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奇书网(QiSuWang.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 正文 ------------ 第1章 《月界旅行》 辨言 在昔人智未辟，天然擅权，积山长波，皆足为阻。递有刳木剡木之智，乃胎交通；而桨而帆，日益衍进。惟遥望重洋，水天相接，则犹魄悸体栗，谢不敏也。既而驱铁使汽，车舰风驰，人治日张，天行自逊，五州同室，交贻文明，以成今日之世界。然造化不仁，限制是乐，山水之险，虽失其力，复有吸力空气，束缚群生，使难越雷池一步，以与诸星球人类相交际。沉沦黑狱，耳窒目朦，夔以相欺，日颂至德，斯固造物所乐，而人类所羞者矣。然人类者，有希望进步之生物也，故其一部分，略得光明，犹不知餍，发大希望，思斥吸力，胜空气，泠然神行，无有障碍。若培伦氏，实以其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凡事以理想为因，实行为果，既莳厥种，乃亦有秋。尔后殖民星球，旅行月界，虽贩夫稚子，必然夷然视之，习不为诧。据理以推，有固然也。如是，则虽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战祸又起。呜呼！琼孙之“福地”，弥尔之“乐园”，遍觅尘球，竟成幻想；冥冥黄族，可以兴矣。 培伦者，名查理士，美国硕儒也。学术既覃，理想复富。 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托之说部。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离合悲欢，谈故涉险，均综错其中。间杂讥弹，亦复谭言微中。十九世纪时之说月界者，允以是为巨擘矣。然因比事属词，必洽学理，非徒摭山川动植，侈为诡辩者比。故当觥觥大谈之际，或不免微露遁辞，人智有涯，天则甚奥，无如何也。至小说家积习，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读者之美感，此书独借三雄，自成组织，绝无一女子厕足其间，而仍光怪陆离，不感寂寞，尤为超俗。 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彼纤儿俗子，《山海经》，《三国志》诸书，未尝梦见，而亦能津津然识长股，奇肱之域，道周郎，葛亮之名者，实《镜花缘》及《三国演义》之赐也。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月界旅行》原书，为日本井上勤氏译本，凡二十八章，例若杂记。今截长补短，得十四回。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 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体杂言庞之讥，知难幸免。书名原属《自地球至月球在九十七小时二十分间》意，今亦简略之曰《月界旅行》。 癸卯新秋，译者识于日本古江户之旅舍。 ------------ 第2章 《域外小说集》 序言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 己酉正月十五日。 略例 一 集中所录，以近世小品为多，后当渐及十九世纪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故采译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则以次及南欧暨泰东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实。 一 装钉均从新式，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故虽翻阅数次绝无污染。前后篇首尾，各不相衔，他日能视其邦国古今之别，类聚成书。且纸之四周，皆极广博，故订定时亦不病隘陋。 一 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者，缘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响；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拂戾时人，迻徙具足耳。地名无他奥谊。人名则德，法，意，英，美诸国，大氐二言，首名次氏。俄三言，首本名，次父名加子谊，次氏。二人相呼，多举上二名，曰某之子某，而不举其氏。匈加利独先氏后名，大同华土；第近时效法他国，间亦逆施。 一 ！表大声，？表问难，近已习见，不俟诠释。此他有虚线以表语不尽，或语中辍。有直线以表略停顿，或在句之上下，则为用同于括弧。如“名门之儿僮——年十四五耳—— 亦至”者，犹云名门之儿僮亦至；而儿僮之年，乃十四五也。 一 文中典故，间以括弧注其下。此他不关鸿旨者，则与著者小传及未译原文等，并录卷末杂识中。读时幸检视之。 杂识 安特来夫 安特来夫生于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初作《默》一篇，遂有名；为俄国当世文人之著者。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所作小品甚多，长篇有《赤唉》一卷，记俄日战争事，列国竞传译之。 迦尔洵 迦尔洵V．Ga shi 生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俄土之役，尝投军为兵，负伤而返，作《四日》及《走卒伊凡诺夫日记》。氏悲世至深，遂狂易，久之始愈，有《绛华》一篇，即自记其状。晚岁为文，尤哀而伤。今译其一，文情皆异，迥殊凡作也。八十五年忽自投阁下，遂死，年止三十。 《四日》者，俄与突厥之战，迦尔洵在军，负伤而返，此即记当时情状者也。氏深恶战争而不能救，则以身赴之。观所作《孱头》一篇，可见其意。“茀罗”，突厥人称埃及农夫如是，语源出阿剌伯，此云耕田者。“巴伭”，突厥官名，犹此土之总督。尔时英助突厥，故文中云，“虽当头国特制之庇波地或马梯尼铳……” 序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了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 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到近年，有几位著作家，忽然又提起《域外小说集》，因而也常有问到《域外小说集》的人。但《域外小说集》却早烧了，没有法子呈教。几个友人，因此很有劝告重印，以及想法张罗的。为了这机会，我也就从久不开封的纸裹里，寻出自己留下的两本书来。 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誳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只是他的本质，却在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便在将来也该有存在的价值。其中许多篇，也还值得译成白话，教他尤其通行。可惜我没有这一大段工夫，——只有《酋长》这一篇，曾用白话译了，登在《新青年》上，——所以只好姑且重印了文言的旧译，暂时塞责了。但从别一方面看来，这书的再来，或者也不是无意义。 当初的译本，只有两册，所以各国作家，偏而不全；现在重行编定，也愈见得有畸重畸轻的弊病。我归国之后，偶然也还替乡僻的日报，以及不流行的杂志上，译些小品，只要草稿在身边的，也都趁便添上；一总三十七篇，我的文言译的短篇，可以说全在里面了。只是其中的迦尔洵的《四日》，安特来夫的《谩》和《默》这三篇，是我的大哥翻译的。 当初的译文里，很用几个偏僻的字，现在都改去了，省得印刷局特地铸造；至于费解的处所，也仍旧用些小注，略略说明；作家的略传，便附在卷末——我对于所译短篇，偶然有一点意见的，也就在略传里说了。 《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现在已不是那时候，不必虑了。我所忘不掉的，是曾见一种杂志上，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扬珂》，和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上两行小字道“滑稽小说！”这事使我到现在，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但不相信人间的心理，在世界上，真会差异到这地步。 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幸而现在已不是那时候，这一节，大约也不必虑的。 倘使这《域外小说集》不因为我的译文，却因为他本来的实质，能使读者得到一点东西，我就自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 一九二0年三月二十日，记于北京。 ------------ 第3章 《工人绥惠略夫》 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 阿尔志跋绥夫（M．A tsybashev）在一八七八年生于南俄的一个小都市；据系统和氏姓是鞑靼人，但在他血管里夹流着俄，法，乔具亚（Geo gia），波兰的血液。他的父亲是退职军官；他的母亲是有名的波兰革命者珂修支珂（Kosciusko）的曾孙女，他三岁时便死去了，只将肺结核留给他做遗产。他因此常常生病，一九○五年这病终于成实，没有全愈的希望了。 阿尔志跋绥夫少年时，进了一个乡下的中学一直到五年级；自己说：全不知道在那里做些甚么事。他从小喜欢绘画，便决计进了哈理珂夫（Kha kov）绘画学校，这时候是十六岁。其时他很穷，住在污秽的屋角里而且挨饿，又缺钱去买最要紧的东西：颜料和麻布。他因为生计，便给小日报画些漫画，做点短论文和滑稽小说，这是他做文章的开头。 在绘画学校一年之后，阿尔志跋绥夫便到彼得堡，最初二年，做一个地方事务官的书记。一九○一年，做了他第一篇的小说《都玛罗夫》（Pasha Tuma ov），是显示俄国中学的黑暗的；此外又做了两篇短篇小说。这时他被密罗留皤夫（Mi oljubov）赏识了，请他做他的杂志的副编辑，这事于他的生涯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终于成了文人。 一九○四年阿尔志跋绥夫又发表几篇短篇小说，如《旗手戈罗波夫》，《狂人》，《妻》，《兰兑之死》等，而最末的一篇使他有名。一九○五年发生革命了，他也许多时候专做他的事：无治的个人主义（A a chistische I dividuali**us）的说教。他做成若干小说，都是驱使那革命的心理和典型做材料的；他自己以为最好的是《朝影》和《血迹》。这时候，他便得了文字之祸，受了死刑的判决，但俄国官宪，比欧洲文明国虽然黑暗，比亚洲文明国却文明多了，不久他们知道自己的错误，阿尔志跋绥夫无罪了。 此后，他便将那发生问题的有名的《赛宁》（Sa i ）出了版。这小说的成就，还在做《革命的故事》之前，但此时才印成一本书籍。这书的中心思想，自然也是无治的个人主义或可以说个人的无治主义。赛宁的言行全表明人生的目的只在于获得个人的幸福与欢娱，此外生活上的欲求，全是虚伪。他对他的朋友说： “你说对于立宪的烦闷，比对于你自己生活的意义和趣味尤其多。我却不信。你的烦闷，并不在立宪问题，只在你自己的生活不能使你有趣罢了。我这样想。倘说不然，便是说诳。又告诉你，你的烦闷也不是因为生活的不满，只因为我的妹子理陀不爱你，这是真的。” 他的烦闷既不在于政治，便怎样呢？赛宁说： “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不愿生活于我有苦痛。所以应该满足了自然的欲求。” 赛宁这样实做了。 这所谓自然的欲求，是专指肉体的欲，于是阿尔志跋绥夫得了性欲描写的作家这一个称号，许多批评家也同声攻击起来了。 批评家的攻击，是以为他这书诱惑青年。而阿尔志跋绥夫的解辩，则以为“这一种典型，在纯粹的形态上虽然还新鲜而且希有，但这精神却寄宿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 批评家以为一本《赛宁》，教俄国青年向堕落里走，其实是武断的。诗人的感觉，本来比寻常更其锐敏，所以阿尔志跋绥夫早在社会里觉到这一种倾向，做出《赛宁》来。人都知道，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思潮最为勃兴，中心是个人主义；这思潮渐渐酿成社会运动，终于现出一九○五年的革命。约一年，这运动慢慢平静下去，俄国青年的性欲运动却显著起来了；但性欲本是生物的本能，所以便在社会运动时期，自然也参互在里面，只是失意之后社会运动熄了迹，这便格外显露罢了。阿尔志跋绥夫是诗人，所以在一九○五年之前，已经写出一个以性欲为第一义的典型人物来。 这一种倾向，虽然可以说是人性的趋势，但总不免便是颓唐。赛宁的议论，也不过一个败绩的颓唐的强者的不圆满的辩解。阿尔志跋绥夫也知道，赛宁只是现代人的一面，于是又写出一个别一面的绥惠略夫来，而更为重要。他写给德国人毕拉特（A．Billa d）的信里面说： “这故事，是显示着我的世界观的要素和我的最重要的观念。” 阿尔志跋绥夫是主观的作家，所以赛宁和绥惠略夫的意见，便是他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在本书第一，四，五，九，十，十四章里说得很分明。 人是生物，生命便是第一义，改革者为了许多不幸者们，“将一生最宝贵的去做牺牲，”“为了共同事业跑到死里去，”只剩了一个绥惠略夫了。而绥惠略夫也只是偷活在追蹑里，包围过来的便是灭亡；这苦楚，不但与幸福者全不相通，便是与所谓“不幸者们”也全不相通，他们反帮了追蹑者来加迫害，欣幸他的死亡，而“在别一方面，也正如幸福者一般的糟蹋生活”。 绥惠略夫在这无路可走的境遇里，不能不寻出一条可走的道路来；他想了，对人的声明是第一章里和亚拉借夫的闲谈，自心的交争是第十章里和梦幻的黑铁匠的辩论。他根据着“经验”，不得不对于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发生反抗，而且对于不幸者们也和对于幸福者一样的宣战了。 于是便成就了绥惠略夫对于社会的复仇。 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新兴文学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流派是写实主义，表现之深刻，在侪辈中称为达了极致。但我们在本书里，可以看出微微的传奇派色采来。这看他寄给毕拉特的信也明白： “真的，我的长发是很强的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我虽然没有赞同他的‘勿抗恶’的主意。他只是艺术家这一面使我佩服，而且我也不能从我的作品的外形上，避去他的影响，陀思妥夫斯奇（Dostojevski）和契诃夫（Tshe－khov）也差不多是一样的事。雩俄（Victo Hugo）和瞿提（Goethe）也常在我眼前。这五个姓氏便是我的先生和我的文学的导师的姓氏。 “我们这里时时有人说，我是受了尼采（Nietzsche）的影响的。这在我很诧异，极简单的理由，便是我并没有读过尼采。……于我更相近，更了解的是思谛纳尔（Max Sti e ）”。 然而绥惠略夫却确乎显出尼采式的强者的色采来。 他用了力量和意志的全副，终身战争，就是用了炸弹和手枪，反抗而且沦灭（U te gehe ）。 阿尔志跋绥夫是厌世主义的作家，在思想黯淡的时节，做了这一本被绝望所包围的书。亚拉借夫说是“愤激”，他不承认。但看这书中的人物，伟大如绥惠略夫和亚拉借夫——他虽然不能坚持无抵抗主义，但终于为爱做了牺牲，——不消说了；便是其余的小人物，借此衬出不可救药的社会的，也仍然时时露出人性来，这流露，便是于无意中愈显出俄国人民的伟大。我们试在本国一搜索，恐怕除了帐幔后的老男女和小贩商人以外，很不容易见到别的人物；俄国有了，而阿尔志跋绥夫还感慨，所以这或者仍然是一部“愤激”的书。 这一篇，是从S．Bugow u d A．Billa d 同译的《革命的故事》（Revolutio －geschichte ）里译出的，除了几处不得已的地方，几乎是逐字译。我本来还没有翻译这书的力量，幸而得了我的朋友齐宗颐君给我许多指点和修正，这才居然脱稿了，我很感谢。 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记。 ------------ 第4章 《现代小说译丛》 《幸福》译者附记 阿尔志跋绥夫（Mikhail A tsybashev）的经历，有一篇自叙传说得很简明： “一八七八年生。生地不知道。进爱孚托尔斯克中学校，升到五年级，全不知道在那里做些甚么事。决计要做美术家，进哈尔科夫绘画学校去了。在那地方学了一整年缺一礼拜，便到彼得堡，头两年是做地方事务官的书记。动笔是十六岁的时候，登在乡下的日报上。要说出日报的名目来，却有些惭愧。开首的著作是《V SI^jozh》，载在《Ruskoje Bagastvo》里。此后做小说直到现在。” 阿尔志跋绥夫虽然没有托尔斯泰（Tolstoi）和戈里奇（Go －kij）这样伟大，然而是俄国新兴文学的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他的著作，自然不过是写实派，但表现的深刻，到他却算达了极致。使他出名的小说是《阑兑的死》（Sme t La de），使他更出名而得种种攻难的小说是《沙宁》（Sa i ）。 阿尔志跋绥夫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我们要知道，他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主张和煽动；他的作风，也并非因为“写实主义大盛之后，进为唯我，”却只是时代的肖像：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对于他的《沙宁》的攻难，他寄给比拉尔特的信里，以比先前都介涅夫（Tu ge ev）的《父与子》，我以为不错的。攻难者这一流人，满口是玄想和神閟。高雅固然高雅了，但现实尚且茫然，还说什么玄想和神閟呢？ 阿尔志跋绥夫的本领尤在小品；这一篇也便是出色的纯艺术品，毫不多费笔墨，而将“爱憎不相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的无意识的本能”，浑然写出，可惜我的译笔不能传达罢了。 这一篇，写雪地上沦落的妓女和色情狂的仆人，几乎美丑泯绝，如看罗丹（Rodi ）的彫刻；便以事实而论，也描尽了“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赛式加标致时候，以肉体供人的娱乐，及至烂了鼻子，只能而且还要以肉体供人残酷的娱乐，而且路人也并非幸福者，别有将他作为娱乐的资料的人。凡有太饱的以及饿过的人们，自己一想，至少在精神上，曾否因为生存而取过这类的娱乐与娱乐过路人，只要脑子清楚的，一定会觉得战栗！ 现在有几位批评家很说写实主义可厌了，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人们每因为偶然见“夜茶馆的明灯在面前辉煌”便忘却了雪地上的毒打，这也正是使有血的文人趋向厌世的主我的一种原因。 《父亲在亚美利加》译者附记 芬阑和我们向来很疏远；但他自从脱离俄国和瑞典的势力之后，却是一个安静而进步的国家，文学和艺术也很发达。 他们的文学家，有用瑞典语著作的，有用芬阑语著作的，近来多属于后者了，这亚勒吉阿（A kio）便是其一。 亚勒吉阿是他的假名，本名菲兰兑尔（Alexa de Fila－ de ），是一处小地方的商人，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但他用了自修工夫，竟达到很高的程度，在本乡很受尊重，而且是极有功于青年教育的。 他的小说，于性格及心理描写都很妙。这却只是一篇小品（Skizze），是从勃劳绥惠德尔所编的《在他的诗和他的诗人的影象里的芬阑》中译出的。编者批评说：亚勒吉阿尤有一种优美的讥讽的诙谐，用了深沉的微笑盖在物事上，而在这光中，自然能理会出悲惨来，如小说《父亲在亚美利加》所证明的便是。 《医生》译者附记 一九○五至六年顷，俄国的破裂已经发现了，有权位的人想转移国民的意向，便煽动他们攻击犹太人或别的民族去，世间称为坡格隆。Pog om这一个字，是从Po（渐渐）和G omit（摧灭）合成的，也译作犹太人虐杀。这种暴举，那时各地常常实行，非常残酷，全是“非人”的事，直到今年，在库伦还有恩琴对于犹太人的杀戮，专制俄国那时的“庙谟”，真可谓“毒逋四海”的了。 那时的煽动实在非常有力，官僚竭力的唤醒人里面的兽性来，而于其发挥，给他们许多的助力。无教育的俄人中，以歼灭犹太人为一生抱负的很多；这原因虽然颇为复杂，而其主因，便只是因为他们是异民族。 阿尔志跋绥夫的这一篇《医生》（Dokto ）是一九一○年印行的《试作》（Etivdy）中之一，那做成的时候自然还在先，驱使的便是坡格隆的事，虽然算不得杰作，却是对于他同胞的非人类行为的一个极猛烈的抗争。 在这短篇里，不特照例的可以看见作者的细微的性欲描写和心理剖析，且又简单明了的写出了对于无抵抗主义的抵抗和爱憎的纠缠来。无抵抗，是作者所反抗的，因为人在天性上不能没有憎，而这憎，又或根于更广大的爱。因此，阿尔志跋绥夫便仍然不免是托尔斯泰之徒了，而又不免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反抗者，——圆稳的说，便是托尔斯泰主义的调剂者。 人说，俄国人有异常的残忍性和异常的慈悲性；这很奇异，但让研究国民性的学者来解释罢。我所想的，只在自己这中国，自从杀掉蚩尤以后，兴高采烈的自以为制服异民族的时候也不少了，不知道能否在平定什么方略等等之外，寻出一篇这样为弱民族主张正义的文章来。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译者附记。 ------------ 第5章 《疯姑娘》译者附记 勃劳绥惠德尔作《在他的诗和他的诗人的影象里的芬阑》（Fi la d im Bilde Sei e Dichtu g u d Sei e Dichte ），分芬阑文人为用瑞典语与用芬阑语的两群，而后一类又分为国民的著作者与艺术的著作者。在艺术的著作者之中，他以明那亢德（Mi a Ca th）为第一人，并且评论说： “……伊以一八四四年生于单湄福尔，为一个纺纱厂的工头约翰生（Gust．Wilh．Joh sso ）的女儿，他是早就自夸他那才得五岁，便已能读能唱而且能和小风琴的‘神童’的。当伊八岁时，伊的父亲在科庇阿设了一所毛丝厂，并且将女儿送在这地方的三级制瑞典语女子学校里。一八六三年伊往齐佛斯吉洛去，就是在这一年才设起男女师范学校的地方；但次年，这‘模范女学生’便和教师而且著作家亢德（Joh．Fe d．Ca th）结了婚。这婚姻使伊不幸，因为违反了伊的精力弥满的意志，来求适应，则伊太有自立的天性；但伊却由他导到著作事业里，因为他编辑一种报章，伊也须‘帮助’他；但是伊的笔太锋利，致使伊的男人失去了他的主笔的位置了。 “两三年后，寻到第二个主笔的位置，伊又有了再治文事的机缘了。由伊住家地方的芬阑剧场的邀请，伊才起了著作剧本的激刺。当伊作《偷盗》才到中途时，伊的男人死去了，而剩着伊和七个无人过问的小孩。但伊仍然完成了伊的剧本，送到芬阑剧场去。待到伊因为艰难的生活战争，精神的和体质的都将近于败亡的时候，伊却从芬阑文学会得到伊的戏曲的奖赏，又有了开演的通知，这获得大成功，而且列入戏目了。但是伊也不能单恃文章作生活，却如伊的父亲曾经有过的一样，开了一个公司。伊一面又弄文学。于伊文学的发达上有显著的影响的是勃兰兑思（Geo g B a des）的书，这使伊也知道了泰因，斯宾塞，弥尔和蒲克勒（Tai e，Spe ce ，Mill，Buckle）的理想。伊现在是单以现代的倾向诗人和社会改革家站在芬阑文学上了。伊辩护欧洲文明的理想和状态，输入伊的故乡，且又用了极端急进的见解。伊又加入于为被压制人民的正义，为苦人对于有权者和富人，为妇女和伊的权利对于现今的社会制度，为博爱的真基督教对于以伪善的文句为衣装的官样基督教。在伊创作里，显示着冷静的明白的判断，确实的奋斗精神和对于感情生活的锋利而且细致的观察。