 第二天由小谭陪同，我们游览了九城市容，去了甘家塘公园、沿江路一带看看。沿江路是顺大江边建成的街道，比旧城更美些，只见宽阔的大江上巨轮穿梭，一派繁忙景象，小谭陪我们玩了一上午。 下午五点钟，小谭带上他的新媳妇一起，搭上了去武城的“民生五号”客轮，小谭的母亲等人送我们上了船。我们住的是四等舱，四张床，共住八人。室内宽敞、整洁，汽笛一鸣，离开了九城。从此，我再也没有来过九城。招生有小谭的爱人做伴聊天，心情也好多了。 “民生五号”客轮，比较豪华，行驶在波涛汹涌的大江上，船身平稳，速度较快，船共五层（除舱底），每层都有餐厅、浴室。趁天尚明，我们上到第五层欣赏大江风光。 落日的余晖，映射在江面上，金波万顷，五彩缤纷，令人神往。江面开阔，烟波浩渺，远处渔火点点，巨轮来往穿梭，很是壮观。招生第一次看到这样壮美的景象，开心极了。江风太大，寒冷促使我们回到船仓内。由于疲乏，大家和衣而睡，也只能半睡半醒了。 天亮时，汽笛长鸣，人声鼎沸，说是武市到了。我们快速地洗了脸，提着行李，随着人流，离开巨轮上了岸，打算在武市玩一天，晚上搭火车南下去贵市。 买好了火车票，存放了行李，四人就去看武市大桥。 武市大桥是新五十年代第一大桥，是外国老大哥帮助设计建造的。从远看，大桥像一条长虹横卧在大江上。大桥分上下两层，上层通汽车，下层通火车。公路铁路引桥都很长，桥面可并行两辆汽车，两边是人行道加护栏，站在桥上往下看，大江里的巨轮像一把羹匙，漂漂荡荡的。 这使我想起了范仲淹写的《江上鱼者》：“ 江上往来人， 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凭栏往下看，真有点头晕。我用相机为大家照了好多相片。火车从下面通过时，震动大。桥头有电梯可以下到地面，铁路桥不允许游人通过，只有武警来往巡逻。 到了地面，在武城看了一下，这座桥的引桥穿城而过，方便两岸三镇的百姓出行。 ------------ 第五十二章 返滇见闻 大约四点多钟，我们返回火车站，想找点吃的也没地方，到处关门，由于没吃中午饭，肚子饿极子，结果在一条偏僻的小巷子里，胡乱吃了一碗烧糊了的麦糊糊，取了行李，上车却要到南关站，还有好几公里呢。我叫招生坐一辆人力车，把行李带到南关站。我和小谭夫妇走路，谁知那人力车没拉到南关就说到站车了，想欺骗她是外地人，招生还有点胆量，她记住我们说的话：“看到南关车站几个字就下车，否则不要下来。”招生说：“没到南关站”，就是不下来，更不付钱，车夫知道骗不了，最后才拉到南关站。 我们也真担心，怕招生走错了地方，直到见到招生才松了一口气。一上火车，找到座位，放好行李，四人就歪三倒四地打瞌睡，我不敢睡得过沉，军人嘛，仍带几分警惕性。随着枯燥的车轮声，人们也像吃了催眠药，迷迷糊糊地打盹儿。列车出楚省后，经湘省的岳市、长市、株市、衡市和桂省的柳城，进入普阳省，第三天晚上火车终于到了普阳省会贵城。 下了车，再往前只有坐汽车了，买好去南诏省沾县的车票，就在金筑站休息，天明时才上车。那时汽车严重缺燃料，屁股后面背个大火炉子，用煤炭烧锅炉产生蒸汽作为动力，汽车由于动力不足，在之字型的盘山公路上路上迂曲行驶，走得十分缓慢，中午到安顺，晚上九点到镇宁才住下来。第二天中午到关岭，正好是当街日，农产品较多，人来人往，喧嚣一时，招生感到很新奇，我们买了几包苗族人做的糕粑和一些熟食，尝尝味道。 苗族人民穿着他们自织、自做的黑色衣服，加上满身妆饰，令招生大开眼界，她还好奇地去摸摸她们的妆饰品，由于语言不通，她伸出大拇指笑笑。招生买了一根精制、漂亮的丝带，到了车上仍把玩不已。这条丝带被那些造反派拿走了。 出了关县，公路更加崎岖，爬大坡时，乘客们还得下来推车上坡。晚上在晴县过夜。第二天汽车盘山而上，又沿山而下，来回走“之”字形或螺旋形路，方向盘一旦有误，车子就会滚下山去，大家都为安全捏着一把汗。驾驶员是个模范司机，身材高大魁梧，大约四十来岁，他说：他跑这条路已二十来年了，沿途了如指掌，从没出过事。 在普县吃中饭时，我们邀请这位英雄司机共餐，他也爽快和我们坐在一起。他说年青时也当过大军，退伍后开车直到现在。他爱吸烟，我送了两包云烟给他，他高兴极了。由于他细心操作，谨慎驾驶，道路虽然崎岖不平，但开得十分平稳。我们在普安县休息一个下午，安顿好就上街遛哒 。 普县是个小县城，古老的街道，低矮的木头房子，饮食店较多，一家民族商店，食品种类不多，东西较贵，在此吃了一顿美味的民族晚餐。明天就要进入南诏省了，人在山中穿梭了一天，也困极了，早早入睡，不觉东方已白。 今天路程较远，所以早早发车，我们急急赶到盘县县城吃午饭，盘县街上大多是面食之类，我们四人就吃鸡蛋炒饭，买了些橙子等水果上车，下午就要离开普阳省进入南诏省了。 在滇黔交界处，我们发现滇黔两省土地的颜色截然不同，普阳省这边是黄土，南诏省那边是红土，形成两省天然分界线。汽车很快进入了南诏省境内，第一个县就是富县，车子穿街而过，街景与普阳省大致相似，奇怪的是大人小孩都有一杆烟枪，抽的是草叶烟，吞云吐雾，好不快活。地名富县，却没着什么农产品，据说地下铁矿却不少，煤炭也颇丰，这也许是富县的由来吧。晚上住富县。 由富县到沾县，路较平坦，车子顺溜溜的欢跑着，但只要一上坡，车背上的大炉子可能“气力”不足，车子总是呼噜噜的喘粗气。下午五点来钟到达沾县，暂时结束了乘长途汽车的劳苦。几天在崇山峻岭里折腾，一路沙来一身灰，满身灰白。 我们买了七点钟从沾县开往春城的火车票，离上车还有一个半小时，大家趁机洗洗脸，打扫一下个人卫生，感觉满身清爽。 沾县是个小车站，但因是汽车、火车的交接站，街上两边衍生出许多小商店，与我当年（1952年）在炮兵四师时没变多少。街上有种青梨浆，味道甜美，又能生津解渴，招生喜欢吃，小谭的夫人也爱吃，各买了十来包。游走了一下街道，没更多兴趣，就回车站候车室休息。 列车来了，按时上车，车上人多，有座位就是大好事。车上还是老样子，车上开始有开水、洗脸水，车轮子滚动出站不久就停止了供应。这是一种小轨列车，车厢小，人满为患，秩序有点乱，不敢打盹。到了春城，买汽车票还得到西站，坐公共汽车穿越市区也不易，相当拥挤。 西站是春城老站，在抗战时期是通向东西南北的主要车站，附近的旅社、饭店特别多，扒手也多，稍有不慎，掏你的腰包没商量。所以外出、晚睡都得警惕，以防不测。去思市要多等一天才有车，我们就趁机游玩了春城市几处有名的景点。 趁闲，我们就去春城风景区“大园”一游。1951年我在步兵学校时去过一次“大园”，今天我是很好的向导。 乘公共汽车可直达“大园”，车票五元。大观园位于洪池之滨，景色绮丽迷人，那幅天下第一长联吸引了我们。长联雕刻在瓦形的木板上，重新上了油漆，色彩鲜艳，挂在大名楼的大门两侧，非常壮观。全文如下: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萍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倾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几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长联传说是清朝髯先生所作。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总督岑先生请名士赵先生刊刻(对联原文并无标点，是参阅报刊所注)。两联共180字，每幅长一丈五尺，宽二尺，黑底金字。 ------------ 第五十三章 半夜枪声 长联对仗工整，气势宏大，脍炙人口。上联写洪池及周围风光景物，歌颂春城大好河山及农民的辛勤耕耘，表达了只有劳动人民的业绩(四围香稻)永久存在。下联联想南诏省历史，把封建王朝比作不长久的幻影(实际也影射清王朝)，一朝接着一朝兴起、衰亡，连幕布都拉不及(卷不及暮雨朝云)，最后只剩下些断碣残碑横卧在苍烟落日之中(都付与苍烟落照)。 长联观物写情，内涵深刻，令人叫绝，被誉为“海内第一长联”、“古今第一长联”、“天下第一长联”等，一直流传不衰。长联挂在“五百里洪池”岸边的洪观楼前已两百多年，为古今众多名士及广大游人所仰慕推崇。 长联与楼阁交相辉映，融为一体，具有深刻的文化背景及极高的旅游价值。登上高楼，凭栏远望，长联描绘的景色一一映入眼帘，抒发的情怀萦回脑际，令人心旷神怡。长联使大名楼名扬四海，大名楼因长联而驰誉九洲，成为与黄鹤楼、岳阳楼及滕王阁齐名的我国四大名楼之一。 园内景点并不多，五百里洪池一波万倾，碧波荡漾，天水相连。滇池边有几只小船，由于风浪高，没有人荡游。园外小食品较多，“过桥米线”是春城特有的小吃，招生第一次吃，吃得颇有兴味。我们玩了一下午才返回旅社。 第二天仍不出车，说是前面道路塌方，何时能走，等待通知。如何打发时光呢?谭义斌提议去安县温泉一游，于是大家立马出发，到了安县，谭去找在军区招待所工作的战友，正好遇着，该战友陪我们去温泉附近参观之后，就请我们去洗温泉浴。 安宁温泉有“天下第一泉”的美誉，那儿立了一块石牌，上面刻着:“天下第一泉”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军区温泉设施较好，小潭夫妇选了一个小巧玲珑的地方，我同招生在双人池共浴。大家感觉能到这里来泡温泉，真是一种高级享受啊。 温泉水质清澈，略带硫磺气味，温度适中，躺在池中舒服极了。真是“温泉水滑洗凝脂”，泡了一二个小时的温泉，哈哈，一身轻松。泡完温泉后，我们在各处拍了几张照片留念，可惜后来都被抄了。玩了大半天，品尝了春城特有的凉拌米线，谢了战友返回住处。 从春城到景市是五天的路程，一路上大家风尘仆仆，有说有笑，1959年2月底终于到达景市。小潭夫妇回黎明农场，我租了一辆手推车运行李，我和招生步行到曼广宾的广宾农场报到。 广宾农场（团级单位）位于景市的西南边，旁边有个大村子叫曼广宾。团场部就建在一块平坦的小山坡上，一条泥土马路从场部大门前通过，与景市公路相连。团场部是个四合院，南、西、北三面是三栋长长的草棚屋，围成一个开放式的小院，草棚屋以竹笆为墙，茅草做顶，空荡凉爽。我住的房间就安排在北面赵场长的隔壁。赵场长是广省人，原是琼崖纵队的团级干部，从广省调来，场里不少干部都是同他一起来的。 我住的房间有14平方米，里面空荡荡没有一物，地面还是湿的。赵场长(名叫世贵)真热心，叫人抬来了两张办公桌，权当床用。我们仅有两只木箱，往地上一放，便是“家”了。招生站在房门外，愣了半天，不肯进“屋”，她没有想到竟是这样一个栖身之地。 我安慰她说“进屋吧，这就是家，一切会有的。”她半天不语，仍不愿进屋。场部有一位老张，豫章省丰县人，负责后勤工作，她的爱人也是从豫章省刚来不久，就来探望，挺亲热的，连说带劝，招生才进了“屋”。两张办公桌当作“床”，只够一人睡，我让招生睡桌上，我用油毡布铺在地上睡，今天刚到，也只有这样将就了，一切等明天再说。 是夜将半，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一阵子弹打在房屋篱笆上噼噼啪啪作响，听得出这是步枪和**枪的声音，子弹从北面屋后横扫过来。我一翻身忙把招生从“床上”连人带被一咕噜抱了下来，让她匍匐在地上，她睡得懵懵懂懂，也听到了枪声，但不惊恐。 我小声说:“你不要坐起来，趴下别动，不怕的。”我随即冲出房门，隔壁赵场长立即把一支步枪给我，团场部的军人都起来了，家属也醒了。 我拿着枪同大家一起，跟着赵场长急速向屋后冲去。由于屋后是一块橡胶苗木地，一人多高，能见度很差，我们几个人就拉开距离，匍匐快速向前爬去，一面向前射击，一面冲过苗木地，越过小山坡，向前追去，但搜索了一会，没有发现一个人影。团场部工会主席端起一挺歪把子机枪，愤怒地向后山嘟嘟地扫射，清脆刺耳的枪声震荡着山谷，也震慑着不甘心灭亡的土匪。 折腾了半天，一无所获。为了预防不测，场里布置了警戒岗哨，立即派我和老张去流沙河一个连队送信，告知这里发生的情况。那个年代没电话，十几里山路我俩带着枪一路小跑，摸黑来到了流沙河连队，找到连队黄队长，交待任务: “立即在公路布置警戒，封锁道路(公路是通向海县的)，不要放过一个可疑的人！”于是全连即刻涉水过江去执行任务，我俩折回场部，回到家天快亮了。 这天晚上，把妇女们吓坏了，有的抱着孩子哭鼻子，招生也因为我去送信，一个人在家，又担心又害怕，焦急得一夜未睡。这是招生到边疆第一夜的“见面礼”。 赵场长对我很关心，要我把家安置好，休息两天才去上班。 我的同乡老张夫妇也非常热心，帮我们布置内室。用一些旧报纸糊在竹笆墙上挡风遮羞，再去傣族家买了二根大楠竹，栽四个竹桩作床脚， 搭了张双人床，用竹子搭了一个小台子放箱子及生活用品，又做了一张简易的竹桌子，“家”就算安好了。竹子做的床铺是湿的，好在带了油毡布，铺在上面防潮。 床上连一床被子都没有，仅有一张毯子，招生看了难过得直流泪。老张拿来了许多旧报纸铺在床上当棉垫，用手压一压还蛮有弹性。老张说:“恭喜你们睡弹簧床，但小心别弹到地上了……。”他夫妇笑哈哈地走了，我深深感谢他俩的帮助。 我分到广宾农场场部是来熟悉会计业务的。带我的师傅名叫谢克桃，她是广省人，华南热作学院毕业，同赵场长等一同调来，在广宾农场算是“开国元勋”了。 ------------ 第五十四章 在广宾农场 上班第一天，她就把各种账册交给我，什么总账、明细账、分类账、往来账、材料账，资产负债表……等一大堆，要我去熟悉业务，并先学会记账，她耐心好，一一叙，细细说，不厌其烦，我从心里敬佩她。我学得挺积极，一个礼拜后，大致对各项会计业务眉目都有了底。 办公室还有一个女同志是出纳，丈夫也是豫章省人，搞宣传工作的，还有一位任工会干事，也是豫章省人，一聊也是军大的，这么几个老乡同事，又同住一栋草棚，左右邻居，时时见面，真是幸运，大家非常珍惜能在一起工作的缘分。赵场长的爱人是广省人，任材料保管员，很能干，会体贴人，有2个孩子，男孩更招人喜爱。 办公室安排在西边一幢大草棚里，竹笆墙，二米高，四周通风，团场部各科室都在这草棚里集体办公。桌子对桌子，一处说话，全室哄动，但都认真办公，不闲侃、不吹牛、更不说笑话。赵场长是个工农干部，粗识文字，书记也姓赵，矮个子，南诏省人，两位领导和大家同甘共苦，没有什么特殊，常下队抓进度、抓思想，工作做到工地上，办事立决，深得广大职工欢迎。 广宾农场是个老农场，开荒定植橡胶林面积不少。全场新招职工几百人，加上下放干部、转业军人，足有千余人。生活虽苦，心情都很愉快。我经常同领导下连队检查工作，干部、职工总喜欢与场领导交谈，生产搞得不错，可见领导作风踏实，深得人心。 场领导下去从不在队里吃饭，有时连队开饭了，他们都饿着肚子回到团场部吃，不增加队里的麻烦。干部如此以身作则，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就是五十年代的干部作风。 我师傅谢克桃常常带我去连队检查工作。我们对连队会计、出纳、记工员的账本、原始材料，都看个遍。她发现问题不先说，问我发现了什么问题，我说看不出什么问题，她笑了笑，指着某项目说：这里弄虚作假，那里登记有错误，这里计算错了……”真不愧是老手，好当家。 差不多每周跟她下去一二次，从中我学到了许多“深”知识。她对连队各种生产工具乱丢乱放、日晒雨淋非常心痛，找到连队干部毫不客气地批评：“这是败家子作风……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你们知道吗？” 她总是厉行节约。有一回，我记账时由于思想不集中，老是把“借方”、“贷方”数据填错，于是把账页撕了又写，写了又错，错了又撕，她见状指着我的鼻子厉声说：“你用点心嘛，用点心嘛！借贷都搞错，乱撕一气，还当得了会计？你用点心嘛。” “风暴”过去了，她又仔细地指点我，像位老大姐，其实她还没结婚呢，连个对象都没有。我在她手下培养了半年，终于高水平学会了如何当好管家的本领，经她全面“考核”，算是“毕业”，可以独当一面了。至今我对这位红管家仍时时记起。 勐巴拉西是傣族的聚居地。傣族过年是阳历四月十五至十七日三天，傣历年是傣族最隆重的节日，最有代表性的活动是泼水、放高升。所以傣族过年又叫“泼水节”。傣族过年，村村杀猪宰牛，户户喜气洋洋。男女老少穿着节日的盛装，走亲戚、会朋友、找对象、放高升、泼水祝福。 俊男靓女，成双成对，或在芭蕉林里喁喁私语，或在榕树林中对歌道情。少男少女打起象脚鼓、跳起孔雀舞，成年男子挥刀舞棍，打起傣族拳。远处的高升火箭直上云霄，嗡嗡作响，近处的龙舟百船竞发，喝彩震天。傣家芦笙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傣族人好客，节日里都来农场请干部或“老根”的去喝酒。我带招生去参加了他们的新年会餐。在竹楼上放了一张小藤圆桌，大家围着席地而坐，每人一杯白酒，菜肴主要有四味：一小碗炒猪肉、一大碗生酱牛肉、一大碗生牛血（或猪血）、一叠绿干水藻，另加一些生包菜、野竹笋之类。 俩人中间放一竹筒糯米饭和一大堆用芭蕉叶包着的蒸熟的年糕。主人热情敬酒，按风俗要三杯下肚方是朋友，不喝就是看不起主人。如此盛情，为了友谊，不会也得硬着脖子喝三杯。我从不沾酒，如此喝法，今天非当狗熊不可，我有些害怕了，但在主人和朋友的“激励”下，只有恭敬从命了。特别是吃那个生酱牛肉、生牛血，喉咙管就是不让“过关”，吐出来对主人不敬，不吐出去又难以下咽，一狠心，“舍命陪君子”，闭着眼囫囵猛吞下去，半天也没回过神来。这天我不知是怎么过来的！至今回味起来，还有点恶心呢。 据说这是傣家人的极品佳肴啊，他们一年也只吃这么一次，并以此招待“尊贵”的客人哩，当然每次都尽兴而归。招生喜欢吃傣族人做的杂酱米干，还抱回一大包的年糕。当谈起在傣族家做客的情景，她感到有趣极了。 场部原来办了一所全日制托儿所，三----五岁以内的都上托儿所。由于缺老师，管理欠佳，没几个孩子愿去。现在来了一位下放转业女军官——朱国英和一位下放女干部，加上招生，都是办学能手，托儿所又重新办起来，再添置不少设备、玩具，形成全托。老师们轮流值班，到半夜换班，也很辛苦的。 为防备残匪和敌特的骚扰破坏，确保团场部和孩子们的安全，更由于那晚枪声的教训，场部每天安排干部、工人夜晚轮流站岗。由于托儿所就在路旁，岗哨就设在托儿所附近 ，流动巡逻。 招生正式上班后，每当她值夜班时，外面虽有岗哨，但总令我多一份挂心。她初来乍到，对复杂的边疆环境十分陌生，所以每次她值夜班，我都去陪她，使她有安全感。 托儿所值夜班的教师，除了要洗全所孩子的衣物外，还得照顾孩子的睡觉，够辛苦的。她没经过这样的环境锻炼，但硬是咬紧牙挺过来。我问她累不累，她说：“累是不怕，就是深夜怕有人突然窜进来。”后来她知道场里对这些孩子非常关心，外面有岗哨警卫着，保证绝对安全，加上场部绝大多数是军人，有战斗力，慢慢她也习以为常了。托儿所只有礼拜天（15日一次）才放假，让孩子与父母团聚。 ------------ 第五十五章 难忘勐西 每逢假日，我们俩都去景市街上走走，来回十几里路。那时物资紧缺，加上农场人多，交通不便，内地的东西运不来，东西更显得缺乏。只要是吃的，贵也得买。饭馆里没有肉卖，偶尔有点杂碎，早被“近水楼台”的人抢了先。在街上傣族摆了许多小吃摊点，傣族在米干或饵块里加些着料，涮上鸡汤，味道也挺鲜美。 有时我们也买些生米干、饵块、姜葱、辣椒及水果之类，回去慢慢享用，礼拜天大多都这样度过。大家都没有私人小灶，要加工就到公家伙房里烧热一下。那时生活艰苦，只要有粗菜（野菜）淡饭吃饱肚子，就是上等生活了。 环境能培养人的品格、磨练人的毅志，锻炼人随遇而安，保持良好心态，冷静面对现实生活，不气馁、不消沉，积极进取的性格，并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步伐。 南诏省农垦总局为适应橡胶大发展的要求，农垦总局决定大部分干部职工转向孟那县方向发展。我们向新垦区进军之前，早在1958年已有不少先遣拓荒者向更远的孟那、孟润、孟满以及澜沧江南岸进军，我们是后续的开拓者。 1959年秋，我们离开了广宾农场，分配到孟那县勐西乡建设新农场。分场场长马沅俊、书记许明、计工员兼出纳普治，我为会计，邹招生为保管员，共五人，一辆载重卡车把人和东西拉到了勐西，新场就取名为国营勐西分场。 场部（乡级）就建在勐西乡上级旁一块较大的平地上。这原是傣族人放牛的草地，现在成了国营勐西分场驻地，牛是放不成了。 来到此地，白手起家，首先搭建临时泥巴茅草房，再开始搞生产。