伊有强盛的构造力，尤其表见于戏曲的意象中，而在伊的小说里，也时时加入戏曲的气息；但在伊缺少真率的艺术眼，伊对一切事物都用那固执的成见的批评。伊是辩论家，讽刺家，不只是人生观察者。伊的眼光是狭窄的，这也不特因为伊起于狭窄的景况中，又未经超出这外面而然，实也因为伊的理性的冷静，知道那感情便太少了。伊缺少心情的暖和，但出色的是伊的识见，因此伊所描写，是一个小市民范围内的细小的批评。……” 现在译出的这一篇，便是勃劳绥惠德尔所选的一个标本。 亢德写这为社会和自己的虚荣所误的一生的径路，颇为细微，但几乎过于深刻了，而又是无可补救的绝望。培因也说，“伊的同性的委曲，真的或想象的，是伊小说的不变的主题；伊不倦于长谈那可怜的柔弱的女人在伊的自然的暴君与压迫者手里所受的苦处。夸张与无希望的悲观，是这些强有力的，但是悲惨而且不欢的小说的特色。”大抵惨痛热烈的心声，若从纯艺术的眼光看来，往往有这缺陷；例如陀思妥也夫斯奇的著作，也常使高兴的读者不能看完他的全篇。 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八日记。 ------------ 第6章 《战争中的威尔珂》译者附记 勃尔格利亚文艺的曙光，是开始在十九世纪的。但他早负着两大害：一是土耳其政府的凶横，一是希腊旧教的锢蔽。 直到俄土战争之后，他才现出极迅速的进步来。唯其文学，因为历史的关系，终究带着专事宣传爱国主义的倾向，诗歌尤甚，所以勃尔格利亚还缺少伟大的诗人。至于散文方面，却已有许多作者，而最显著的是伊凡跋佐夫（Iva Vazov）。 跋佐夫以一八五0年生于梭波德，父亲是一个商人，母亲是在那时很有教育的女子。他十五岁到开罗斐尔（在东罗马尼亚）进学校，二十岁到罗马尼亚学经商去了。但这时候勃尔格利亚的独立运动已经很旺盛，所以他便将全力注到革命事业里去；他又发表了许多爱国的热烈的诗篇。 跋佐夫以一八七二年回到故乡；他的职业很奇特，忽而为学校教师，忽而为铁路员，但终于被土耳其政府逼走了。革命时，他为军事执法长；此后他又与诗人威理式珂夫（Vel^ish－kov）编辑一种月刊曰《科学》，终于往俄国，在阿兑塞完成一部小说，就是有名的《轭下》，是描写对土耳其战争的，回国后发表在教育部出版的《文学丛书》中，不久欧洲文明国便几乎都有译本了。 他又做许多短篇小说和戏曲，使巴尔干的美丽，朴野，都涌现于读者的眼前。勃尔格利亚人以他为他们最伟大的文人； 一八九五年在苏飞亚举行他文学事业二十五年的祝典；今年又行盛大的祝贺，并且印行纪念邮票七种：因为他正七十周岁了。 跋佐夫不但是革命的文人，也是旧文学的轨道破坏者，也是体裁家（Stilist），勃尔格利亚文书旧用一种希腊教会的人造文，轻视口语，因此口语便很不完全了，而跋佐夫是鼓吹白话，又善于运用白话的人。托尔斯泰和俄国文学是他的模范。他爱他的故乡，终身记念着，尝在意大利，徘徊橙橘树下，听得一个英国人叫道：“这是真的乐园！”他答道，“Si e，我知道一个更美的乐园！”——他没有一刻忘却巴尔干的蔷薇园，他爱他的国民，尤痛心于勃尔格利亚和塞尔比亚的兄弟的战争，这一篇《战争中的威尔珂》，也便是这事的悲愤的叫唤。 这一篇，是从札典斯加女士的德译本《勃尔格利亚女子与其他小说》里译出的；所有注解，除了第四第六第九之外，都是德译本的原注。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二日记。 《黯澹的烟霭里》译者附记 安特来夫（Leo id A d ejev）以一八七一年生于阿莱勒，后来到墨斯科学法律，所过的都是十分困苦的生涯。他也做文章，得了戈理奇（Go ky）的推助，渐渐出了名，终于成为二十世纪初俄国有名的著作者。一九一九年大变动的时候，他想离开祖国到美洲去，没有如意，冻饿而死了。 他有许多短篇和几种戏剧，将十九世纪末俄人的心里的烦闷与生活的暗淡，都描写在这里面。尤其有名的是反对战争的《红笑》和反对死刑的《七个绞刑的人们》。欧洲大战时，他又有一种有名的长篇《大时代中一个小人物的自白》。 安特来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 这一篇《黯澹的烟霭里》是一九○○年作。克罗绥克说“这篇的主人公大约是革命党。用了分明的字句来说，在俄国的检查上是不许的。这篇故事的价值，在有许多部分都很高妙的写出一个俄国的革命党来。”但这是俄国的革命党，所以他那坚决猛烈冷静的态度，从我们中国人的眼睛看起来，未免觉得很异样。 一九二一年九月八日译者记。 《书籍》译者附记 这一篇是一九○一年作，意义很明显，是颜色黯澹的铅一般的滑稽，二十年之后，才译成中国语，安特来夫已经死了三年了。 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译者记。 ------------ 第7章 《连翘》译者附记 契里珂夫（Evge i Tshi ikov）的名字，在我们心目中还很生疏，但在俄国，却早算一个契诃夫以后的智识阶级的代表著作者，全集十七本，已经重印过几次了。 契里珂夫以一八六四年生于凯山，从小住在村落里，朋友都是农夫和穷人的孩儿；后来离乡入中学，将毕业，便已有了革命思想了。所以他著作里，往往描出乡间的黑暗来，也常用革命的背景。他很贫困，最初寄稿于乡下的新闻，到一八八六年，才得发表于大日报，他自己说：这才是他文事行动的开端。 他最擅长于戏剧，很自然，多变化，而紧凑又不下于契诃夫。做从军记者也有名，集成本子的有《巴尔干战记》和取材于这回欧战的短篇小说《战争的反响》。 他的著作，虽然稍缺深沉的思想，然而率直，生动，清新。他又有善于心理描写之称，纵不及别人的复杂，而大抵取自实生活，颇富于讽刺和诙谐。这篇《连翘》也是一个小标本。 他是艺术家，又是革命家；而他又是民众教导者，这几乎是俄国文人的通有性，可以无须多说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日，译者记。 ------------ 第8章 后记 我看这剧本，是由于《新青年》上的介绍，我译这剧本的开手，是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二日这一天，从此逐日登在北京《国民公报》上。到十月二十五日，《国民公报》忽被禁止出版了，我也便歇手不译，这正在第三幕第二场两个军使谈话的中途。 同年十一月间，因为《新青年》记者的希望，我又将旧译校订一过，并译完第四幕，按月登在《新青年》上。从七卷二号起，一共分四期。但那第四号是人口问题号，多被不知谁何没收了，所以大约也有许多人没有见。 周作人先生和武者小路先生通信的时候，曾经提到这已经译出的事，并问他对于住在中国的人类有什么意见，可以说说。作者因此写了一篇，寄到北京，而我适值到别处去了，便由周先生译出，就是本书开头的一篇《与支那未知的友人》。原译者的按语中说：“《一个青年的梦》的书名，武者小路先生曾说想改作《A与战争》，他这篇文章里也就用这个新名字，但因为我们译的还是旧称，所以我于译文中也一律仍写作《一个青年的梦》。” 现在，是在合成单本，第三次印行的时候之前了。我便又乘这机会，据作者先前寄来的勘误表再加修正，又校改了若干的误字，而且再记出旧事来，给大家知道这本书两年以来在中国怎样枝枝节节的，好容易才成为一册书的小历史。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鲁迅记于北京。 译者序 《新青年》四卷五号里面，周起明曾说起《一个青年的梦》，我因此便也搜求了一本，将他看完，很受些感动：觉得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 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还蒙在国的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了是朋友了。 中国开一个运动会，却每每因为决赛而至于打架；日子早过去了，两面还仇恨着。在社会上，也大抵无端的互相仇视，什么南北，什么省道府县，弄得无可开交，个个满脸苦相。我因此对于中国人爱和平这句话，很有些怀疑，很觉得恐怖。我想如果中国有战前的德意志一半强，不知国民性是怎么一种颜色。现在是世界上出名的弱国，南北却还没有议和，打仗比欧战更长久。 现在还没有多人大叫，半夜里上了高楼撞一通警钟。日本却早有人叫了。他们总之幸福。 但中国也仿佛很有许多人觉悟了。我却依然恐怖，生怕是旧式的觉悟，将来仍然免不了落后。 昨天下午，孙伏园对我说，“可以做点东西。”我说，“文章是做不出了。《一个青年的梦》却很可以翻译。但当这时候，不很相宜，两面正在交恶，怕未必有人高兴看。”晚上点了灯，看见书脊上的金字，想起日间的话，忽然对于自己的根性有点怀疑，觉得恐怖，觉得羞耻。人不该这样做，——我便动手翻译了。 武者小路氏《新村杂感》说，“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隐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他们在大风雨中，擎出了火把，我却想用黑幔去遮盖他，在睡着的人的面前讨好么？ 但书里的话，我自然也有意见不同的地方，现在都不细说了，让各人各用自己的意思去想罢。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日，鲁迅。 译者序二 我译这剧本，从八月初开手，逐日的登在《国民公报》上面；到十月念五日，《国民公报》忽然被禁止出版了，这剧本正当第三幕第二场两个军使谈话的中途。现在因为《新青年》记者的希望，再将译本校正一遍，载在这杂志上。 全本共有四幕，第三幕又分三场，全用一个青年作为线索。但四幕之内，无论那一幕那一场又各各自有首尾，能独立了也成一个完全的作品：所以分看合看，都无所不可的。 全剧的宗旨，自序已经表明，是在反对战争，不必译者再说了。但我虑到几位读者，或以为日本是好战的国度，那国民才该熟读这书，中国又何须有此呢？我的私见，却很不然：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 所以我以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 十一月二十四日，鲁迅。 ------------ 第9章 《爱罗先珂童话集》 序 爱罗先珂先生的童话，现在辑成一集，显现于住在中国的读者的眼前了。这原是我的希望，所以很使我感谢而且喜欢。 本集的十二篇文章中，《自叙传》和《为跌下而造的塔》是胡愈之先生译的，《虹之国》是馥泉先生译的，其余是我译的。 就我所选译的而言，我最先得到他的第一本创作集《夜明前之歌》，所译的是前六篇，后来得到第二本创作集《最后之叹息》，所译的是《两个小小的死》，又从《现代》杂志里译了《为人类》，从原稿上译了《世界的火灾》。 依我的主见选译的是《狭的笼》，《池边》，《雕的心》，《春夜的梦》，此外便是照着作者的希望而译的了。因此，我觉得作者所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而我所展开他来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这梦，或者是作者的悲哀的面纱罢？那么，我也过于梦梦了，但是我愿意作者不要出离了这童心的美的梦，而且还要招呼人们进向这梦中，看定了真实的虹，我们不至于是梦游者（Som ambulist）。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鲁迅记。 《狭的笼》译者附记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日本放逐了一个俄国的盲人以后，他们的报章上很有许多议论，我才留心到这漂泊的失明的诗人华希理·埃罗先珂。 然而埃罗先珂并非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诗人；我也不甚知道他的经历。所知道的只是他大约三十余岁，先在印度，以带着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理由，被英国的官驱逐了；于是他到日本。进过他们的盲哑学校，现在又被日本的官驱逐了，理由是有宣传危险思想的嫌疑。 日英是同盟国，兄弟似的情分，既然被逐于英，自然也一定被逐于日的；但这一回却添上了辱骂与殴打。也如一切被打的人们，往往遗下物件或鲜血一样，埃罗先珂也遗下东西来，这是他的创作集，一是《天明前之歌》，二是《最后之叹息》。 现在已经出版的是第一种，一共十四篇，是他流寓中做给日本人看的童话体的著作。通观全体，他于政治经济是没有兴趣的，也并不藏着什么危险思想的气味；他只有着一个幼稚的，然而优美的纯洁的心，人间的疆界也不能限制他的梦幻，所以对于日本常常发出身受一般的非常感愤的言辞来。 他这俄国式的大旷野的精神，在日本是不合式的，当然要得到打骂的回赠，但他没有料到，这就足见他只有一个幼稚的然而纯洁的心。我掩卷之后，深感谢人类中有这样的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与著作。 这《狭的笼》便是《天明前之歌》里的第一篇，大约还是漂流印度时候的感想和愤激。他自己说：这一篇是用了血和泪所写的。单就印度而言，他们并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所以即使并无敌人，也仍然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 广大哉诗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 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六日，译者记。 《池边》译者附记 奇 书 网 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芬兰的文人P．Palival i ta有这样意思的话：人生是流星一样，霍的一闪，引起人们的注意来，亮过去了，消失了，人们也就忘却了！ 但这还是就看见的而论，人们没有看见的流星，正多着哩。 五月初，日本为治安起见，驱逐一个俄国的盲人出了他们的国界，送向海参卫去了。 这就是诗人华希理·爱罗先珂。 他被驱逐时，大约还有使人伤心的事，报章上很发表过他的几个朋友的不平的文章，然而奇怪，他却将美的赠物留给日本了：其一是《天明前之歌》，其二是《最后之叹息》。 那是诗人的童话集，含有美的感情与纯朴的心。有人说，他的作品给孩子看太认真，给成人看太不认真，这或者也是的。 但我于他的童话，不觉得太不认真，也看不出什么危险思想来。他不像宣传家，煽动家；他只是梦幻，纯白，而有大心，也为了非他族类的不幸者而叹息。这大约便是被逐的原因。 他闪过了；我本也早已忘却了，而不幸今天又看见他的《天明前之歌》，于是由不得要绍介他的心给中国人看。可惜中国文是急促的文，话也是急促的话，最不宜于译童话；我又没有才力，至少也减了原作的从容与美的一半了。 九月十日译者附记。 《春夜的梦》译者附记 爱罗先珂的文章，我在上月的《晨报》上，已经绍介过一篇《池边》。这也收在《天明前之歌》里，和那一篇都是最富于诗趣的作品。他自己说：“这是作为我的微笑而作的。虽然是悲哀的微笑，当这时代，在这国里，还不能现出快活的微笑来。” 文中的意思，非常了然，不过是说美的占有的罪过，和春梦（这与中国所谓一场春梦的春梦，截然是两件事，应该注意的）的将醒的情形。而他的将来的理想，便在结末这一节里。 作者曾有危险思想之称，而看完这一篇，却令人觉得他实在只有非常平和而且宽大，近于调和的思想。但人类还很胡涂，他们怕如此。其实倘使如此，却还是人们的幸福，可怕的是在只得到危险思想以外的收场。 我先前将作者的姓译为埃罗先珂，后来《民国日报》的《觉悟》栏上转录了，改第一音为爱，是不错的，现在也照改了。露草在中国叫鸭跖草，因为翻了很损文章的美，所以仍用了原名。 二一，十，一四。译者附记。 ------------ 第10章 《鱼的悲哀》译者附记 爱罗先珂在《天明前之歌》的自序里说，其中的《鱼的悲哀》和《雕的心》是用了艺术家的悲哀写出来的。我曾经想译过前一篇，然而终于搁了笔，只译了《雕的心》。 近时，胡愈之先生给我信，说著者自己说是《鱼的悲哀》最惬意，教我尽先译出来，于是也就勉力翻译了。然而这一篇是最须用天真烂熳的口吻的作品，而用中国话又最不易做天真烂熳的口吻的文章，我先前搁笔的原因就在此；现在虽然译完，却损失了原来的好和美已经不少了，这实在很对不起著者和读者。 我的私见，以为这一篇对于一切的同情，和荷兰人蔼覃（F．Va Eede ）的《小约翰》（De Klei e Joha es）颇相类。至于“看见别个捉去被杀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则便是我们在俄国作家的作品中常能遇到的，那边的伟大的精神。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日，译者附识。 《两个小小的死》译者附记 爱罗先珂先生的第二创作集《最后的叹息》，本月十日在东京发行，内容是一篇童话剧和两篇童话，这是那书中的最末一篇，由作者自己的选定而译出的。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译者附记。 《小鸡的悲剧》译者附记 这一篇小品，是作者在六月底写出的，所以可以说是最近的创作。原稿是日本文。 日本话于恋爱和鲤鱼都是 Koi，因此第二段中的两句对话便双关，在中国无法可译。作者虽曾说不妨改换，但我以为恋鲤两音也近似，竟不再改换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五日附记。 ------------ 第11章 《桃色的云》 序 爱罗先珂君的创作集第二册是《最后的叹息》，去年十二月初由丛文阁在日本东京出版，内容是这一篇童话剧《桃色的云》，和两篇短的童话，一曰《海的王女和渔夫》，一曰《两个小小的死》。那第三篇，已经由我译出，于今年正月间绍介到中国了。 然而著者的意思却愿意我早译《桃色的云》：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这一篇更胜于先前的作品，而且想从速赠与中国的青年。但这在我是一件烦难事。日本语原是很能优婉的，而著者又善于捉住他的美点和特长，这就使我很失了传达的能力。 可是延到四月，为要救自己的爽约的苦痛计，也终于定下开译的决心了，而又正如豫料一般，至少也毁损了原作的美妙的一半，成为一件失败的工作；所可以自解者，只是“聊胜于无”罢了。惟其内容，总该还在，这或者还能够稍慰读者的心罢。 至于意义，大约是可以无须乎详说的。因为无论何人，在风雪的呼号中，花卉的议论中，虫鸟的歌舞中，谅必都能够更洪亮的听得自然母的言辞，更锋利的看见土拨鼠和春子的运命。世间本没有别的言说，能比诗人以语言文字画出自己的心和梦，更为明白晓畅的了。 在翻译之前，承S．F．君借给我详细校过豫备再版的底本，使我改正了许多旧印本中错误的地方；翻译的时候，SH君又时时指点我，使我懂得许多难解的地方；初稿印在《晨报副镌》上的时候，孙伏园君加以细心的校正；译到终结的时候，著者又加上四句白鹄的歌，使这本子最为完全；我都很感谢。 我于动植物的名字译得很杂乱，别有一篇小记附在卷尾，是希望读者去参看的。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日重校毕，并记。 记剧中人物的译名 我因为十分不得已，对于植物的名字，只好采取了不一律的用法。那大旨是： 一，用见于书上的中国名的。如蒲公英（Ta axacum of^fici ale），紫地丁（Viola pat i ü va ．chi e sis），鬼灯檠（Rodge sia podophylla），胡枝子（Lespedeza sieboldi），燕子花（I is laevigata），玉蝉花（I is sibi ica va ． o ie ^talis）等。此外尚多。 二，用未见于书上的中国名的。如月下香（Oe othe a bie is va ．Lama kia a），日本称为月见草，我们的许多译籍都沿用了，但现在却照着北京的名称。 三，中国虽有名称而仍用日本名的。这因为美丑太相悬殊，一翻便损了作品的美。如女郎花（Pat i ia scabiosaefolia）就是败酱，铃兰（Co valla ia majalis）就是鹿蹄草，都不翻。还有朝颜（Pha bitis hede acea）是早上开花的，昼颜（Caly－stegia sepium）日里开，夕颜（Lage a ^ia vulga is）晚开，若改作牵牛花，旋花，匏，便索然无味了，也不翻。至于福寿草（Ado is ope i a va ．dahu ica）之为侧金盏花或元日草，樱草（P imula co tu^soides）之为莲馨花，本来也还可译，但因为太累坠及一样的偏僻，所以竟也不翻了。 四，中国无名而袭用日本名的。如钓钟草（Clematis he－ acleifolia va ．sta s），雏菊（Bellis pe e is）是。但其一却译了意，即破雪草本来是雪割草（P imula Fau iae）。 生造了一个，即白苇就是日本之所谓刘萱（Themeda Fo skalli va ．japo ica）。 五，译西洋名称的意的。如勿忘草（Myosotis palust is）是。 六，译西洋名称的音的。如风信子（Hyaci thus o ie －talis），珂斯摩（Co**os bipi atus）是。达理亚（Dahlia va－ iabilis）在中国南方也称为大理菊，现在因为怕人误认为云南省大理县出产的菊花，所以也译了音。 动物的名称较为没有什么问题，但也用了一个日本名：就是雨蛙（Hyla a bo ea）。雨蛙者，很小的身子，碧绿色或灰色，也会变成灰褐色，趾尖有黑泡，能用以上树，将雨时必鸣。中国书上称为雨蛤或树蛤，但太不普通了，倒不如雨蛙容易懂。 土拨鼠（Talpa eu opaea）我不知道是否即中国古书上所谓“饮河不过满腹”的鼹鼠，或谓就是北京尊为“仓神”的田鼠，那可是不对的。总之，这是鼠属，身子扁而且肥，有淡红色的尖嘴和淡红色的脚，脚前小后大，拨着土前进，住在近于田圃的土中，吃蚯蚓，也害草木的根，一遇到太阳光，便看不见东西，不能动弹了。作者在《天明前之歌》的序文上，自说在《桃色的云》的人物中最爱的是土拨鼠，足见这在本书中是一个重要脚色了。 七草在日本有两样，是春天的和秋天的。春的七草为芹，荠，鼠麯草，繁缕，鸡肠草，菘，萝卜，都可食。秋的七草本于《万叶集》的歌辞，是胡枝子，芒茅，葛，瞿麦，女郎花，兰草，朝颜，近来或换以桔梗，则全都是赏玩的植物了。 他们旧时用春的七草来煮粥，以为喝了可避病，惟这时有几个用别名：鼠麯草称为御行，鸡肠草称为佛座，萝卜称为清白。但在本书却不过用作春天的植物的一群，和故事没有关系了。秋的七草也一样。 所谓递送夫者，专做分送报章信件电报牛乳之类的人，大抵年青，其中出产不良少年很不少，中国还没有这一类人。 一九二二年五月四日记，七月一日改定。 将译《桃色的云》以前的几句话 爱罗先珂先生的创作集第二册是《最后的叹息》，去年十二月初在日本东京由丛文阁出版，内容是一篇童话剧《桃色的云》和两篇童话，一是《海的王女和渔夫》，一是《两个小小的死》。那第三篇已经由我译出，载在本年正月的《东方杂志》上了。 然而著者的意思，却愿意我快译《桃色的云》：因为他自审这一篇最近于完满，而且想从速赠与中国的青年。但这在我是一件烦难事，我以为，由我看来，日本语实在比中国语更优婉。而著者又能捉住他的美点和特长，所以使我很觉得失了传达的能力，于是搁置不动，瞬息间早过了四个月了。 但爽约也有苦痛的，因此，我终于不能不定下翻译的决心了。自己也明知道这一动手，至少当损失原作的好处的一半，断然成为一件失败的工作，所可以自解者，只是“聊胜于无”罢了。惟其内容，总该还在，这或者还能够稍稍慰藉读者的心罢。 一九二二年四月三十日，译者记。 《桃色的云》第二幕第三节中译者附白 本书开首人物目录中，鹄的群误作鸥的群。第一幕中也还有几个错字，但大抵可以意会，现在不来列举了。 又全本中人物和句子，也间有和印本不同的地方，那是印本的错误，这回都依SF君的校改预备再版的底本改正。惟第三幕末节中“白鹄的歌”四句，是著者新近自己加进去的，连将来再版上也没有。五月三日记。 《现代日本小说集》 附录 关于作者的说明 夏目漱石夏目漱石（Natsume Sōseki，1867—1917）名金之助，初为东京大学教授，后辞去入朝日新闻社，专从事于著述。 他所主张的是所谓“低徊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一九○八年高滨虚子的小说集《鸡头》出版，夏目替他做序，说明他们一派的态度： “有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说，是避了非常这字的小说。