感谢区委书记杨诚（也是部队转业的）大力支持，一二个星期就帮我们盖起了一幢毛草屋，我们从傣家竹楼搬入了“新屋”。不久又来了二位干部：生产办公室主任杨某、技术员李某。接着孟旺农场撤并人员并入我场，总共五十来人，不久又被植物园要去二十几个。工人没房子住，就搬到五里远的傣族城子村去住，那里准备建一个苗圃基地，场部干部都往那里挪动，只好住在傣族家，留一人看守场部。 苗圃地建在罗梭江边一大块冲积平地上，有百十来亩，是个荒草滩涂，土质略带沙性，下层是腐殖质泥土，是个理想的苗圃地。 为了抓节令，干部们没日没夜在那里苦干，食堂就利用村里早遗弃的“公社食堂”。工人干部早出晚归，几乎是军事化生活，“日未出而已作，日已没尚未归”，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我忙着采购材料、调运种籽。 平时我身上背个行军袋，里面装的是全场的账本、现金。天天袋不离身，身不离袋。后来觉得太麻烦，就建议袋子由招生来保管，这袋子里都是钱啊，万一丢了，责任重大！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怕出事。那时民俗民风淳朴，她天天背着钱袋子，真幸运没出事。 工程在紧张的日子里逐渐完工。工人们几乎都吃住在苗圃地，吃的饭都是由我和炊事员、卫生员送到工地。勐巴拉西入冬后进入旱季，天气晴好，但有时小河涨水至胸口，我们就把饭菜顶在头上涉水过去，有几次差点连人带饭被冲走。 傣族寨子里的村长给我们想了一个办法，用楠竹扎成一个大筏子，来往摆渡就方便多了，我们非常感谢这位傣族村长。种籽已下播，留下技术员和一部分工人在那里照管着苗圃，其他人马撤回原地。 在城子村住了二个来月，我夫妇和其它四五人，住在村里的一个没有隔开的粮仓内。男女都住在一起，招生晚上都“全包裹”着，不便脱衣服睡觉，真是受罪，更无法洗澡、换洗衣服，身上脏兮兮的，不得已，都到江里去打扫“卫生”。 我夫妇鼓起勇气，也学傣族，到江里去洗澡，我们每次总是走到没有人来往的上游处，脱去衣服，赤条条洗个痛快。那时小孩还没有出世，招生挺着个大肚子蹲在水中洗澡，满身清爽。以后每天都去江里洗澡，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后来回到场部住，在家里也只能是用盆子全身擦一把就是了。一年到头洗冷水浴，炼就了我们的筋骨。回想那年代的情景，至今仍觉得可笑，条件有限，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算回归自然吧。 农场初建，连办公桌、凳都是向乡里借来的，感谢当地乡党委各方面给予的支持，直到农场撤往孟远时才归还。 当时各家各户更是四壁空荡，连一条板凳也不曾有。我在傣族家买来一节大竹筒，将两面削平，当凳子用，这东西容易滚动，一不小心人就坐在地上，招生和小孩常跌成一堆。后来在食堂旁边草丛里发现一块四面较平的大石头，我就搬回家当凳子坐，白天放在门口坐，晚上搬到屋里坐，虽是石头凳，小孩总可以坐得安稳，然而石头重，不便频繁搬动。 有一次在木工厂遇到一个豫章省老乡，常来常往，也就熟习了，我请他帮我做个小凳子，他把四块小木板用钉子钉牢，凳子就做好了，有了这个轻便的凳子，搬动就方便多了。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我还主动向公家交了五角钱，小凳子算是我们家第一件家具，一直带到永春农场。 1960年，国家从湘省祁县、阳县动员万余名农民来支援边疆，大部分人分在景市农场，少部分分到孟那农场，我场接纳了一百多人，场部就那么几个人，整天忙得团团转。后来在通往孟那的公路两边，定了两个生产队，配齐了领导、工人，立即开往新址建房子。 房子是“干打垒”，用泥土筑实为墙，搭上人字架，盖上茅草，比竹芭墙房子好多了。房子一盖好，工人就搬进去，离开了傣家竹楼。 随即投入大开荒的战斗。工人们砍倒一片片原始森林，开垦出一条条梯田，挖出一个个树穴，为定植橡胶树做准备。 但是砍伐原始森林与植物园保护森林发生矛盾。勐西是国家唯一的热带植物园，热带植物园的职责就是保护森林、研究开发植物资源，农场则要砍伐森林，都是为公，最后由县委与农场协商，统筹兼顾，划定砍伐区域：农场离公路500米外向东发展。于是调整进攻方向，不到一个月，一座座山峰上的原始森林像理发一样，齐刷刷地砍倒了几百亩，只等树木晒干，就可以放火烧荒开垦了。 ------------ 第五十六章 飞来横祸 邹招生除负责场部材料保管外，又派往一队任检验员，抓日进度及丈量开荒面积。1959年11月，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小英。谈起这孩子来到世间，还得补上一笔。 还是住在城子村的时候，招生挺着个大肚子在炊事班工作，一天后半夜突然肚子痛得厉害——快临产了。我手忙脚乱，请了二位工人，提一盏马灯扶着她急急往勐西卫生所赶，去卫生所要走四里路，过二条小河，河不宽但水深，我背着她趟过小河，还没走一半路，她已痛得大汗淋淋，我说：“坚强些，坚强些。” 一个大肚子也不好背，又怕压着胎儿，她就自己走，这时血顺着大腿流了下来，小孩子半个脑袋已露出来，我慌了手足，就和那两个工人用双手抬她走，她痛得脸色发白，大汗不止，硬咬着牙，忍着剧痛，低声说：“哎哟，好痛。”。我们加快了步伐急行，送到卫生所，刚躺到产床上，小孩就顺利产下了，母女平安，真是老天保佑。那天是1959年11月15日。 那时条件极差，那位李医生（他是医科大学毕业，下放在此）熟练地消毒、止血，给小孩洗净包扎好。这一切工作都是他一个人完成，身边连一个打帮的护士都没有，可见李医生是一个全能的医生。孩子平安出世，招生和我万分欣慰！要不是她坚强自信，可能在半路上就流产了。大家说这孩子命大，必有后福！ 为了给孩子取名，夫妇商量了好几天，我说：“你我各取一个名吧。”招生给孩子取名叫“小英”，我说“孩子生在南诏省勐西，学名就叫小仑吧。”她点头笑了。孩子长得清秀健壮，足月有余，所以也挺胖，小脸很像娘，直鼻梁，大脑袋，头顶上长一小圈头发，煞是可爱。 招生一时尚无奶水，孩子一出世就要吃，那时物质极度紧缺，葡萄糖、奶粉等食品市面上根本没有，小孩饿得嗷嗷叫。幸好普治的爱人李琼仙给了一些红糖，调些红糖水，没奶瓶，用小勺送到小嘴里，也许饿了，吧嗒吧嗒一口一口吮进去，我睁大眼看着这小家伙吃水，真感到稀奇。 小孩一口气喝了十几勺子，嘴巴一张一张的，舌头一舔一舔的，似乎余味未尽，闭着小眼慢慢睡着了。后来我去孟那县出差，找熟人批到了一小包葡萄糖、一只奶瓶，没有批到奶粉，但还是很高兴，回到家里就用红糖与葡萄糖配在一起给小孩吃。如此这般，小孩也一天一个样，成长起来。 我当爸爸了，喜在脸上，乐在心头。招生因缺乏营养，身体恢复较差。场部旁有一食馆，有点猪肉、包子、米线、饵块卖，平常也不敢去，怕人说“干部搞特殊化”。李琼仙是位中年妇女，经验多，她告诉我，每天要买点猪脚、排骨炖汤给小周喝，可以增加奶汁，有鸡更好，这样使大人身体恢复得快，小孩也长得好，买些给产妇吃，大家能理解的，放心吧。 以后，我就照此办理，招生果然身体恢复得蛮好。五十六天产假满期，她就去一队上班了。早上喂饱小孩去上班，到中午回来才能喂奶，下午要等到晚上收工回来才有奶吃，上午、中午几个小时小孩子也只有吃糖水度过了。 小英吃饱了就睡，尿急了就哭，尿光了又睡，醒来了就得要吃，真是邪乎！场部没托儿所，只有我一个小孩，正好马场长夫人没事，就请她带一下。从此，我们俩家结成了好朋友。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60年2月的一天，招生在一队上班，带一位湘工人一起去丈量砍坝面积，山坡上有许多工人在砍树，有一位工人在砍一棵20多米高的大树，大树快要倒了也不喊一声：“山坡下有人吗？” 参天大树哗啦啦从山上向下劈来，说时迟，那时快，眼看树枝即将打到那位女工人了，招生猛力把她一推，自己却躲闪不及，刹时就被树枝击倒在地，那位女工人得救了，她爬一看现状，大声疾呼：“快救人啊！树打倒人啦，救人啊！……” 工人们闻声赶来，只见邹招生她口里流血，昏迷不醒。一位叫谷邦万的工人，二话没说，背着邹招生就往场部跑，马场长、许书记见人未醒来，血继续流着，忙叫人送卫生所急救，那位李医生忙了一阵说：“快！快送孟那县医院。” 那时农场没有汽车，我们在通往孟那县的公路旁好不容易等到一辆班车，可是车上人太多，挤不上，急得我直跺脚。幸好一辆部队吉普车路过，见状，立即停了下来，把人扶上车，由李医生护送着，我也顾不了小孩，托场长夫人照顾，急忙上了车。 车上坐的是孟那县边防团驻军首长，他见此情状，叫驾驶员要又快又稳地争取时间，救人要紧。望着不省人事的招生，我的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我紧抱着招生的头部，怕汽车颠簸震荡脑子加重病情，李医生高举着输液瓶输着液，招生嘴里的血还在流，双眼紧闭，我心急如焚，痛苦万分。赶到孟那县，那位首长在路边的驻地下车，叫司机直接送到三公里外的县医院，我向他敬了一个军礼，深深地道谢。 人很快入院急救，医生检查验血、测脉搏，忙了一阵，招生一点感觉都没有，她的心跳加快，打了针，服了一些药（是撬开嘴灌下去的），人仍然没有醒过来，到天黑以后，口里的血还没止住，人昏迷不醒。我的心七上八下，十分沉痛。 医生说：“危险期未过，观察几天看看。”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竟遭如此不测。小孩刚出生几个月大，大人体质尚未复原，我暗暗流泪，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不敢往下想。 一连几天，她不吃不喝，也不动弹，一直昏迷不醒。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真是度日如年啊！熬到第八天，她慢慢张开一双无神的眼睛，痴呆呆地望着，忽然，似乎看清了是我，好像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我抚摸着她的脸，捋着她那可爱的小辫子，轻轻地呼唤着她的乳名，难过地吻着她的脸。她把手伸向我，我紧紧地握着她娇小的手，亲吻着，她慢慢闭着眼睛，又昏睡过去了。 我不时地追问医生：她的病情怎样？……医生经过会诊，提出“建议速转思市医院”。那时农场场部还没有电话，我就把电话挂到勐西区上级，请他们转告农场。马场长说：“由医院医生决定，该转就转。”我马上到孟那总场会计处借了钱，办了转院手续，带着招生搭上去思市的班车。 ------------ 第五十七章 迎接慰问团 在思市医院经过会诊、仪检、拍片等各种检查（那时没有心电图、B超、CT等仪器），诊断的结论是：大脑外伤，背部打伤，内脏少量出血，但未伤及脑颅，加上脑神经受到强烈惊吓刺激，产生脑神经昏迷，建议住院治疗观察。我问大脑是否受到伤害，主治医生说：“脑部没有出现受损现象。”我才放下心来。 招生在思市住了几个月院，在医生精心治疗下，身体才逐渐好起来，她放心不下出生才几个月的宝贝女儿，急着要出院，征得医生同意，决定回家调养。请医生开了些奶粉、葡萄糖和中西药，再请医生作一次全面检查，认为可以出院，叮嘱我们要休息好，注意营养，暂不能做重活云云。 数十年后，她常常背部作痛，天阴下雨尤为严重。这就是那时留下的病灶。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各级领导对招生的关心爱护，永远感谢无数好心人对她的帮助。 孩子在马场长夫人细心照顾下，长得很可爱，一笑起来，两个小酒窝儿更衬托出她的娇美。招生回来后又休息了半个多月，没事就抱着小家伙玩。她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能做的事尽量自己苦着、撑着。 我有许多事要做，报表、做帐等公事都要补上，家里的事全都撂给她了。在我闲暇时，抱着小家伙到场部草地上走走，曾拍摄了一张全家像，这张照片记录下了当时幸福美好的那一刻。 1961年初夏，湘省派慰问团来勐巴拉西慰问来湘支边的职工。我们奉命立即做好各种接待准备工作，在物质上由上级为我们采购副食品，在宣传上要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宣传，以实际行动迎接慰问团的到来。场领导作了细致的研究部署，宣传工作由许书记挂帅，接待工作由马场长负责，具体工作就交给我和几个同志去办。 我们在公路上扎了一个巨大横跨公路的大彩牌，巨幅领袖肖像高高挂起，彩牌上插着彩旗，两旁是仿宋体金字对联： 感谢亲人越千山万水，带来的家乡的慰问 向党保证用冲天干劲，誓把边疆建成乐园 横幅是：热烈欢迎慰问团 慰问团从孟那回景市方向的对联是： 千言万语不忘党的恩情 三湘儿女永为祖国争光 横幅是：祝亲人一路平安 彩牌扎得非常壮观，不仅色彩鲜艳，而且很有气派，柱子上扎满了花朵和常青树枝，如果有彩灯装饰，入夜一定很迷人。 为了拟好这两幅对联，我花了不少脑子，曾草拟出好几幅对联，经场领导反复斟酌，最后选中这两幅对联。 在进入场部的大门前也扎了彩牌，彩牌用红布装饰，扎满常青树枝和各色彩花，还挂着四个红绒球灯笼，两旁对联是： 满怀激情迎亲人 边疆儿女忠于党 横幅是：永远革命 字体是方块头式的金色大字，配上大红布，别有深意。这些字从写好到剪贴，花了我几天功夫。经书记亲自检查，认为满意，就等亲人来了。 大约五月底，慰问团从景市农场赴孟那农场路过勐西农场。我们勐西农场全体职工及当地乡上级，还有数百名傣族，夹道欢迎。 傣族兄弟载歌载舞，敲起他们特有的象脚鼓和钹，热情洋溢欢迎慰问团。我们准备了许多彩花，抛向汽车上的亲人，大家热烈鼓掌，纵情欢呼。领导下车后与大家握手，这时锣鼓齐鸣，爆竹震天，欢呼声、口号声汇成一曲热闹欢畅的交响乐。慰问团稍事休息，立即向孟那农场场部驰去。慰问团要先到孟那总场慰问后才正式来我分场慰问。 几天后，慰问团带着湘江人民的关爱，正式到我场慰问。慰问团召开了支边人员座谈会，赠发了慰问品。场部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并请了当地乡党委书记、乡长，植物园领导等作陪。慰问团向当地上级赠送了锦旗，给场里赠送了慰问品，气氛非常热烈。 慰问团还拍了许多湘支边工人的生活工作照片作为纪念，下午慰问团十余人离开勐西向景市集中。慰问团给农场带来了最亲切的关怀和温暖，给边疆战士、工人以最大的鼓舞，坚定了边疆儿女扎根边疆的意志。 农场与植物园的矛盾随着农场砍伐森林面积的进一步扩大，逐渐激烈。 植物园建在勐西罗梭江边的一片冲积平地上，解放前就有了这个植物园。植物园主要是保护勐巴拉西的原始森林，研究、开发勐巴拉西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特别是要保护好勐西这块我国现存仅有的原始森林。有许多专家、学者在那里搞科研，开发国家急需的药用植物与名贵树种（如龙诞香等），是省一级保护单位。 有一部《生命的常青树》的电影，讲的就是在勐西植物园工作的科学家蔡希陶和他的科研人员为祖国研究、开发动植物资源的故事。植物园非常珍惜这块宝地，而农场为了国家种橡胶又不得不砍去他们心爱的宝贝——原始森林，矛盾就不可调和了。 别看工人用的大砍刀是原始工具，可利害着呢。自从慰问团慰问广大职工后，激发了冲天革命干劲，半个月下来大大突破原来规定的砍伐指标，不管是宜种胶林还是不宜种胶林，一律“刷光”。植物园的同志目睹此状，急如火燎，心如刀绞，十万火急向省上级反映，最后省人民上级一道指令，要南诏省农垦总局“通知勐西农场立即搬走”。 当时孟那县的王书记（也是部队转业的）来到勐西农场传达精神，宣布勐西农场全部搬往孟远，去开辟新天地，仅留下部分人看守苗木。 孟远分场建在一个山坳里，这里山势陡峭，有点像夹皮沟。开阔、低矮的丘陵地很少，一条公路从山坳里穿过，农场各生产队就建立在公路沿线。由于全场职工不过四百来人，这里可以拓展的山林狭小，所以只建了五个生产队。后来从别的场调来一些干部，于是我请求下连队，不当会计，得到批准，便在二队任队长。 这个连队百十来人，分为四个排，连队支书是湘支边人，农民出身，人高马大，一身充满活力。事务长当过兵，全队清一色的湘省同乡同村人，只有我和副支书是“外来”户。 新场建立后，马上开荒。我这个队坐落在两边是山的峡谷里，背靠公路，四面坡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可开垦种植橡胶的山地较少。若种杂粮还可以在石缝中取粮。 ------------ 第五十八章 挑粮故事 我们队主要种苞谷、红薯等，一则解决粮食不够问题，二则杂粮可做猪饲料。由于是初垦，野外老鼠窜入房间安家（我们住房的墙壁是稻草和泥巴结成的空心墙，这里成为老鼠的乐园）。老鼠挺猖狂，乱咬衣物、粮食，又引来吃老鼠的长蛇。老鼠、长蛇夜晚在空心墙里“躲猫猫”，蛇吃老鼠，蛇吃饱了，就在我们睡的床脚上绕几圈玩耍起来（那时为防潮湿，用竹子打四到六个桩，离地面一米多高，在上面搭一个架子就是床），各种蛇或盘成圈躲在屋角睡觉，叫人看了心惊肉跳，加上蚂蚁在房间里找食结成长龙，屋里真是不得安宁！ 我要求大家用义务工大搞卫生，铲除房前屋后的杂草，室内室外撒上六六粉，鼠、蛇、蚁“三害”慢慢逃之夭夭，人心渐安。 我队主要种杂粮，也间种冬瓜、南瓜等之类。等到苞谷、冬瓜成熟之时，工人中便有口馋的，把苞谷藏在山里烤熟了吃，然后深埋灭迹。由于收割杂粮大多是由妇女负责，她们零敲碎打，把公家的苞谷吃得差不多了。又从食堂包点盐带到山上， 把冬瓜剖开，蘸上盐吃生的，如此这般一弄，山上冬瓜也没留下几个。 我责问她们苞谷、冬瓜怎么都少了很多?她们异口同声地说:“可能是有人偷去了吧。”我说：“傣族人从不做这种事，可能是山上的‘大老鼠’吃了吧。” 其实我心中多少有点数，她们也太饿了，一天只有八两米，劳动强度大，怎能不饿。我又严肃地讲:“以后不准这样了，等苞谷、冬瓜收回来了，队里会分一些给大家的。” 后来支书也在会上强调：“这种损公利已的作风要不得，下不为例。”平时招生也不敢对我说实话，既然支书也知道了，招生才对我说：“苞谷、冬瓜是大伙吃了，肚子饿，受不住。”我也不好多责怪她。 在孟远时，粮食(谷子)由附近两三个傣族寨子提供公粮，各队都要派人到傣族村里去舂米，各班轮换。 但每次去舂米的人回来后，只上交白米，碎米、细糠一丁点也没有。司务长向我反映:“猪没饲料吃咋喂呀?”我说：“不是有碎米，细糠么?”他说你去看看吧。 一看情况果真如此。我说：“碎米，细糠呢？”他说：“女同志全吃掉了。”我心里有点怪异:糠怎么能吃得下去?一调查，果然是女同志将碎米、细糠混在一起再加上一些蔬菜煮着吃了，因为当时供应的定粮不够吃，她们要省些饭给男人吃，她们自己也饿极了。我不忍心批评她们，就装聋作傻。后来女人们越发得意了，打起了白大米的主意，一百斤谷子，七十斤米也没有交足。 那时是按照“九二米”、“八一面”来计算出粮率的，意思是一百斤谷子，要出九十二斤净米，一百斤麦子要出八十一斤净面粉。我只有在会上宣布:今后称一百斤谷子出去要交八十斤净米，细糠、碎米要交十斤，保证猪有饲料，人有更多的饭吃，年底还有肉吃，由司务长登记，我经常去检查，于是这股歪风才被刹住。 由于三个邻近村子，加上一个远一点的哈尼族村子交的公粮有限，农场几百号人的口粮供应成了问题。附近原有仓库粮食也已掏光，粮食告急。后来县粮食局通知农场自己去孟捧挑米，走小路往返八九十华里。于是全场大部分干部和全部男工人都去挑粮，家中事务全交给女同志，一个挑粮大军翻山涉水忙碌起来。 各队由队长带队出发，司务长带好花名册，规定壮劳动力每人挑一百斤(像我能挑六十斤就到顶了)，路上保证一天一斤半米吃饱，天不亮就出发，下午装了米就往回赶，家里等米救急啊!我动员强劳力多挑二十斤，有的当夜就赶到了家。原先许愿路上保证一天一斤半米吃饱有力气，谁知有的人一餐就吃去了一斤多米，一天吃了三斤多，真把我惊呆了。 我空手走了四十多华里就已很累了，现在挑着六十来斤米往回走，累得筋疲力尽。由于是爬山涉水走山路，走不到二十里，左脚关节炎发作，愈走愈痛，好不容易爬完一座山挨到一家哈尼族寨子，我们几个体力差的已没半点劲了。借火做饭，还买了点腊肉，吃了晚饭，天已黑了，山林小路不辩东西，只有住下了。 我没心情吃饭，关节痛得冒大汗，伸屈都困难，如何是好?晚上哼哼唧唧，辗转反侧无法入睡，起身靠着那个火塘烘烤关节。哈尼族老大爷看到我这般模样，用草药和烧酒，帮我擦搓捏揉，慢慢皮肤发红，疼痛有所缓解。老大娘找来一块皮子，把草药包扎在膝关节上治疗，叫我躺在火塘边的竹床上休息。 火塘边的小竹床是主人的“特座”，连家里的人都不能坐，今天特别让我躺在上面，我心里真有些过意不去，兄弟民族对一个陌生汉人给予如此关怀，真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啊！刹时，老人高大的形象令我崇敬，这是的民族政策的硕果。想起此事，我至今仍忘不了这俩位老人的恩情。 哈尼族又称爱尼族，是南诏省特有的少数民族，哈尼族源于古代西北部羌人，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沿用的是汉人的阴历记事，也过春节，主要分布在滇南。勐巴拉西的哈尼族，历史上由于长期受到傣族的排挤，被迫远居深山老林，主要从事刀耕火种、轮歇耕种的原始农业，粮食以旱稻为主。 旱稻种在山上，不用浇水，只是产量不如水稻。他们每年冬天，把向阳山坡上的原始森林砍伐几百亩，晒干后，春天一把火把砍伐的山林烧得干干净净，地面上是一层烧毁森林留下的肥料，所以不用施肥。他们右手握着一根剥尖的木棒，往疏松的土地上戳一个小洞，左手放二到三粒种谷，用脚一抹，把小洞盖上了土灰，就算播了种，一阵大雨来后，种谷就在地里发出了新牙，以后每周去铲铲草，不用浇水，全靠天吃饭，三个多月就收割了，一年只种一季。 年底又重新砍伐一片森林，如法炮制，自全自足，悠闲自得。 那时，他们还处于原始的以男人为尊的时代，男子扎长辫，插小花，在家带小孩，享受清福，但妇女很苦，她们负责上山砍柴、种地，养猪、盖房，干苦活重活，忍受男人压迫，生活在最底层。由于哈尼族大多居住在高山山腰上，用水不便，所以一年到头很少洗澡、洗衣服，在南诏省哈尼族是最不讲卫生的少数民族。 第二天，我们往家走，路上也遇到十来个掉队的。因为走的是穿山小路，一道山梁，一道小河，有时河水齐腰深，有时水齐胯部，短裤早已湿尽，身上冷冰冰的，有的同志干脆脱了那条遮羞裤，光着身子，赤条条地淌水、翻山，真有点原始人的风情!好在山高林密，也无人来往。大家走累了就坐下来休息，慢慢往家赶。 招生见我两天未归，生怕我在森林里迷失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又怕遇到毒蛇猛兽，别的同志一天就回来了，而我却迟迟不见人影，问问其他同事，都说各走各的，我们走得快，张队长可能还在后面，把她急得坐卧不安，第三天，见我挑着一担米，一瘸一柺平安回来，她心痛得满脸泪水地跑过来哭泣着道： “老张，你终于回来了，把我急坏了！” 看着她悲喜交加的样子，我坚强的心也软了小来，但我强装笑脸安慰她道： “放心，我回来了，在路上关节痛，挨了一天。” “哦……”她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我担六十斤米，到队里还有五十八斤。 我还买了点猪肉、猪油，我本想留给孩子吃，招生可不同意我这么做，于是全交了公。司务长赞赏地说:“张队长真不错，还为队里买了十五斤猪肉，二斤多猪油。”后来也受到支书的“嘉奖”-----“张队长带病挑粮，一心为公，值得学习。”当听到这句话时，我真有些不好意思。以后大家又去挑了几次米，由于我关节炎作崇，大家都不让我去挑米，没和大家同甘共苦，心里总感觉惭愧。 ------------ 第五十九章 冒险运钞 60年代初，连续遭受自然灾害，粮食减产，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为了保证强劳动力干重活，分场规定男的每日多加一两粮食，女同志则减一两。1961年4月，我的第二个孩子出世，一家子四口人，每餐总共四两米，不够吃，只好多放些水煮成了干稀饭，每人一小竹筒碗饭，招生要喂奶，还得上山劳动，“按劳分配”她得多吃一点，但她还是和我一样，在饭里加些蔬菜或野菜(蒲公英)之类，基本能吃饱，小英只有将就一点了! 刚来新农场，招生整天同大家上山劳动砍树、挖土，十个指头能屈不能伸，我看了真是心痛。收工回来，我帮她慢慢按摩拉直，用点热水烫一烫，舒筋活血。开始她穿一双塑胶鞋上山，后来鞋子也烂了，市面上又没有新鞋子可买，只好同大家一样，打赤足上山，每天回来，手上脚上不是血泡，就是尖刺。 我看着她那娇小肿胀的双手，真是难过。我每天晚上都帮她把手上、足上的细刺儿挑剔掉，用点紫药水消消毒，第二天她又照样上山去劳动。我劝她辞职在家当个家庭妇女，带带孩子算了，她大眼一瞪“我不当家庭妇女，我要自立……”口气坚决，不容置疑。后来劝了她几次，她就对我发火:“我不当官太太，不靠你养活我！”从此，我再也没有提过此事。 说实在的，她出生在一个卖酱油的商人家里，家庭生活富裕，在家排行最小，上有姐姐和哥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从来没吃过如此苦，现在整天劳动强度这么大，身子又娇瘦，而且身上还有伤痛，无论生活上、劳动上都是挺辛苦的，不论她怎么努力，体力、耐力都不及那些从小劳动惯了的农民工人，她实在太要强了。 场里有许多像我一样的转业军官（我们转业军官每月79元，普通工人每月只有18元，我们是他们工资的四倍），他们的夫人吃不了那份苦，不愿为十八元而折腰，早已当家庭妇女了，所以我也如此劝她。她立志自强自立，给了我莫大的欣慰。岁月的磨炼，使她的自立、自强之心愈坚定，她真是一个坚强的女性! 每次下工回来，她不顾自己如何劳累，总是先把小孩喂饱，女儿小英就吃上餐留下的干稀饭，和点糖水就是一餐。家里的一切家务事她都主动挑起来，让我全心抓工作，因而更增加了我对她的敬佩与珍爱。 第二个孩子是男孩，取名小云，表示对南诏省边疆的留念之情。 我们把小云托给一个姓姚的家属 (她的爱人是退伍兵)带着，小姚十分细心关照着，后来还把小英也带在一起，加上招生平常总把孩子穿戴得干干净净，姐弟俩又逗人喜爱，小姚就当作自己的孩子对待，照顾得极好，我们有什么吃的都放在她家，由她处理，于是我们俩家过往密切，结为亲戚。 1961年暮春，突然收到从思市发来的一封紧急信，我很纳闷，谁来的信？拆开一看是弟弟发的，上面写着：“我已经来边疆。”弟弟来旅游吗？一周后弟弟夫妇带着侄儿张平生到了我二队。 一天，孟远农场急需用款发工资、购生产用具、肥料等，会计室只有三个人，一人去探亲，一名会计又是个女的，只好由我去勐西支行取款了。我在银行办完手续，取款数万元，把现金包在买来的劳动用粗布里，再用油布包扎结实，正准备走，那位银行女出纳见我只身一人，一把拉过我到一边，细声说：“小张，安全吗？” 我看了她一眼，小声说：“此事只有你我知道，只要你不外泄，就万无一失。”她再三叮嘱我要高度警惕，到家了回个电话（其实，那时我们场里还没有电话）。我点头笑了笑，谢谢她的关心，就往回赶。 这时已下午三点多钟了，在路上正好遇着留守在原勐西农场的工人老凌夫妇也同行，他们推着一辆板车，车上装满了瓜菜，我就把现金包放在瓜菜中间，若无其事地与老凌夫妇边走边聊。 从勐西到孟远有三十多公里，要翻过二座大山，穿过无数丛林，沿途人烟稀少，十分不安全。我只有从最坏处着想：万一出事，我只有用生命来保卫国家的财产了。 我从傣族家要了根实木棍子作“武器”，护着小车，沿勐西公路向孟远进发。一路都是爬山，颇费劲儿，车子上装了几百斤重的东西，越走越累。老凌驾辕，我和他爱人在两边推车，匆匆急走，天已经黑了，只好吃住在一家傣族家里，车子就放在楼下紧靠堆柴火的偏僻处。我重新扎紧了绳子，就上竹楼吃饭。 由于心中有事难以入睡。老凌夫妇不知其中凶险，走累了和衣便睡。我躺下又坐起来，听听有没有什么动静，坐一会儿又睡下，还不时下竹楼去看看有没有情况。老凌睡醒一觉，看见我还坐在火塘边（傣族做饭、烤火都是在竹楼上），他说：“张会计，还不睡啊？快睡快睡，明早早走哇。” 说完呼噜噜又睡着了。我也实在疲乏，但始终不敢闭眼，心里有事，那个“包袱”压在心窝里，哪能睡得着！又不时下去检查情况，折腾一夜，总算挨到天微明，傣家人早已在舂谷子、弄米、做早饭了，老凌夫妇也起来了，这时我才松了口气！我们向傣族大嫂买了一大包蒸熟的糯米饭，用腌制的竹笋下饭，吃完后又上路了。 紧赶慢跑，赶到一个道班房，在那里吃了点开水和中午饭就走。前面要爬一个六公里长的大坡，走了半天，时间也耗在这里，路上不敢多休息。爬过山顶一路下坡，走起来轻快多了。走到中午二点多，终于到了场部，一些干部工人出来看新鲜，一看是一车瓜菜、劳动用的帆布，没啥稀奇都走了。 ------------ 第六十章 考虑长远 我立即卸货，把那捆特别的布包抱到会计办公室，当着会计面抖落出那些“国库”。在场的场长、书记、干部都惊呆了：一个人取这么多钱回来？ “你老张真是英雄虎胆啊！”黄会计睁大眼睛说。 场长接过话茬：“为什么不打个电话，我们好派人带枪来接啊。”场长也许忘了，场里就没装电话，他自知失言，连声说：“辛苦你了，一个人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真不容易。” 这是我生平“演”的第一次冒险戏，只能演一次。当年孔明的空城计也只演过一次，再演就会露馅。 孟远山大石头多，能开垦的荒山太少，一二年下来，能开垦的都开出来了。但要形成一个大农场，就不合适了，毕竟这里可扩展的地盘太小，加上吃粮困难，大部分劳动力投入挑粮食，耽误搞生产，经济成本太高。这里全是石灰岩，如果能在这里建个水泥厂，那真是最理想的地方，一定会富甲一方。 如此矛盾，县委王书记又来动员再向南搬迁至孟那县各乡。 孟那县驻军早几年办了几个“军垦农场”，没形成气候，后来分了一些湘省支边工人在那里打基础，也没形成规模。于是我们大批人员迁往军垦农场把他们合并了，原来的孟远农场只作为一个作业区保留着。 孟那县是勐巴拉西州最南边的一个县，也是大陆最南端的一个边境县，县城离老挝边境只有30多公里，县城所在地有一个150多平方公里的高原盆地，地势平坦，粮田万倾，南拉河由北向南穿过大盆地，养育了这里四五万傣族、哈尼族人民，盆地边缘是连绵不断、低矮葱茏的丘陵，丘陵一直延续到和老挝的边境上。热带雨林原始森林覆盖全境，是个大面积种植橡胶的好地方！ 一九六二年七八月间，我们大搬家到了新址——孟那农场永春分场。永春分场离孟那县城还有七、八公里，场长就是军垦农场的“开国元勋”王三海（后任党委书记）。场部建在一块平坦的山坡上，旁边有几棵硕大的榕树，遮天日，树冠延绵数十米。 新场各连队分布在南腊河东面沿河一带丘陵山间。这里地处南腊河谷，地势较为平坦开阔，丘陵连绵不断，是种橡胶的好地方。由场部向北依次建立一、二、三、四、五、六队，全分场逶迤十几公里。 我们那个队编为第三队，人马照旧，支书是邹笃顺，队长是我，连队就建在一块草坡地上。我们在地上栽十几个树叉和柱子，架上横梁、椽子，四周钉上间隔一尺多的竹条，用稻草和上稀泥挂在竹条上，抹平一下就当墙壁，最后盖上草排（草排，一种编织好的用于盖房的草），一栋草房就建好了。每个房间用泥土稻草墙隔开，高不过六尺，每间大约十四平方米，就是各户居室了。 三队与二队之间是一大片荒芜的湿地，种水稻很理想。于是我们铲草烧荒，挖沟排水，再深翻爆晒，以备来年春耕，解决粮荒，是全场的重要任务。一、二、四、五、六队负责砍新坝、开梯田，为种橡胶做准备。 我们住的地方也许地势太低，到了雨季，天天下雨，室内成了“水牢”，湿气太重，日久天长，工人们普遍患风湿病，我的关节炎也发作了，疼得下不了床，行走困难，但不能小病大养呀，就撑个拐棍上班。 第二年水稻大丰收，但天天下雨，新谷上场，无法凉晒，谷子都堆放在各家各户，地上水气重，许多谷子发了芽，即使房前屋后挖沟排水也无济于事，场部干部也只有干瞪眼。这年损失太大，以我三队为最。 由于我们都是外省人，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各队犯病的人激增，场部卫生站人员经常下到连队巡回治病，一时也难凑效。原因一是缺乏营养，二是湿气太重，两者诱发许多疾病，现在自然灾害多，物质匮乏，生活非常艰苦，大家都在努力改善生活。 场长王三海是个“现实”主义者，有远见卓识。为改善职工的生活，他立马动员各队大种水稻、红薯、苞谷，大养猪，大养鱼。号召全场干部职工，机耕改土，造水平梯田，多打粮食，他蹲点二队搞实验，一天到晚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挥何处挖鱼塘，何处种红薯，又到我三队坐阵，督促挖鱼塘、建猪栏，及时种下红薯、苞谷。勐巴拉西气温高、湿度大，虽是八月份下种，仍能收获。 老场长整日在工地，日晒夜露地督促拖拉机翻土或筑坝，饿了就吃工人送来的食堂“饭菜”，他有严重的胃病，吃不了多少。工人回去休息了，他仍守着拖拉机手不停地耕地、挖鱼塘，累了就靠在田埂上坐一会儿。一、二个月没命地干，别人劝他回去，他总放心不下工地建设，认为要抢时间，无人可替代得了，直到样板机耕地、鱼塘、猪圈全部完工了，他才拖着极度疲乏、瘦弱的身子回到场部。 老场长考虑长远，为全场职工谋幸福。他派人去学养猪，学先进的饲养方法，又派人去学养鱼，学习繁殖、速生、速长新技术。他为工人和农场的长远利益操碎了心。他常说：“国家把这么多的工人交给我，我不能不负责任啊！” 翌年，粮食多了（国家规定三年内农场粮食要自给一半），鱼也多了，职工生活得到大大改善。每个生产队都有许多鱼塘，二队、三队最多，三队的水田还可充分利用孟那水渠长流水养鱼。我们养的鱼主要是瞿国进口的热带鱼——罗非鱼。这种鱼繁殖力强，生长快，只要水温在摄氏十四度以上就能生存。 勐巴拉西年平均气温21度，罗非鱼终年可以生长，放养两个月就达到每尾二三两重。如果有米糠、猪粪、螺蛳、蚯蚓等喂养，一年内每尾可达一二斤。罗非鱼无论清炖、煎烤、红烧都好吃。这种鱼类似豫章省的鲫鱼，肉嫩、味美、鱼刺少。后来农场学会了自己繁殖草鱼、鳙鱼、鲤鱼等大型鱼类，这样，农场职工餐桌上鱼的种类更加丰富多彩了。 王三海是个脚踏实地的务实派，他提出的“以短养长，以短促长，长短结合”的发展经济策略，调动了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了我场经济大发展。 “短”就是多种经营，多种短期作物，如养猪、养鱼、养鸭，种红薯、苞谷、木薯、花生、黄豆、蔬菜等，解决工人能吃饱、吃好，餐桌上有肉、有鱼、有蔬菜问题，让工人身强力壮，减少病号。“长”就是按国家计划大搞橡胶种植，以种橡胶为主，胶林中间种茶叶树、水果树。 ------------ 第六十一章 1059农药 农场号召职工多利用业余时间大种短期作物，一两年内职工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职工疾病减少，出勤率逐步提高，人心安定，笑口常开。 后来他根据实际情况又提出“公私兼顾，以公为主的思路”。“公”就是大力发展生产队、场部的集体经济。“私”就是要各队搞好副业生产，养好猪、养好鱼塘、种好蔬菜、办好公共食堂。允许私人种点菜和经济作物，允许养几只鸡鸭、开小鱼塘、种蔬菜，改善老人、小孩的生活，原则是不得侵犯公共利益。 生产队所产谷物上交归全场所有，苞谷、红薯、花生、黄豆等交场里百分之四十，其余归生产队。这些措施得到工人拥护，但有一条纪律：干部只服务，不准以权谋私。 在物质极度紧缺的情况下，王场长审时度势敢于提出如此明智的举措，虽然深得人心，但也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实践证明他的方向是对的，政策也是科学的，更谈不上走邪路，他的确具有大智大勇的气魄！ 我在三队二年多，后调到场部当管理员。 当管理员是个杂务事多的工作，从粮食、猪、牛、鱼、豆，到生产用具、化肥、农药、种子等一切物质的进进出出，都要分门别类保管、记帐。工作虽然不需要高深文化，但要坚持原则，心细勤快，天天忙不清楚，尤其是粮食作物收割时，我就像个“收租老儿”天天往各队跑，验收单产、总产、队里提成、上交国家等等，样样都得登记清楚，马虎不得，然后队、场两级干部签字交会计处作原始凭证，稍有不慎，“官司”就打不清了。 对此我十分重视各个环节，不能出一点差错。我经常告诫自己：小心谨慎，不出“纰漏”，责任重于泰山。 农场自产粮食日多，就建了一个大仓库。土砖墙、瓦顶、木地板。木板与墙之间抹了一层泥浆土，防止谷子漏出。粮库装了好几万斤谷子，谁知设计者无能，不考虑地板承受能力，地板下面的几根支柱受不住重压，向下陷，地板与墙产生裂缝，谷子乘隙漏了多少难以估计。 场长王三海批评我：“为什么入库那么多粮食？”我也不好说是生产科主管说“装二十万斤粮食没问题”。不久，土墙开裂、外斜，再不处理，房子一倒，粮食全完了。 王场长问生产科怎么办？有的说分给各队、各户保管；有的说另堆一间房子。各队各户没粮仓，往那里放？……想来想去都欠妥。 我突然说：“请县粮食局帮忙，他们有仓库空着可以借用”。场长要我立即去办。我去跟县粮库主任联系，由于是老熟人了，他满口答应，但又要我们出些“保管费”，俩人讨价还价，互不相让，我忽然想到去找县委王书记解决。 王书记听了我的苦衷，一个电话挂给粮库主任：“全部入库，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我向王书记敬了礼，马不停蹄跑到了县粮库，库主任笑着说：“你这老张，你这老张，真是……”他又提出“你们自己派车、派人入库，只能存放八个月，到时我们要收粮入仓”。 我说：“行，误不了你的大事。”顺便借了二三百只麻袋，拉回场部。李场长听了汇报，乐开了花，立即组织人装袋。二辆拖拉机不停地运，那边有农场工人卸粮，没几天就空了仓，于是拆除仓库重建。从墙逢漏出的谷子总有好几百斤，好在没霉烂多少，我才放下一颗心。 清理粮仓时，也分给各队一些口粮。他们拿到寨子舂米，把糠给傣族算作“工具损耗费”。傣族用糠喂猪，谁知把人家的猪“喂倒”了，个别生产队工人吃了米饭后，不少人肚子痛、头晕、呕吐，情况反馈到总场保卫科，大家一听大吃一惊，立即追查原因，结果发现谷子里渗进了1059农药，进一步调查发现农药是从粮仓架子上渗下来的，滴在谷堆里。 保卫科干事陈通贵，爬上架子取下木箱，湿粘粘的，只见有一只瓶子破了，农药就渗了下来。王场长追问我：为什么把农药放在粮仓里？我一听懵了。我说：“农药是放在仓库外头的屋檐下的坑里，上边用塑料纸盖严实了，陈通贵同志也知道呀，我也不知道道怎么这农药会‘跑到’仓库架子上去了。” 我深知1059是剧毒农药，哪能与粮食同仓共处？原来保卫干事陈通贵他怕有人把1059农药盗去干坏事，所以就擅自将农药搬进了仓库，此事我也不知道，谁知就出了这个责任事故。陈通贵主动向领导承担了责任，我也检讨了自己失职。现在事情弄清楚了，不是有人存心破坏，我如释重负。幸好农药渗得不多，仓库抢修得早，如果出了人命，陈通贵和我准得去进大牢！ 对傣族的猪，经过总场兽医救治，安然无恙，中毒的职工经住院治疗，转危为安。这事儿至今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一天，我去县里开粮食工作会议，谁知又出事了：有的生产队隐瞒产量、截留粮食，未如实向场部生产科报数字。我急忙赶回，逐一查核，发现以三队为甚。 三队管生产、生活的何队长，瞒着支书把产量压低，这还不算，更可恶的是他把收获的苞谷，大箩大箩地倒在队里的猪厩里，用来喂猪，数量多少也难以估计。三队是种苞谷主产队，但报的产量比一、二、四队都少，这是严重的弄虚作假问题。我向三队支书指出：“你作为支书不可能一点不知道，此事其中一定有鬼。”他只是唯唯诺诺地不吭气。看来他们是因为小团体利益思想在作怪。 我回到场部汇报了调查的情况，场领导要财务科相应扣除他们的口粮指标。场里在三队召开现场会，批评支书不作为，失去监督，批评何队长弄虚作假，宣布撤销何队长的职务并调离三队。事后三队的老工人对我说：“在湘时，农村干部都是这样，干部私分得多点，谁也不敢讲，讲出来，社员就会被扣口粮，还得交钱，何队长是老手哩，他以为如今与农村一样，我有权，我说了算。” 我们听了感觉幼稚好笑。 ------------ 第六十二章 傣汉情深 农场干部流动性大，常外出开会、参观，粮票需求大。但粮食局却限额发放粮票，每次去要粮票，总是要磨牙半天，才限额给你。 