如借用近来流行的文句，便是或人所谓触著不触著之中，不触著的这一种小说。…… 或人以为不触著者即非小说，但我主张不触著的小说不特与触著的小说同有存在的权利，而且也能收同等的成功。……世间很是广阔，在这广阔的世间，起居之法也有种种的不同：随缘临机的乐此种种起居即是余裕，观察之亦是余裕，或玩味之亦是余裕。有了这个余裕才得发生的事件以及对于这些事件的情绪，固亦依然是人生，是活泼泼地之人生也。” 夏目的著作以想像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作，登在俳谐杂志《子规》（Hototogisu）上的《哥儿》（Boccha ），《我是猫》（Wagahaiwa eko de a u）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挂幅》（Kakemo o）与《克莱喀先生》（C aig Se sei）并见《漱石近什四篇》（1910）中，系《永日小品》的两篇。 森鸥外 森鸥外（Mo i Ogai，1860—）名林太郎，医学博士又是文学博士，曾任军医总监，现为东京博物馆长。他与坪内逍遥上田敏诸人最初介绍欧洲文艺，很有功绩。后又从事创作，著有小说戏剧甚多。他的作品，批评家都说是透明的智的产物，他的态度里是没有“热”的。他对于这些话的抗辩在《游戏》这篇小说里说得很清楚，他又在《杯》（Sakazuki）里表明他的创作的态度。有七个姑娘各拿了一只雕著“自然”两字的银杯，舀泉水喝。第八个姑娘拿出一个冷的熔岩颜色的小杯，也来舀水。七个人见了很讶怪，由侮蔑而转为怜悯，有一个人说道，“将我的借给伊罢？” ‘第八个姑娘的闭著的嘴唇，这时候才开口了。 “Mo ve e ’est pas g a d，mais je bois da s mo ve e．’这是消沉的但是锐利的声音。 这是说，我的杯并不大，但我还是用我的杯去喝。” 《游戏》（Asobi）见小说集《涓滴》（1910）中。 《沉默之塔》（Chi moku o tō）原系《代〈札拉图斯忒拉〉译本的序》，登在生田长江的译本（1911）的卷首。 有岛武郎有岛武郎（A ishima Takeo）生于一八七七年，本学农，留学英、美，为札幌农学校教授。一九一○年顷杂志《白桦》发刊，有岛寄稿其中，渐为世间所知，历年编集作品为《有岛武郎著作集》，至今已出到第十四辑了。关于他的创作的要求与态度，他在《著作集》第十一辑里有一篇《四件事》的文章，略有说明。 “第一，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在我的周围，习惯与传说，时间与空间，筑了十重二十重的墙，有时候觉得几乎要气闭了。但是从那威严而且高大的墙的隙间，时时望见惊心动魂般的生活或自然，忽隐忽现。得见这个的时候的惊喜，与看不见这个了的时候的寂寞，与分明的觉到这看不见了的东西决不能再在自己面前出现了的时候的寂寞呵！在这时候，能够将这看不见了的东西确实的还我，确实的纯粹的还我者，除艺术之外再没有别的了。我从幼小的时候，不知不识的住在这境地里，那便取了所谓文学的形式。 “第二，我因为爱着，所以创作。这或者听去似乎是高慢的话。但是生为人间而不爱者，一个都没有。因了爱而无收入的若干的生活的人，也一个都没有。这个生活，常从一个人的胸中，想尽量的扩充到多人的胸中去。我是被这扩充性所克服了。爱者不得不怀孕，怀孕者不得不产生。有时产生的是活的小儿，有时是死的小儿，有时是双生儿，有时是月分不足的儿，而且有时是母体自身的死。 “第三，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我的爱被那想要如实的攫住在墙的那边隐现著的生活或自然的冲动所驱使。因此我尽量的高揭我的旗帜，尽量的力挥我的手巾。 这个信号被人家接应的机会，自然是不多，在我这样孤独的性格更自然不多了。但是两回也罢，一回也罢，我如能够发见我的信号被人家的没有错误的信号所接应，我的生活便达于幸福的绝顶了。为想要遇著这喜悦的缘故，所以创作的。 “第四，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创作。如何蠢笨而且缺向上性的我的生活呵！我厌了这个了。应该蜕弃的壳，在我已有几个了。我的作品做了鞭策，严重的给我抽打那顽固的壳。我愿我的生活因了作品而得改造！” 《与幼小者》（Chisaki mo o e）见《著作集》第七辑，也收入罗马字的日本小说集中。 《阿末之死》（Osue o shi）见《著作集》第一辑。 江口涣 江口涣（Eguchi Ka ）生于一八八七年，东京大学英文学科出身，曾加入社会主义者同盟。 《峡谷的夜》（Kyokoku o yo u）见《红的矢帆》（1919）中。 菊池宽 菊池宽（Kikuchi Ka ）生于一八八九年，东京大学英文学科出身。他自己说，在高等学校时代，是只想研究文学，不豫备做创作家的，但后来偶做小说，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评论界的赞许，便做下去了。他的创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间性的真实来。一得真实，他却又怃然的发了感叹，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厌世的，但又时时凝视著遥远的黎明，于是又不失为奋斗者。南部修太郎在《菊池宽论》（《新潮》一七四号）上说： “He e is also a ma ——这正是说尽了菊池的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话。……他们都有最像人样的人间相，愿意活在最像人样的人间界。他们有时为冷酷的利己家，有时为惨淡的背德者，有时又为犯了残忍的杀人行为的人，但无论使他们中间的谁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恶他们，不能呵骂他们。这就因为他们的恶的性格或丑的感情，愈是深锐的显露出来时，那藏在背后的更深更锐的活动着的他们的质素可爱的人间性，打动了我的缘故，引近了我的缘故。换一句话，便是愈玩菊池的作品，我便被唤醒了对于人间的爱的感情，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 He e is also a ma 这一句话了。”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Miu a Uemo o Saigo）见《无名作家的日记》（1918）中。 《报仇的话》（A u Katakiuchi o ha ashi）见《报恩的故事》（1918）中。 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Akutagawa Riu osuke）生于一八九二年，也是东京大学英文学科的出身。田中纯评论他说：“在芥川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用了性格的全体，支配尽所用的材料的模样来。这事实便使我们起了这感觉，就是感得这作品是完成的。”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他又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但他的复述古事并不专是好奇，还有他的更深的根据：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著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他在小说集《烟草与恶魔》（1917）的序文上说明自己创作态度道： “材料是向来多从旧的东西里取来的。……但是材料即使有了，我如不能进到这材料里去，——便是材料与我的心情倘若不能贴切的合而为一，小说便写不成。勉强的写下去，就成功了支离灭裂的东西了。 “说到著作着的时候的心情，与其说是造作着的气分，还不如说养育着的气分‘更为适合’。人物也罢，事件也罢，他的本来的动法只是一个。我便这边那边的搜索着这只有一个的东西，一面写着。倘若这个寻不到的时候，那就再也不能前进了。再往前进，必定做出勉强的东西来了。” 《鼻子》（Ha a）见小说集《鼻》（1918）中，又登在罗马字小说集内。内道场供奉禅智和尚的长鼻子的事，是日本的旧传说。 《罗生门》（Bashōmo ）也见前书，原来的出典是在平安朝的故事集《今昔物语》里。 《沉默之塔》译者附记 森氏号鸥外，是医学家，也是文坛的老辈。但很有几个批评家不以为然，这大约因为他的著作太随便，而且很有“老气横秋”的神情。这一篇是代《察拉图斯忒拉这样说》译本的序言的，讽刺有庄有谐，轻妙深刻，颇可以看见他的特色。文中用拜火教徒者，想因为火和太阳是同类，所以借来影射他的本国。我们现在也正可借来比照中国，发一大笑。只是中国用的是一个过激主义的符牒，而以为危险的意思也没有派希族那样分明罢了。 一九二一，四，一二 ------------ 第12章 《鼻子》译者附记 芥川氏是日本新兴文坛中一个出名的作家。田中纯评论他说，“在芥川氏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用了性格的全体，支配尽所用的材料的模样来。这事实，便使我们起了这感觉，就是感得这作品是完成的”。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这篇便可以算得适当的样本。 不满于芥川氏的，大约因为这两点：一是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一是老手的气息太浓厚，易使读者不欢欣。这篇也可以算得适当的样本。 内道场供奉禅智和尚的长鼻子的事，是日本的旧传说，作者只是给他换上了新装。篇中的谐味，虽不免有才气太露的地方，但和中国的所谓滑稽小说比较起来，也就十分雅淡了。我所以先介绍这一篇。 四月三十日译者识。 《罗生门》译者附记 芥川氏的作品，我先前曾经介绍过了。这一篇历史的小说（并不是历史小说），也算他的佳作，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这时代是平安朝（就是西历七九四年迁都京都改名平安城以后的四百年间），出典是在《今昔物语》里。 二一年六月八日记。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 菊池宽氏是《新潮》派的一个作家。他自己说，在高等学校时代，是只想研究文学，不预备做创作家的，但后来又发心做小说，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评论界的赞许，便做下去了。 然而他的著作却比较的要算少作；我所见的只有《无名作家的日记》，《报恩的故事》和《心之王国》三种，都是短篇小说集。 菊池氏的创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间性的真实来。一得真实，他却又怃然的发了感叹，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厌世的，但又时时凝视着遥远的黎明，于是又不失为奋斗者。南部修太郎氏说，“He e is also a ma ——这正是说尽了菊池宽氏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话。……他们都有最像人样的人间相，愿意活在最像人样的人间界。他们有时为冷酷的利己家，有时为惨淡的背德者，有时又为犯了残忍的杀人行为的人，但无论使他们中间的谁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恶他们，不能呵骂他们。这就因为他们的恶的性格或丑的感情，愈是深锐的显露出来时，那藏在背后的更深更锐的活动着的他们的质素可爱的人间性，打动了我的缘故，引近了我的缘故。换一句话，便是愈玩菊池宽氏的作品，我便被唤醒了对于人间的爱的感情；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 He e is also a ma 这一句话了。”（《新潮》第三卷第三号《菊池宽论》）不但如此，武士道之在日本，其力有甚于我国的名教，只因为要争回人间性，在这一篇里便断然的加了斧钺，这又可以看出作者的勇猛来。但他们古代的武士，是先蔑视了自己的生命，于是也蔑视他人的生命的，与自己贪生而杀人的人们，的确有一些区别。而我们的杀人者，如张献忠随便杀人，一遭满人的一箭，却钻进刺柴里去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杨太真的遭遇，与这右卫门约略相同，但从当时至今，关于这事的著作虽然多，却并不见和这一篇有相类的命意，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我也愿意发掘真实，却又望不见黎明，所以不能不爽然，而于此呈作者以真心的赞叹。 但这一篇中也有偶然失于检点的处所。右卫门已经上绑了——古代的绑法，一定是反剪的，——但乞命时候，却又有两手抵地的话，这明明是与上文冲突了，必须说是低头之类，才合于先前的事情。然而这是小疵，也无伤于大体的。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记。 ------------ 第13章 《苦闷的象征》 引言 去年日本的大地震，损失自然是很大的，而厨川博士的遭难也是其一。 厨川博士名辰夫，号白村。我不大明白他的生平，也没有见过有系统的传记。但就零星的文字里掇拾起来，知道他以大阪府立第一中学出身，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得文学士学位；此后分住熊本和东京者三年，终于定居京都，为第三高等学校教授。大约因为重病之故罢，曾经割去一足，然而尚能游历美国，赴朝鲜；平居则专心学问，所著作很不少。据说他的性情是极热烈的，尝以为“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所以对于本国的缺失，特多痛切的攻难。论文多收在《小泉先生及其他》、《出了象牙之塔》及殁后集印的《走向十字街头》中。此外，就我所知道的而言，又有《北美印象记》，《近代文学十讲》，《文艺思潮论》，《近代恋爱观》，《英诗选释》等。 然而这些不过是他所蕴蓄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可是和他的生命一起失掉了。 这《苦闷的象征》也是殁后才印行的遗稿，虽然还非定本，而大体却已完具了。第一分《创作论》是本据，第二分《鉴赏论》其实即是论批评，和后两分都不过从《创作论》引申出来的必然的系论。至于主旨，也极分明，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但是“所谓象征主义者，决非单是前世纪末法兰西诗坛的一派所曾经标榜的主义，凡有一切文艺，古往今来，是无不在这样的意义上，用着象征主义的表现法的”。（《创作论》第四章及第六章）作者据伯格森一流的哲学，以进行不息的生命力为人类生活的根本，又从弗罗特一流的科学，寻出生命力的根柢来，即用以解释文艺，——尤其是文学。然与旧说又小有不同，伯格森以未来为不可测，作者则以诗人为先知，弗罗特归生命力的根柢于性欲，作者则云即其力的突进和跳跃。这在目下同类的群书中，殆可以说，既异于科学家似的专断和哲学家似的玄虚，而且也并无一般文学论者的繁碎。作者自己就很有独创力的，于是此书也就成为一种创作，而对于文艺，即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 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这译文虽然拙涩，幸而实质本好，倘读者能够坚忍地反复过两三回，当可以看见许多很有意义的处所罢：这是我所以冒昧开译的原因，——自然也是太过分的奢望。 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但我于国语文法是外行，想必很有不合轨范的句子在里面。其中尤须声明的，是几处不用“的”字，而特用“底”字的缘故。即凡形容词与名词相连成一名词者，其间用“底”字，例如 Social bei g 为社会底存在物，Psychische T auma 为精神底伤害等；又，形容词之由别种品词转来，语尾有 －tive，－tic 之类者，于下也用“底”字，例如 Specula^tive， oma tic，就写为思索底，罗曼底。 在这里我还应该声谢朋友们的非常的帮助，尤其是许季黻君之于英文；常维钧君之于法文，他还从原文译出一篇《项链》给我附在卷后，以便读者的参看；陶璇卿君又特地为作一幅图画，使这书被了凄艳的新装。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之夜鲁迅在北京记。 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 这书的著者厨川白村氏，在日本大地震时不幸被难了，这是从他镰仓别邸的废墟中掘出来的一包未定稿。因为是未定稿，所以编者——山本修二氏——也深虑公表出来，或者不是著者的本望。但终于付印了，本来没有书名，由编者定名为《苦闷的象征》。其实是文学论。 这共分四部：第一创作论，第二鉴赏论，第三关于文艺的根本问题的考察，第四文学的起源。其主旨，著者自己在第一部第四章中说得很分明：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 因为这于我有翻译的必要，我便于前天开手了，本以为易，译起来却也难。但我仍只得译下去，并且陆续发表；又因为别一必要，此后怕于引例之类要略有省略的地方。 省略了的例，将来倘有再印的机会，立誓一定添进去，使他成一完书。至于译文之坏，则无法可想，拚着挨骂而已。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鲁迅。 《自己发见的欢喜》译者附记 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在原书上本有日文译；但我用 Max B u o德文译一比较，却颇有几处不同。现在姑且参酌两本，译成中文。倘有那一位据原文给我痛加订正的，是极希望，极感激的事。否则，我将来还想去寻一个懂法文的朋友来修改他；但现在暂且这样的敷衍着。 十月一日，译者附记。 《有限中的无限》译者附记 法文我一字不识，所以对于 Va Le be ghe的歌无可奈何。现承常维钧君给我译出，实在可感；然而改译波特来尔的散文诗的担子我也就想送上去了。想世间肯帮别人的忙的诸公闻之，当亦同声一叹耳。十月十七日，译者附记。 《文艺鉴赏的四阶段》译者附记 先前我想省略的，是这一节中的几处，现在却仍然完全译出，所以序文上说过的“别一必要”，并未实行，因为译到这里时，那必要已经不成为必要了。十月四日，译者附记。 二 序言与后记（2） 《出了象牙之塔》 后记 我将厨川白村氏的《苦闷的象征》译成印出，迄今恰已一年；他的略历，已说在那书的《引言》里，现在也别无要说的事。我那时又从《出了象牙之塔》里陆续地选译他的论文，登在几种期刊上，现又集合起来，就是这一本。但其中有几篇是新译的；有几篇不关宏旨，如《游戏论》，《十九****之主潮》等，因为前者和《苦闷的象征》中的一节相关，后一篇是发表过的，所以就都加入。惟原书在《描写劳动问题的文学》之后还有一篇短文，是回答早稻田文学社的询问的，题曰《文学者和政治家》。大意是说文学和政治都是根据于民众的深邃严肃的内底生活的活动，所以文学者总该踏在实生活的地盘上，为政者总该深解文艺，和文学者接近。 我以为这诚然也有理，但和中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讲论此事，却是对牛弹琴；至于两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却时常有，几多丑态和恶行，都在这新而黑暗的阴影中开演，不过还想不出作者所说似的好招牌，——我们的文士们的思想也特别俭啬。因为自己的偏颇的憎恶之故，便不再来译添了，所以全书中独缺那一篇。好在这原是给少年少女们看的，每篇又本不一定相钩连，缺一点也无碍。 “象牙之塔”的典故，已见于自序和本文中了，无须再说。但出了以后又将如何呢？在他其次的论文集《走向十字街头》的序文里有说明，幸而并不长，就全译在下面：—— “东呢西呢，南呢北呢？进而即于新呢？退而安于古呢？往灵之所教的道路么？赴肉之所求的地方么？左顾右盼，仿徨于十字街头者，这正是现代人的心。‘To be o 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 。’我年逾四十了，还迷于人生的行路。我身也就是立在十字街头的罢。暂时出了象牙之塔，站在骚扰之巷里，来一说意所欲言的事罢。用了这寓意，便题这漫笔以十字街头的字样。 “作为人类的生活与艺术，这是迄今的两条路。我站在两路相会而成为一个广场的点上，试来一思索，在我所亲近的英文学中，无论是雪莱，裴伦，是斯温班，或是梅垒迪斯，哈兑，都是带着社会改造的理想的文明批评家；不单是住在象牙之塔里的。这一点，和法国文学之类不相同。如摩理思，则就照字面地走到街头发议论。有人说，现代的思想界是碰壁了。然而，毫没有碰壁，不过立在十字街头罢了，道路是多着。” 但这书的出版在著者死于地震之后，内容要比前一本杂乱些，或者是虽然做好序文，却未经亲加去取的罢。 造化所赋与于人类的不调和实在还太多。这不独在肉体上而已，人能有高远美妙的理想，而人间世不能有副其万一的现实，和经历相伴，那冲突便日见其了然，所以在勇于思索的人们，五十年的中寿就恨过久，于是有急转，有苦闷，有仿徨；然而也许不过是走向十字街头，以自送他的余年归尽。 自然，人们中尽不乏面团团地活到八十九十，而且心地太平，并无苦恼的，但这是专为来受中国内务部的褒扬而生的人物，必须又作别论。 假使著者不为地震所害，则在塔外的几多道路中，总当选定其一，直前勇往的罢，可惜现在是无从揣测了。但从这本书，尤其是最紧要的前三篇看来，却确已现了战士身而出世，于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一一加以辛辣的攻击和无所假借的批评。就是从我们外国人的眼睛看，也往往觉得有“快刀断乱麻”似的爽利，至于禁不住称快。 但一方面有人称快，一方面即有人汗颜；汗颜并非坏事，因为有许多人是并颜也不汗的。但是，辣手的文明批评家，总要多得怨敌。我曾经遇见过一个著者的学生，据说他生时并不为一般人士所喜，大概是因为他态度颇高傲，也如他的文辞。这我却无从判别是非，但也许著者并不高傲，而一般人士倒过于谦虚，因为比真价装得更低的谦虚和抬得更高的高傲，虽然同是虚假，而现在谦虚却算美德。然而，在著者身后，他的全集六卷已经出版了，可见在日本还有几个结集的同志和许多阅看的人们和容纳这样的批评的雅量；这和敢于这样地自己省察，攻击，鞭策的批评家，在中国是都不大容易存在的。 我译这书，也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 中国现在并无“取乱侮亡”的雄心，我也不觉得负有刺探别国弱点的使命，所以正无须致力于此。但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凉药。生在陈腐的古国的人们，倘不是洪福齐天，将来要得内务部的褒扬的，大抵总觉到一种肿痛，有如生着未破的疮。未尝生过疮的，生而未尝割治的，大概都不会知道；否则，就明白一割的创痛，比未割的肿痛要快活得多。这就是所谓“痛快”罢？我就是想借此先将那肿痛提醒，而后将这“痛快”分给同病的人们。 著者呵责他本国没有独创的文明，没有卓绝的人物，这是的确的。他们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国，后来便学了欧洲；人物不但没有孔，墨，连做和尚的也谁都比不过玄奘。兰学盛行之后，又不见有齐名林那，奈端，达尔文等辈的学者；但是，在植物学，地震学，医学上，他们是已经著了相当的功绩的，也许是著者因为正在针砭“自大病”之故，都故意抹杀了。但总而言之，毕竟并无固有的文明和伟大的世界的人物；当两国的交情很坏的时候，我们的论者也常常于此加以嗤笑，聊快一时的人心。