有一次我去粮库领粮票，只见许多人围着那位管粮票的老杨哥办事，我说明来意，打了一张领条：“今领到粮票三百斤……”。老杨哥，也许工作太忙，也许心乱，他风风火火，把粮票用纸一包给了我，我也“马大哈”，点也不点一下，放到包里就走了，到家暂时放到“保险箱”里，即瞿国战友送我的那只长木箱。 一天，李书记要去春城开九天会，要粮票三十斤，我打开领回的粮票一看：好家伙，好大一扎粮票（有一斤的，有五斤的），一点数，整整五百斤粮票，我很纳闷：不是三百斤么？怎么会有五百斤呢？我立即向分管财务的张副场长汇报，请示要不要退回去。 他说：“不要退回去，留下来场里用，省得总是没粮票用。” 我说：“好的。”心想，平时要一点粮票，真难啊。 这样，多出来的四百七十斤粮票就“扣在场里”，但我心中不安：那位老杨哥就背黑锅了，惨了！转而又心中坦然：既然是领导不叫退回，我的责任已尽到。 后来开展“四清”（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思想）运动，会计处有人检举我：“私吞粮票四百多斤不交公”。这下子“四清”工作组立即传我谈话。我先是一惊，马上又觉得好笑，就将此事前后细节全盘儿端出来： “此事领导清楚，粮票全部公家使用，收据在此，我没私吞一斤。我的错就是没坚持原则将它退回县粮库，不该让老杨背黑锅，这是教训。” 工作组又查其它记账本、实物，看是否与会计账本相符，查了几天，最后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半点贪污，我过了“险关”。 我回想自己：早在勐西农场，从我手中出入的物资、公款数十万之多，我都能洁身自好，现在管这些东西，更不能玷污我的人格。我虽不是党员，但绝对不能丢掉做人的人格和道德底线，不能有愧于组织的教育。 1964年夏，我调到场部不久，爱人也调在一起。随着场部人员增多，小孩读书的事就摆到领导议事日程上，场里决定办一所小学，地点定在场部背后的小山坡上，几十个小学生三个班，负责人是高某某，他湘江人，教过私塾，喜爱之乎者也，邹招生就去当了小孩王。 1963年5月，我的第三个孩子出世（男孩），取名小那，意思是生在南诏省孟那。由于只有七个月就生下来，体质瘦弱，加上招生身体虚弱，奶水不足，街上买不到一点营养品，母子都显得特别虚弱，我心里非常着急。 那时对干部要求极严，不许去傣族村子买农产品。这节骨眼上，天遂人愿，招生的“老庚”——傣族大娘，不时送来些鱼和肉（大娘都是夜晚送来，像做“贼”似的，放下就走，我们都尽量多给点钱，以示感谢），我们非常感激他们对我们的一片真情。 我还是在三队工作时，这位傣族大娘（傣族语叫“老咪陶”），常带些菜来卖，时间长了，我们就结成“老庚”，成为好朋友。我们调场部后，她常常来玩玩，一坐半天，平时她家只要弄到鱼、肉什么的，总会送来，我们尽量多算点钱给她。经常有点鱼，可以做成汤，补补身子，我们十分感谢她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我们。 老咪陶家住在场部对面的曼格拉寨子里，与我们隔着一条南腊河。她丈夫负责看守队里甘蔗、花生。大儿子在勐捧（离家一百多里）找了对象，上了“入赘婿”，小儿子勤快，网鱼、耕种、打猎都是能手，女儿就嫁在本村里。我们同她一家就如亲戚一般常来常往。有时我去景市开会，买到白酒等稀缺物质时，就会给她们送去。 每逢我们过年过节，都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喝酒，他们过傣历年时，我们也去祝贺，她总会送些猪肉、牛肉之类给我们。在粮食紧张的日子里，他们不时送来苞谷、大米接济我们。日子久了，招生也学会了不少傣族话，语言一通，情感就更加浓厚。 傣族人心地非常善良仁慈，待人真诚和蔼，外人都说少数民族野蛮，其实完全错了！我们在边疆二十多年，对少数民族有很深刻的了解。傣族民风淳朴，非常懂礼貌、知荣辱、守法规，从不偷别人家的东西，即使你掉了的东西，他捡到后会想法送还给你。 他们家家户户，白天晚上从不关门。记得1958年在景市农场时，我们的衣物、皮鞋之类，放在工地上忘记带回家，几天之后去找仍然在那里。他们有时会帮你送回，更不随便问你要东西。有一年，我们从豫章省探亲回来，买了一些织网用的鱼线和缝衣机线，全给了她们，她们对这些东西喜欢极了，因为市面上根本没有。 我们见他们特别喜欢白色的鱼线，于是写信给招生的哥哥，从老家寄来了十多斤鱼线，送给了傣族朋友，他们如获至宝，比得到黄金还高兴。因为在勐巴拉那西是绝对看不到这东西的，以后我们每年都为他们买一些鱼线。 如今生活困难，她送来鱼，还不忘带些葱、生姜、茴香等香料，外加几个辣椒，老人家想得多周到啊！鱼多了，可烤成鱼干，孩子有吃的了，家庭也就常有笑声。场里、队里虽然都养了鱼，但只是在过年、过节才能见面。 有一年，邹招生去县城办事，要过南腊河，水齐胯深，没有桥，她与另一个女同志手牵手壮着胆子过河，忽然，招生踩在一块大石上，脚一滑，人就被水冲走了，说时迟那时快，一个过河的傣族男人，见此情景，奋不顾身地跳入河中，向邹招生追去，好不容易把招生救上了岸，是傣族人民给了她第二次生命，由于语言不通，我们连救命恩人叫什么、家住何处都不知道。 我们同老咪陶一家的情谊，直到我离开永春农场。临走时，我送给她一个大木箱及一些衣物等，她拉着招生的手紧紧不放，难过地哭出了眼泪。 一九六八年，上级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从此，大批知识青年来到了农村、农场、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南诏省总局前后接收全国各地来的知青11万人。永春农场前后来了二三百人，大多数分配到各生产队，少部人分配到场部工作。 知青的到来，给闭塞的边疆带来新观念、新文化、新技术，促进了边疆文化教育和经济的发展。 广大知识青年在老工人扎根边疆、保卫边疆、无私奉献精神感染下，积极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成为新一代拓荒者。广大知青为祖国的橡胶事业流血流汗，吃了不少苦，甚至伤残，涌现了一大批劳动模范，成为大家学习的好榜样，我对他们也十分赞赏。他们年纪都在十六岁到二十来岁，离开大城市，远离父母，每天要同老工人一起劳动，生活又十分清苦，文娱活动是“荒漠”，能经受住考验就不简单了，后来一些人入团、入党、提干，成为知青优秀代表。 ------------ 第六十三章 侄儿的成长 六十年代末，各分场把一些干部家属组织起来，成立副业队。经营项目有小买部（如米干店、酒店）、养猪、种甘蔗、水果、酿酒等。后来又调来十几名工人，总共二十多人。前任队长因损公肥私，被撤职，就派我去任队长。 那位女党员叫屈嫦娥（湘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很能干，办事风风火火，有股男子汉劲头。她负责全队政治思想工作及养猪，我抓全盘。我与她商量人员分工，安排好各专项作业组人员和负责人，制定好工作制度和工作职责，就“开张”了。 副业队是为搞多种经营而设立的，除了养猪、酿酒，后来又养鸭子、种饲料、甘蔗等。这些都能盈利，尤其是酿酒盈利最大。酿酒只有一名工人，加上我，俩人没日没夜沉在酿酒间，费了最大心血，酿出的酒质量好、销路畅。第一年养鸭没赚到钱，只收回本钱。主要是小鸭买回来后没有打预防针，前后死亡许多，到“四清”时，我作了检讨。 后来上头说，“分场搞副业政策不允许”，办了一年多就撤销了副业队。接着我被调去农场学校当校长。 张平生是我三哥张学熙的长子，平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一九四八年九月间，由其父母从姚县送回文山县，刚好满月，父亲就回反动驻北京傅将军的部队去了。1950年张平生已经二岁了，他母亲想想老公已去岛省，一家无法团聚，于是回了姚县娘家改嫁他人，平生由我母亲抚养。一九五七年八月，我母亲去了岛省大哥三哥那里，他就由三姑姑抚养。三姑姑在农村，人多、吃粮紧张，一九六一年宗弟夫妇来边疆我处，把平生也带来了，那时他十三岁。 从此，我夫妇就担负起抚养平生的重任，我们安排他去读书，在农场小学毕业，又送他去孟那县中读初中。那时的中学几乎是半工半读，三年几乎有二年是劳动，而且吃不饱（每人每月二十五斤粮食）。吃“红锅菜”（没油的菜）下饭，缺乏营养，身体发育受到影响，招生就常给他一些钱让他去馆子里买点好吃的。 他每次回到农场家里，虽没什么好吃的，但饭是可吃个饱，返回学校时，给他带一包腌菜（这些腌菜是他婶婶用食堂的下脚料——包心菜茎，去皮晒干，加上辣椒、茴香腌制而成，吃起来松脆可口），有时去米干店买些肉杂碎，炒好给平生带回学校，有时把烤干的罗非鱼加上水豆豉，拌上猪油、味精、酱油、食盐、辣椒粉，蒸熟后也是上等的美味。 艰苦的学校生活使平生渐渐感到厌倦。以前他一回到家，总是有说不完的马路新闻，或开心地逗妹妹弟弟玩，现在到了家就是睡觉，也少言寡语。虽然我们在生活上尽可能让他吃好些，劝他安心读书，但他也许对学习不感兴趣，越来越讨厌学校生活，不想去念书了。 一天，他突然向婶婶提出要回来参加生产队劳动，不去读书！我们以为只是说说而已，没在意，口头上劝他好好学习。有一天，他真的把被子等生活用品都背了回来，表示坚决不去念书了！ 我看了很生气，发脾气骂了起来。我夫妇后来又和他谈了几次，他就是不去学校。招生反复耐心地教导他，但就是听不进。 平生有点倔强性格，好说歹说还是不肯去念书。招生急得难过地掉下了眼泪，几乎是求他“老爷”了，平生这才背起铺盖重返学校。我去了学校几次，找到他的班主任杨老师了解情况，请他多关照。后来杨老师带平生一直到初中毕业。 一九六四年秋，地方上要招收新老师，从农场选招，我的战友蒙义昌（已调孟那总场工会工作）他推荐平生去应聘教书。经考试合格，平生被录取了，他分配到离边境只有20公里的孟伴乡中心小学当小孩王。一九六五年，景市师范招生（以少数民族为主，也招汉族），蒙义昌介绍要平生去考，我连去几封信，要他去应试，却没有回信。 那时侄子离我工作的地方有60多公里的茶马古道，没有公路，人们出行只能步行，要走十个小时才能到达，沿路都是原始森林，常有猛兽出没，老百姓从孟伴乡来县城，都要带着猎枪才安全。我也忙，没时间去看他。平生平时每年暑假都会回来看望我们，一家人只有暑假和寒假时才能团聚。 一九六六年八月，暑期没看到平生回来休假，我们很挂念他。有一次我在县城遇到平生原班主任老杨（他已调到瑶区中心小学负责），他告诉我，张平生已在孟伴结了婚，所以他不敢回来。 我听了大吃一惊，怎么就结了婚？这么大的事竟瞒着我们，真气死我也！我连声骂道：“不成器的东西！终生大事不该如此草率，不考虑长远……”也许平生知道我们会反对、会挨骂，一年多不敢回来见我们，直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全县老师都集中在县城小学理论学习，才见到他。 那时从我住的地方到平生工作的孟伴小学没有通公路，需翻山越岭走60多公里山路，交通实在不方便。由于他离我们太远，回来一次要走一两天山路才能到达，单身一人回来要穿越茫茫原始森林，沿途常有老虎、豹子、黑熊、野象、毒蛇出没，非常不安全，所以我们也劝他一定要结伴回来。 平生在这样偏远的学校工作，平时生活过于单调，举目无亲，形影相吊，想想自己的身世，沧然涕下……。后来他岳父岳母（傣族）看他聪明憨厚，能进教室教书、能下河抓鱼、还能上山打猎，能文能武，是个好小伙子，于是就包办婚姻把女儿嫁给了他，也不管我们同意不同意，办了婚事再说。傣族人单纯简单，心地关于善良。 既然平生自己愿意，现在木已成舟，我们还能再说什么呢？只能祝福他们幸福美满。他的爱人是他的学生，名叫依坎，纯粹傣族人。从此我们文山张氏有了第一位少数民族，成为张氏历史上汉傣通婚的佳话。 一九六八年以后，平生在孟伴、曼帕小学任教，曼帕离永春农场40多公里山路，我暑假常常带小云、小春去他那儿玩，他和依坎也常回来，平生每次回来都买许多马驴筋、野味肉、鸡鸭、干鱼、腊肉等回来，给我们改善生活，我们也照价给钱，这些东西，当时有钱都买不到啊。 所以，他体贴家里还有四个弟妹要吃肉，街上无东西可买，他宁可自己吃苦劳累，从40多公里的山区人背肩扛，挑四五十斤重的副食品回来，孩子们见哥哥带了这么多吃的，高兴得合不上口，一个劲地叫哥哥，招英见他回来了也高兴得象过年似的。 一九七七年，农场招收大批工人，我就把平生夫妇一家四口人全招进了永春农场，平生被分在五分场（即原永春农场）学校与我们一起教书，他妻子依坎分在学校后勤班，成了国家正式工人，俩口子都有工资收入，二个孩子也健康成长，我们夫妇也算尽到了责任，我们这个特殊的家庭再次团聚了。 ------------ 第六十四章 重返教坛 一九六五年，农场职工子弟小学首届六年级的学生毕业，该升初中了，仅有的小学教育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办中学势在必然，于是各分场的小学附设初中班便应运而生。经孟那总场批准，永春农场学校新增四个初中班，加上小学部六个班，共十个班，全校学生有三四百人。 永春农场领导决定要我去主持工作，办好这所小学附设初中。离开教育岗位七年的我，1965年8月再次重返教坛。首先要解决师资问题，根据我平常的了解，向场领导提出了调几位同志来学校任教的报告，其中有大学生、中专生、师范生，还提出了解决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等问题，都得场领导的批准。 学校没有党支部书记，经请示党委后，同意设立一个校务委员会，由五个委员组成，包括教务、总务、共青团（包括少先队）、后勤四个处室主任，并各负其责。我把各项规章制度、工作计划制定出来，选好班主任，教导处安排好课程表，开学时在教师大家上一公布，各项工作就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各连队只设小学一至二年级，各连队离家较远的学生都在学校用膳，调了几个工人组成后勤组，开荒种菜。教学、后勤，林林总总一大堆子事，忙也忙不完，后来请场里派来一位支书----王长利，主管教师政治思想，没有党的核心，一切工作都比较难开展。党管学校，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样我就能抽出更加多精力放在教学管理上。 在分场领导的深切关怀下，经过几年的努力，五分场学校（即永春学校）盖起了两幢青砖、瓦顶的教室，这在整个孟那农场学校中是办学条件最好的学校。学校有图书室、实验室（但缺理化仪器），有球场、有体育器材，基本具备了一所中学的办学条件。 为了全面贯彻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场部划了一块橡胶林作为学生的实践基地，归学校管理，农场按亩数拨些管理费补助学校添置图书、教学设备。此外，农场还分配了种花生、种玉米的任务，每周只能上四天半的课（每天八节课），其余时间是劳动，课外活动时间学生还得去帮助学校种菜。 学校一百多人吃饭，只有三个种菜工人够辛苦的了。那时星期天还得去搞义务劳动，帮助生产队除草、捡橡胶籽（橡胶籽可以用来榨油、制肥皂），在农忙季节，还得带高年级学生莳田、割禾等。虽然如此繁忙，但我们的老师工作勤奋，有敬业精神，人人都忘我地工作。 那时教师的工资低（最高的只有三十五元），生活清苦，他们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备课改作业，文化生活更谈不上，连报纸都订不起一份，但老师们牢记党的重托——把教好孩子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无私奉献，努力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一九七七年，我被孟那农场任命为永春学校、永丰学校两所学校的校长，两所学校相隔七公里，我的担子分量可不轻啊！ 我首先加强教师的师德师风教育，一分为二看待他们的成绩与问题，尽量以大局为重，求大同、存小异，尽快稳定教师队伍，消除教师之间的矛盾，团结广大教师，把学校的重心转移到教学上来。 我不计前嫌，让他们放下包袱努力工作。永春农场学校教师之间矛盾少些好办些，永丰农场学校教师之间矛盾较多，我采取了老师调动交流的方式，把派性少、作风正派的老师调往永丰学校（如马子贵、张声新、秦建伟等），还请场里派了一位支书黄寿民（原永春农场的）负责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坚持派性不放的，就调出学校，或去总场集训队学习。经过争取大多数，团结主要力量，迅速改变了永丰学校混乱局面。 那时，为维持社会稳定，部队派出军队代表进驻各单位。学校军代表看我作风正派，不搞派性，懂学校管理，在教师中有威性，所以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和信任，使我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我也大胆地负起责任，两所学校教育质量很快得到提高。学校有支书、军代表和校长我，三方互相尊重，共同维护集体领导，背后不搞小动作，工作配合默契，相处十分和谐。 我和老伴建校之初就在永春学校教书，所以，家一直安在河东永春学校，我现在是永春、永丰两所学校的校长，责任重大，为了抓好永春、永丰这两所学校的工作，我把行李搬到了永丰学校，以永丰学校为主，永丰、永春两者兼顾。周一到周三在永丰学校工作，周四到周六到永春学校检查布置工作。军代表看我把教学工作抓得井井有条，赞赏地说：“姜还是老的辣。”我笑着说：“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他说：“你老张还是部队作风。” 我担任永春、永丰两所学校的校长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八月。我为永丰学校重新组建了新班子，学校各方面都已走上正规，就辞去了永丰学校校长职务，回到了老根据地——永春学校。 招生自从1959年2月我到边疆来后，我们一直没有空回老家看看，平时都是写信报平安。转珢到了1970年，一天，老伴看着哥哥的来信，难过地说：我从豫章省嫁给你到南诏省已经十多年了，由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 1966年我爸爸去世，没看上一眼，心里多难过啊。 我也觉得确实该回去看看妈妈、哥哥、姐姐了。于是我们于1970年8月一家五口（小英11岁、小云9岁、小腊6岁）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文山县。岳母老多了，哥哥、嫂嫂都是中年人了，骨肉相见格外亲切，说不尽的相思之情。 当时，邹平全家被下放到黎洞坑。招生只有三姊妹：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后来我们去看望了住在乡下的姐姐、姐夫一家。我家自母亲1957年去了岛省，家中姐姐都已出嫁，弟弟下放塘头村，我们都去一一拜访了亲戚朋友。我们在文山住了一个月，互相祝福多保重，挥泪惜别，回到了南诏。 1974年4月，我们留下小英、小云、小腊只带小春、平生夫妇第二次回到故乡探亲。这一次大家的生活环境都好多了，玩的心情也更舒畅了。 那时边疆物质匮乏，没肉没油吃，招生的妈妈为我们准备了三十多斤猪油和许多腊肉让我们带回去南诏。转眼一个月过去了，大家又只好依依惜别。 ------------ 第六十五章 整顿秩序 1976年7月28日，唐市发生了大地震，给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10月南诏省通县、峨县也发生强烈地震，人、畜、房屋损失极大。我们所在的孟那县，是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结合部，属于地震多发带，为防不测，上级要求各单位自建简易防震房，于是孟那农场都行动起来。 为保证学生安全，都提前放假，学校教师齐心协力，自己动手，上山砍树伐木，到傣族村寨买竹子、草排（一种盖房子用的草），不几天，在大操场旁边盖起了一幢简易的防震草房，全校男女教师分开，全部睡通铺，晚上也不用办公了，男教师宿舍和女教师宿舍就像两个大会场，天天说说笑笑，好不热闹。 这样一住就是半年多。为了作好长期防震减灾的准备，农场职工和教师纷纷自己动手，上山伐木，家家做木板防震房。离我们住地二三公里外的山上，有的是原始森林，任你挑选，只管砍伐。 我带大儿小云（十五岁）、二儿小腊（十二岁），一到礼拜天就上山伐木备料，虽然从未干过木匠活，但边干边学。首先准备木板房的柱子、房梁材料。上山把笔直的树砍倒，再锯断、劈成方料，人拉肩扛运回去，然后削平、打孔；接着准备木板料，把直径五、六十厘米粗的树砍倒，锯成2.2米一根，劈成方料，请人锯成木板；最后买来盖房顶用的草排，再请人花上一、二天的时间盖房，一幢一百多平方米的木质穿斗房就盖起来了。木板房牢固防震，宽敞明亮，室内有小客厅、卧室，一厅三室，足够全家居住，从远处看还真气派。有的人做得更高级，在地面辅地板，房顶装天花板，防潮防尘，像座小别墅。这是我第一次建私房。 1980年8月我们全家迁到孟那农场场部，离开了五分场（永春分场）学校。从1962年7月我到永春分场工作，到1980年8月离开这所难忘的学校，在这里战斗了十八个年头，学校的名称也从六团二十四营学校改为孟那农场永春分场学校，又改为孟那农场五分场学校（或孟那农场第五中学）。 我们与五分场学校的老师们，同甘共苦几十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大家都成为知心朋友。其中黄寿民、张声新就是我把她们从河西永丰学校调到我所在的永春学校，并做红娘使她们结为百年之好的，所以他们夫妻非常感激我这个月下老人。直到今天，我们仍通讯不断。 1980年8月我调孟那农场总场宣教科工作，专司学校管理。于是我告别了五分场中学的老师，举家迁到了孟那农场场部。老伴安排在总场直属小学任教。大女儿小仑，1978年8月分配到孟那总场机械厂工作，长子小云，1979年8月分配到孟那农场中学任教，次子小腊，1980年8月后分配到孟那农场五分场基建队工作，后来去学医，搞卫生员。三子小春读初中，四子小建读小学。家庭、小孩都安排好了，心情也愉快，加上就住在县城，生活也方便，只有一心搞工作。 宣教科由四人组成：邓科长和我们三个干事。我和老栗（南腊农场调来）负责全场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另一位负责宣传工作。具体工作主要是转发文件，传达精神，开展检查，组织统考以及教师调配，干部调整等。后来高考、中考农场系统由农场宣教科负责。 1977年12月全国恢复了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人们逐渐认识到知识的重要，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农场许多有远见的家长，目睹学校教师不敢管学生、校长不敢管教师、学生不愿学习、教育质量没有明显提高的现象，心急如火，纷纷要求农场领导要重视教育，要下大力气整顿教育秩序，特别是要整顿农场高中班子不团结、教师搞派性的现象。 为此，总场党委就农场教育召开了专题研究会，决定大刀阔斧调整了农场高中领导班子，选调了新的校长，组建了新的校务委员会，接着从整顿思想、建章立制入手，整顿教学秩序。 由场党委领导主持召开大型家长座谈会，邀请了老干部、学生家长和工会、妇联代表参加，广泛听取了群众对办好学校的建议和意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提出了整改措施。 会后我们又走访了一些学生和家长，对他们做了许多思想教育工作，他们也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家长表示愿意配合学校管好自己的子女。接着又召开了全总场教师大会，总场党委书记作报告，号召教师解放思想，抛弃前嫌，团结一致向前看。对个别派性严重的人给予了极严肃的批评教育，并限期改正。 通过学习，大家对加强学校管理、提高教育质量有了一个统一的认识，精神也振奋起来。农场高中教学秩序明显好起来，教师也敢管理，学生学习也认真起来。那些调皮捣蛋的“顽童”，也没有了市场！ 在孟远、孟醒分场学校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都因教师之间怨气未消，个人恩怨未了，学校教师不团结。我们宣教科通过做反复的思想教育工作，调整领导班子，充实教师队伍，发挥党团核心作用，各校也走向了正规。对于少数抱着“花钢岩脑袋”不放的人，请出学校，调往生产队。经过几个月的全面整顿，孟那农场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工作都有了新起色。 1980年上级规定在孟那农场中学设立高考考点，由孟那农场宣教科负责组织农场系统高考工作。总场行政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动员了保卫科、卫生院、汽车队等部门参加，我们宣教科具体承办。我和老栗忙得不亦乐乎，跑地区、走学校，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不敢有半点疏漏。 邓科长每天检查、汇报，协调各部门工作，也忙个不停。场党委书记亲自到考点检查指导，询问准备情况，直到满意为止。每年高考前地区教育局都会派巡视组来监察、检查高考工作，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认为我们工作细致，责任心强。我们要忙到考试结束、考卷武装押运安全到达景市后，才能松一口气。 由于场党委高度重视，宣教科同仁恪尽职守，年年高考没出什么问题。后来我们把组织高考的做法推广到全场中小学的小考、中考上来，端正了办学思想，严肃了考纪考风，“以教育质量论英雄”成为大家的共识，学校之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形成了踏踏实实抓教育，专心致志学文化的良好教风学风。 ------------ 第六十六章 回归故里 历史的车轮一晃走到了1981年，屈指算来，从1958年4月由春城到勐巴拉西创业已二十三个年头了，同我一起转业到边疆的同志，不少已迁回故乡。随着年龄的增加，思乡的情结与日俱增。真有点“念君空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曹丕《燕歌行》）的味道。 一个偶然的机会，总场组干科科长窦鹏对我说：“老张，想不想动一下？” “往哪里动啊？”我惊奇地问。 他慢条斯理地说：“现在政策放宽了，允许离开边疆，你看看老家有没有能接收的单位呀？” “哦，这……”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平时虽然想念家乡，想念亲人，但还从来没有细想过调回故乡的事。因为扎根边疆的思想已经深深烙印在心里，脑子还没有转过弯来。 “好！谢谢你的关心，我先联系联系，到时还得麻烦你开个商调函呀，试试看吧。”我高兴地说。 回到家里我把这个意外的消息告诉了邹招生，她听了也很兴奋：“做梦也不敢想我们也能申请调走，看来我们这些老支边人，也有回故乡的希望了！” 于是我们召开了家庭会，重点征询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女儿、二儿子、三儿子，愿不愿意调回老家工作，经过分析走与留的利弊，大家一致同意调回老家。鉴于跨省调动是一个非常耗时耗精力的事，我对大孩子们说，“为了调回豫章省，你们几个近几年不许在这里找对象呀，以后回豫章省去找哈！”…… 一周后，我把调动申请交给了窦科长，没想到老窦也爽快，立即就办，发了一封去豫章省文山县人事局的商调函。 老窦是同我一起从部队转业来的，他搞组织工作几十年，办事公道，铁面无私，凡是违背政策的事、走后门的事，他从来不做可以说是铁面无私，不为金钱美女所动，有人形象地说他是：“钱打不动，水泼不进”，50多岁了还是一个单身。 记得1975年，我的老首长在春城市一家化肥厂当厂长，他同意我调到他的厂里工作，可是我写了申请交给窦科长，他就是不办。我心平气和地跟他说： “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春城那边同意调我过去，你就批准我们走吧。” 他语重心长地道：“老战友，不是我不帮助你走呀，是政策不允许，‘只许进，不许出’的政策已经延续了20多年，你看我们一起转业来的同志，谁调走了？” 我想想，的确没有谁调走了，就边战友蒙义昌她爱人在春城，夫妇分居都无法调走，更不用说我们举家迁走了。 于是我们就死了调走的这份心了。 七十年代末，成千上万的知青都回城了，‘只许进，不许出’的政策已经进入博物馆，窦科长收到了处省人员可以调走的文件，所以这次主动通知我可以调回老家，这真得感谢他还记得我们是老战友，现在有新政策来了，赶紧告诉我。 我们急忙招生的哥哥邹平发了一封航空信，请他活动活动，找接收单位。半个月后邹平来信了，说县教育局同意接收我们夫妻两人和大儿子（因为我们三个都是教师编制），说莫失良机，尽快做好迁移的准备。我们万万没想到文山县会答复得如此快速。我们一家人高兴得几天几夜都睡不着，真像“天方夜谭”做美梦似的，于是开始做些迁移的准备工作。 一九八二年二月的一天，我们首先接到了豫章省吉省水县人事局发来的关于邹小云调动的商调函，全家人欣喜若狂，连日给儿子办理各种手续，并收拾行李。调令规定三月四日前赶到文山县葛水中学报到。于是二月中旬由他妈陪送小云第一批回到故乡，安置好云儿后，招生又马不停蹄、独自一人赶回南诏省孟那，来回4000多公里，单程坐车要八天三夜，非常辛苦，我们为她在返回路上的安全，寝食不安，那时无手机，人到何处，一无所知。3月初，招生安全到达孟那，我才松了一口气。实践证明，生活的磨炼已经使她成为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女性。 一九八二年七月中旬，我们收到了同意调我和招生回文山的商调函，我们立即办理手续，包扎行李，尽量轻装，凡是粗笨家具、坛坛罐罐，全部送给朋友或傣族老庚。为了感谢这么多年亲朋好友和领导的关心，我们将自养的一条大肥猪杀了，请大家到我们家做客，喝点酒，叙叙旧，互祝幸福安康，大家也祝我们一路平安，别忘了拉西的亲朋好友。 由于小仑、小腊已参加工作，接收单位一时难以找到，只好暂时留下小仑和小腊还有侄儿张平生一家四口。 农场每人给了3600元安家费，免费将行李托运到春城，转运火车时要求把小件整合成大件，又折腾了几天，经过四天的长途颠簸终于到达豫章省文山县，正好是七月底，好在学校已放暑假，不急着报到。我被安排到葛水中学任校长，邹招生安排在县城文水小学任教，小春转文山中学读初一，小建转文水小学读小学三年级。 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日，全家（除小英、小腊、平生一家外）总算落叶归根了，这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这一天来之不易啊，我们盼望了二十四年哪！这个可欲不可求的愿望终于实现！ 在申请调回豫章省时，我们将侄儿张平生夫妇的名字也报了上去，结果没有批准，理由是：“他不是直系亲属。”这样，平生就暂时没有调成功。 一九九三年我任文山县台联会会长时，找到县委书记饶书记，向他说明了张平生是现在岛省张学熙的儿子，要求调回文山，当时岛省逐步放宽台胞回大陆探亲的政策，大陆也在积极回应，所以饶书记一听，满口就答应了这个请求，同意安排张平生一家在水南背小学。可惜平生回文山探亲看了后，对家乡的生活并不习惯，他爱人依坎也不愿离开傣家故土，不同意迁回思江故里，这样失去了一次极好的机会。从此，他们一家四口（儿张小华、女张小燕）至今仍居住在孟那农场场部。 我在边疆二十四个年头，在春城十年。二十多岁到南诏省，五十四岁回到文山老家，已是壮年了。我心爱的老伴，一九五九年二月随我到勐巴拉西时，芳龄二十三岁，一九六二年七月到孟那边城，在勐巴拉西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她度过了极端艰苦的二十三年，回到故乡时，她也是四十六岁的中年妇女了。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哟！我们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可爱的边疆建设，勐巴拉西留给我们太多的喜悦与欣慰、痛苦与悲伤，我们敢骄傲地说，我们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考验，多次向党组织申请加入组织，直到要离开孟那农场回老家文山县，也没有如愿，心里总觉得有一些遗憾。 记得我有个学生，小学毕业，刚参加工作就入了党。我常想：我难道就这么差劲吗？也许政治思想还改造得不够，还没有达到党员那种“境界”吧。所以常常勉励自己，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加倍努力去争取。 ------------ 第六十七章 安居乐业 1982年8月的一天，我持介绍信到教育局向刘局长报到，那时我的工作还没安排，局长说你先休息一个月再说。 后来分管教育的黄副县长找我谈话，说让我去葛水中学当校长。我笑着说：“我在边疆基层二十多年，又要我去基层呀？”“先下去管管事，那里缺个领导，等以后再调整行不行。”我无话可说，走马上任来到葛水中学任校长。老伴邹招生分在文水小学教书，我们的家就安在文水小学。大儿子小云也在葛水中学教书。 葛水经济不发达，学校建设比较落后，学校校舍破旧，教风不振，财务帐上只有十几元钱。两层高的办公楼兼教师寝室是用石块砌成的，楼上人一走动，灰尘就唰唰往下掉。学校厕所，男女“跑光”。教室由于窗子太小，白天上课光线昏暗，学生寝室阴暗潮湿，床铺、窗子破破烂烂，食堂蒸饭用的蒸笼也烂了，老师、学生经常吃生饭，目睹现状，我的心凉了半截。 老师精神状态不振作，不安心，都想调往县城，工作也马虎应付，升学率较低。教师的思想工作比较薄弱。 困难是暂时，战胜困难是一种快乐，我有信心办好这所学校。针对学校存在的困难，我与学校唯一的党员商量，首先要依靠组织加强教师的思想工作，振奋教师工作的热情。其次，急需解决食堂吃生饭问题、厕所问题。再次，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实行班级评比，开展教学竞赛，奖优罚劣，推动教风学风走向正规。 我去教育局要了点钱，罗主任去找乡上级解决木料做饭蒸和修理厕所。不几天钱到了，但木料没有着落。于是我派人到乡下买了几根杉木，立马请人做起几付新蒸笼，彻底解决经常吃生饭问题，同时突击修好了厕所“跑光”问题，结束了师生到处“打游击”、拉野屎的状况。 儿子小云，他82年3月份分到这所学校，比我先到一个学期，他对我说：学校有水田旱土20多亩，老师学生每周要劳动二次，尤其是春播秋收，耽误时间太多，影响教育质量，学生家长意见较大。虽然全县都是这样，以农养校，改善教师福利，但长期这样也不是个办法。我听了觉得应该改变这种状况。 我向刘局长提出把学校大部分水田和旱土承包给村民，自己仅留一二亩种蔬菜，这样可以把教师和学生从较重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搞教学。刘局长说：现在全县还没听说哪个学校把农田包出去，老师、学生还是搞点劳动好。 我说：葛水中学不是农业中学，是全日制学校，劳动过多难以保证教育质量，每年优生往城里跑，主要原因就是劳动太多。道理没少讲，但刘局长还是不答应。 1983年秋收一过，我就擅自拍板，将水田改成鱼塘，把旱地和多余的水田承包给村民，这样减少了许多劳动时间。84年春投放鱼苗，承包到班级，定责定任务，平时利用课外时间割点草，倒一些大粪到塘里加快微生物繁殖，管理简单，教师积极性也调动起来。年底一干塘，教师们分了不少鱼，皆大欢喜。 承包的油菜收割后榨了不少油，可以保证教师食堂全年不用买油吃，油饼做成饲料喂猪，年终杀几头猪，大家回去好过年。我这样做在当时是违背局里意见的，因为全市还没有哪所学校将田、土承包给村民。我想：大不了我不当这个校长。 1985年下半年，局里决定到葛水中学开“教育改革研讨会”，我拿出了我们的土特产：大草鱼、鳙鱼、鲤鱼招待各位领导。刘局长品尝着鲜鱼，肯定地说：“你老张这步棋是走对了，走得好。”我嗡声嗡气地说：“我还担心受处分呢？” “有功，有功”，局领导都笑了。从此，局里不再统一要求水田种水稻，允许学校多种经营，允许把田、土都承包出去，学校只管“坐收渔利”。 在教学上我强调：教育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必须把抓教育质量放在突出位置，以教学为中心，一切为教学服务。通过加强教师的思想教育，健全各项管理制度，重奖重罚，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生活，使教师安心，工作热心，教育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学校大门外有一块大平地，过去成为民兵训练和老百姓放牛的场所，对教学造成影响。我就在大草坪中间种植果树，迫使乡里民兵训练迁到别处。这也许是无上级主义吧。 后来，我在果树的四周建一个三百米的环形跑道，为学校开展体育运动提供了场地。我还筹集资金，新建了一幢教室和一幢厨房，改善了学校条件。 1986年秋，教育局调我去县职称改革办公室工作。学校调来了一位年青的校长孙某某接替我的工作。孙校长不舍得我走，感到有一位老同志在更踏实，还许愿：你不用上课，只当参谋。我当然乐意，因为我知道去“职改办”要负责办理全县教师的职称工作，事情多而繁重，且事必躬亲，我已58岁了，也该休息了。 我在葛水中学四年间，工作有点成绩，心情也很愉快。我常对老师们说：“要求大家做到的，我先做到，不搞任何特殊，与大家同甘共苦，办好这所学校。” 我以实际行动取得了大家的信任，并树立了威信。每天出早操，学生、老师还未起床，我已经离开了暖窝；学生跑一二公里，我也陪同跑到底；生活上不搞特殊化，食堂吃什么，我同样是一份菜。 我当时工资是行政18级，工资不低，但很少另开小灶。我与儿子小云、小春（读初三）同大家一样过清苦的生活。我还担任一个班的语文、政治，老师还有什么说的呢？现在局里几次来电话催，刘局长斩钉截铁地说：“你一定在服从分配呀……”，我只有服从命令离开了葛水中学。 …… 1982年，我们从南诏省回到阔别24年的故乡，一家5口人，住房是个大问题。 文水小学领导照顾招生分了一间百年老屋，由于我家孩子多不够住，于是征得学校领导同意，在公家堆杂物的楼上用木板、纸板隔了一间房子，让儿子居住，虽然简陋，权且栖身。 大儿小云，过年时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门口贴了一幅对联，右联是：“斯是陋室 ”， 左联是：“唯吾得馨 ”， 横幅是：“何陋之有 ”，大家看后都乐呵呵地笑了。 全家“大部队”是回来了，但还有小英、小腊两个尾巴没回，让我和招生焦虑不安。因为他俩都是工人编制，所以企业单位都不愿接收。我们到处托人，找关系，于1985年4月第三批将小英调回文山县明胶厂工作。 接着又费尽周折，好不容易于1986年1月第四批把小腊调到芦岭林场工作，谁知小腊又找了对象，设法再求人帮忙，于1987年第五批把他的对象调到林场工作。自此，牵肠挂肚，求爹爹告奶奶，为迁移操心劳神的事终于告一段落。这是我一生中焦躁不安、求人最多、与招生争吵最多的几年，要做成一件大事真不容易啊！ 常言道：为人不自在，自在不为人。千辛万苦把全家都调回来了，又面临着孩子结婚、住房不够的问题。