然而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为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为新发户而生存，发达者更光彩。 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埽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五四运动，本也是这机运的开端罢，可惜来摧折它的很不少。那事后的批评，本国人大抵不冷不热地，或者胡乱地说一通，外国人当初倒颇以为有意义，然而也有攻击的，据云是不顾及国民性和历史，所以无价值。 这和中国多数的胡说大致相同，因为他们自身都不是改革者。 岂不是改革么？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在改革者的眼里，已往和目前的东西是全等于无物的。在本书中，就有这样意思的话。 恰如日本往昔的派出“遣唐使”一样，中国也有了许多分赴欧，美，日本的留学生。现在文章里每看见“莎士比亚”四个字，大约便是远哉遥遥，从异域持来的罢。然而且吃大菜，勿谈政事，好在欧文，迭更司，德富芦花的著作，已有经林纾译出的了。做买卖军火的中人，充游历官的翻译，便自有摩托车垫输入臀下，这文化确乎是迩来新到的。 他们的遣唐使似乎稍不同，别择得颇有些和我们异趣。所以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庭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 但是，他们究竟也太采取了，著者所指摘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简直可以疑心是说着中国。尤其是凡事都做得不上不下，没有底力；一切都要从灵向肉，度着幽魂生活这些话。凡那些，倘不是受了我们中国的传染，那便是游泳在东方文明里的人们都如此，真是如所谓“把好花来比美人，不仅仅中国人有这样观念，西洋人，印度人也有同样的观念”了。但我们也无须讨论这些的渊源，著者既以为这是重病，诊断之后，开出一点药方来了，则在同病的中国，正可借以供少年少女们的参考或服用，也如金鸡纳霜既能医日本人的疟疾，即也能医治中国人的一般。 我记得“拳乱”时候（庚子）的外人，多说中国坏，现在却常听到他们赞赏中国的古文明。中国成为他们恣意享乐的乐土的时候，似乎快要临头了；我深憎恶那些赞赏。但是，最幸福的事实在是莫过于做旅人，我先前寓居日本时，春天看看上野的樱花，冬天曾往松岛去看过松树和雪，何尝觉得有著者所数说似的那些可厌事。然而，即使觉到，大概也不至于有那么愤懑的。可惜回国以来，将这超然的心境完全失掉了。 本书所举的西洋的人名，书名等，现在都附注原文，以便读者的参考。但这在我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著者的专门是英文学，所引用的自然以英美的人物和作品为最多，而我于英文是漠不相识。凡这些工作，都是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许季黻四君帮助我做的；还有全书的校勘，都使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厚意。 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至于几处不用“的”字而用“底”字的缘故，则和译《苦闷的象征》相同，现在就将那《引言》里关于这字的说明，照钞在下面：—— “……凡形容词与名词相连成一名词者，其间用‘底’字，例如 social bei g 为社会底存在物，Psy^chische T a－uma 为精神底伤害等；又，形容词之由别种品词转来，语尾有－tive，－tic 之类者，于下也用‘底’字，例如 specula－tive， oma tic，就写为思索底，罗曼底。” 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日之夜，鲁迅。 《观照享乐的生活》译者附记 作者对于他的本国的缺点的猛烈的攻击法，真是一个霹雳手。但大约因为同是立国于亚东，情形大抵相像之故罢，他所狙击的要害，我觉得往往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这是我们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 十二月五日 译者。 《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译者附记 这也是《出了象牙之塔》里的一篇，主旨是专在指摘他最爱的母国——日本——的缺陷的。但我看除了开首这一节攻击旅馆制度和第三节攻击馈送仪节的和中国不甚相干外，其他却多半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痼疾，尤其是很自负的所谓精神文明。现在我就再来输入，作为从外国药房贩来的一帖泻药罢。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译者记。 《现代文学之主潮》译者附记 这也是《出了象牙之塔》里的一篇，还是一九一九年一月作。由现在看来，世界也没有作者所豫测似的可以乐观，但有几部分却是切中的。又对于“精神底冒险”的简明的解释，和结末的对于文学的见解，也很可以供多少人的参考，所以就将他翻出来了。 一月十六日。 ------------ 第14章 《小约翰》 引言 在我那《马上支日记》里，有这样的一段：—— “到中央公园，径向约定的一个僻静处所，寿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开手对译《小约翰》。这是一本好书，然而得来却是偶然的事。大约二十年前罢，我在日本东京的旧书店头买到几十本旧的德文文学杂志，内中有着这书的绍介和作者的评传，因为那时刚译成德文。觉得有趣，便托丸善书店去买来了；想译，没有这力。后来也常常想到，但是总被别的事情岔开。直到去年，才决计在暑假中将它译好，并且登出广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过得比别的时候还艰难。今年又记得起来，翻检一过，疑难之处很不少，还是没有这力。问寿山可肯同译，他答应了，于是就开手，并且约定，必须在这暑假期中译完。” 这是去年，即一九二六年七月六日的事。那么，二十年前自然是一九○六年。所谓文学杂志，绍介着《小约翰》的，是一八九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的《文学的反响》（Das litte ^a ische Echo），现在是大概早成了旧派文学的机关了，但那一本却还是第一卷的第二十一期。原作的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作者只二十八岁；后十三年，德文译本才印出，译成还在其前，而翻作中文是在发表的四十整年之后，他已经六十八岁了。 日记上的话写得很简单，但包含的琐事却多。留学时候，除了听讲教科书，及抄写和教科书同种的讲义之外，也自有些乐趣，在我，其一是看看神田区一带的旧书坊。日本大地震后，想必很是两样了罢，那时是这一带书店颇不少，每当夏晚，常常猬集着一群破衣旧帽的学生。店的左右两壁和中央的大床上都是书，里面深处大抵跪坐着一个精明的掌柜，双目炯炯，从我看去很像一个静踞网上的大蜘蛛，在等候自投罗网者的有限的学费。但我总不免也如别人一样，不觉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买几本，弄得很觉得怀里有些空虚。 但那破旧的半月刊《文学的反响》，却也从这样的处所得到的。 我还记得那时买它的目标是很可笑的，不过想看看他们每半月所出版的书名和各国文坛的消息，总算过屠门而大嚼，比不过屠门而空咽者好一些，至于进而购读群书的野心，却连梦中也未尝有。但偶然看见其中所载《小约翰》译本的标本，即本书的第五章，却使我非常神往了。几天以后，便跑到南江堂去买，没有这书，又跑到丸善书店，也没有，只好就托他向德国去定购。大约三个月之后，这书居然在我手里了，是茀垒斯（A a Fles）女士的译笔，卷头有赉赫博士（D ．Paul Rache）的序文，《内外国文学丛书》（Biblio^thek die Ge－samt－Litte atu des I －u d－Ausla ^des，ve lag vo Otto He del，Halle a．d．S．）之一，价只七十五芬涅，即我们的四角，而且还是布面的！ 这诚如序文所说，是一篇“象征写实底童话诗”。无韵的诗，成人的童话。因为作者的博识和敏感，或者竟已超过了一般成人的童话了。其中如金虫的生平，菌类的言行，火萤的理想，蚂蚁的平和论，都是实际和幻想的混合。我有些怕，倘不甚留心于生物界现象的，会因此减少若干兴趣。但我预觉也有人爱，只要不失赤子之心，而感到什么地方有着“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的人们。 这也诚然是人性的矛盾，而祸福纠缠的悲欢。人在稚齿，追随“旋儿”，与造化为友。福乎祸乎，稍长而竟求知：怎么样，是什么，为什么？于是招来了智识欲之具象化：小鬼头“将知”；逐渐还遇到科学研究的冷酷的精灵：“穿凿”。童年的梦幻撕成粉碎了；科学的研究呢，“所学的一切的开端，是很好的，——只是他钻研得越深，那一切也就越凄凉，越黯淡。”——惟有“号码博士”是幸福者，只要一切的结果，在纸张上变成数目字，他便满足，算是见了光明了。谁想更进，便得苦痛。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他知道若干，却未曾知道一切，遂终于是“人类”之一，不能和自然合体，以天地之心为心。约翰正是寻求着这样一本一看便知一切的书，然而因此反得“将知”，反遇“穿凿”，终不过以“号码博士”为师，增加更多的苦痛。直到他在自身中看见神，将径向“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时，才明白这书不在人间，惟从两处可以觅得：一是“旋儿”，已失的原与自然合体的混沌，一是“永终”——死，未到的复与自然合体的混沌。而且分明看见，他们俩本是同舟……。 假如我们在异乡讲演，因为言语不同，有人口译，那是没有法子的，至多，不过怕他遗漏，错误，失了精神。但若译者另外加些解释，申明，摘要，甚而至于阐发，我想，大概是讲者和听者都要讨厌的罢。因此，我也不想再说关于内容的话。 我也不愿意别人劝我去吃他所爱吃的东西，然而我所爱吃的，却往往不自觉地劝人吃。看的东西也一样，《小约翰》即是其一，是自己爱看，又愿意别人也看的书，于是不知不觉，遂有了翻成中文的意思。这意思的发生，大约是很早的，因为我久已觉得仿佛对于作者和读者，负着一宗很大的债了。 然而为什么早不开手的呢？“忙”者，饰辞；大原因仍在很有不懂的处所。看去似乎已经懂，一到拔出笔来要译的时候，却又疑惑起来了，总而言之，就是外国语的实力不充足。 前年我确曾决心，要利用暑假中的光阴，仗着一本辞典来走通这条路，而不料并无光阴，我的至少两三个月的生命，都死在“正人君子”和“学者”们的围攻里了。到去年夏，将离北京，先又记得了这书，便和我多年共事的朋友，曾经帮我译过《工人绥惠略夫》的齐宗颐君，躲在中央公园的一间红墙的小屋里，先译成一部草稿。 我们的翻译是每日下午，一定不缺的是身边一壶好茶叶的茶和身上一大片汗。有时进行得很快，有时争执得很凶，有时商量，有时谁也想不出适当的译法。译得头昏眼花时，便看看小窗外的日光和绿荫，心绪渐静，慢慢地听到高树上的蝉鸣，这样地约有一个月。不久我便带着草稿到厦门大学，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没有工夫；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也有“学者”。于是又带到广州的中山大学，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又没有工夫；而且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又来了“学者”。结果是带着逃进自己的寓所——刚刚租定不到一月的；很阔，然而很热的房子——白云楼。 荷兰海边的沙冈风景，单就本书所描写，已足令人神往了。我这楼外却不同：满天炎热的阳光，时而如绳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蜑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然而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沈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只是不见“火云”，时窘阴雨，若明若昧，又像整理这译稿的时候了。于是以五月二日开手，稍加修正，并且誊清，月底才完，费时又一个月。 可惜我的老同事齐君现不知漫游何方，自去年分别以来，迄今未通消息，虽有疑难，也无从商酌或争论了。倘有误译，负责自然由我。加以虽然沈默的都市，而时有侦察的眼光，或扮演的函件，或京式的流言，来扰耳目，因此执笔又时时流于草率。务欲直译，文句也反成蹇涩；欧文清晰，我的力量实不足以达之。《小约翰》虽如波勒兑蒙德说，所用的是“近于儿童的简单的语言”，但翻译起来，却已够感困难，而仍得不如意的结果。例如末尾的紧要而有力的一句：“U d mit sei em Begleite gi g e de f ostige Nachtwi de e tgege ，de schwe e Weg ach de g osse ，fi ste Stadt，wo die Me schheit wa u d ih Weh．”那下半，被我译成这样拙劣的“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了，冗长而且费解，但我别无更好的译法，因为倘一解散，精神和力量就很不同。然而原译是极清楚的：上了艰难的路，这路是走向大而黑暗的都市去的，而这都市是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 动植物的名字也使我感到不少的困难。我的身边只有一本《新独和辞书》，从中查出日本名，再从一本《辞林》里去查中国字。然而查不出的还有二十余，这些的译成，我要感谢周建人君在上海给我查考较详的辞典。但是，我们和自然一向太疏远了，即使查出了见于书上的名，也不知道实物是怎样。菊呀松呀，我们是明白的，紫花地丁便有些模胡，莲馨花（p imel）则连译者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形色，虽然已经依着字典写下来。有许多是生息在荷兰沙地上的东西，难怪我们不熟悉，但是，例如虫类中的鼠妇（Kelle assel）和马陆（Laufe kalfe ），我记得在我的故乡是只要翻开一块湿地上的断砖或碎石来就会遇见的。我们称后一种为“臭婆娘”，因为它浑身发着恶臭；前一种我未曾听到有人叫过它，似乎在我乡的民间还没有给它定出名字；广州却有：“地猪”。 和文字的务欲近于直译相反，人物名却意译，因为它是象征。小鬼头Wistik去年商定的是“盖然”，现因“盖”者疑词，稍有不妥，索性擅改作“将知”了。科学研究的冷酷的精灵Pleuze 即德译的Klaube ，本来最好是译作“挑剔者”，挑谓挑选，剔谓吹求。但自从陈源教授造出“挑剔风潮”这一句妙语以来，我即敬避不用，因为恐怕《闲话》的教导力十分伟大，这译名也将蓦地被解为“挑拨”。以此为学者的别名，则行同刀笔，于是又有重罪了，不如简直译作“穿凿”。况且中国之所谓“日凿一窍而‘混沌’死”，也很像他的将约翰从自然中拉开。小姑娘Robi etta我久久不解其义，想译音；本月中旬托江绍原先生设法作最末的查考，几天后就有回信：—— ROBINETTA一名，韦氏大字典人名录未收入。我因为疑心她与ROBIN是一阴一阳，所以又查ROBIN，看见下面的解释：—— ROBIN：是ROBERT的亲热的称呼，而ROBERT的本训是“令名赫赫”那么，好了，就译作“荣儿”。 英国的民间传说里，有叫作Robi good fellow的，是一种喜欢恶作剧的妖怪。如果荷兰也有此说，则小姑娘之所以称为Robi etta者，大概就和这相关。因为她实在和小约翰开了一个可怕的大玩笑。 《约翰跋妥尔》一名《爱之书》，是《小约翰》的续编，也是结束。我不知道别国可有译本；但据他同国的波勒兑蒙德说，则“这是一篇象征底散文诗，其中并非叙述或描写，而是号哭和欢呼”；而且便是他，也“不大懂得”。 原译本上赉赫博士的序文，虽然所说的关于本书并不多，但可以略见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荷兰文学的大概，所以就译出了。此外我还将两篇文字作为附录。一即本书作者拂来特力克望蔼覃的评传，载在《文学的反响》一卷二十一期上的。 评传的作者波勒兑蒙德，是那时荷兰著名的诗人，赉赫的序文上就说及他，但于他的诗颇致不满。他的文字也奇特，使我译得很有些害怕，想中止了，但因为究竟可以知道一点望蔼覃的那时为止的经历和作品，便索性将它译完，算是一种徒劳的工作。末一篇是我的关于翻译动植物名的小记，没有多大关系的。 评传所讲以外及以后的作者的事情，我一点不知道。仅隐约还记得欧洲大战的时候，精神底劳动者们有一篇反对战争的宣言，中国也曾译载在《新青年》上，其中确有一个他的署名。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鲁迅于广州东堤寓楼之西窗下记。 动植物译名小记 关于动植物的译名，我已经随文解释过几个了，意有未尽，再写一点。 我现在颇记得我那剩在北京的几本陈旧的关于动植物的书籍。当此“讨赤”之秋，不知道它们无恙否？该还不至于犯禁罢？然而虽在“革命策源地”的广州，我也还不敢妄想从容；为从速完结一件心愿起见，就取些巧，写信去问在上海的周建人君去。我们的函件往返是七回，还好，信封上背着各种什么什么检查讫的印记，平安地递到了，不过慢一点。 但这函商的结果也并不好。因为他可查的德文书也只有He ^twig的动物学和St assbu ge 的植物学，自此查得学名，然后再查中国名。他又引用了几回中国唯一的《植物学大辞典》。 但那大辞典上的名目，虽然都是中国字，有许多其实乃是日本名。日本的书上确也常用中国的旧名，而大多数还是他们的话，无非写成了汉字。倘若照样搬来，结果即等于没有。我以为是不大妥当的。 只是中国的旧名也太难。有许多字我就不认识，连字音也读不清；要知道它的形状，去查书，又往往不得要领。经学家对于《毛诗》上的鸟兽草木虫鱼，小学家对于《尔雅》上的释草释木之类，医学家对于《本草》上的许多动植，一向就终于注释不明白，虽然大家也七手八脚写下了许多书。我想，将来如果有专心的生物学家，单是对于名目，除采取可用的旧名之外，还须博访各处的俗名，择其较通行而合用者，定为正名，不足，又益以新制，则别的且不说，单是译书就便当得远了。 以下，我将要说的照着本书的章次，来零碎说几样。 第一章开头不久的一种植物Ke bel就无法可想。这是属于伞形科的，学名A th iscus。但查不出中国的译名，我又不解其义，只好译音：凯白勒。幸而它只出来了一回，就不见了。日本叫做ジマク。 第二章也有几种：—— Buche是欧洲极普通的树木，叶卵圆形而薄，下面有毛，树皮褐色，木材可作种种之用，果实可食。日本叫作橅（Bu a），他们又考定中国称为山毛榉。《本草别录》云：“榉树，山中处处有之，皮似檀槐，叶如栎槲。”很近似。而《植物学大辞典》又称。鞍者，柏也，今不据用。 约翰看见一个蓝色的水蜻蜓（Libelle）时，想道：“这是一个蛾儿罢。”蛾儿原文是Feue schmette li g，意云火胡蝶。 中国名无可查考，但恐非胡蝶；我初疑是红蜻蜓，而上文明明云蓝色，则又不然。现在姑且译作蛾儿，以待识者指教。 旋花（Wi de）一名鼓子花，中国也到处都有的。自生原野上，叶作戟形或箭镞形，花如牵牛花，色淡红或白，午前开，午后萎，所以日本谓之昼颜。 旋儿手里总爱拿一朵花。他先前拿过燕子花（I is）；在第三章上，却换了Maiglolckche （五月钟儿）了，也就是Maiblume（五月花）。中国近来有两个译名：君影草，铃兰。 都是日本名。现用后一名，因为比较地可解。 第四章里有三种禽鸟，都是属于燕雀类的：—— 一，pi ol。日本人说中国叫“剖苇”，他们叫“苇切”。形似莺，腹白，尾长，夏天居苇丛中，善鸣噪。我现在译作鹪鹩，不知对否。 二，Meise。身子很小，嘴小而尖，善鸣。头和翅子是黑的，两颊却白，所以中国称为白颊鸟。我幼小居故乡时，听得农人叫它“张飞鸟”。 三，Amsel。背苍灰色，胸腹灰青，有黑斑；性机敏，善于飞翔。日本的《辞林》以为即中国的白头鸟。 第五章上还有两个燕雀类的鸟名：Roh d ossel u d D ossel。无从考查，只得姑且直译为苇雀和嗌雀。但小说用字，没有科学上那么缜密，也许两者还是同一的东西。 热心于交谈的两种毒菌，黑而胖的鬼菌（Teufelsschwa－mm）和细长而红，且有斑点的捕蝇菌（Fliege schwamm），都是直译，只是“捕”字是添上去的。捕蝇菌引以自比的鸟莓（Vogelbee e），也是直译，但我们因为莓字，还可以推见这果实是红质白点，好像桑葚一般的东西。《植物学大辞典》称为七度灶，是日本名Na akamado的直译，而添了一个“度”字。 将种子从孔中喷出，自以为大幸福的小菌，我记得中国叫作酸浆菌，因为它的形状，颇像酸浆草的果实。但忘了来源，不敢用了；索性直译德语的E dste ，谓之地星。《植物学大辞典》称为土星菌，我想，大约是译英语的Ea thsta 的，但这Ea th我以为也不如译作“地”，免得和天空中的土星相混。 第六章的霍布草（Hopfe ）是译音的，根据了《化学卫生论》。 红膆鸟（Rotkehlche ）是译意的。这鸟也属于燕雀类，嘴阔而尖，腹白，头和背赤褐色，鸣声可爱。中国叫作知更雀。 第七章的翠菊是Aste ；莘尼亚是Zi ia的音译，日本称为百日草。 第八章开首的春天的先驱是松雪草（Sch eeglolckche ），德国叫它雪钟儿。接着开花的是紫花地丁（Veilche ），其实并不一定是紫色的，也有人译作堇草。最后才开莲馨花（P i－mel od．Schlüsselblume），日本叫樱草，《辞林》云：“属樱草科，自生山野间。叶作卵状心形。花茎长，顶生伞状的花序。花红紫色，或白色；状似樱花，故有此名。” 这回在窗外常春藤上吵闹的白头翁鸟，是Sta 的翻译，不是第四章所说的白头鸟了。但也属于燕雀类，形似鸠而小，全体灰黑色，顶白；栖息野外，造巢树上，成群飞鸣，一名白头发。 约翰讲的池中的动物，也是我们所要详细知道的。但水甲虫是Wasse kalfe 的直译，不知其详。水蜘蛛（Wasse lalufe ）其实也并非蜘蛛，不过形状相像，长只五六分，全身淡黑色而有光泽，往往群集水面。《辞林》云：中国名水黾。因为过于古雅，所以不用。鲵鱼（Salama de ）是两栖类的动物，状似蜥蜴，灰黑色，居池水或溪水中，中国有些地方简直以供食用。刺鱼原译作Stichli g，我想这是不对的，因为它是生在深海的底里的鱼。Stachelfisch才是淡水中的小鱼，背部及腹部有硬刺，长约一尺，在水底的水草的茎叶或须根间作窠，产卵于内。日本称前一种为硬鳍鱼，俗名丝鱼；后一种为棘鳍鱼。 Massliebche 不知中国何名，姑且用日本名，曰雏菊。 小约翰自从失掉了旋儿，其次荣儿之后，和花卉虫鸟们也疏远了。但在第九章上还记着他遇见两种高傲的黄色的夏花：Nachtke ze u d Kol igske ze，直译起来，是夜烛和王烛，学名Oe othe bie is et Ve bascum thapsus．两种都是欧洲的植物，中国没有名目的。前一种近来输入得颇多；许多译籍上都沿用日本名：月见草，月见者，玩月也，因为它是傍晚开的。但北京的花儿匠却曾另立了一个名字，就是月下香；我曾经采用在《桃色的云》里，现在还仍旧。后一种不知道底细，只得直译德国名。 第十一章是凄惨的游览坟墓的场面，当然不会再看见有趣的生物了。穿凿念动黑暗的咒文，招来的虫们，约翰所认识的有五种。蚯蚓和蜈蚣，我想，我们也谁都认识它，和约翰有同等程度的。鼠妇和马陆较为生疏，但我已在引言里说过了。独有给他们打灯笼的Oh wu m，我的《新独和辞书》上注道：蠼螋。虽然明明译成了方块字，而且确是中国名，其实还是和Oh wu m一样地不能懂，因为我终于不知道这究竟是怎样的东西。放出“学者”的本领来查古书，有的，《玉篇》云：“蛷螋，虫名；亦名蠼螋。”还有《博雅》云：“蛷螋，蠏蛷也。”也不得要领。