孩子都超过了结婚年龄，可是孩子结婚的房子都没有，我们又急得要命，遂于一九八四年花4500元买了一套（一厅二室）六十四平方米的商品房，暂且缓解了住房危机。 又托人为孩子找对象、购木头、打家具，忙不清楚。一九八六年冬，长女结婚，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长子小云结婚，一九八九年次子结婚，真是好戏连台，忙坏了招生。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住房难问题，早在一九八四年，我们就在县城黎洞新村买了一块四分八厘七的宅基地，准备建一幢私房，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啊。但按当时的造价，建一幢二层200平方米的房子要二万多元，我们只有三四千元积蓄，只能望“房”兴叹。 1983年后，随着形势的好转，许多台胞、老兵纷纷踏上了大陆的土地，回到了阔别40多年魂牵梦绕的故乡，撒下了游子最辛酸、最热烈的泪水。 1984年的一天，我们从一个台胞那里得到了三哥张学熙的联系地址，于是赶快给他写了信，不久三哥从岛省岛北回信了，一别四十多年终于有了佳音，令我们兴奋不已。从此，我们与三哥、大哥都联系上了，大家书信不断，诉说着四十年来的相思之情。 1987年，三哥告诉我们，他托友人带了1000美元给我们，我们听了高兴得要命，专程跑到穗城找到了三哥的委托人，兑换成人民币9800多元，当天坐上了返回的火车，一路上小心翼翼才把钱带回文山，这下解决了做房子的大问题。于是我们1987年春开始请人做了一幢210平方米的二层普通居民房，1987年底全家喜气洋洋乔迁新居，虽然还欠了不少债，但全家有了一个宽敞、充裕的栖身之处。 1987年后，岛省同胞回大陆探亲，关系开始缓和，进入90年代，有“海外关系”的人，成了“香饽饽”，上级也非常关心有海外关系的人，我被推荐为文山县政协委员、选为市台胞台属联谊会理事、文山县台胞台属联谊会会长。 真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啊！ ------------ 第六十八章 评职称 1986年，上级关心知识分子，决定给知识分子评职称、加工资。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真是个大好事。是年秋，文山县成立了“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知识分子比较多的部门各调派一到两人参加，我被抽调到“职改办”工作。“职改办”由科委吕主任负责，另加一位秘书。大家先认真学习上级职称改革文件，领会精神，指导全县开展职改工作。 我们先下发文件，指导基层学校统计摸底。按照工作年限、文化程度、所从事专业等内容分别统计归类，为下一步职称评定做准备。这工作细致又繁琐，我们干了好几个月。在正式评定之前，先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以便在职称评定时不错评、漏评。 我们接待了不少教师反映工资待遇问题，属政策范围内的我们都给予落实。有二位教师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 有一位老师叫王印明，解放前天原师范毕业后就当老师，家庭出身地主，戴上地主的帽子，挨批挨斗，最后被清除出教育部门，回家劳动改造。他找到落知办，向我们倾诉了他的境遇，我们要他写一份情况说明材料。 材料交来后，我和胡医师到他所在的芦下村及邻村进行了调查，向原来与他同过事的教师作了深入了解。具体情况是：他解放前天原师范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因为他出身地主，被揪出来批斗，直至被开除公职、回乡劳动改造。我们又到县教育局查阅了他的档案，情况属实，没有发现他有违法行为。经组织审查研究，符合落实政策对象，决定恢复他的教师身份，安排工作、补发工资。 这时他已到退休年龄，教育局为他办理了离休手续。这位老人，如今摘了帽子，有了工资（已是一个独身人），人也精神多了，他后来向我们深深道谢。 另一位老师因为不能人尽其才，人生不得志，处处受到人为的排挤，很是郁闷。 他向我们反映：他叫李贵莹，是老牌大学生，在乌江小学教书，因为加工资，我符合条件，但是教师都不评给我，还把他调到一所村小教一二年级，这使他受到很大的刺激。感觉自己被排挤、受压制，心里很委屈，说着说着，眼眶里流出了眼泪，他请求组织上帮他调动一下工作。 我们先到乌在小学了解情况，听取了校长、老师的反映，结果他们看法各异：校长说，此人教学能力太差，连课堂纪律都无法维持，教什么书；有的教师说他有神经病，教不成书；有的说他不会教书，学生听不懂，教学质量差；有的说他不合群，自高自大……。 总之，大家对这个大学生不“感冒”。回来后，我们到教育局找人事股了解情况。人事股的同志说，听说这个人教学效果不太好，不受欢迎。 我说：“他是60年代的大学生，教小学太可惜了，现在教初中的大学生很少，能不能让他去教初中，一个大学生去教小学，可能难适应小学生的口味。” 我又以我为例：“如果让我去教小学，肯定不如我老伴，但让我教中学，老伴不如我，应该人尽其才嘛。” 我们建议教育局把他调到初中去教书试试看，如果不行再调回小学。 后来这位老师又来咨询情况，我们说：“调你去中学好不好？” 他一听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连声说：“行、行、行！” 我问：你到中学能胜任什么科目？他说，除了外语，其它什么科目都不在话下。我们指出了他存在的缺点，并提出了希望。 我们又再三对他说：“如果真的把你调去教初中，你一定得好好努力，做出点成绩给大家看看。” 他连连点头：“一定！一定！” 不久他被调到乌江中学任教。 我们给他落实了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根据他的学历和任职年限，给他评定中教二级并加了几档工资。 一次，我去农村学校调查职称评定情况，在乌江中学我随便过问了这位教师教书情况，校长说：“他工作还不错，教学认真负责，学生反映较好，人也开朗……” 知识分子本身也要努力改造，不要消沉，要经得起考验，所谓百折不挠，是要有点精神的。 评技术职称是对知识分子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给专业技术人员评职称，能使知识分子人尽其才，物有所值，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经济地位，能极大地调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利国利民，使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的社会风尚。 这次评职称，我们严格按政策办事，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区别对待。一要看文凭，二要看任专业技术职务年限，三要看本人业绩。 先由各单位职评小组按相关政策认真审定，初评上报，县职改办每月举行两次例会进行评审，按照各单位知识分子人数及申报指标，审查各单位申报人员资格，并按高级、中级、初级职称给予评定。全部通过后下发文件，落实加薪、转商品粮等待遇。 第一批批准通过的是1961年以前大、中专毕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我是第一批被批准为中学高级教师职称之一。第二批是1962年至1966年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第三批是1967年以后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的专业技术人员。 大家认为，对那些只有文凭，没有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又没什么突出业绩的人，也不能评。如果硬要评，就不公平，就不能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有悖于评职称的重大意义。这类人只有搁浅了。 按上级规定：凡是被评为中学高级、小学高级及其它系列高级以上的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家属可转商品粮。 那些获得高级职称人员经历可谓坎坷，大都是六十年代前参加工作的大学生，都到了四、五十岁年龄，工作时间长，业绩显著，今天国家给他们以特别的待遇，是当之无愧的。 “商品粮”指“商品粮户口”，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物质实行定额分配制度的产物。它在当时商品非常缺乏的年代，有着特殊意义，是人们心中最羡慕的政治、经济待遇之一，牵扯到许多切身利益，所以老百姓对商品粮户口重视有加。 获得高级职称的人员，一听到家属可以转商品粮户口，都蜂拥而来，咨询有关政策。政策规定：转商品粮只能是18岁以下人员（含18岁）。为了方便群众，提高工作效率，职改办、公安、粮食三家集中在一起一条龙办公。先由职改办办好职评手续，然后凭相关证件由公安局办理转户口手续，最后到粮食部门办理商品粮证。 但也有些人想弄虚作假。有的人把小孩年龄改小，有的通过关系伪造证明。但派出所以老户口为准，其它的资料证明都不算数，这样，这些“聪明”的人无法蒙混过关。 有的人当时大学停办，没有拿到文凭，就到原学校找原来的老师作证明，但原来教过的教师都退了休，有的学校已不复存在，又怕评职称、转商品粮过期，急得乱窜，几乎哭鼻子。 说实在的，六十年代谁也不把那张毕业证当回事，今天要见“现货”，你拿不出就不行。对材料上报不齐的人员，我们还得去查看他的人事档案，看看有无“毕业生登记表”等相关材料，经职改办核实无误后，给予评定相应职称，这是对他们个人和对组织负责。 我评高级职称时，才想起军大毕业证。过去填学历只敢填高中毕业，哪里敢填大学毕业，现在要见毕业证评职称、加工资，毕业证骤然身价倍增，已经三十多年不用了，谁知放到哪里去了。 回家翻箱倒柜到处乱找，多亏老伴有远见，帮我把毕业证保存了下来。60年代，老伴把我的毕业证、军衔证、肩章、奖章等藏匿在墙壁里，才没有被人抄了去。想不到这张只有把掌大盖着陈校长大印的毕业证还派上了大用场，我深深感谢老伴的细心。 这次评职称，我们夫妇俩都评上了高级职称。上级没有忘记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要永远感恩。 在职改办我一直干到89年10月才办理离休手续，我超期“服役”一年，已六十一岁了。由于我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离休后工资与在职时一样，工资不减，每逢加工资时按在职人员加薪，每年还多发一个月工资，特别是住院医疗费全部报销。感谢上级没忘我们这些打天下的人。 1958年我转业到边疆时工资为行政 19级79元，当时一般职工月工资只有28元，我是他们的三倍，这个级别一拿就是20多年，在南诏省有两次我把加薪机会让给了别人。职改以前，我原是行政十八级干部，按当时政策属副县级待遇，后来为了理顺编制，我转到事业编制。 这次评职称能晋升为中学高级（副教授级）也就心满意足了。有人说：副县级名声好，你为什么不要？我说：“还是实在点吧，不图那个虚名。”如今彻底退了下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安度晚年，享受人生，愿足矣！ ------------ 第六十九章 骨肉团聚1 退下来之前，我已想好了，要让晚年过得安逸且有意义，不要让自己感到无事可做，找不到自己的位子，甚至感到精神空虚。要没事找点事做，才不至于无所适从。那时还没有老干部活动室，我就每天看看书报，种点蔬菜，搞点体力劳动，劳逸结合，每天的生活也很充实。 喜欢看书、看报是我的优点。有书看能一坐就是半天，一点也不厌倦，从书中能获得心灵的陶冶与快乐。订上几份报纸、杂志，足不出户也能知天下大事。午睡二小时，晚上九点半开始睡觉，天明即起床，生活很有规律。食不择肥瘦，豆腐、青菜、鱼类是必定要的，一天一斤多米饭，足够营养和热量，家务事我多做，让老伴安心工作（那时她还没退休）。如今我无教学之苦，案牍之劳，无家庭负担，全身放松，生活踏实，争取长寿，健康是福啊。 我平生没什么病，只住过一次大院，一住就是半年多。因感冒引起前列腺肿大，尿失禁，急送天原地区医院动手术，开刀切片化验诊断是癌，把老伴都吓坏了，后又切片送到洪都九四医院、二附医院化验，确定不是癌，这才消除了全家人的忧虑。住院期间，蕙姐、老伴一直陪伴着我，把蕙姐也累坏了，十分感谢姐姐的细心关照。 在天原住院时正值过新年，宗弟夫妇对我关照备致，一日三餐营养饭都是他们夫妇送来。阴历29日，招生回家带全家人过年，大年除夕及初一、二、三，都是宗弟陪伴着，直到老伴来。县政协副主席为我办理了转到高干病房疗养所的手续，县教育局领导也多次来探望，我很感激他们的关心。高干病房疗养所条件优越，环境幽静，一百多个日日夜夜老伴细心照顾，身体恢复很快，直到6月份全部康复才出院，大病后体质有所下降。 1992年春的一天，文山中方武术学校李校长来到教委，想找一位刚退休、有影响力、懂管理的人为他管理学校，当时在教委工作的小云向他推荐了我，李校长听了我的情况介绍后非常满意，见面交谈后，我就通过了“面试”，于是聘任我为学校副校长，负责学校教育教学管理，还发了一件草绿色尼龙军装，我又一次发挥余热。 这是一家私人新办的武术学校，在文山还是第一所，可谓超前。这所学校最早叫“春生武术学校”，设在文化宫里面，规模比较小，后与文山师范协商并签订了合办协议，租赁师范一幢旧楼房作为教室，使用他们的场地，扩大了影响，于是学员日增。 文化课分初中班、高中班，以语文、数学为主，兼学英语，由师范老师负责，武术也分初中班、高中班，武术课由武术教练负责。每天以练习武术为主，晚上还自习。我首先加强师德师风教育。重点强化班主任、武术教练的责任心教育。二是加强了学生管理。制订了《学生守则》，开展班级竞赛，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三是加强督促检查工作。每天听一二节课，教室、寝室到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学校形成了良好的教风学风，教育质量得到提高，学校声誉有了好的口碑，学生逐渐增多，全国各地的学生都慕名而来，有的从新疆赶来求学，学校兴旺发达。 1993年9月的一天，我们朝思暮想、阔别40多年的三哥张学熙第一次偕嫂嫂回到了文山县故乡。 自从1948年8月一别，至今倏（shū，极快地）忽四十五年过去了，得到他们要回乡的消息，我们高兴得几天几夜没睡好。这一天让我们等得太久太久。我同老伴、小建一大早前往洪都机场接他们，三姐、蕙姐、宗弟也租了车先于我们到达。在机场出口处，我们终于见到了亲爱的哥哥、嫂嫂，还有平生。 平生先从南诏省到申城市与父亲会合，再同机到达洪都。平生与父母也是事隔40多年第一次见面。大家热烈拥抱，紧紧握手，生怕飞掉似的，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激动得泪流满面，多少情，多少爱，化作了晶莹的泪花。虽然嫂嫂是第一次来，但大家一见面没有一点生疏的感觉。大家一路谈笑风生，三哥三嫂也忘记了旅途的疲劳，问这问那，追忆着昨天的故事。 到家了，亲人们用长长的鞭炮和热烈的掌声，欢迎哥嫂荣归故里，并设宴为哥嫂接风洗尘。 三哥三嫂的到来，给张家人增添不少欣喜和快乐，每天一家一家轮流宴请，三哥三嫂也宴请了张氏族人，真是难得的团聚。我和宗弟在座。席间大家频频举杯，祝祖国繁荣昌盛，早日完成统一大业。 我家请三哥三嫂夫妇畅游了大东山胜景，参观了电视发射台，三哥奋力攀登上高高的电视塔山顶，感觉已力不从心，毕竟已是七十一岁的老人了。本想在东山别墅住几天，由于天气骤凉，于是提前下山。 三嫂对姐、妹、叔、侄都很亲热，不时与招生姐妹们细声细语交谈着，问了许多家乡、家族的事，终日不倦。她感到有这么个大家庭，真够幸福的。三哥三嫂还抽空到西坑姐姐家，看望她和她的子孙们（姐夫已去世），在那儿吃了中午饭，照了相，下午才返回文山县城。 三哥在文山的行程安排得很紧凑，他专门去了县城北坊探望我们出生的地方，看到了那间生我们养我们的老屋，睹物思亲，凄然泪下，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三哥老泪纵横，深情地指着那老屋说：“老弟啊，这就是妈妈生我们的地方，我们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呀，要记住啊！老祖业千万不能丢呀……” 我们驻足老屋，静静地向这座老屋默哀祈祷，大家都流下了心酸的泪水。见到老屋如同见到了父母，见到了童年的兄弟姐妹，我们久久不愿离去。后来我们又去城北看望了张氏族人，向他们祝福问好。三哥清楚记得他们是谁的后代，详细询问了家庭情况，临走时给学忠、学芬各了一个红包。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三哥在文山住了二十多天，兄弟姐夫都热情请三哥夫妇、平生到家里做客，我也专请他们到寒舍叙了几天，后来平生送他父母到申城市，他父母飞岛北，他飞回南诏省，结束了这历史性的骨肉团聚。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唐·李商隐《无题》） ------------ 第七十章 骨肉团聚2 2002年2月，三哥不幸病逝于岛北，享年八十岁。他的去世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悲痛，留下了无限的怀念。是他早年鼓励我要自立自强，家穷志不穷，并以王勃的名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勉励我们；是他对修族谱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对族谱的内容结构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对初稿的字词、章节等作了详细的审定修改，鼓励我排除万难，坚持写下去，一定把族谱修好；是他第一个捐款一千美金（当时兑换人民币8300元）资助修谱事宜，感动了族人；是他在我1987年建房最困难时支援了我们，我们一家不会忘记他的恩情。得到三哥去世的唁电，我悲痛万分，我立即回电嫂嫂、侄儿表达我们沉痛的哀思。 三哥去了，我再也得不到三哥的教诲，悲乎！从此与谁共语？ …… 1994年8月的一天，阔别半个多世纪的大哥张学有（77岁）单身一人第一次踏上了故乡的热地。大哥退休后全家定居澳大利亚堪培拉，这次是从澳洲飞岛北，再飞申城市转洪都。我们兄弟姐妹都到洪都向塘机场迎接大哥归来。 机场出口涌现出了动人的一幕：大哥和我们热烈拥抱，久久不愿松开，伴随着相逢的喜悦与思念，大家热泪盈眶，哭声、问候声不断，时光似乎凝固了。大家簇拥着大哥走出大厅，坐上汽车，向文山奔去，一路上大家都沉浸在喜相逢的快乐之中。大哥次此是同刘先生一道返乡的，刘先生的儿子也到机场接他父亲刘先生。 离别的岁月如此漫长，今天盼望已久的亲人终于相见了，大家如同做梦一般。我们家家设宴为大哥接风洗尘，人人欢呼雀跃迎接亲人，欢度骨肉团聚。大哥设宴招待了我们张氏族人，也专门宴请了他的老同学叙说往事，展望未来。昔日大哥的老同学曾先生、肖先生都已作古，只好请了他的后人来聚会。大哥未回来之前，过年过节都会给他们遗属寄一些钱，以示有恩必报——当年大哥读书时，曾先生得到曾、肖二人的资助，所以念念不忘。健在的老同学：尹先生、王、上官先生、江先生、刘先生等人都能在桑榆晚景之年喜相逢，真是万福，大家共饮一杯酒，共祝祖国好。 