我也只好私淑号码博士，看见中国式的号码便算满足了。还有一个最末的手段，是译一段日本的《辞林》来说明它的形状：“属于直翅类中蠼螋科的昆虫。 体长一寸许；全身黑褐色而有黄色的脚。无翅；有触角二十节。尾端有歧，以挟小虫之类。” 第十四章以Sa daluglei 为沙眸子，是直译的，本文就说明着是一种小蝴蝶。 还有一个mü ze，我的《新独和辞书》上除了货币之外，没有别的解释。乔峰来信云：“查德文分类学上均无此名。后在一种德文字典上查得mü ze可作mi ze解一语，而mi ze则薄荷也。我想，大概不错的。”这样，就译为薄荷。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写讫。鲁迅。 《思想·山水·人物》 题记 两三年前，我从这杂文集中翻译《北京的魅力》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续译下去，积成一本书册。每当不想作文，或不能作文，而非作文不可之际，我一向就用一点译文来塞责，并且喜欢选取译者读者，两不费力的文章。这一篇是适合的。 爽爽快快地写下去，毫不艰深，但也分明可见中国的影子。我所有的书籍非常少，后来便也还从这里选译了好几篇，那大概是关于思想和文艺的。 作者的专门是法学，这书的归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我对于这些都不了然。只以为其中关于英美现势和国民性的观察，关于几个人物，如亚诺德，威尔逊，穆来的评论，都很有明快切中的地方，滔滔然如瓶泻水，使人不觉终卷。听说青年中也颇有要看此等文字的人。自检旧译，长长短短的已有十二篇，便索性在上海的“革命文学”潮声中，在玻璃窗下，再译添八篇，凑成一本付印了。 原书共有三十一篇。如作者自序所说，“从第二篇起，到第二十二篇止，是感想；第二十三篇以下，是旅行记和关于旅行的感想。”我于第一部分中，选译了十五篇；从第二部分中，只选译了四篇，因为从我看来，作者的旅行记是轻妙的，但往往过于轻妙，令人如读日报上的杂俎，因此倒减却移译的兴趣了。那一篇《说自由主义》，也并非我所注意的文字。 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然而那却正是作者所研究和神往的东西，为不失这书的本色起见，便特地译上那一篇去。 这里要添几句声明。我的译述和绍介，原不过想一部分读者知道或古或今有这样的事或这样的人，思想，言论；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世上还没有尽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于不得已如前文所说时，便会开手来移译，但一经移译，则全篇中虽间有大背我意之处，也不加删节了。因为我的意思，是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的。 我先前译印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时，办法也如此。且在《后记》里，曾悼惜作者的早死，因为我深信作者的意见，在日本那时是还要算急进的。后来看见上海的《革命的妇女》上，元法先生的论文，才知道他因为见了作者的另一本《北米印象记》里有赞成贤母良妻主义的话，便颇责我的失言，且惜作者之不早死。这实在使我很惶恐。我太落拓，因此选译也一向没有如此之严，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我希望这一本书的读者，肯体察我以上的声明。 例如本书中的《论办事法》是极平常的一篇短文，但却很给了我许多益处。我素来的做事，一件未毕，是总是时时刻刻放在心中的，因此也易于困惫。那一篇里面就指示着这样脾气的不行，人必须不凝滞于物。我以为这是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效法的，但万不可和中国祖传的“将事情不当事”即“不认真”相牵混。 原书有插画三幅，因为我觉得和本文不大切合，便都改换了，并且比原数添上几张，以见文中所讲的人物和地方，希望可以增加读者的兴味。帮我搜集图画的几个朋友，我便顺手在此表明我的谢意，还有教给我所不解的原文的诸君。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鲁迅于上海寓楼译毕记。 《说幽默》译者附记 将humo 这字，音译为“幽默”，是语堂开首的。因为那两字似乎含有意义，容易被误解为“静默”“幽静”等，所以我不大赞成，一向没有沿用。但想了几回，终于也想不出别的什么适当的字来，便还是用现成的完事。一九二六，一二，七。译者识于厦门。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 这是《思想·山水·人物》中的一篇，不写何时所作，大约是有所为而发的。作者是法学家，又喜欢谈政治，所以意见如此。 数年以前，中国的学者们曾有一种运动，是教青年们躲进书斋去。我当时略有一点异议，意思也不过怕青年进了书斋之后，和实社会实生活离开，变成一个呆子，——胡涂的呆子，不是勇敢的呆子。不料至今还负着一个“思想过激”的罪名，而对于实社会实生活略有言动的青年，则竟至多遭意外的灾祸。译此篇讫，遥想日本言论之自由，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作者要书斋生活者和社会接近，意在使知道“世评”，改正自己一意孤行的偏宕的思想。但我以为这意思是不完全的。 第一，要先看怎样的“世评”。假如是一个腐败的社会，则从他所发生的当然只有腐败的舆论，如果引以为鉴，来改正自己，则其结果，即非同流合汙，也必变成圆滑。据我的意见，公正的世评使人谦逊，而不公正或流言式的世评，则使人傲慢或冷嘲，否则，他一定要愤死或被逼死的。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译者附记。 ------------ 第15章 《壁下译丛》 小引 这是一本杂集三四年来所译关于文艺论说的书，有为熟人催促，译以塞责的，有闲坐无事，自己译来消遣的。这回汇印成书，于内容也未加挑选，倘有曾在报章上登载而这里却没有的，那是因为自己失掉了稿子或印本。 书中的各论文，也并非各时代的各名作。想翻译一点外国作品，被限制之处非常多。首先是书，住在虽然大都市，而新书却极难得的地方，见闻决不能广。其次是时间，总因许多杂务，每天只能分割仅少的时光来阅读；加以自己常有避难就易之心，一遇工作繁重，译时费力，或豫料读者也大约要觉得艰深讨厌的，便放下了。 这回编完一看，只有二十五篇，曾在各种期刊上发表过的是三分之二。作者十人，除俄国的开培尔外，都是日本人。 这里也不及历举他们的事迹，只想声明一句：其中惟岛崎藤村，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三位，是兼从事于创作的。 就排列而言，上面的三分之二——绍介西洋文艺思潮的文字不在内——凡主张的文章都依照着较旧的论据，连《新时代与文艺》这一个新题目，也还是属于这一流。近一年来中国应着“革命文学”的呼声而起的许多论文，就还未能啄破这一层老壳，甚至于踏了“文学是宣传”的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堡里去了。看这些篇，是很可以借镜的。 后面的三分之一总算和新兴文艺有关。片上伸教授虽然死后又很有了非难的人，但我总爱他的主张坚实而热烈。在这里还编进一点和有岛武郎的论争，可以看看固守本阶级和相反的两派的主意之所在。末一篇不过是绍介，那时有三四种译本先后发表，所以这就搁下了，现在仍附之卷末。 因为并不是一时翻译的，到现在，原书大半已经都不在手头了，当编印时，就无从一一复勘；但倘有错误，自然还是译者的责任，甘受弹纠，决无异言。又，去年“革命文学家”群起而努力于“宣传”我的个人琐事的时候，曾说我要译一部论文。那倒是真的，就是这一本，不过并非全部新译，仍旧是曾经“横横直直，发表过的”居大多数，连自己看来，也说不出是怎样精采的书。但我是向来不想译世界上已有定评的杰作，附以不朽的，倘读者从这一本杂书中，于绍介文字得一点参考，于主张文字得一点领会，心愿就十分满足了。 书面的图画，也如书中的文章一样，是从日本书《先驱艺术丛书》上贩来的，原也是书面，没有署名，不知谁作，但记以志谢。 一千九百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鲁迅于上海校毕记。 《西班牙剧坛的将星》译者附记 因为记得《小说月报》第十四卷载有培那文德的《热情之花》，所以从《走向十字街头》译出这一篇，以供读者的参考。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译者识。 《小说的浏览和选择》译者附记 开培尔博士（D ．Raphael Koebe ）是俄籍的日耳曼人，但他在著作中，却还自承是德国。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作讲师多年，退职时，学生们为他集印了一本著作以作纪念，名曰《小品》（Klei e Sch ifte ）。其中有一篇《问和答》，是对自若干人的各种质问，加以答复的。这又是其中的一节，小题目是《论小说的浏览》，《我以为最好的小说》。虽然他那意见的根柢是古典底，避世底，但也极有确切中肯的处所，比中国的自以为新的学者们要新得多。现在从深田，久保二氏的译本译出，以供青年的参考云。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译者附记。 《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译者附记 一九二○年一月《文章世界》所载，后来收入《小小的灯》中。一九二七年即伊孛生生后一百年，死后二十二年，译于上海。 《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附记 这是六年以前，片上先生赴俄国游学，路过北京，在北京大学所讲的一场演讲；当时译者也曾往听，但后来可有笔记在刊物上揭载，却记不清楚了。今年三月，作者逝世，有论文一本，作为遗著刊印出来，此篇即在内，也许还是作者自记的罢，便译存于《壁下译丛》中以留一种纪念。 演讲中有时说得颇曲折晦涩，几处是不相连贯的，这是因为那时不得不如此的缘故，仔细一看，意义自明。其中所举的几种作品，除《我们》一篇外，现在中国也都有译本，很容易拿来参考了。今写出如下—— 《傀儡家庭》，潘家洵译。在《易卜生集》卷一内。《世界丛书》之一。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海上夫人》（文中改称《海的女人》），杨熙初译。《共学社丛书》之一。发行所同上。 《呆伊凡故事》，耿济之等译。在《托尔斯泰短篇集》内。 发行所同上。 《十二个》，胡学译。《未名丛刊》之一。北京北新书局发行。 一九二八年十月九日，译者附记 《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附记二 片上教授路过北京，在北京大学公开讲演时，我也在旁听，但那讲演的译文，那时曾否登载报章，却已经记不清楚了。今年他去世之后，有一本《露西亚文学研究》出版，内有这一篇，便于三闲时译出，编入《壁下译丛》里。现在《译丛》一时未能印成，而《大江月刊》第一期，陈望道先生恰恰提起这回的讲演，便抽了下来，先行发表，既似应时，又可偷懒，岂非一举而两得也乎哉！ 这讲演，虽不怎样精深难解，而在当时，却仿佛也没有什么大效果。因为那时是那样的时候，连“革命文学”的司令官成仿吾还在把守“艺术之宫”，郭沫若也未曾翻“一个跟斗”，更不必说那些“有闲阶级”了。 其中提起的几种书，除《我们》外，中国现在已经都有译本了：—— 《傀儡家庭》 潘家洵译，在《易卜生集》卷一内。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海上夫人》 （文中改称《海的女人》）杨熙初译。发行所同上。 《呆伊凡故事》 耿济之等译，在《托尔斯泰短篇集》内。 发行所同上。 《十二个》 胡学译。《未名丛刊》之一。北新书局发行。 要知道得仔细的人是很容易得到的。不过今年是似乎大忌“矛盾”，不骂几句托尔斯泰“矛盾”就不时髦，要一面几里古鲁的讲“普罗列塔里亚特意德沃罗基”，一面源源的卖《少年维特的烦恼》和《鲁拜集》，将“反映支配阶级底意识为支配阶级作他底统治的工作”的东西，灌进那些吓得忙来革命的“革命底印贴利更追亚”里面去，弄得他们“落伍”，于是“打发他们去”，这才算是不矛盾，在革命了。 “鲁迅不懂唯物史观”，但“旁观”起来，好像将毒药给“同志”吃，也是一种“新文艺”家的“战略”似的。 上月刚说过不在《大江月刊》上发牢骚，不料写一点尾巴，旧病便复发了，“来者犹可追”，这样就算完结。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夜，译者识于上海离租界一百多步之处。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 小引 作者在日本，是以研究北欧文学，负有盛名的人，而在这一类学者群中，主张也最为热烈。这一篇是一九二六年一月所作，后来收在《文学评论》中，那主旨，如结末所说，不过愿于读者解释现今新兴文学“诸问题的性质和方向，以及和时代的交涉等，有一点裨助。” 但作者的文体，是很繁复曲折的，译时也偶有减省，如三曲省为二曲，二曲改为一曲之类，不过仍因译者文拙，又不愿太改原来语气，所以还是沈闷累坠之处居多。只希望读者于这一端能加鉴原，倘有些讨厌了，即每日只看一节也好，因为本文的内容，我相信大概不至于使读者看完之后，会觉得毫无所得的。 此外，则本文中并无改动；有几个空字，是原本如此的，也不补满，以留彼国官厅的神经衰弱症的痕迹。但题目上却改了几个字，那是，以留此国的我或别人的神经衰弱症的痕迹的了。 至于翻译这篇的意思，是极简单的。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如什么罗曼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仿佛都已过去了，其实又何尝出现。现在借这一篇，看看理论和事实，知道势所必至，平平常常，空嚷力禁，两皆无用，必先使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符咒”气味，而跟着的中国文学才有新兴的希望——如此而已。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四日，译者识。 ------------ 第16章 《艺术论》（卢氏） 小序 这一本小小的书，是从日本昇曙梦的译本重译出来的。 书的特色和作者现今所负的任务，原序的第四段中已经很简明地说尽，在我，是不能多赘什么了。 作者幼时的身世，大家似乎不大明白。有的说，父是俄国人，母是波兰人；有的说，是一八七八年生于基雅夫地方的穷人家里的；有的却道一八七六年生在波尔泰跋，父祖是大地主。要之，是在基雅夫中学卒业，而不能升学，因为思想新。后来就游学德法，中经回国，遭过一回流刑，再到海外。至三月革命，才得自由，复归母国，现在是人民教育委员长。 他是革命者，也是艺术家，批评家。著作之中，有《文学的影像》，《生活的反响》，《艺术与革命》等，最为世间所知，也有不少的戏曲。又有《实证美学的基础》一卷，共五篇，虽早在一九○三年出版，但是一部紧要的书。因为如作者自序所说，乃是“以最压缩了的形式，来传那有一切结论的美学的大体”，并且还成着他迄今的思想和行动的根柢的。 这《艺术论》，出版算是新的，然而也不过是新编。一三两篇我不知道，第二篇原在《艺术与革命》中；末两篇则包括《实证美学的基础》的几乎全部，现在比较如下方—— 《实证美学的基础》 《艺术论》 一 生活与理想 五 艺术与生活（一） 二 美学是什么？ 三 美是什么？ 四 美及其种类（一） 四 最重要的美的种类 四 同 （二） 五 艺术 五 艺术与生活（二） 就是，彼有此无者，只有一篇，我现在译附在后面，即成为《艺术论》中，并包《实证美学的基础》的全部，倘照上列的次序看去，便等于看了那一部了。各篇的结末，虽然间或有些不同，但无关大体。又，原序上说起《生活与理想》这辉煌的文章，而书中并无这题目，比较之后，才知道便是《艺术与生活》的第一章。 由我所见，觉得这回的排列和篇目，固然更为整齐冠冕了，但在读者，恐怕倒是依着“实证美学的基础”的排列，顺次看去，较为易于理解；开首三篇，是先看后看，都可以的。 原本既是压缩为精粹的书，所依据的又是生物学底社会学，其中涉及生物，生理，心理，物理，化学，哲学等，学问的范围殊为广大，至于美学和科学底社会主义，则更不俟言。凡这些，译者都并无素养，因此每多窒滞，遇不解处，则参考茂森唯士的《新艺术论》（内有《艺术与产业》一篇）及《实证美学的基础》外村史郎译本，又马场哲哉译本，然而难解之处，往往各本文字并同，仍苦不能通贯，费时颇久，而仍只成一本诘屈枯涩的书，至于错误，尤必不免。倘有潜心研究者，解散原来句法，并将术语改浅，意译为近于解释，才好；或从原文翻译，那就更好了。 其实，是要知道作者的主张，只要看《实证美学的基础》就很够的。但这个书名，恐怕就可以使现在的读者望而却步，所以我取了这一部。而终于力不从心，译不成较好的文字，只希望读者肯耐心一观，大概总可以知道大意，有所领会的罢。如所论艺术与产业之合一，理性与感情之合一，真善美之合一，战斗之必要，现实底的理想之必要，执着现实之必要，甚至于以君主为贤于高蹈者，都是极为警辟的。全书在后，这里不列举了。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于上海译迄，记。鲁迅。 《文艺与批评》 译者附记 在一本书之前，有一篇序文，略述作者的生涯，思想，主张，或本书中所含的要义，一定于读者便益得多。但这种工作，在我是力所不及的，因为只读过这位作者所著述的极小部分。现在从尾濑敬止的《革命露西亚的艺术》中，译一篇短文放在前面，其实也并非精良坚实之作。——我恐怕他只依据了一本《研求》，——不过可以略知大概，聊胜于无罢了。 第一篇是从金田常三郎所译《托尔斯泰与马克斯》的附录里重译的，他原从世界语的本子译出，所以这译本是重而又重。艺术何以发生之故，本是重大的问题，可惜这篇文字并不多，所以读到终篇，令人仿佛有不足之感。然而他的艺术观的根本概念，例如在《实证美学的基础》中所发挥的，却几乎无不具体而微地说在里面，领会之后，虽然只是一个大概，但也就明白一个大概了。看语气，好像是讲演，惟不知讲于那一年。 第二篇是托尔斯泰死去的翌年——一九一一年——二月，在《新时代》揭载，后来收在《文学底影像》里的。今年一月，我从日本辑印的《马克斯主义者之所见的托尔斯泰》中杉本良吉的译文重译，登在《春潮》月刊一卷三期上。 末尾有一点短跋，略述重译这篇文章的意思，现在再录在下面—— “一，托尔斯泰去世时，中国人似乎并不怎样觉得，现在倒回上去，从这篇里，可以看见那时西欧文学界有名的人们——法国的A atole F a ce，德国的Ge ha t Haupt^ma 。意大利的Giova i Papi i，还有青年作家D’A celis等——的意见，以及一个科学底社会主义者——本论文的作者——对于这些意见的批评，较之由自己一一搜集起来看更清楚，更省力。 “二，借此可以知道时局不同，立论便往往不免于转变，豫知的事，是非常之难的。在这一篇上，作者还只将托尔斯泰判作非友非敌，不过一个并不相干的人；但到一九二四年的讲演，却已认为虽非敌人的第一阵营，但是‘很麻烦的对手’了，这大约是多数派已经握了政权，于托尔斯泰派之多，渐渐感到统治上的不便的缘故。到去年，托尔斯泰诞生百年记念时，同作者又有一篇文章叫作《托尔斯泰记念会的意义》，措辞又没有演讲那么峻烈了，倘使这并非因为要向世界表示苏联未尝独异，而不过内部日见巩固，立论便也平静起来：那自然是很好的。 “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约略同时，韦素园君的从原文直接译出的这一篇，也在《未名》半月刊二卷二期上发表了。他多年卧在病床上还翻译这样费力的论文，实在给我不少的鼓励和感激。至于译文，有时晦涩也不下于我，但多几句，精确之处自然也更多，我现在未曾据以改定这译本，有心的读者，可以自去参看的。 第三篇就是上文所提起的一九二四年在墨斯科的讲演，据金田常三郎的日译本重译的，曾分载去年《奔流》的七，八两本上。原本并无种种小题目，是译者所加，意在使读者易于省览，现在仍然袭而不改。还有一篇短序，于这两种世界观的差异和冲突，说得很简明，也节译一点在这里—— “流成现代世界人类的思想圈的对蹠底二大潮流，一是唯物底思想，一是唯心底思想。这两个代表底思想，其间又夹杂着从这两种思想抽芽，而变形了的思想，常常相克，以形成现代人类的思想生活。 “卢那卡尔斯基要表现这两种代表底观念形态，便将前者的非有产者底唯物主义，称为马克斯主义，后者的非有产者底精神主义，称为托尔斯泰主义。 “在俄国的托尔斯泰主义，当无产者独裁的今日，在农民和智识阶级之间，也还有强固的思想底根底的。…… 这于无产者的马克斯主义底国家统制上，非常不便。所以在劳农俄国人民教化的高位的卢那卡尔斯基，为拂拭在俄国的多数主义的思想底障碍石的托尔斯泰主义起见，作这一场演说，正是当然的事。 “然而卢那卡尔斯基并不以托尔斯泰主义为完全的正面之敌。这是因为托尔斯泰主义在否定资本主义，高唱同胞主义，主张人类平等之点，可以成为或一程度的同路人的缘故。那么，在也可以看作这演说的戏曲化的《被解放了的堂吉诃德》里，作者虽在揶揄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主义的化身吉诃德老爷，却决不怀着恶意的。作者以可怜的人道主义的侠客堂·吉诃德为革命的魔障，然而并不想杀了他来祭革命的军旗。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卢那卡尔斯基的很多的人性和宽大。” 第四和第五两篇，都从茂森唯士的《新艺术论》译出，原文收在一九二四年墨斯科出版的《艺术与革命》中。两篇系合三回的演说而成，仅见后者的上半注云“一九一九年末作”，其余未详年代，但看其语气，当也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艰难困苦之时。其中于艺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之必得完全自由，在阶级社会里之不能不暂有禁约，尤其是于俄国那时艺术的衰微的情形，指导者的保存，启发，鼓吹的劳作，说得十分简明切要。那思虑之深远，甚至于还因为经济，而顾及保全农民所特有的作风。这对于今年忽然高唱自由主义的“正人君子”，和去年一时大叫“打发他们去”的“革命文学家”，实在是一帖喝得会出汗的苦口的良药。但他对于俄国文艺的主张，又因为时地究有不同，所以中国的托名要存古而实以自保的保守者，是又不能引为口实的。 末一篇是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的很新的文章，同年九月，日本藏原惟人译载在《战旗》里，今即据以重译。原译者按语中有云：“这是作者显示了马克斯主义文艺批评的基准的重要的论文。我们将苏联和日本的社会底发展阶段之不同，放在念头上之后，能够从这里学得非常之多的物事。我希望关心于文艺运动的同人，从这论文中摄取得进向正当的解决的许多的启发。”这是也可以移赠中国的读者们的。还有，我们也曾有过以马克斯主义文艺批评自命的批评家了，但在所写的判决书中，同时也一并告发了自己。这一篇提要，即可以据以批评近来中国之所谓同种的“批评”。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 本书的内容和出处，就如上文所言。虽然不过是一些杂摘的花果枝柯，但或许也能够由此推见若干花果枝柯之所由发生的根柢。但我又想，要豁然贯通，是仍须致力于社会科学这大源泉的，因为千万言的论文，总不外乎深通学说，而且明白了全世界历来的艺术史之后，应环境之情势，回环曲折地演了出来的支流。 六篇中，有两篇半曾在期刊上发表，其余都是新译的。 我以为最要紧的尤其是末一篇，凡要略知新的批评者，都非细看不可。可惜译成一看，还是很艰涩，这在我的力量上，真是无可如何。原译文上也颇有错字，能知道的都已改正，此外则只能承袭，因为一人之力，察不出来。但仍希望读者倘有发见时，加以指摘，给我将来还有改正的机会。 至于我的译文，则因为匆忙和疏忽，加以体力不济，谬误和遗漏之处也颇多。这首先要感谢雪峰君，他于校勘时，先就给我改正了不少的脱误。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之夜，鲁迅于上海的风雨，啼哭，歌笑声中记。 《文艺政策》 后记 这一部书，是用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所辑译的本子为底本，从前年（一九二八年）五月间开手翻译，陆续登在月刊《奔流》上面的。在那第一本的《编校后记》上，曾经写着下文那样的一些话—— “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曾有《苏俄的文艺论战》介绍过，这里的《苏俄的文艺政策》，实在可以看作那一部书的续编。如果看过前一书，则看起这篇来便更为明了。序文上虽说立场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约减起来，也不过两派。即对于阶级文艺，一派偏重文艺，如瓦浪斯基等，一派偏重阶级，是《那巴斯图》的人们，布哈林们自然也主张支持无产阶级作家的，但又以为最要紧的是要有创作。发言的人们之中，好几个是委员，如瓦浪斯基，布哈林，雅各武莱夫，托罗兹基，卢那卡尔斯基等；也有‘锻冶厂’一派，如普列忒内夫；最多的是《那巴斯图》的人们，如瓦进，烈烈威支，阿卫巴赫，罗陀夫，培赛勉斯基等，译载在《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一篇《文学与艺术》后面，都有署名在那里。 “‘那巴斯图’派的攻击，几乎集中于一个瓦浪斯基——《赤色新地》的编辑者。对于他所作的《作为生活认识的艺术》，烈烈威支曾有一篇《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引用布哈林的定义，以艺术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并指摘瓦浪斯基的艺术论，乃是超阶级底的。这意思在评议会的论争上也可见。但到后来，藏原惟人在《现代俄罗斯的批评文学》中说，他们两人之间的立场似乎有些接近了，瓦浪斯基承认了艺术的阶级性之重要，烈烈威支的攻击也较先前稍为和缓了。现在是托罗兹基，拉迪克都已放逐，瓦浪斯基大约也退职，状况也许又很不同了罢。 “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其中有几个空字，是原译本如此，因无别国译本，不敢妄补，倘有备有原书，通函见教或指正其错误的，必当随时补正。” 但直到现在，首尾三年，终于未曾得到一封这样的信札，所以其中的缺憾，还是和先前一模一样。反之，对于译者本身的笑骂却颇不少的，至今未绝。我曾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提到一点大略，登在《萌芽》第三本上，现在就摘抄几段在下面——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于是我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 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较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郑伯奇先生……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著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是‘投降’。 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在这里又向谁输诚呢。今年，谥法又两样了，……说是‘方向转换’。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日看名目，连想也不肯一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种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自己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因为至今还没有更新的译本出现，所以我仍然整理旧稿，印成书籍模样，想延续他多少时候的生存。但较之初稿，自信是更少缺点了。第一，雪峰当编定时，曾给我对比原译，订正了几个错误；第二，他又将所译冈泽秀虎的《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附在卷末，并将有些字面改从我的译例，使总览之后，于这《文艺政策》的来源去脉，更得分明。这两点，至少是值得特行声叙的。 一九三○年四月十二之夜，鲁迅记于沪北小阁。 三 序言与后记（3） ------------ 第17章 《艺术论》（蒲氏） 《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译者附记 Geo g Vale ti ovitch Plekha ov（1857—1918）是俄国社会主义的先进，社会主义劳动党的同人，日俄战争起，党遂分裂为多数少数两派，他即成了少数派的指导者，对抗列宁，终于死在失意和嘲笑里了。但他的著作，则至于称为科学底社会主义的宝库，无论为仇为友，读者很多。在治文艺的人尤当注意的，是他又是用马克斯主义的锄锹，掘通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 这一篇是从日本藏原惟人所译的《阶级社会的艺术》里重译出来的，虽然长不到一万字，内容却充实而明白。如开首述对于唯物论底文艺批评的见解及其任务；次述这方法虽然或被恶用，但不能作为反对的理由；中间据西欧文艺历史，说明憎恶小资产阶级的人们，最大多数仍是彻骨的小资产阶级，决不能僭用“无产阶级的观念者”这名称；临末说要宣传主义，必须豫先懂得这主义，而文艺家，适合于宣传家的职务之处却很少：都是简明切要，尤合于介绍给现在的中国的。 评论蒲力汗诺夫的书，日本新近译有一本雅各武莱夫的著作；中国则先有一篇很好的瓦勒夫松的短论，译附在《苏俄的文艺论战》中。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九夜，译者附记。 《十月》 后记 作者的名姓，如果写全，是Aleksa d Stepa ovitch Yakovlev。第一字是名；第二字是父名，义云“斯台班的儿子”；第三字才是姓。自传上不记所写的年月，但这最先载在理定所编的《文学底俄罗斯》（Vladimi Lidi ：Lite atu a－ya Russiya）第一卷上，于一九二四年出版，那么，至迟是这一年所写的了。一九二八年在墨斯科印行的《作家传》（Pisateli）中，雅各武莱夫的自传也还是这一篇，但增添了著作目录：从一九二三至二八年，已出版的计二十五种。 俄国在战时共产主义时代，因为物质的缺乏和生活的艰难，在文艺也是受难的时代。待到一九二一年施行了新经济政策，文艺界遂又活泼起来。这时成绩最著的，是瓦浪斯基在杂志《赤色新地》所拥护，而托罗兹基首先给以一个指明特色的名目的“同路人”。 “‘同路人’们的出现的表面上的日子，也可以将‘绥拉比翁的弟兄’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同在‘列宁格勒的艺术之家’里的第一回会议，算进里面去。（中略。）在本质上，这团体在直接底的意义上是并没有表示任何的流派和倾向的。结合着‘弟兄’们者，是关于自由的艺术的思想，无论是怎样的东西，凡有计划，他们都是反对者。倘要说他们也有了纲领，那么，那就在一切纲领的否定。将这表现得最为清楚的，是淑雪兼珂（M．Zoshche －ko）：‘从党员的见地来看，我是没有主义的人。那就好，叫我自己来讲自己，则——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又不是帝政主义者。我只是俄罗斯人。而且——政治底地，是不道德的人。在大体的规模上，布尔塞维克于我最相近。我也赞成和布尔塞维克们来施行布尔塞维主义。（中略）我爱那农民的俄罗斯。’“一切‘弟兄’的纲领，那本质就是这样的东西。他们用或种形式，表现对于革命的无政府底的，乃至巴尔底山（袭击队）底的要素（Mome t）的同情，以及对于革命的组织底计划底建设底的要素的那否定底的态度。”（P．S．Koga ：《伟大的十年的文学》第四章。）《十月》的作者雅各武莱夫，便是这“绥拉比翁的弟兄”们中的一个。 但是，如这团体的名称所显示，虽然取霍夫曼（Th．A．Hoffma ）的小说之名，而其取义，却并非以绥拉比翁为师，乃在恰如他的那些弟兄们一般，各自有其不同的态度。所以各人在那“没有纲领”这一个纲领之下，内容形式，又各不同。例如先已不同，现在愈加不同了的伊凡诺夫（Vsevolod Iva ov）和毕力涅克（Bo is pil iak），先前就都是这团体中的一分子。 至于雅各武莱夫，则艺术的基调，全在博爱与良心，而且很是宗教底的，有时竟至于佩服教会。他以农民为人类正义与良心的最高的保持者，惟他们才将全世界连结于友爱的精神。将这见解具体化了的，是短篇小说《农夫》，其中描写着“人类的良心”的胜利。我曾将这译载在去年的《大众文艺》上，但正只为这一个题目和作者的国籍，连广告也被上海的报馆所拒绝，作者的高洁的空想，至少在中国的有些处所是分明碰壁了。 《十月》是一九二三年之作，算是他的代表作品，并且表示了较有进步的观念形态的。但其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铁底意志的革命家；亚庚临时加入，大半因为好玩，而结果却在后半大大的展开了他母亲在旧房子里的无可挽救的哀惨，这些处所，要令人记起安特来夫（L．A d eev）的《老屋》来。较为平静而勇敢的倒是那些无名的水兵和兵士们，但他们又什九由于先前的训练。 然而，那用了加入白军和终于彷徨着的青年（伊凡及华西理）的主观，来述十月革命的巷战情形之处，是显示着电影式的结构和描写法的清新的，虽然临末的几句光明之辞，并不足以掩盖通篇的阴郁的绝望底的氛围气。然而革命之时，情形复杂，作者本身所属的阶级和思想感情，固然使他不能写出更进于此的东西，而或时或处的革命，大约也不能说绝无这样的情景。本书所写，大抵是墨斯科的普列思那街的人们。 要知道在别样的环境里的别样的思想感情，我以为自然别有法兑耶夫（A．Fadeev）的《溃灭》在。 他的现在的生活，我不知道。日本的黑田乙吉曾经和他会面，写了一点“印象”，可以略略窥见他之为人： “最初，我和他是在‘赫尔岑之家’里会见的，但既在许多人们之中，雅各武莱夫又不是会出锋头的性质的人，所以没有多说话。第二回会面是在理定的家里。从此以后，我便喜欢他了。 “他在自叙传上写着：父亲是染色工，父家的亲属都是农奴，母家的亲属是伏尔迦的船伙，父和祖父母，是不能看书，也不能写字的。会面了一看，诚然，他给人以生于大俄罗斯的‘黑土’中的印象，‘素朴’这字，即可就此嵌在他那里的，但又不流于粗豪，平静镇定，是一个连大声也不发的典型底的‘以农奴为祖先的现代俄罗斯的新的知识者’。 “一看那以墨斯科的十月革命为题材的小说《十月》，大约就不妨说，他的一切作品，是叙述着他所生长的伏尔迦河下流地方的生活，尤其是那社会底，以及经济底的特色的。 “听说雅各武莱夫每天早上五点钟光景便起床，清洁了身体，静静地诵过经文之后，这才动手来创作。睡早觉，是向来几乎算了一种俄国的知识阶级，尤其是文学者的资格的，然而他却是非常改变了的人。记得在理定的家里，他也没有喝一点酒。”（《新兴文学》第五号1928。）他的父亲的职业，我所译的《自传》据日本尾濑敬止的《文艺战线》所载重译，是“油漆匠”，这里却道是“染色工”。原文用罗马字拼起音来，是“Ochez Mal’Ya ”，我不知道谁算译的正确。 这书的底本，是日本井田孝平的原译，前年，东京南宋书院出版，为《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丛书》的第四篇。达夫先生去年编《大众文艺》，征集稿件，便译了几章，登在那上面，后来他中止编辑，我也就中止翻译了。直到今年夏末，这才在一间玻璃门的房子里，将它译完。其时曹靖华君寄给我一本原文，是《罗曼杂志》（Roma Gazeta）之一，但我没有比照的学力，只将日译本上所无的每章标题添上，分章之处，也照原本改正，眉目总算较为清楚了。 还有一点赘语： 第一，这一本小说并非普罗列泰利亚底的作品。在苏联先前并未禁止，现在也还在通行，所以我们的大学教授拾了侨俄的唾余，说那边在用马克斯学说掂斤估两，多也不是，少也不是，是夸张的，其实倒是他们要将这作为口实，自己来掂斤估两。有些“象牙塔”里的文学家于这些话偏会听到，弄得脸色发白，再来遥发宣言，也实在冤枉得很的。 第二，俄国还有一个雅各武莱夫，作《蒲力汗诺夫论》的，是列宁格勒国立艺术大学的助教，马克斯主义文学的理论家，姓氏虽同，却并非这《十月》的作者。此外，姓雅各武莱夫的，自然还很多。 但是，一切“同路人”，也并非同走了若干路程之后，就从此永远全数在半空中翱翔的，在社会主义底建设的中途，一定要发生离合变化，珂干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说： “所谓‘同路人’们的文学，和这（无产者文学），是成就了另一条路了。他们是从文学向生活去的，从那有自立底的价值的技术出发。他们首先第一，将革命看作艺术作品的题材。他们明明白白，宣言自己是一切倾向性的敌人，并且想定了与这倾向之如何，并无关系的作家们的自由的共和国。其实，这些‘纯粹’的文学主义者们，是终于也不能不拉进在一切战线上，沸腾着的斗争里面去了的，于是就参加了斗争。到了最初的十年之将终，从革命底实生活进向文学的无产者作家，与从文学进向革命底实生活的‘同路人’们，两相合流，在十年之终，而有形成苏维埃作家联盟，使一切团体，都可以一同加入的雄大的企图，来作纪念，这是毫不足异的。” 关于“同路人”文学的过去，以及现在全般的状况，我想，这就说得很简括而明白了。 一九三0年八月三十日，译者。 《十月》首二节译者附记 同是这一位作者的“非革命”的短篇《农夫》，听说就因为题目违碍，连广告都被大报馆拒绝了。这回再来译他一种中篇，观念比那《农夫》是前进一点，但还是“非革命”的，我想，它的生命，是在照着所能写的写：真实。 我译这篇的本意，既非恐怕自己没落，也非鼓吹别人革命，不过给读者看看那时那地的情形，算是一种一时的稗史，这是可以请有产无产文学家们大家放心的。 我所用的底本，是日本井田孝平的译本。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日，译者识。 《毁灭》 后记 要用三百页上下的书，来描写一百五十个真正的大众，本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水浒》的那么繁重，也不能将一百零八条好汉写尽。本书作者的简炼的方法，是从中选出代表来。 三个小队长。农民的代表是苦勃拉克，矿工的代表是图皤夫，牧人的代表是美迭里札。 苦勃拉克的缺点自然是最多，他所主张的是本地的利益，捉了牧师之后，十字架的银链子会在他的腰带上，临行喝得烂醉，对队员自谦为“猪一般的东西”。农民出身的斥候，也往往不敢接近敌地，只坐在丛莽里吸烟卷，以待可以回去的时候的到来。矿工木罗式加给以批评道—— “我和他们合不来，那些农人们，和他们合不来。…… 小气，阴气，没有胆——毫无例外……都这样！自己是什么也没有。简直像扫过的一样！……”（第二部之第五章） 图皤夫们可是大不相同了，规律既严，逃兵极少，因为他们不像农民，生根在土地上。虽然曾经散宿各处，召集时到得最晚，但后来却“只有图皤夫的小队，是完全集合在一气”了。重伤者弗洛罗夫临死时，知道本身的生命，和人类相通，托孤于友，毅然服毒，他也是矿工之一。只有十分鄙薄农民的木罗式加，缺点却正属不少，偷瓜酗酒，既如流氓，而苦闷懊恼的时候，则又颇近于美谛克了。然而并不自觉。工兵刚卡连珂说—— “从我们的无论谁，人如果掘下去，在各人里，都会发见农民的，在各人里。总之，属于这边的什么，至多也不过没有穿草鞋……”（二之五） 就将他所鄙薄的别人的坏处，指给他就是自己的坏处，以人为鉴，明白非常，是使人能够反省的妙法，至少在农工相轻的时候，是极有意义的。然而木罗式加后来去作斥候，终于与美谛克不同，殉了他的职守了。 关于牧人美迭里札写得并不多。有他的果断，马术，以及临死的英雄底的行为。牧人出身的队员，也没有写。另有一个宽袍大袖的细脖子的牧童，是令人想起美迭里札的幼年时代和这牧童的成人以后的。 解剖得最深刻的，恐怕要算对于外来的知识分子——首先自然是高中学生美谛克了。他反对毒死病人，而并无更好的计谋，反对劫粮；而仍吃劫来的猪肉（因为肚子饿）。他以为别人都办得不对，但自己也无办法，也觉得自己不行，而别人却更不行。于是这不行的他，也就成为高尚，成为孤独了。那论法是这样的—— “……我相信，我是一个不够格的，不中用的队员……我实在是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我在这里，和谁也合不来，谁也不帮助我，但这是我的错处么？我用了直心肠对人，但我所遇见的却是粗暴，对于我的玩笑，揶揄……现在我已经不相信人了，我知道，如果我再强些，人们就会听我，怕我的，因为在这里，谁也只向着这件事，谁也只想着这件事，就是装满自己的大肚子……我常常竟至于这样地感到，假使他们万一在明天为科尔却克所带领，他们便会和现在一样地服侍他，和现在一样地法外的凶残地对人，然而我不能这样，简直不能这样……”（二之五） 这其实就是美谛克入队和逃走之际，都曾说过的“无论在那里做事，全都一样”论，这时却以为大恶，归之别人了。 此外解剖，深切者尚多，从开始以至终篇，随时可见。然而美谛克却有时也自觉着这缺点的，当他和巴克拉诺夫同去侦察日本军，在路上扳谈了一些话之后—— “美谛克用了突然的热心，开始来说明巴克拉诺夫的不进高中学校，并不算坏事情，倒是好。他在无意中，想使巴克拉诺夫相信自己虽然无教育，却是怎样一个善良，能干的人。但巴克拉诺夫却不能在自己的无教育之中，看见这样的价值，美谛克的更加复杂的判断，也就全然不能为他所领会了。他们之间，于是并不发生心心相印的交谈。两人策了马，在长久的沉默中开快步前进。” （二之二） 但还有一个专门学校学生企什，他的自己不行，别人更不行的论法，是和美谛克一样的—— “自然，我是生病，负伤的人，我是不耐烦做那样麻烦的工作的，然而无论如何，我总该不会比小子还要坏——这无须夸口来说……”（二之一） 然而比美谛克更善于避免劳作，更善于追逐女人，也更苛于衡量人物了—— “唔，然而他（莱奋生）也是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学问的人呵，单是狡猾罢了。就在想将我们当作踏脚，来挣自己的地位。自然，您总以为他是很有勇气，很有才能的队长罢。哼，岂有此理！——都是我们自己幻想的！ ……”（同上） 这两人一相比较，便觉得美谛克还有纯厚的地方。弗理契《代序》中谓作者连写美谛克，也令人感到有些爱护之处者，大约就为此。 莱奋生对于美谛克一流人物的感想，是这样的—— “只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地面上，几万万人从太古以来，活在宽缓的怠惰的太阳下，住在污秽和穷困中，用着洪水以前的木犁耕田，信着恶意而昏愚的上帝，只在这样的地面上，这穷愚的部分中，才也能生长这种懒惰的，没志气的人物，这不结子的空花……”（二之五） 但莱奋生本人，也正是一个知识分子——袭击队中的最有教养的人。本书里面只说起他先前是一个瘦弱的犹太小孩，曾经帮了他那终生梦想发财的父亲卖旧货，幼年时候，因为照相，要他凝视照相镜，人们曾诓骗他说将有小鸟从中飞出，然而终于没有，使他感到很大的失望的悲哀。就是到省悟了这一类的欺人之谈，也支付了许多经验的代价。但大抵已经不能回忆，因为个人的私事，已为被称为“先驱者莱奋生的莱奋生”的历年积下的层累所掩蔽，不很分明了。只有他之所以成为“先驱者”的由来，却可以确切地指出—— “在克服这些一切的缺陷的困穷中，就有着他自己的生活的根本底意义，倘若他那里没有强大的，别的什么希望也不能比拟的，那对于新的，美的，强的，善的人类的渴望，莱奋生便是一个别的人了。但当几万万人被逼得只好过着这样原始的，可怜的，无意义地穷困的生活之间，又怎能谈得到新的，美的人类呢？”（同上） 这就使莱奋生必然底地和穷困的大众联结，而成为他们的先驱。人们也以为他除了来做队长之外，更无适宜的位置了。但莱奋生深信着—— “驱使着这些人们者，决非单是自己保存的感情，乃是另外的，不下于此的重要的本能，借了这个，他们才将所忍耐着的一切，连死，都售给最后的目的……然而这本能之生活于人们中，是藏在他们的细小，平常的要求和顾虑下面的，这因为各人是要吃，要睡，而各人是孱弱的缘故。看起来，这些人们就好像担任些平常的，细小的杂务，感觉自己的弱小，而将自己的最大的顾虑，则委之较强的人们似的。”（二之三） 莱奋生以“较强”者和这些大众前行，他就于审慎周详之外，还必须自专谋画，藏匿感情，获得信仰，甚至于当危急之际，还要施行权力了。为什么呢，因为其时是—— “大家都在怀着尊敬和恐怖对他看，——却没有同情。在这瞬间，他觉得自己是居部队之上的敌对底的力，但他已经觉悟，竟要向那边去，——他确信他的力是正当的。”（同上） 然而莱奋生不但有时动摇，有时失措，部队也终于受日本军和科尔却克军的围击，一百五十人只剩了十九人，可以说，是全部毁灭了。突围之际，他还是因为受了巴克拉诺夫的暗示。这和现在世间通行的主角无不超绝，事业无不圆满的小说一比较，实在是一部令人扫兴的书。平和的改革家之在静待神人一般的先驱，君子一般的大众者，其实就为了惩于世间有这样的事实。美谛克初到农民队的夏勒图巴部下去的时候，也曾感到这一种幻灭的—— “周围的人们，和从他奔放的想像所造成的，是全不相同的人物……”（一之二） 但作者即刻给以说明道—— “因此他们就并非书本上的人物，却是真的活的人。” （同上） 然而虽然同是人们，同无神力，却又非美谛克之所谓“都一样”的。例如美谛克，也常有希望，常想振作，而息息转变，忽而非常雄大，忽而非常颓唐，终至于无可奈何，只好躺在草地上看林中的暗夜，去赏鉴自己的孤独了。莱奋生却不这样，他恐怕偶然也有这样的心情，但立刻又加以克服，作者于莱奋生自己和美谛克相比较之际，曾漏出他极有意义的消息来—— “但是，我有时也曾是这样，或者相像么？ “不，我是一个坚实的青年，比他坚实得多。我不但希望了许多事，也做到了许多事——这是全部的不同。”（二之五） 以上是译完复看之后，留存下来的印象。遗漏的可说之点，自然还很不少的。因为文艺上和实践上的宝玉，其中随在皆是，不但泰茄的景色，夜袭的情形，非身历者不能描写，即开枪和调马之术，书中但以烘托美谛克的受窘者，也都是得于实际的经验，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笔的。更举其较大者，则有以寥寥数语，评论日本军的战术云—— “他们从这田庄进向那田庄，一步一步都安排稳妥，侧面布置着绵密的警备，伴着长久的停止，慢慢地进行。 在他们的动作的铁一般固执之中，虽然慢，却可以感到有自信的，有计算的，然而同时是盲目底的力量。”（二之二） 而和他们对抗的莱奋生的战术，则在他训练部队时叙述出来—— “他总是不多说话的，但他恰如敲那又钝又强的钉，以作永久之用的人一般，就只执拗地敲着一个处所。” （一之九） 于是他在部队毁灭之后，一出森林，便看见打麦场上的远人，要使他们很快地和他变成一气了。 作者法捷耶夫（Alexa d Alexa d ovitch Fadeev）的事迹，除《自传》中所有的之外，我一无所知。仅由英文译文《毁灭》的小序中，知道他现在是无产者作家联盟的裁决团体的一员。 又，他的罗曼小说《乌兑格之最后》，已经完成，日本将有译本。 这一本书，原名《Razg om》，义云“破灭”，或“溃散”，藏原惟人译成日文，题为《坏灭》，我在春初译载《萌芽》上面，改称《溃灭》的，所据就是这一本；后来得到R．D．Cha ques的英文译本和Ve lag fü Lite atu u d Politik出版的德文译本，又参校了一遍，并将因为《萌芽》停版，放下未译的第三部补完。后二种都已改名《十九人》，但其内容，则德日两译，几乎相同，而英译本却多独异之处，三占从二，所以就很少采用了。 前面的三篇文章，《自传》原是《文学的俄罗斯》所载，亦还君从一九二八年印本译出；藏原惟人的一篇，原名《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登在一九二八年三月的《前卫》上，洛扬君译成华文的。这都从《萌芽》转录。弗理契（V．F i－tche）的序文，则三种译本上都没有，朱杜二君特为从《罗曼杂志》所载的原文译来。但音译字在这里都已改为一律，引用的文章，也照我所译的本文换过了。特此声明，并表谢意。 卷头的作者肖像，是拉迪诺夫（I．Radi ov）画的，已有佳作的定评。