大哥住在外甥女家，因他家条件好，地方宽大，离街近，方便大哥外出。 我家邀请大哥、四弟夫妇、三姐、六姐到大东山般若庵胜地游玩了二天，大家同享天伦之乐，回味父母在时的恩情。兴时所致，陶然而归。大哥抽空去城北看望了北坊几家张氏族人，并一一问好。二十多天，转眼就过去了，大家依依惜别。 1995年大嫂在澳大利亚堪培拉患癌症不幸去世，享年67岁。可惜她从来没有踏上过文山的土地，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她一面，只收到过她一封亲笔信。 1999年，大哥第二次返乡，还带他的长女张家珠回乡，寻根问祖，感受亲人的温暖。我们万分欢喜，她又是一代人啊！家珠侄女第一次来文山认亲，看到有这么多叔辈、侄辈欢聚一堂，异常兴奋，笑脸常开，一点也不觉得生疏，深深感到与大家在一起特别亲切。她已39岁了，但却是独身。 她终日同晚辈拉家常、谈时尚，谈到高兴时与大家开怀大笑。侄辈们向她打听了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等情况，她也不厌其烦地介绍。她说：她在堪培拉环保局工作，她母亲是大学里的化学系教授，妹妹、妹夫在美国工作。 她是喝“洋墨水”长大的，虽然从未回过故乡，但家乡的俚言俗语说得也不走什么调。可见，她们虽居海外，但家乡的传统没有丢掉，真是难能可贵。她是我们张家第一个女高才生，有灵气，但没有娇气。她幼年得到祖母的呵护，当她谈到昔日婆婆对她的百般娇纵、万般慈爱时，她动情地流下了眼泪。 此时今日，她已39岁了，乃是一位锁在闺中、未曾抛出绣球的大龄独身主义者，我们都为她荒废青春而感到遗憾，然不便对她的隐私作深入“采访”。但有一点让我们佩服，那就是她一直照顾着父母，特别是她母亲去世后，父亲都是她照顾。 大哥和女儿家珠在家乡与亲人们享受了二十多天的天伦之乐，带着亲人们恋恋不舍的温情，离开了故乡。我与宗弟送他们父女俩上飞机，大家挥泪相别。他们上北京后转飞澳大利亚。 2002年5月23日，85岁的大哥只身一人第三次返回故乡，宗弟夫妇先去洪都接大哥住了一天，25日到达文山，大哥仍住在侄家。我们家家为他接风洗尘，欢迎他第三次归来。大哥晚年失去了伴侣，形影相吊，加上年事已高，确实需要一个老伴照料，尽管有女儿家珠，但许多事并非女儿能代替。 大哥这次回来比前两次苍老多了，右手打颤、步履蹒跚、小便滴滴、脑子有点发呆，已是风烛残年，他的健康让我们担忧，毕竟是85岁高龄的老人了。 大哥1917年生，从小聪明过人，有过目不忘之才，1941年离家就读于国立大学外文系，一生春风得意，风光无限，1948年底去岛省，终生从事外交工作，六十年代在南国任大使参赞，七十八十年代后到斐国、罗门国、巴布国等国任大使。他任大使直到71岁（1988年）才退休，后又等了五年才准予返乡探亲。他连续三次回乡探亲，是在作最后的冲刺，以慰藉他思乡之情。惜乎，今日已是两鬓如霜、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悲乎，我可爱的大哥！ 真是望穿秋水难想见，挂冠一别两不知。 下面抄录余先生的《乡愁》表达大哥思乡之苦：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 ------------ 第七十一章 游览河山 我和老伴都早已退下来了，没有案牍之劳累，柴米之担忧，儿女们都已安家立业，我们在安度晚年生活的同时，也想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看看改革开放发生的巨大变化。 1956年组织上派我到申城培训学习半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最大的城市，第一次目睹了申城市的芳容。转眼 27年过去了，1993年我和刘勋德送台联汽车修理厂的工人去申城市学修车技术，那次由于时间紧，匆匆忙忙，没有时间好好游玩。 1995年，我带同仁去申城市一游，好好看看改革开放后这颗东方明珠的雄姿。从天原坐火车到洪都，再转申城市。同行的有我、刘先生、王先生、昌先生对夫妇，老伴招生是第一次去申城市，一路上精神极佳。虽然旅途疲劳，但大家兴致勃勃，有说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在申城市，我们住在文山同乡邹先生家，这是他租赁的一厅二室楼房，一年要好几万元租钱。因为是夏天，我们就打地铺，凉爽舒服。我们四对夫妇，每天吃完早点就出发，漫无目标，随意漫步。王先生对申城市较熟，领我们走街串巷，看了不少街道景点。 我们来到申城市南路，只见街道已装扮一新，这是申城市的商业中心，老字号商店（如申城市第一百货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商场）风韵尤存，商品琳琅满目，货物要有尽有，人流如潮，生意火爆。我们虽不购物，但这热闹非凡的场面，也令我们流连忘返。 东路是申城市商业最繁华的地方，一百多年前建设的各式各样的大厦，已作为进行学生教育的活教材，保存完好，教育后代勿忘国耻。 入夜站在大江大桥上观看申城市夜景，真是一种美的享受。只见一座座高楼大厦披上了五光十色的华衣，尤如婷婷玉立的舞女，婀娜多姿，令人遐想。大江两岸，灯光闪耀，流光异彩，如入仙境，煞是迷人。江面上星光点点，百舸穿梭，海鸥翔集，展示着申城市的灵动之美。江滩大堤上，人山人海，人们悠然自得，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生活。大江对岸是是新开发区，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一个个会展中心争宠斗雄，最引人注目的是明珠塔，它那巍峨的雄姿，直刺苍穹。在它的旁边有一幢墨绿色的摩天楼，鹤立鸡群，很有特色，从远处看，给人一种深邃莫测的感觉。开发区是改革开放的经典之作。 …… 1998年的一天，天原地区旅游公司一辆大巴载着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向南驶去。这次由高先生带队前往深城、珠城、老街游玩。我和老伴也去了。 车上大都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和苍老矍铄的容颜。虽然大家都做了外形的修饰，但难以掩盖几十年岁月沧桑留下的痕迹。车上笑声琅琅，话语切切，来自各条战线的同龄人一下子融会到这温馨的小天地里，大家都似乎年青了许多。导游是地区旅行社的王小姐，司机是曾护送过许多大人物的“保险”师傅，加上有高先生带队，大家心里就更踏实了。 为了消除坐车的疲劳，导游王小姐一路上给我们讲笑话，并介绍一些旅游知识。王小姐说：“现在时兴把解小便说成‘我要唱歌’；解大便说成‘我要跳舞’。王小姐又解说了一遍，于是问：“大家记住了吗？”“记住了！”我们就像小学生回答老师一样热闹。她也笑了，我们也笑了。这场面又像幼儿园里来了许多老天真，大家似乎重新回到了幼年。 沿着105国道大巴车飞驰向南。在天原吃一顿“优待”饭，在干州打腰餐。沿途风景如画，美不胜收，大家兴致极浓。中途不时有人说“我要唱歌”，我也唱了好几次。出了干州，山越来越多，地形也越来越高，汽车在山上穿行。 这使我想起1949年时，我们军大四分校徒步经豫章省、奔广省的军旅生活，我极力想搜寻公路两边留下的蛛丝马迹，但一切都变了。越过大庾岭，汽车直下穗城。 老年人就是啰嗦，走上四五十公里又有人叫“要唱歌”，憋也憋不住，因为好多人都有前列腺炎。大家都说上车前一定要少喝水，不停地叫“唱歌”，弄得导游小姐都尴尬哩。 大巴车从珠城市郊来到海边停了下来，说在这儿上船到环岛游。面向辽阔的南海，一座大桥凌空飞架在烟波浩渺的大海上，令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上了游船，客人不少。游艇像离了弓的箭在水面飞行，追波逐浪，飞向深海，蔚蓝的大海无边无际，令人神往。人坐在飞驰的游艇上，觉得轻飘飘似的，特别的爽快，远处一座高楼隐隐约约依稀可见，就像雾里看花，模糊不清。 深城是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的一个特区，数年间由一个小鱼村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领头羊。只见摩天楼比比皆是，大车小车川流不息，街道宽敞，环境优美，蓝天白云，绿叶成荫，空气清爽，带有大海的清香。 既有现代化城市的繁华时尚，又有浓厚的民族情调，商业区车水马龙，游人如织，没有汽车喇叭的鸣笛，也没有商家的高声叫卖，充满了和谐与安宁。有人说：到了深城就似到了香城，逛商场就是一种美的享受。深城人创造了世界级的深城速度。 第二天参观“锦绣”公园。这个公园据说是海外华侨同胞损资修建的，后来又捐资修建了“世界”公园。门票虽然较贵，却挡不住游人的脚步。导游举着导游旗一边介绍，一边向公园深处走去。首先看到的是用花藤织成的一只硕大的彩色孔雀开屏，孔雀神形兼备，十分逼真。公园里把祖国最有代表性的景点、建筑按一定的比例浓缩成微缩景观，供游人欣赏，借一斑而窥知全豹。 锦绣公园，园内曲径通幽，芳草迷人，各种景点，高低有别，错落有致，别具匠心，处处是美景，件件是精品，真有些人在景中游，景中有游人的感觉。走进锦绣公园，如同走进了一幅徐徐展开的、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大画卷，让人乐不知返。我们在各景点前照了许多相片，以做留念。 园内有许多小卖部和供游人憩息的地方，充满了人性化。公园有一片名贵树林，都是世界各国要人、名人所栽、所赠，每株树旁用花岗岩镌刻着这株树的来历、什么人种植等情况。这么大的一个公园，一个上午只能走马观花看一看了。 从锦绣公园出来，坐车去“老街”参观。每人拿出公安部门的签证，检验入关，顺着铁栅栏巷道鱼贯而入，出了监控门就进入了“老街”中方一侧街道。 “老街”看上去就像一条巷子街，宽不过八九米，长不足一公里，大都是两层楼房，两旁商店一家紧挨着一家，望不到头。整条“老街”从街道中心线一分为二，用铁丝网隔开，街道一侧是我方，另一侧是他方，我他双方的街道各约四米来宽，一直伸向远方。 初入街口有些水果，但价钱贵得咋舌，要买也只能就地吃，不许带出去，还有点神秘的感觉。再进入便是药材、药品、金银珠宝、照相器材、电视机、录音机等商品，尤其金银首饰、珠子玉石最多，琳琅满目，应接不暇。游客们摩肩接踵，如同来参加金银珠宝展销会，大饱眼福。因为这里的商品不纳税，所以比其它地方的同类商品便宜得多，由于无法辨别金银珠宝的真假，所以买的人也不多，我们买了一些外用药，边走边看，一饱眼福。 来到老街的繁华地段，只见我方一侧站着一名挎枪值勤的战士，铁丝网的对面，租界也有一位他国军人背枪值勤。在我他分界线的粗铁丝网隔离处，有个闸门，但不可随便出入。我他双方若商品（货物）需要流通，只能把商品放在闸门的中心点上，双方在各自一方取走，不得越过中心线，任何人不得无证出入闸门。 闸门旁铁丝网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任何人无证不得出入，否则按偷渡论处，予以拘捕。我隔着铁丝网观望英方，也看不出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往来做作，亦如我方。 时间到了，验证出关，结束了离休以后的第二次远游。 ------------ 第七十二章 最后的冲刺 公元2000年，我已经七十二岁了，但精力还很旺盛，身体尚佳。在一次同张氏族人闲扯中，说到现在文山北坊张氏，自南宋以来，子孙衍绵多代，因族谱毁于六十年代，已不知道辈份派号，大家希望能重修北坊张氏家谱，我听了觉得应该为族人担当起这副重担。 国兴修志，民富修谱。政通人和，正逢盛世。记录家族人文发展，激励后人奋发图强，族谱亦有其重要意义。 文山县城北坊张氏族谱为解放前所修，后来被毁，一切原始资料荡然无存。族人中仅知文山北门张氏，系南宋张不侉之后，族人派号是：“本立道生，务学敦恒”，其它史料一概不知。 为此，文山张氏族人认为，如果再不修谱，后代无派无号可循，更不知属何辈份，照此有辱先辈。如今健在的对前辈历史有所了解的人越来越少，趁我们年纪稍大健在，重修族谱甚为必要。几经酝酿、商讨，大家推荐我牵头组成修谱编写小组，于是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修谱事宜中。 族人们推荐了七人为修谱编写小组成员，编委们开了几次会，议定了几件事：一是调查各户人丁信息情况，二是收集祖上各支系情况，三是筹集资金，四是职责分工。 要修好族谱，首先印制基本信息统计表、重修族谱意见征求表、捐款倡议书等，发至各地族人，还发函到远在豫章省抚州、南诏省春城（孟那）的族人及海外二个哥哥。其次，查找、收集从南宋张不侉至曾祖父960年间的历史演变情况。这是最难的一项工作。 前面说到这次修谱是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进行了的，难度很大。旧谱、老谱均毁于一旦，城北坊张氏是从何年、何代、何人开基于文山？传至今日的辈份属何祖公的后代？各房分支是何祖公？至今传了多少代等等，都是一个迷。 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去调查、访问、查资料。但编委中只有我和弟弟已离退休了，其他人有的远在抚成、南诏省等地，有的是农民，没文化、没时间，加上编写无工资报酬，所以，只有我和弟弟担负起此使命了。 宗弟负责走访调查、收集、整理归类已返回的资料，我负责到县档案馆、图书馆，查找、收集南宋以来960年间（南宋、元、明、清、民国）文山北坊张氏演变情况。 据我们初步调查了解，文山县姓张的有好几支：一是黄坪村张氏。这支是文山张氏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支。二是丁镇一支。三是水西一支。四是从樟镇迁至文山的一支。五是县城北坊张氏。 为了搞清我们这支家族历史发展沿革及与文山其它几支张氏的关系，我和小云去黄坪村，查看了黄坪张氏家谱。按族规，家谱不示于外人，承蒙黄坪的一位张老师的叔叔接待了我们，在他家看了一整天。 黄坪张氏族谱保存完好，共九大本，涉及内容十分广泛，至今已重修十九次。经查阅：黄坪张氏开基祖是宋朝时迁徙至文山黄坪开基创业，元朝初年因不肯叛明，为元人所灭，独张奎峰逃至黄桥乡湴塘村，做上门女婿，生儿育女，繁衍生息，元末迁回黄坪，重振家业，繁衍至今。 我们重点查看了他们的派号、名字、分支、分布等情况，但没有发现与我们北坊张氏相关联的信息，也没有“不”字辈或涉及到张不侉的资料。我们初步判断，黄坪张氏与北坊张氏不同属一支。我们对其它几支张氏，也进行了走访调查，没有找到任何有关联的信息。 2001年6月开始，我去县档案馆查找资料。 县档案馆保存了文山县设县制以来人文历史、社会变迁、重大事件等等方面的宝贵资料。我从浩瀚的历史资料中重点查看“人物志”，从南宋查起，细细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首先查到了关于文山开基祖张不侉的相关资料以及兄弟张不倨的历史资料。最难得的是发现了南宋宰相、文学家周必大为张不侉写的一篇墓志铭。 这篇墓志铭详细介绍了张不侉的生平历史、官职爵位、父祖沿革等情况。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传记，它解决了文山北坊张氏历史起源之迷。我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后又查到了许多张氏祖公的资料，都一一抄录并注明资料出处（即何朝代、何书、何卷、第几页等），以便复查。 档案馆上千年的历史古籍我都翻了一个遍，把有关的资料都抄录下来，作为第一手资料。后来我又去县图书馆查资料。从《永乐大典》、《宋史》、《元史》、《明史》都仔细查阅，查到了直系祖公张大观（道观）及不少张氏人物资料，我们终于弄清了文山开基祖张不侉的来历。张不侉，字谦冲，南宋时期于1131年定居文山，1140年去世，享年62岁，被追封为中大夫。 二个多月，我天天蹲在那里找资料，那时正是夏天，酷热的斗室，令我挥汗如雨，但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尽快查找到更多的资料，完成修谱任务。令我感动的是县档案馆、图书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也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可以随意查找任何一本资料、书籍。 他们没有索要任何报酬，而是热情提供方便。所以我在族谱《后记》里写了感谢县档案馆、县图书馆对我们支持的话。 后来，我们又到醪桥乡太公寺，实地考察了我祖太公张大观的墓地，可惜坟墓已被人挖掉了，又去醪桥水背庵找张氏祖公的墓碑，结果收获不小，从残碑上找到好几辈人的派号、姓名，大大充实了族谱内容。 我们边收集材料，边整理，边调查，边审核。我和宗弟还负责给每个20岁以上的成人写传记，写好后拿给他们本人阅读修改。各户的基本信息、相片等资料到齐后，我们进行整理归类，写出初稿，再请族人阅读修改，抄正后联系好印刷商。 我每天守在打印机旁指导打字员打初稿，那时正值年终，天气寒冷，打字室没火烤，只好强挺着，结果把我冷得感冒了，我一边吃药一边工作，打出清样后又校对两遍，再打出脚本，再交各地族人阅读修改，并寄岛省大哥、三哥审阅修订，最后打出一本正本，校对无误后付之印刷。 从1999年冬开始酝酿、2000年提上议事议程，到2001年11月完成族谱重修工作，共用了近二年的时间，耗时费力，我和宗弟吃了不少苦，我们没有要一分钱工资，全是无私奉献。 2001年12月我们在文山北坊举行了隆重的发谱仪式，文山县的族人和远在东乡的族人都到了，大家开会、照相、会餐，第一次欢聚一堂，真是半个多世纪历史性一聚啊！会后我们给在岛省的大哥、三哥和南诏省张球、张平生寄去了族谱。 这次修谱得到了三哥张学熙的鼎力支持，大哥张学有续写了“德贻千代，福衍万年”八代派号。三哥张学熙不仅带头捐款壹仟美元，还对族谱的篇章结构、史料编排、文字语言等，都一一作了审核和纠正，三哥对修族普真是一片真心。 东乡张务龙叔叔也捐款壹仟元人民币，对族谱内容及编排作了较大修改，承蒙他写了《前言》，又取了新八代子孙派号：“继宗承训，修祜绥吉”，为族谱增添了新内涵。 这次修谱，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起到了团结族人，激励后人，丰富族谱文化的重要作用。在撰写过程中，编委们殚精竭虑，历经艰辛，其中的苦涩只有我最清楚。族谱刊印后也存在一些问题，个别相片摆放不当，剪裁失误，这主要是印刷商排版时出现的纰漏，但我也有责任，就是最后审查不严。 …… ------------ 第七十三章 我的家史 我的太公叫道观（为避清宣宗“道光”皇帝的讳，改名大观），清末进士出身，参加过《文山县志》的编修工作，他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并以此为业（《张道观传记》：“一生从儒，以儒为业”）。道观太公原配夫人生有四子（生槐、生桂、生樾、生桥），庶配夫人生有二子（生彬、生夏）。 张生樾就是我的祖父。他生有二子、一女。祖父生樾继承父志，以教私塾为业，养家糊口。祖父爱好抽大烟，家产耗尽，到我父亲辈时，家道衰落。父亲本来兄弟姊妹三人，长兄张集新，英年早世，生有一女，名叫张门楣，后来她母亲也去世，成为孤儿，由我父亲抚养长大，嫁葛水乡大垇村舍背小队肖作培为妻。我父亲排名老二，学名张集成，又名张培坤，号务义。姑母老三，张国民，嫁黄桥乡杨家庄（后改为云家庄）肖某某为妻。 父亲集成读书不多，起初在乡村当私熟，赚点谷子养家糊口，他写得一手极好的毛笔小楷字，通晓四书五经，是有名的教书先生。他性格直爽，脾气急躁，说话做事风风火火，勤俭治家，崇尚儒学，严于教子，克已为人。