威绥斯拉夫崔夫（N．N．Vuysheslavtsev）的插画六幅，取自《罗曼杂志》中，和中国的“绣像”颇相近，不算什么精采。但究竟总可以裨助一点阅者的兴趣，所以也就印进去了。在这里还要感谢靖华君远道见寄这些图画的盛意。 上海，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译者。 《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 关于这一本小说，本刊第二本上所译载的藏原惟人的说明，已经颇为清楚了。但当我译完这第二部的上半时，还想写几句在翻译的进行中随时发生的感想。 这几章是很紧要的，可以宝贵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 譬如，首先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美谛克——的解剖；他要革新，然而怀旧；他在战斗，但想安宁；他无法可想，然而反对无法中之法，然而仍然同食无法中之法所得的果子——朝鲜人的猪肉——为什么呢，因为他饿着！他对于巴克拉诺夫的未受教育的好处的见解，我以为是正确的，但这种复杂的意思，非身受了旧式的坏教育便不会知道的经验，巴克拉诺夫也当然无从领悟。如此等等，他们于是不能互相了解，一同前行。读者倘于读本书时，觉得美谛克大可同情，大可宽恕，便是自己也具有他的缺点，于自己的这缺点不自觉，则对于当来的革命，也不会真正地了解的。 其次，是关于袭击团受白军——日本军及科尔却克军——的迫压，攻击，渐濒危境时候的描写。这时候，队员对于队长，显些反抗，或冷淡模样了，这是解体的前征。但当革命进行时，这种情形是要有的，因为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革命，无所谓战斗。大众先都成了革命人，于是振臂一呼，万众响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而成革命天下，那是和古人的宣扬礼教，使兆民全化为正人君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变了“中华文物之邦”的一样是乌托邦思想。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这“溃灭”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实际战斗者献给现代人们的大教训。虽然有冷淡，有动摇，甚至于因为依赖，因为本能，而大家还是向目的前进，即使前途终于是“死亡”，但这“死”究竟已经失了个人底的意义，和大众相融合了。所以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 又其次，是他们当危急之际，毒死了弗洛罗夫，作者将这写成了很动人的一幕。欧洲的有一些“文明人”，以为蛮族的杀害婴孩和老人，是因为残忍蛮野，没有人心之故，但现在的实地考察的人类学者已经证明其误了：他们的杀害，是因为食物所逼，强敌所逼，出于万不得已，两相比较，与其委给虎狼，委之敌手，倒不如自己杀了去之较为妥当的缘故。 所以这杀害里，仍有“爱”存。本书的这一段，就将这情形描写得非常显豁（虽然也含自有自利的自己觉得“轻松”一点的分子在内）。西洋教士，常说中国人的“溺女”“溺婴”，是由于残忍，也可以由此推知其谬，其实，他们是因为万不得已：穷。前年我在一个学校里讲演《老而不死论》，所发挥的也是这意思，但一个青年革命文学家将这胡乱记出，上加一段嘲笑的冒头，投给日报登载出来的时候，却将我的讲演全然变了模样了。 对于本期译文的我的随时的感想，大致如此，但说得太简略，辞不达意之处还很多，只愿于读者有一点帮助，就好。 倘要十分了解，恐怕就非实际的革命者不可，至少，是懂些革命的意义，于社会有广大的了解，更至少，则非研究唯物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不可了。 一九三0年二月八日，L。 ------------ 第18章 《竖琴》 后记 札弥亚丁（Evge ii Zamiati ）生于一八八四年，是造船专家，俄国的最大的碎冰船“列宁”，就是他的劳作。在文学上，革命前就已有名，进了大家之列，当革命的内战时期，他还借“艺术府”“文人府”的演坛为发表机关，朗读自己的作品，并且是“绥拉比翁的兄弟们”的组织者和指导者，于文学是颇为尽力的。革命前原是布尔塞维克，后遂脱离，而一切作品，也终于不脱旧智识阶级所特有的怀疑和冷笑底态度，现在已经被看作反动的作家，很少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 《洞窟》是从米川正夫的《劳农露西亚小说集》译出的，并参用尾濑敬止的《艺术战线》里所载的译本。说的是饥饿的彼得堡一隅的居民，苦于饥寒，几乎失了思想的能力，一面变成无能的微弱的生物，一面显出原始的野蛮时代的状态来。为病妇而偷柴的男人，终于只得将毒药让给她，听她服毒，这是革命中的无能者的一点小悲剧。写法虽然好像很晦涩，但仔细一看，是极其明白的。关于十月革命开初的饥饿的作品，中国已经译过好几篇了，而这是关于“冻”的一篇好作品。 淑雪兼珂（Mihail Zoshche ko）也是最初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之一员，他有一篇很短的自传，说： “我于一八九五年生在波尔泰瓦。父亲是美术家，出身贵族。一九一三年毕业古典中学，入彼得堡大学的法科，未毕业。一九一五年当了义勇军向战线去了，受了伤，还被毒瓦斯所害，心有点异样，做了参谋大尉。一九一八年，当了义勇兵，加入赤军，一九一九年以第一名成绩回籍。一九二一年从事文学了。我的处女作，于一九二一年登在《彼得堡年报》上。” 但他的作品总是滑稽的居多，往往使人觉得太过于轻巧。 在欧美，也有一部分爱好的人，所以译出的颇不少。这一篇《老耗子》是柔石从《俄国短篇小说杰作集》（G eat Rus^sia Sho t Sto ies）里译过来的，柴林（Leo ide Za i e）原译，因为那时是在豫备《朝华旬刊》的材料，所以选着短篇中的短篇。但这也就是淑雪兼珂作品的标本，见一斑可推全豹的。 伦支（Lev Lu z）的《在沙漠上》，也出于米川正夫的《劳农露西亚小说集》，原译者还在卷末写有一段说明，如下： “在青年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之中，最年少的可爱的作家莱夫·伦支，为病魔所苦者将近一年，但至一九二四年五月，终于在汉堡的病院里长逝了。享年仅二十二。当刚才跨出人生的第一步，创作方面也将自此从事于真切的工作之际，虽有丰饶的天禀，竟不遑很得秋实而去世，在俄国文学，是可以说，殊非微细的损失的。伦支是充满着光明和欢喜和活泼的力的少年，常常驱除朋友们的沉滞和忧郁和疲劳，当绝望的瞬息中，灌进力量和希望去，而振起新的勇气来的‘杠杆’。别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一接他的讣报，便悲泣如失同胞，是不为无故的。 “性情如此的他，在文学上也力斥那旧时代俄国文学特色的沉重的忧郁的静底的倾向，而于适合现代生活基调的动底的突进态度，加以张扬。因此他埋头于研究仲马和司谛芬生，竭力要领悟那传奇底，冒险底的作风的真髓，而发见和新的时代精神的合致点。此外，则西班牙的骑士故事，法兰西的乐剧，也是他的热心研究的对象。‘动’的主张者伦支，较之小说，倒在戏剧方面觉得更所加意。因为小说的本来的性质就属于‘静’，而戏剧是和这相反的…… “《在沙漠上》是伦支十九岁时之作，是从《旧约》的《出埃及记》里，提出和初革命后的俄国相共通的意义来，将圣书中的话和现代的话，巧施调和，用了有弹力的暗示底的文体，加以表现的。凡这些处所，我相信，都足以窥见他的不平常的才气。” 然而这些话似乎不免有些偏爱，据珂刚教授说，则伦支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的最伟大的法规制定期，登记期，兵营整理期中，逃进‘绥拉比翁的兄弟们’的自由的怀抱里去的。”那么，假使尚在，现在也决不能再是那时的伦支了。至于本篇的取材，则上半虽在《出埃及记》，而后来所用的却是《民数记》，见第二十五章，杀掉的女人就是米甸族首领苏甸的女儿哥斯比。篇末所写的神，大概便是作者所看见的俄国初革命后的精神，但我们也不要忘却这观察者是“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中的青年，时候是革命后不多久。现今的无产作家的作品，已只是一意赞美工作，属望将来，和那色黑而多须的真的神，面目全不相像了。 《果树园》是一九一九至二十年之间所作，出处与前篇同，这里并仍录原译者的话： “斐定（Ko sta ti Fedi ）也是‘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中之一人，是自从将短篇寄给一九二二年所举行的‘文人府’的悬赏竞技，获得首选的荣冠以来，骤然出名的体面的作者。他的经历也和几乎一切的劳动作家一样，是颇富于变化的。故乡和雅各武莱夫同是萨拉妥夫（Sa atov）的伏尔迦（Volga）河畔，家庭是不富裕的商家。生长于古老的果园，渔夫的小屋，纤夫的歌曲那样的诗底的环境的他，一早就表示了艺术底倾向，但那倾向，是先出现于音乐方面的。他善奏怀亚林，巧于歌唱，常常出演于各处的音乐会。他既有这样的艺术的天禀，则不适应商家的空气，正是当然的事。十四岁时（一九○四年），曾经典质了爱用的乐器，离了家，往彼得堡去，后来得到父亲的许可，可以上京苦学了。世界大战前，为研究语学起见，便往德国，幸有天生的音乐的才能，所以一面做着舞蹈会的怀亚林弹奏人之类，继续着他的修学。 “世界大战起，斐定也受了侦探的嫌疑，被监视了。当这时候，为消遣无聊计，便学学画，或则到村市的剧场去，作为歌剧的合唱队的一员。他的生活，虽然物质底地穷蹙，但大体是藏在艺术这‘象牙之塔’里，守御着实际生活的粗糙的刺戟的，但到革命后，回到俄国，却不能不立刻受火和血的洗礼了。他便成为共产党员，从事于煽动的演说，或做日报的编辑，或做执委的秘书，或自率赤军，往来于硝烟里。这对于他之为人的完成，自然有着伟大的贡献，连他自己，也称这时期为生涯中的Pathos （感奋）的。 “斐定是有着纤细优美的作风的作者，在劳农俄国的作者们里，是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但在这文字的最普通的意义上）。只要看他作品中最有名的《果树园》，也可以一眼便看见这特色。这篇是在‘文人府’的悬赏时，列为一等的他的出山之作，描写那古老的美的传统渐就灭亡，代以粗野的新事物这一种人生永远的悲剧的。题目虽然是绝望底，而充满着像看水彩画一般的美丽明朗的色彩和绰约的抒情味（Ly ici**）。加以并不令人感到矛盾缺陷，却酿出特种的调和，有力量将读者拉进那世界里面去，只这一点，就证明着作者的才能的非凡。 “此外，他的作品中，有名的还有中篇《A a Timov a》”。 后二年，他又作了《都市与年》的长篇，遂被称为第一流的大匠，但至一九二八年，第二种长篇《兄弟》出版，却因为颇多对于艺术至上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赞颂，又很受批评家的责难了。这一短篇，倘使作于现在，是决不至于脍炙人口的；中国亦已有靖华的译本，收在《烟袋》中，本可无需再录，但一者因为可以见苏联文学那时的情形，二则我的译本，成后又用《新兴文学全集》卷二十三中的横泽芳人译本细加参校，于字句似略有所长，便又不忍舍弃，仍旧收在这里了。 雅各武莱夫（Aleksa d Iakovlev）以一八八六年生于做漆匠的父亲的家里，本家全都是农夫，能够执笔写字的，全族中他是第一个。在宗教的氛围气中长大；而终于独立生活，旅行，入狱，进了大学。十月革命后，经过了多时的苦闷，在文学上见了救星，为“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之一个，自传云： “俄罗斯和人类和人性，已成为我的新的宗教了。” 从他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这端说，是智识分子，但他的本质，却纯是农民底，宗教底的。他的艺术的基调，是博爱和良心，而认农民为人类正义和良心的保持者，且以为惟有农民，是真将全世界联结于友爱的精神的。这篇《穷苦的人们》，从《近代短篇小说集》中八住利雄的译本重译，所发挥的自然也是人们互相救助爱抚的精神，就是作者所信仰的“人性”，然而还是幻想的产物。别有一种中篇《十月》，是被称为显示着较前进的观念形态的作品的，虽然所描写的大抵是游移和后悔，没有一个铁似的革命者在内，但恐怕是因为不远于事实的缘故罢，至今还有阅读的人们。我也曾于前年译给一家书店，但至今没有印。 理定（Vladimi Lidi ）是一八九四年二月三日，生于墨斯科的。七岁，入拉赛列夫斯基东方语学院；十四岁丧父，就营独立生活，到一九一一年毕业，夏秋两季，在森林中过活了几年，欧洲大战时候，由墨斯科大学毕业，赴西部战线； 十月革命时是在赤军中及西伯利亚和墨斯科；后来常旅行于外国。 他的作品正式的出版，在一九一五年，因为是大学毕业的，所以是智识阶级作家，也是“同路人”，但读者颇多，算是一个较为出色的作者。这原是短篇小说集《往日的故事》中的一篇，从村田春海译本重译的。时候是十月革命后到次年三月，约半年；事情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不堪在故乡的迫害和虐杀，到墨斯科去寻正义，然而止有饥饿，待回来时，故家已经充公，自己也下了狱了。就以这人为中心，用简洁的蕴藉的文章，画出着革命俄国的最初时候的周围的生活。 原译本印在《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四卷里，有几个脱印的字，现在看上下文义补上了，自己不知道有无错误。另有两个×，却原来如此，大约是“示威”，“杀戮”这些字样罢，没有补。又因为希图易懂，另外加添了几个字，为原译本所无，则都用括弧作记。至于黑鸡来啄等等，乃是生了伤寒，发热时所见的幻象，不是“智识阶级”作家，作品里大概不至于有这样的玩意儿的——理定在自传中说，他年青时，曾很受契诃夫的影响。 左祝黎（Efim Sosulia）生于一八九一年，是墨斯科一个小商人的儿子。他的少年时代大抵过在工业都市罗持（Lodz）里。一九○五年，因为和几个大暴动的指导者的个人的交情，被捕系狱者很长久。释放之后，想到美洲去，便学“国际的手艺”，就是学成了招牌画工和漆匠。十九岁时，他发表了最初的杰出的小说。此后便先在阿兑塞，后在列宁格勒做文艺栏的记者，通信员和编辑人。他的擅长之处，是简短的，奇特的（G oteske）散文作品。 《亚克与人性》从《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D eissig eue E zahle des eue Russla d）译出，原译者是荷涅克（E wi Ho ig）。从表面上看起来，也是一篇“奇特的”作品，但其中充满着怀疑和失望，虽然穿上许多讽刺的衣裳，也还是一点都遮掩不过去，和确信农民的雅各武莱夫所见的“人性”，完全两样了。 听说这篇在中国已经有几种译本，是出于英文和法文的，可见西欧诸国，皆以此为作者的代表的作品。我只见过译载在《青年界》上的一篇，则与德译本很有些不同，所以我仍不将这一篇废弃。 拉甫列涅夫（Bo is Lav e ev）于一八九二年生在南俄的一个小城里，家是一个半破落的家庭，虽然拮据，却还能竭力给他受很好的教育。从墨斯科大学毕业后，欧战已经开头，他便再入圣彼得堡的炮兵学校，受训练六月，上战线去了。革命后，他为铁甲车指挥官和乌克兰炮兵司令部参谋长，一九二四年退伍，住在列宁格勒，一直到现在。 他的文学活动，是一九一二年就开始的，中间为战争所阻止，直到二三年，才又盛行创作。小说制成影片，戏剧为剧场所开演，作品之被翻译者，几及十种国文；在中国有靖华译的《四十一》附《平常东西的故事》一本，在《未名丛刊》里。 这一个中篇《星花》，也是靖华所译，直接出于原文的。 书叙一久被禁锢的妇女，爱一红军士兵，而终被其夫所杀害。 所写的居民的风习和性质，土地的景色，士兵的朴诚，均极动人，令人非一气读完，不肯掩卷。然而和无产作者的作品，还是截然不同，看去就觉得教民和红军士兵，都一样是作品中的资材，写得一样地出色，并无偏倚。盖“同路人”者，乃是“决然的同情革命，描写革命，描写它的震撼世界的时代，描写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四十一》卷首“作者传”中语）的，而自己究不是战斗到底的一员，所以见于笔墨，便只能偏以洗练的技术制胜了。将这样的“同路人”的最优秀之作，和无产作家的作品对比起来，仔细一看，足令读者得益不少。 英培尔（Ve a I be ）以一八九三年生于阿兑塞。九岁已经做诗；在高等女学校的时候，曾想去做女伶。卒业后，研究哲学，历史，艺术史者两年，又旅行了好几次。她最初的著作是诗集，一九一二年出版于巴黎，至二五年才始来做散文，“受了狄更斯（Dicke s），吉柏龄（Kipli g），缪塞（Musset），托尔斯泰，斯丹达尔（Ste dhal），法兰斯，哈德（B et Ha te）等人的影响。”许多诗集之外，她还有几种小说集，少年小说，并一种自叙传的长篇小说，曰《太阳之下》，在德国已经有译本。 《拉拉的利益》也出于《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中，原译者弗兰克（Ele a F a k）。虽然只是一种小品，又有些失之夸张，但使新旧两代——母女与父子——相对照之处，是颇为巧妙的。 凯泰耶夫（Vale ti Kataev）生于一八九七年，是一个阿兑塞的教员的儿子。一九一五年为师范学生时，已经发表了诗篇。欧洲大战起，以义勇兵赴西部战线，受伤了两回。 俄国内战时，他在乌克兰，被红军及白军所拘禁者许多次。一九二二年以后，就住在墨斯科，出版了很多的小说，两部长篇，还有一种滑稽剧。 《物事》也是柔石的遗稿，出处和原译者，都与《老耗子》同。 这回所收集的资料中，“同路人”本来还有毕力涅克和绥甫林娜的作品，但因为纸数关系，都移到下一本去了。此外，有着世界的声名，而这里没有收录的，是伊凡诺夫（Vsevolod Iva ov），爱伦堡（Ilia Eh e bu g），巴培尔（Isack Babel），还有老作家如惠垒赛耶夫（V．Ve esaev），普理希文（M．P ishvi ），托尔斯泰（Aleksei Tolstoi）这些人。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日，编者。 《洞窟》译者附记 俄国十月革命后饥荒情形的描写，中国所译的已有好几篇了。但描写寒冷之苦的小说，却尚不多见。萨弥亚丁（Evge ü Samiati ）是革命前就已出名的作家，这一篇巧妙地写出人民因饥寒而复归于原始生活的状态。为了几块柴，上流的智识者至于人格分裂，实行偷窃，然而这还是暂时的事，终于将毒药当作宝贝，以自杀为唯一的出路。——但在生活于温带地方的读者，恐怕所受的感印是没有怎么深切的。 一九三○年七月十八日，译讫记。 《竖琴》译者附记 作者符拉迪弥尔·理定（Vladimi Lidi ）是一八九四年二月三日，生于墨斯科的，今年才三十五岁。七岁，入拉赛列夫斯基东方语学院；十四岁丧父，就营独立生活，到一九一一年毕业，夏秋两季，在森林中过活了几年。欧洲大战时，由墨斯科大学毕业，赴西部战线；十月革命时是在赤军中及西伯利亚和墨斯科；后来常常旅行外国，不久也许会像B．Pily iak一样，到东方来。 他的作品正式的出版，在一九一五年，到去年止，约共有十二种。因为是大学毕业的，所以是智识阶级作家，也是“同路人”，但读者颇多，算是一个较为出色的作者。这篇是短篇小说集《往日的故事》中的一篇，从日本村田春海的译本重译的。时候是十月革命后到次年三月，约半年；事情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不堪在故乡的迫害和虐杀，到墨斯科去寻正义，然而止有饥饿，待回来时，故家已经充公，自己也下了狱了。就以这人为中心，用简洁的蕴藉的文章，画出着革命俄国的周围的生活。 原译本印在《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四卷里，有几个脱印的字，现在看上下文义补上了，自己不知道有无错误。另有两个×，却原来如此，大约是“示威”，“杀戮”这些字样罢，没有补。又因为希图易懂，另外加添了几个字，为原译本所无，则并重译者的注解都用方括弧作记。至于黑鸡来啄等等，乃是生了伤寒，发热时所见的幻象，不是“智识阶级”作家，作品里大概不至于有这样的玩意儿的——理定在自传中说，他年青时，曾很受契诃夫的影响。 还要说几句不大中听的话——这篇里的描写混乱，黑暗，可谓颇透了，虽然粉饰了许多诙谐，但刻划分明，恐怕虽从我们中国的“普罗塔列亚特苦理替开尔”看来，也要斥为“反革命”，——自然，也许因为是俄国作家，总还是值得“纪念”，和阿尔志跋绥夫一例待遇的。然而在他本国，为什么并不“没落”呢？我想，这是因为虽然有血，有污秽，而也有革命；因为有革命，所以对于描出血和污秽——无论已经过去或未经过去——的作品，也就没有畏惮了。这便是所谓“新的产生”。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鲁迅附记。 ------------ 第19章 《一天的工作》 前记 苏联的无产作家，是十月革命以后，即努力于创作的，一九一八年，无产者教化团就印行了无产者小说家和诗人的丛书。二十年夏，又开了作家的大会。而最初的文学者的大结合，则是名为“锻冶厂”的集团。 但这一集团的作者，是往往负着深的传统的影响的，因此就少有独创性，到新经济政策施行后，误以为革命近于失败，折了幻想的翅子，几乎不能歌唱了。首先对他们宣战的，是《那巴斯图》（意云：在前哨）派的批评家，英古罗夫说： “对于我们的今日，他们在怠工，理由是因为我们的今日，没有十月那时的灿烂。他们……不愿意走下英雄底阿灵比亚来。这太平常了。这不是他们的事。”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无产者作家的一团在《青年卫军》的编辑室里集合，决议另组一个“十月团”，“锻冶厂”和“青年卫军”的团员，离开旧社，加入者不少，这是“锻冶厂”分裂的开端。“十月团”的主张，如烈烈威支说，是“内乱已经结束，‘暴风雨和袭击’的时代过去了。而灰色的暴风雨的时代又已到来，在无聊的幔下，暗暗地准备着新的‘暴风雨’和新的‘袭击’。”所以抒情诗须用叙事诗和小说来替代；抒情诗也“应该是血，是肉，给我们看活人的心绪和感情，不要表示柏拉图一流的欢喜了。” 但“青年卫军”的主张，却原与“十月团”有些相近的。 革命直后的无产者文学，诚然也以诗歌为最多，内容和技术，杰出的都很少。有才能的革命者，还在血战的涡中，文坛几乎全被较为闲散的“同路人”所独占。然而还是步步和社会的现实一同进行，渐从抽象的，主观的而到了具体的，实在的描写，纪念碑的长篇大作，陆续发表出来，如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就都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中的大收获，且已移植到中国，为我们所熟识的。 站在新的立场上的智识者的作家既经辈出，一面有些“同路人”也和现实接近起来，如伊凡诺夫的《哈蒲》，斐定的《都市与年》，也被称为苏联文坛上的重要收获。先前的势如水火的作家，现在似乎渐渐有些融洽了。然而这文学上的接近，渊源其实是很不相同的。珂刚教授在所著的《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说： “无产者文学虽然经过了几多的变迁，各团体间有过争斗，但总是以一个观念为标帜，发展下去的。这观念，就是将文学看作阶级底表现，无产阶级的世界感的艺术底形式化，组织意识，使意志向着一定的行动的因子，最后，则是战斗时候的观念形态底武器。纵使各团体间，颇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但我们从不见有谁想要复兴一种超阶级的，自足的，价值内在的，和生活毫无关系的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从生活出发，不是从文学性出发的。