1943年因种菜被锄头刺破脚趾，染上破伤风，医治无效去世，享年仅58岁。病逝后没有得到一点抚恤金，相反因病耽误了上班，还倒扣了薪俸。父亲住院不仅把家里原有的一点积蓄用光了，还卖了几亩田，欠下沉重的债务，父亲去世时，家里穷得无钱安葬，厝置在龙华寺后山一年多，后由姐夫们出钱才草草入土。解放后，龙华寺山冈一带种果树，七十年代末父亲的坟地被私人建房子毁掉了，从此父亲坟墓不存。 父亲家教甚严，对儿子从不放任。我幼年时体弱多病，读书常精力不足，但父亲布置的作业任务不减。父亲布置的作业主要是背书、习字。书是长篇古文，背不出常挨打，每天头上总少不了几个肉佗子，有时还揪耳朵、罚跪神台、不给饭吃，母亲也不敢劝阻。在我几个兄弟中，我还算是幸运儿。大哥、三哥（二哥因得天花夭折）挨揍最多。 大哥是第一个男孩子（他前面有三个姐姐），由于过于顽皮，从小挨打的次数最多，那时父亲年轻气盛，动不动就用棍、棒、竹片打，打得我母亲都心疼，我婆婆更是心如刀绞（第一个孙子嘛，自视金贵得很哟），免不了与儿子争吵，最后是父亲让步，息事宁人。老父遵奉“棍棒底下出秀才”，“养不教父之过”的古训。大哥少年就是在“棍棒”下度过的。 大哥天资聪慧，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好学自励，学习优异，他在中学时，能把一本《英汉字典》背之如流，加上“业精于勤”，日后成为翘楚之才。这也许是“棍棒底下逼出来的秀才”吧。几个弟弟，在他的影响下都能自强自励，省去了那“棍棒”的滋味。 母亲出生于县城北郊文山村塘头小组一个农民家庭，名叫三英，母亲一生生育了五女、六男，受尽了苦难。老大，嫁醪桥乡槎滩刘家；老二，嫁邱陂乡金城大队枫树排娄家；老三，嫁醪桥乡西坑村刘家。她们三人都不识字，小小三寸金莲，在农村苦了一辈子。大姐、二姐都未能善终，惟三姐子孙满堂，年高寿长，于2014年99岁去世。 三个姐姐之后就连生三个男孩子，老四（大哥）张学有，老五（二哥）学优（长到18岁得天花夭折），老六（三哥）学熙，老七贞姐，她是唯一读了中师的女性。老八是我——学逊，老九宗弟，老十九生（他长得非常英俊机敏，可惜长到八岁时得天花夭折。他的早逝，给我父亲心灵上造成很大的打击），老十一，送人托养，一岁时也夭折了。 母亲一身就像一台生育的机器，一连生了十一个孩子，扶养子女、操持家务耗尽了她全部的心血，父亲早逝，一个大家庭的衣食住行，读书、出嫁、当门抵户都靠母亲来把持，千斤重担压在她那瘦弱的肩上，这是多么的痛苦啊！家庭的重担摧垮了她挺直的脊梁，她过早地衰老了。母亲十六岁多嫁到我家，带来了几亩薄田作为嫁妆，以后父亲生病又卖掉了一些，只乘下二亩多左右，靠收点租谷养活一家人。 祖父在时家里有几亩田，据说是婆婆带来的嫁妆，后来都被祖父吸大烟卖光了，到父亲这一辈时只留下三间破房子、一间伙房及母亲带来的几亩田了。 …… 大哥青年时代在洪都二中求学，1940年考入巴郡大学外文系，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寇还没占领西南，大哥要经湘省、普阳省，北上进入天府，再至巴郡。为了让大哥去上学，家里想尽办法，都难凑足旅费，幸好大垇姐夫借了十几担谷子，邱陂二姐夫也支持了一点，加上大哥的好友庆云、谋猷各助银元若干，才顺利启程。 母亲和几个姐姐帮忙打点行李，把春夏秋冬穿的衣物和蚊帐一股脑儿地往小皮箱里塞，胀鼓鼓的还是装不下，于是又精简，母亲担心在那遥远的地方，举目无亲，没钱没穿、受冻挨饿，总想多带点，父亲看了，凶了母亲一顿，母亲难过得到一边拭泪。 这是她第一个儿子出远门，儿行千里母担忧啊！父亲对大哥叮嘱又叮嘱，勉励又勉励。 出发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一家人坐在破旧的半边小厅里，说不尽的离愁别绪，絮絮叨叨，等我们睡了一觉，还看到父母在同大哥切切私语，这时鸡已叫了三遍。 1941年春，大哥出发了。母亲想着儿子远走千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眼泪像掉了线的珠子往下掉，几个姐姐也陪着母亲流泪。我那时还小，没有亲人送别的伤感，对大哥能远走高飞非常羡慕，跑前跑后，总想点燃那挂象征吉祥如意的长爆竹助热闹。天府巴郡，对于我们文山人来说，那是一个天远地荒，但又十分神秘的地方。 天微明，在热闹的爆竹声中，一辆古老的独轮车，一边装行李，一边可以坐人，推出了张家的大门。大哥要先去金滩坐汽轮船（我们叫洋船），到天原后搭汽车经湘省、普阳省去巴郡。 大家送了一程又一程，直送到观音阁，母亲和我们还要送，被父亲大声呵斥才止步。大哥临上独轮车时，转身向父母跪下，拜了一拜，站起后抱着母亲大哭起来，我们都被感染了，流下了难过的泪水。 母亲声音嘶哑地说：“崽啊，多注意身体，崽啊，有时间回来过年，崽啊……” 一声声崽啊、崽啊的呼唤，寄托了慈母多少恩爱。怕误了上船，父亲催促赶快上路，随着独轮车发出“咿呀、咿呀” 的声音，大哥渐行渐远，父亲忍不住大声说：“到了那边就来信啊！”我和姐妹们挥动着小手，哭作一团，直到车子消失在视线里，我们才返回。 大哥每过一周左右，就把到达的地点以及路上所见所闻，用明信片寄回来，每当收到来信，父亲赶快戴上眼镜，一遍又一遍地念，我们也聚精会神地听，分享大哥旅途的快乐，当听到大哥平安到达巴郡、身体很好时，父母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口里念念有词：“托祖宗的福，保佑儿子。” 这一去大哥再没有回来过。大哥五年大学，孤身苦读，家里没有一文钱寄去，后来他自己说：“有时连买一小包花生米的钱都没有，只能写文章，换点稿费。” 后来日本的铁蹄践踏了大半个国土，南方许多省先后沦陷，从此我们与大哥失去了联系。老父老母牵肠挂肚、朝思暮想之累，可想而知。 1943年，父亲去世，大哥也没能回来见上一面。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大哥仍无音讯，真把家里人想坏了……。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0年代末，母亲突然收到了大儿子从香城寄来的信，于是有了联系，1957年母亲要求去岛省，大哥得知后很快发来了信函，我从南诏省回来探望母亲并帮母亲办好了去香城的手续，就急着赶回南诏省。1957年8月由宗弟护送母亲到香城出境，大哥在边境桥南岸迎接，完成了历史性母子团聚。可爱可怜的母亲终于能想想清福了！ 谁知我们亲爱的母亲，从此再没有回到故乡，1977年病逝于岛北，享年82岁。 ------------ 第七十四章 大哥的婚事 大哥——学熙。他在洪都省立二中读书时，父母为他找了一个对象。一则是男大当婚，二则是想找个媳妇帮家里做家务，减轻母亲负担。女方是醪乡韩坑村廖氏的长女——廖大玉，小名大女。长相不错，白晳的脸儿，大足板，人高马大，不识字。在当时，儿女个人婚姻只能按父母之命，媒勺之言而定。双方大人看过后就把婚事定了下来，决定暑假给儿子完婚。 父亲想，这是大儿子结婚，一定要办得隆重气派，于是早早开始准备起来。 一个多月后各事俱备，只等迎亲的日子了。我婆婆高寿，小脚女人，走路一摇一摆，因为第一个孙子结婚，每天乐呵呵的。父亲早给大哥去了信，要他暑假早点回来完婚，但临近结婚的日子，还不见儿子的影子，大家都心急火燎的，但也只有干着急了。 吉日良辰终于到了。一大早迎亲的桥子按时发出，临近中午，新娘的花桥已到家门，可是新郎官仍不见影儿，大家都心急如焚。老父亲也气得七窍生烟，破口大骂，母亲急得暗暗拭泪，不停地派人到城墙上去瞭望，然而仍无佳音。老父亲急不过了，急匆匆亲自登上城墙，引颈北望，希望能出现奇迹，但望眼欲穿不见儿归！ 各路亲朋好友早已拥满了堂屋，无耐之下，只好先安排亲友们喝酒，等下午儿子回来再举行婚礼仪式。 直到下午三点，千盼万望的新郎官骑着一匹大黄马悻悻而来。其实他根本不同意这门婚事，但迫于父命无以违抗，只好姗姗来迟，应付了事，众亲那知其中原委。大家见新郎官回来了，于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唢呐高奏，吹吹打打起来。亲友们欢呼雀跃，把大哥当“皇帝”一样迎进正屋。 大哥脸上并无当新郎的喜悦，也来不及拂去身上的尘土，亲友们七手八脚将一件新马褂长袍、一顶烟囱似的礼帽（礼帽两边还插着松柏叶）给他披挂整齐，来到正堂举行结婚仪式，一拜天地，二拜父母，当进行到“夫妻对拜”时，新娘已跪下了，但大哥直挺挺地站着，就是不下跪，父亲见他如此叛逆，早就火了，冲上去一把卡住大哥的后颈往下按，强行使他跪下，才完成了夫妻对拜，引新郎新娘进洞房，繁琐的结婚仪式总算结束了。 傍晚时分，晚宴开始了，气灯高挂，红烛高照，唢呐声声，锣鼓咚咚，大厅内外一片通明，客人们觥筹交错、划拳吆喝，直吃得杯盘狼藉、个个红光满面方罢。宴罢又去闹新房，把新郎新娘嬉弄得几乎成了木头人。可恶的是，有的人乘新娘在向客人跪谢时，把一撮撮松叶针往新娘颈脖子上刺，刺得脖子又红又痒，新娘只好强忍着，经受着千年不变的恶作剧，直闹腾到大家都困乏了才散去。 接着是“新房赞颂”节目。“新房赞颂”一般由年高德劭的主持人口发赞词，他赞一句，下面的人就应一声“噢”，客人们来到大厅，只见主持人随手抓起一把红枣或花生、桂圆之类撒向客人。小洞房被瞧热闹的客人挤得水泄不通，在欢快的锣鼓伴奏声中，节目开始了： 福爷，噢！手握果子撒满床，噢！ 撒过东南西北床，噢！ 撒向东，噢！东岳大帝献彩福，噢！ 撒向南，噢！南海观音送子来，噢！ 撒向西，噢！西岳华山赞夫妻，噢！ 撒向北，噢！京城总统迎宾客，噢！ 自从我今撒福后，噢！ 百子千孙万代良，噢！ 接着金鼓齐鸣，鞭炮声声。老先生将手中的果子向四周撒去，小孩们都你争我夺抢果子，好不热闹，新房里充满了热闹祝福的气氛。此时已是星高月明，客人才全部散去。 这时忽然才想起新郎官不知哪能里去了，大家一阵忙碌。“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只见大哥已酩酊大醉趟在偏房里，大家把他扶进小洞房，他已烂醉如泥一头倒在床上睡着了。 妈妈一把大锁扣紧了新房。在拜堂之前，主婚人要大哥去扶新娘出来行结婚礼，他就不肯，妈妈劝他依然不动，没法只好由媒婆、牵娘把新娘扶出来拜堂，拜堂完后大哥也不扶新娘进洞房。忙了一天，大家都疲惫不堪，各自散去休息。 妈妈想，现在结婚仪式一切都结束了，门也锁了，你总飞不了！ 第二天，日已上三竿，阳光明媚，客人们都先享用了饭却不见洞房动静。 妈妈说：“可能昨天太累了，让他们多睡一会吧，后生家瞌睡多。” 快到中午了，妈妈来到新房外，叫了几声也没人应，忽然听到里面有小声的哭声，妈妈急忙开锁进层，只见新娘子坐在椅子上，新装未卸，呜呜地哭泣。 妈妈问：“人呢？”新娘哭得更伤心了，妈妈屋里仔细一看，只见靠窗子的桌上放着一张墩子，窗已打开。一切都明白了，人早从窗子上逃走了。 “这真是作孽啊。”，妈妈难过地转身出去，人已木然。 父亲一听大哥半夜逃走了，火冒千丈，咆哮如雷，大骂不孝！一时间，好好的一桩婚事，落得个鸡飞蛋打的结局，一切都乱了套，父母怎么面对亲友、亲家？新娘怎么有脸出来见人？真是悲剧啊！大哥呀，你真是“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宋·苏轼《卜算子》） 大哥逃出“囚笼”后远走高飞，直到考上大学才回来。 “婚后”第二年，大嫂因无法忍受被“丈夫”离弃的精神折磨，吞服砷砂（一种毒药。她家是开中药铺的，各种药都有）一命归天，成为历史的悲剧。好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烈性女子！这桩由父母包办的罪恶婚姻，葬送了一位善良纯洁、如花似玉的少女生命，令人痛心，发人深思。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时间的列车回到了1993年，大哥从岛省来信，令我们在营造父母坟墓时，也给这位刚烈的前妻建一座坟墓以示怀念。碑石上镌刻着： 张门廖大玉之墓 左下方落款是：期仗生 学有立 1994年8月大哥阔别家乡40多年，从岛省第一次回到故乡，向父母扫墓祭拜，也向这位不幸的前妻深表愧疚，悲痛地说： “大玉啊，我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你是张家的媳妇，安息吧。”并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二躬、再鞠躬。这也许是大哥对她的吊念和自责吧！ 为让子孙们永远缅怀先人，在大哥的全力支持下，我们于1993年6月，将父亲母亲的衣冠冢合葬于县城东双龙里之阳，便于四时凭吊祭扫也。 ------------ 第七十五章 母亲的心事 母亲守着孩子长大，人也更苍老了，每天洗衣做饭、吃穿住行，当门抵户，件件都得操心劳累，起三更睡半夜，繁重的家务负担和沉重的经济压力，累得母亲直不起腰。父亲见此窘状，就想给老三（张学熙）找一个童养媳来帮助做家务事，以减轻母亲的超负荷劳动。 父亲就托家住葛水柳背村的刘家淮老表帮忙（刘家淮的父亲是我太公的姑爷），家淮老表认真地探访挑选，在临村挑选了一个十五六岁不识几个字的村姑。有一天带来我家见了面，双方父母都很满意，于是送过聘礼，不久小童养媳就进了我们张家的门。她叫彩仔——三哥未来的媳妇。 那时三哥学熙正在天原国立十三中读高中，寒暑假都回来休假，做些家务。他看到来了这么一个农村女孩，心里满肚子不快，但又无法违抗父母之命，只好以不理采的方式表示反抗。 彩仔聪明能干，做事勤快利索，不需要大人多少指点，就会把家务事做得顺顺畅畅，妈妈许多事都放手让她去处理，父母见她天天任劳任怨不停地干活做事，从心里感到高兴，把她当自己的女儿对待。但彩仔知道三哥并不喜欢她，也只有默默地、痛苦地忍受着。 彩仔中等身才，鹅蛋形的脸，白中带黄，长得也苗条，对左邻右舍都很友好，说话直爽，对大人很温存，对我们关心备致，从不呵斥。 那时我家种了许多蔬菜，多余的就让她去市场里卖，回来同母亲结算，她能把各种菜、各种价格算得清清楚楚，从不私下落一个铜子。由于会当家理事，精打细算，因此，更得我父母的欢心。 每逢三哥回来，母亲总是叫她打洗脸水送去，她也大大方方，先去打热水，再用手小心试试水温，也不知从哪里买来了一条新的洋毛巾、一块香皂，送到三哥面前。三哥面无表情，不屑一顾，只管洗自己的脸，洗完转身往书房走去。但她从不生气，仍然满怀希望地服侍着双亲和三哥，日子久了，她对三哥更是尽心。 三哥从不和她说句话，从来不正眼看她一眼。平时只要三哥衣服等物丢在书房里，她就捡去洗涤，浆洗得特别用心，她觉得我男人是个读书人，衣服洗得干净，穿在身上，清爽体面，她的本份就尽到了。 随着三哥年龄的增大，父母准备为他们完婚，没想到父亲于1943年得破伤风医治无效去世，家里的突然变故，婚事就推后到第二年，正准备办喜事，为逃避这桩包办的婚姻，三哥突然去当青年军走了，从此他彻底冲破了婚事的樊篱，远走高飞离开了这个“可怕”的家。真是“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苏轼·《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 后来母亲见彩仔已长大成人，与儿子的婚事已无望，就跟她说，你就自己找一个对相吧，也该成个家了。后来她自己相了对象，母亲感激她这几年的辛苦劳作，像对待自己的女儿风光出嫁，尽其所能，让她热热闹闹地嫁了出去。 三哥这段没有缘分的婚姻，给了彩仔喜剧性的新生，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 1946年，妈妈又在操心给老四——我（小名毛伢子）找媳妇了。我1928年5月出生，时年18岁。据说妈妈探访了许多人家，最后媒婆选择了家住水西金滩乡鄢坊井头村、我们张家远房爷爷的曾外孙女的后代。我那时正在天原鹭洲中学读高一，暑假的一天，只见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小女孩到我家，母亲像见到熟人一样与她说笑着。 我好奇地望了一下，客人很陌生，从没见过，妇女四十来岁，小女孩大约十四五岁。吃中午饭前，妈妈拉了拉我的衣角，带我到内室，小声小气地说： “这是给你找的媳妇，你仔细看一下，看行不行。并再三叮嘱我，即使不乐意也不许发脾气，对客人要客气一点，……。” 在饭桌上，我只顾自己吃，为了不失礼，只是干巴巴地说了一句：“你们请吃菜”，又埋头吃我的。那位妇女的话真多，加上又喝了两盅，话就更多了。夸这女孩子如何能干、懂事，夸她脾气好、会体贴人、有文化（小学毕业）……夸得她女儿似乎是“天下无双，世上少有”，边喝边夸，说到得意时竟吐沫四溅。 妈妈毫不在意，好像很开心，脸上堆满了甜美的笑容。我抬头望了望这小姑娘，圆圆的脸，高高的鼻梁，脸蛋还有点红晕，两条小辫子拖在身后，一身阳丹士林布衣服，罩在她健康的身上，显得很得体。她低着头，小嘴半张，慢嚼细咽着。妈妈不时向她碗里夹菜，说明妈妈很满意，她可能是初来，不好意思，斯斯文文，挺拘束的。 我先放下碗，说了声“你们慢吃”就离开了桌子，于是坐在远处静观动静。等到那妇女酒醉饭饱，抹桌扫地时，那小女孩立马就接过抹布扫帚，干起活来，妈妈看了，笑容挂上脸庞。 等一切都收拾好，妈妈叫我过来坐下，这时只见那妇女从胸前衣兜里摸出一张折叠好的红纸来，手一提，展开一张好长的礼单，上面写着： 肉100斤、鱼30斤、鸡20斤、鸭20只……金银首饰3件、礼金5000元、四时衣服4件、鞋子4双，另，胭脂水粉钱1000元。…… 两尺长的红纸，都写得满满的。我靠在妈妈身边，边看边觉得好笑，妈妈脸带笑容看了一眼那妇女，妇女也觉得不好意思。我生气地说：“这那是在说亲，是在卖女，比猪肉还贵。”妈妈瞪了我一眼，我生气地走了。 母亲也觉得彩礼要价太高、太重，娶不起，就婉言谢绝了这门婚事，从此也没再提起此事。毛伢子的订婚没了下文，却惹得家人和左邻右舍把这事当成笑料，说我们家穷，说不上媳妇，母亲也感到非常内疚，因为家境困难啊，所以未能答应这门亲事。 但对我来说，一点也无所谓，仿佛不是给我说媳妇似的，因为想到的是我还去考大学。 妈妈为我们三兄弟的婚事操碎了心，到头来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哎！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呕心沥血为子孙啊！ 父亲在世时，我放学回来总是忙于拾辍菜地，我和蕙姐、宗弟扛水抗旱，精心料理菜地里的蔬菜。父亲尽力想法子改善家里生活，劳作辛苦也就成了平常事，所以蔬菜都能自给有余。平时没有客人来从不舍得买点荤菜，连豆腐对我们都是奢侈品，都不常吃，生活如此清苦，但一家人能和和睦睦，同甘共苦，其乐融融。 妈妈由于长年累月的劳累，营养极度缺乏，接连生十来个小孩，不到四十岁就全衰老了，身子瘦得一把骨头，六月天还得穿棉夹衣，如此强打精神，以伟大的母爱精神支撑着这个家庭，抚养着我们长大。 值得欣慰的是，1957年在她62岁时有幸去岛省大哥、三哥处，享受了20年的幸福生活，1977年逝世于岛省，安葬于岛北市，享年82岁。1957年一别，成为她与大陆子女骨肉的永别。 我很对不起母亲，在她活着的时候不能供养一日，病危时未能奉侍汤药，入殓时不能守棺，安葬时不能临穴，鸣呼！我愧对老母养育之恩，我欠母亲的恩情太多了！父母都别我们去了，我只好给双亲画幅瓷像，供后辈们瞻仰，以寄托我及子孙对二老的缅怀之情。 父亲、母亲一生慈祥，老实本份，与世无争，积德衍福，懿德懿范，庇荫子孙，到我写这本回忆录时，他们老人家的后代有：儿子四人，女儿四人，孙子十二个，孙女四个，曾孙六个，曾孙女七个。可谓子孙发达，兰桂腾芳，后继有人，是以告慰先人在天之灵。 ************************************************** 《我这七十年》已经上传完毕，谢谢大家的关心、关注。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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