虽然因为作家们的眼界扩张，以及从直接斗争的主题，移向心理问题，伦理问题，感情，情热，人心的细微的经验，那些称为永久底全人类的主题的一切问题去，而‘文学性’也愈加占得光荣的地位；所谓艺术底手法，表现法，技巧之类，又会有重要的意义；学习艺术，研究艺术，研究艺术的技法等事，成了急务，公认为切要的口号；有时还好像文学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先的处所了。 “所谓‘同路人’的文学，是开拓了别一条路的。他们从文学走到生活去。他们从价值内在底技巧出发。他们先将革命看作艺术底作品的题材，自说是对于一切倾向性的敌人，梦想着无关于倾向的作家的自由的共和国。 然而这些‘纯粹的’文学主义者们——而且他们大抵是青年——终于也不能不被拉进全线沸腾着的战争里去了。他们参加了战争。于是从革命底实生活到达了文学的无产阶级作家们，和从文学到达了革命底实生活的‘同路人们’，就在最初的十年之终会面了。最初的十年的终末，组织了苏联作家的联盟。将在这联盟之下，互相提携，前进了。最初的十年的终末，由这样伟大的试练来作纪念，是毫不足怪的。” 由此可见在一九二七年顷，苏联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现实的熏陶，了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则由努力和教养，获得了文学。但仅仅这几年的洗练，其实是还不能消泯痕迹的。我们看起作品来，总觉得前者虽写革命或建设，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 可惜我所见的无产者作家的短篇小说很有限，这十篇之中，首先的两篇，还是“同路人”的，后八篇中的两篇，也是由商借而来的别人所译，然而是极可信赖的译本，而伟大的作者，遗漏的还很多，好在大抵别有长篇，可供阅读，所以现在也不再等待，收罗了。 至于作者小传及译本所据的本子，也都写在《后记》里，和《竖琴》一样。 临末，我并且在此声谢那帮助我搜集传记材料的朋友。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夜，鲁迅记。 后记 毕力涅克（Bo is Pil iak）的真姓氏是鄂皋（Wogau），以一八九四年生于伏尔迦沿岸的一个混有日耳曼、犹太、俄罗斯、鞑靼的血液的家庭里。九岁时他就试作文章，印行散文是十四岁。“绥拉比翁的兄弟们”成立后，他为其中的一员，一九二二年发表小说《精光的年头》，遂得了甚大的文誉。这是他将内战时代所身历的酸辛，残酷，丑恶，无聊的事件和场面，用了随笔或杂感的形式，描写出来的。其中并无主角，倘要寻求主角，那就是“革命”。而毕力涅克所写的革命，其实不过是暴动，是叛乱，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后的农村，也只有嫌恶和绝望。他于是渐渐成为反动作家的渠魁，为苏联批评界所攻击了，最甚的时候是一九二五年，几乎从文坛上没落。但至一九三○年，以五年计划为题材，描写反革命的阴谋及其失败的长篇小说《伏尔迦流到里海》发表后，才又稍稍恢复了一些声望，仍旧算是一个“同路人”。 《苦蓬》从《海外文学新选》第三十六编平冈雅英所译的《他们的生活之一年》中译出，还是一九一九年作，以时候而论，是很旧的，但这时苏联正在困苦中，作者的态度，也比成名后较为真挚。然而也还是近于随笔模样，将传说，迷信，恋爱，战争等零星小材料，组成一片，有嵌镶细工之观，可是也觉得颇为悦目。珂刚教授以为毕力涅克的小说，其实都是小说的材料（见《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用于这一篇，也是评得很惬当的。 绥甫林娜（Lidia Seifulli a）生于一八八九年；父亲是信耶教的鞑靼人，母亲是农家女。高等中学第七学级完毕后，她便做了小学的教员，有时也到各地方去演剧。一九一七年加入社会革命党，但至一九年这党反对革命的战争的时候，她就出党了。一九二一年，始给西伯利亚的日报做了一篇短短的小说，竟大受读者的欢迎，于是就陆续的创作，最有名的是《维里尼亚》（中国有穆木天译本）和《犯人》。（中国有曹靖华译本，在《烟袋》中。）《肥料》从《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三卷中富士辰马的译本译出，疑是一九二三年之作，所写的是十月革命时一个乡村中的贫农和富农的斗争，而前者终于失败。这样的事件，革命时代是常有的，盖不独苏联为然。但作者却写得很生动，地主的阴险，乡下革命家的粗鲁和认真，老农的坚决，都历历如在目前，而且绝不见有一般“同路人”的对于革命的冷淡模样，她的作品至今还为读书界所爱重，实在是无足怪的。 然而译她的作品却是一件难事业，原译者在本篇之末，就有一段《附记》说： “真是用了农民的土话所写的绥甫林娜的作品，委实很难懂，听说虽在俄国，倘不是精通乡村的风俗和土音的人，也还是不能看的。竟至于因此有了为看绥甫林娜的作品而设的特别的字典。我的手头没有这样的字典。 先前曾将这篇译载别的刊物上，这回是从新改译的。倘有总难了然之处，则求教于一个熟知农民事情的鞑靼的妇人。绥甫林娜也正是鞑靼系。但求教之后，却愈加知道这篇的难懂了。这回的译文，自然不能说是足够传出了作者的心情，但比起旧译来，却自以为好了不少。须到坦波夫或者那里的乡下去，在农民里面过活三四年，那也许能够得到完全的翻译罢。” 但译者却将求教之后，这才了然的土话，改成我所不懂的日本乡下的土话了，于是只得也求教于生长在日本乡下的M君，勉强译出，而于农民言语，则不再用某一处的土话，仍以平常的所谓“白话文”了事，因为我是深知道决不会有人来给我的译文做字典的。但于原作的精采，恐怕又损失不少了。 略悉珂（Nikolei Liashko）是在一八八四年生于哈里珂夫的一个小市上的，父母是兵卒和农女。他先做咖啡店的侍者，后来当了皮革制造厂，机器制造厂，造船厂的工人，一面听着工人夜学校的讲义。一九○一年加入工人的秘密团体，因此转辗于捕缚，牢狱，监视，追放的生活中者近十年，但也就在这生活中开始了著作。十月革命后，为无产者文学团体“锻冶厂”之一员，著名的著作是《熔炉》，写内乱时代所破坏，死灭的工厂，由工人们自己的团结协力而复兴，格局与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颇相似。 《铁的静寂》还是一九一九年作，现在是从《劳农露西亚短篇集》内，外村史郎的译本重译出来的。看那作成的年代，就知道所写的是革命直后的情形，工人的对于复兴的热心，小市民和农民的在革命时候的自利，都在这短篇中出现。但作者是和传统颇有些联系的人，所以虽是无产者作家，而观念形态却与“同路人”较相近，然而究竟是无产者作家，所以那同情在工人一方面，是大略一看，就明明白白的。对于农民的憎恶，也常见于初期的无产者作品中，现在的作家们，已多在竭力的矫正了，例如法捷耶夫的《毁灭》，即为此费去不少的篇幅。 聂维洛夫（Aleksa d Neve ov）真姓斯珂培莱夫（Skobelev）以一八八六年生为萨玛拉（Sama a）州的一个农夫的儿子。一九○五年师范学校第二级卒业后，做了村学的教师。内战时候，则为萨玛拉的革命底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赤卫军》的编辑者。一九二○至二一年***之际，他和饥民一同从伏尔迦逃往塔什干，二二年到墨斯科，加入“锻冶厂”，二二年冬，就以心脏麻痹死去了，年三十七。他的最初的小说，在一九○五年发表，此后所作，为数甚多，最著名的是《丰饶的城塔什干》，中国有穆木天译本。 《我要活》是从爱因斯坦因（Ma ia Ei stei ）所译，名为《人生的面目》（Das A tlitz des Lebe s）的小说集里重译出来的。为死去的受苦的母亲，为未来的将要一样受苦的孩子，更由此推及一切受苦的人们而战斗，观念形态殊不似革命的劳动者。然而作者还是无产者文学初期的人，所以这也并不足令人诧异。珂刚教授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里说： “出于‘锻冶厂’一派的最是天才底的小说家，不消说，是将崩坏时代的农村生活，加以杰出的描写者之一的那亚历山大·聂维洛夫了。他全身浴着革命的吹嘘，但同时也爱生活。……他之于时事问题，是远的，也是近的。说是远者，因为他贪婪的爱着人生。说是近者，因为他看见站在进向人生的幸福和充实的路上的力量，觉到解放的力量。…… “聂维洛夫的小说之一《我要活》，是描写自愿从军的红军士兵的，但这人也如聂维洛夫所写许多主角一样，高兴地爽快地爱着生活。他遇见春天的广大，曙光，夕照，高飞的鹤，流过洼地的小溪，就开心起来。他家里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小孩，他却去打仗了。他去赴死了。这是因为要活的缘故；因为有意义的人生观为了有意义的生活，要求着死的缘故；因为单是活着，并非就是生活的缘故；因为他记得洗衣服的他那母亲那里，每夜来些兵丁，脚夫，货车夫，流氓，好像打一匹乏力的马一般地殴打她，灌得醉到失了知觉，呆头呆脑的无聊的将她推倒在眠床上的缘故。” 玛拉式庚（Se gei Malashki ）是土拉省人，他父亲是个贫农。他自己说，他的第一个先生就是他的父亲。但是，他父亲很守旧的，只准他读《圣经》和《使徒行传》等类的书： 他偷读一些“世俗的书”，父亲就要打他的。不过他八岁时，就见到了果戈理，普式庚，莱尔孟多夫的作品。“果戈理的作品给了我很大的印象，甚至于使我常常做梦看见魔鬼和各种各式的妖怪。”他十一二岁的时候非常之淘气，到处捣乱。 十三岁就到一个富农的家里去做工，放马，耕田，割草，…… 在这富农家里，做了四个月。后来就到坦波夫省的一个店铺子里当学徒，虽然工作很多，可是他总是偷着功夫看书，而且更喜欢“捣乱和顽皮”。 一九○四年，他一个人逃到了墨斯科，在一个牛奶坊里找着了工作。不久他就碰见了一些革命党人，加入了他们的小组。一九○五年革命的时候，他参加了墨斯科十二月暴动，攻打过一个饭店，叫做“波浪”的，那饭店里有四十个宪兵驻扎着：很打了一阵，所以他就受了伤。一九○六年他加入了布尔塞维克党，一直到现在。从一九○九年之后，他就在俄国到处流荡，当苦力，当店员，当木料厂里的工头。欧战的时候，他当过兵，在“德国战线”上经过了不少次的残酷的战斗。他一直喜欢读书，自己很勤恳的学习，收集了许多少见的书籍（五千本）。 他到三十二岁，才“偶然的写些作品”。 “在五年的不断的文学工作之中，我写了一些创作（其中一小部分已经出版了）。所有这些作品，都使我非常之不满意，尤其因为我看见那许多伟大的散文创作：普式庚，莱尔孟多夫，果戈理，陀思妥夫斯基和蒲宁。研究着他们的创作，我时常觉着一种苦痛，想起我自己所写的东西——简直一无价值……就不知道怎么才好。 “而在我的前面正在咆哮着，转动着伟大的时代，我的同阶级的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是沉默着的，是受尽了一切痛苦的，现在却已经在建设着新的生活，用自己的言语，大声的表演自己的阶级，干脆的说：——我们是主人。 “艺术家之中，谁能够广泛的深刻的能干的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这个主人，——他才是幸福的。 “我暂时没有这种幸福，所以痛苦，所以难受。” （玛拉式庚自传） 他在文学团体里，先是属于“锻冶厂”的，后即脱离，加入了“十月”。一九二七年，出版了描写一个革命少女的道德底破灭的经过的小说，曰《月亮从右边出来》一名《异乎寻常的恋爱》，就卷起了一个大风暴，惹出种种的批评。有的说，他所描写的是真实，足见现代青年的堕落；有的说，革命青年中并无这样的现象，所以作者是对于青年的中伤；还有折中论者，以为这些现象是实在的，然而不过是青年中的一部分。高等学校还因此施行了心理测验，那结果，是明白了男女学生的绝对多数，都是愿意继续的共同生活，“永续的恋爱关系”的。珂刚教授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对于这一类的文学，很说了许多不满的话。 但这本书，日本却早有太田信夫的译本，名为《右侧之月》，末后附着短篇四五篇。这里的《工人》，就从日本译本中译出，并非关于性的作品，也不是什么杰作，不过描写列宁的几处，是仿佛妙手的速写画一样，颇有神采的。还有一个不大会说俄国话的男人，大约就是史太林了，因为他原是生于乔具亚（Geo gia）——也即《铁流》里所说起的克鲁怎的。 绥拉菲摩维支（A．Se afimovich）的真姓是波波夫（Ale－ksa d Se afimovich Popov），是十月革命前原已成名的作家，但自《铁流》发表后，作品既是划一时代的纪念碑底的作品，作者也更被确定为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作者了。靖华所译的《铁流》，卷首就有作者的自传，为省纸墨汁，这里不多说罢。 《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都是文尹从《绥拉菲摩维支全集》第一卷直接译出来的，都还是十月革命以前的作品。 译本的前一篇的前面，原有一篇序，说得写分明，现在就完全抄录在下面：—— 绥拉菲摩维支是《铁流》的作家，这是用不着介绍的了。可是，《铁流》出版的时候已经在十月之后；《铁流》的题材也已经是十月之后的题材了。中国的读者，尤其是中国的作家，也许很愿意知道：人家在十月之前是怎么样写的。是的！他们应当知道，他们必须知道。至于那些以为不必知道这个问题的中国作家，那我们本来没有这种闲功夫来替他们打算，——他们自己会找着李完用文集或者吉百林小说集……去学习，学习那种特别的巧妙的修辞和布局。骗人，尤其是骗群众，的确要有点儿本事！至于绥拉菲摩维支，他是不要骗人的，他要替群众说话，他并且能够说出群众所要说的话。可是，他在当时——十月之前，应当有骗狗的本事。当时的文字狱是多么残酷，当时的书报检查是多么严厉，而他还能够写，自然并不能够“畅所欲言”，然而写始终能够写的，而且能够写出暴露社会生活的强有力的作品，能够不断的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具。 这篇小说：《一天的工作》，就是这种作品之中的一篇。出版的时候是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二日——登载在《亚佐夫海边报》上。这个日报不过是顿河边的洛斯托夫地方的一个普通的自由主义的日报。读者如果仔细的读一读这篇小说，他所得的印象是什么呢？难道不是那种旧制度各方面的罪恶的一幅画像！这里没有“英雄”，没有标语，没有鼓动，没有“文明戏”里的演说草稿。 但是，…… 这篇小说的题材是真实的事实，是诺沃赤尔卡斯克城里的药房学徒的生活。作者的兄弟，谢尔盖，在一千八百九十几年的时候，正在这地方当药房的学徒，他亲身受到一切种种的剥削。谢尔盖的生活是非常苦的。父亲死了之后，他就不能够再读书，中学都没有毕业，就到处找事做，换过好几种职业，当过水手；后来还是靠他哥哥（作者）的帮助，方才考进了药房，要想熬到制药师副手的资格。后来，绥拉菲摩维支帮助他在郭铁尔尼珂华站上自己开办了一个农村药房。绥拉菲摩维支时常到那地方去的；一九○八年他就在这地方收集了材料，写了他那第一篇长篇小说：《旷野里的城市》。 范易嘉志。一九三二，三，三○。 孚尔玛诺夫（Dmit iy Fu ma ov）的自传里没有说明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也没有说起他的出身。他八岁就开始读小说，而且读得很多，都是司各德，莱德，倍恩，陀尔等类的翻译小说。他是在伊凡诺沃·沃兹纳新斯克地方受的初等教育，进过商业学校，又在吉纳史马毕业了实科学校。 后来进了墨斯科大学，一九一五年在文科毕业，可是没有经过“国家考试”。就在那一年当了军医里的看护士，被派到“土耳其战线”，到了高加索，波斯边境，又到过西伯利亚，到过“西部战线”和“西南战线”…… 一九一六年回到伊凡诺沃，做工人学校的教员。一九一七年革命开始之后，他热烈的参加。他那时候是社会革命党的极左派，所谓“最大限度派”（“Maximalist”）。 “只有火焰似的热情，而政治的经验很少，就使我先成了最大限度派，后来，又成了无政府派，当时觉得新的理想世界，可以用无治主义的炸弹去建设，大家都自由，什么都自由！” “而实际生活使我在工人代表苏维埃里工作（副**）；之后，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加入布尔塞维克党。孚龙兹（F u ze，是托罗茨基免职之后第一任苏联军事人民委员长，现在已经死了。——译者）对于我的这个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我的几次谈话把我的最后的无政府主义的幻想都扑灭了。”（自传） 不久，他就当了省党部的书记，做当地省政府的委员，这是在中央亚细亚。后来，同着孚龙兹的队伍参加国内战争，当了查葩耶夫第二十五师的党代表，土耳其斯坦战线的政治部主任，古班军的政治部主任。他秘密到古班的白军区域里去做工作，当了“赤色陆战队”的党代表，那所谓“陆战队”的司令就是《铁流》里的郭如鹤（郭甫久鹤）。在这里，他脚上中了枪弹。他因为革命战争里的功劳，得了红旗勋章。 一九一七——一八年他就开然写文章，登载在外省的以及中央的报章杂志上。一九二一年国内战争结束之后，他到了墨斯科，就开始写小说。出版了《赤色陆战队》，《查葩耶夫》，《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五年，他著的《叛乱》出版（中文译本改做《克服》），这是讲一九二○年夏天谢米列赤伊地方的国内战争的。谢米列赤伊地方在伊犁以西三四百里光景，中国旧书里，有译做“七河地”的，这是七条河的流域的总名称。 从一九二一年之后，孚尔玛诺夫才完全做文学的工作。不幸，他在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十五日就病死了。他墓碑上刻着一把剑和一本书；铭很简单，是：特密忒黎·孚尔玛诺夫，共产主义者，战士，文人。 孚尔玛诺夫的著作，有： 《查葩耶夫》一九二三年。 《叛乱》一九二五年。 《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三年。 《史德拉克》短篇小说，一九二五年。 《七天》（《查葩耶夫》的缩本）一九二六年。 《斗争的道路》小说集。 《海岸》（关于高加索的“报告”）一九二六年。 《最后几天》一九二六年。 《忘不了的几天》“报告”和小说集，一九二六年。 《盲诗人》小说集，一九二七年。 《孚尔玛诺夫文集》四卷。 《市侩杂记》一九二七年。 《飞行家萨诺夫》小说集，一九二七年。 这里的一篇《英雄们》，是从斐檀斯的译本（D．Fou ma－ ow∶Die ote Helde ，deutsch Vo A．Vide s，Ve lag de Juge di te atio ale，Be li 1928）重译的，也许就是《赤色陆战队》。所记的是用一支奇兵，将白军的大队打退，其中似乎还有些传奇色采，但很多的是身历和心得之谈，即如由出发以至登陆这一段，就是给高谈专门家和唠叨主义者的一个大教训。 将“Helde ”译作“英雄们”，是有点流弊的，因为容易和中国旧来的所谓“显英雄”的“英雄”相混，这里其实不过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意思。译作“别动队”的，原文是“Desse t”，源出法文，意云“追加”，也可以引伸为饭后的点心，书籍的附录，本不是军用语。这里称郭甫久鹤的一队为“ ote Desse t”，恐怕是一个诨号，应该译作“红点心”的，是并非正式军队，它的前去攻打敌人，不过给吃一点点心，不算正餐的意思。但因为单是猜想，不能确定，所以这里就姑且译作中国人所较为听惯的，也非正装军队的“别动队”了。 唆罗诃夫（Michail Sholochov）以一九○五年生于顿州。父亲是杂货，家畜和木材商人，后来还做了机器磨坊的经理。母亲是一个土耳其女子的曾孙女，那时她带了她的六岁的小儿子——就是唆罗诃夫的祖父——作为俘虏，从哥萨克移到顿州来的。唆罗诃夫在墨斯科时，进了小学，在伏罗内希时，进了中学，但没有毕业，因为他们为了侵进来的德国军队，避到顿州方面去了。在这地方，这孩子就目睹了市民战，一九二二年，他曾参加了对于那时还使顿州不安的马贼的战斗。到十六岁，他便做了统计家，后来是扶养委员。他的作品于一九二三年这才付印，使他有名的是那大部的以市民战为材料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到现在一共出了四卷，第一卷在中国有贺非译本。 《父亲》从《新俄新作家三十人集》中翻来，原译者是斯忒拉绥尔（Nadja St asse ）；所描写的也是内战时代，一个哥萨克老人的处境非常之难，为了小儿女而杀较长的两男，但又为小儿女所憎恨的悲剧。和果戈理，托尔斯泰所描写的哥萨克，已经很不同，倒令人仿佛看见了在戈理基初期作品中有时出现的人物。契诃夫写到农民的短篇，也有近于这一类的东西。 班菲洛夫（Fedo Pa fe ov）生于一八九六年，是一个贫农的儿子，九岁时就给人去牧羊，后来做了店铺的伙计。 他是共产党员，十月革命后，大为党和政府而从事于活动，一面创作着出色的小说。最优秀的作品，是描写贫农们为建设农村的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勃鲁斯基》，以一九二六年出版，现在欧美诸国几乎都有译本了。 关于伊连珂夫（V．Ilie kov）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少。 只看见德文本《世界革命的文学》（Lite atu de Welt evo－tutio ）的去年的第三本里，说他是全俄无产作家同盟（拉普）中的一人，也是一个描写新俄的人们的生活，尤其是农民生活的好手。 当苏俄施行五年计画的时候，革命的劳动者都为此努力的建设，组突击队，作社会主义竞赛，到两年半，西欧及美洲“文明国”所视为幻想，妄谈，昏话的事业，至少竟有十个工厂已经完成了。那时的作家们，也应了社会的要求，应了和大艺术作品一同，一面更加提高艺术作品的实质，一面也用了报告文学，短篇小说，诗，素描的目前小品，来表示正在获胜的集团，工厂，以及共同经营农场的好汉，突击队员的要求，走向库兹巴斯，巴库，斯太林格拉特，和别的大建设的地方去，以最短的期限，做出这样的艺术作品来。日本的苏维埃事情研究会所编译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丛书》第一辑《冲击队》（一九三一年版）中，就有七篇这一种“报告文学”在里面。 《枯煤，人们和耐火砖》就从那里重译出来的，所说的是伏在地面之下的泥沼的成因，建设者们的克服自然的毅力，枯煤和文化的关系，炼造枯煤和建筑枯煤炉的方法，耐火砖的种类，竞赛的情形，监督和指导的要诀。种种事情，都包含在短短的一篇里，这实在不只是“报告文学”的好标本，而是实际的知识和工作的简要的教科书了。 但这也许不适宜于中国的若干的读者，因为倘不知道一点地质，炼煤，开矿的大略，读起来是很无兴味的。但在苏联却又作别论，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智识劳动和筋肉劳动的界限也跟着消除，所以这样的作品也正是一般的读物。 由此更可见社会一异，所谓“智识者”即截然不同，苏联的新的智识者，实在已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对秋月伤心，落花坠泪，正如我们的不明白为什么熔铁的炉，倒是没有炉底一样了。 《文学月报》的第二本上，有一篇周起应君所译的同一的文章，但比这里的要多三分之一，大抵是关于稷林的故事。我想，这大约是原本本有两种，并非原译者有所增减，而他的译本，是出于英文的。我原想借了他的译本来，但想了一下，就又另译了《冲击队》里的一本。因为详的一本，虽然兴味较多，而因此又掩盖了紧要的处所，简的一本则脉络分明，但读起来终不免有枯燥之感。——然而又各有相宜的读者层的。有心的读者或作者倘加以比较，研究，一定很有所省悟，我想，给中国有两种不同的译本，决不会是一种多事的徒劳的。 但原译本似乎也各有错误之处。例如这里的“他讲话，总仿佛手上有着细索子，将这连结着的一样。”周译本作“他老是这样地说话，好像他衔了甚么东西在他的牙齿间，而且在紧紧地把它咬着一样。”这里的“他早晨往往被人叫醒，从桌子底下拉出来。”周译本作“他常常惊醒来了，或者更正确地说，从桌上抬起头来了。”想起情理来，都应该是后一译不错的，但为了免得杂乱起见，我都不据以改正。 从描写内战时代的《父亲》，一跳就到了建设时代的《枯煤，人们和耐火砖》，这之间的间隔实在太大了，但目下也没有别的好法子。因为一者，我所收集的材料中，足以补这空虚的作品很有限；二者，是虽然还有几篇，却又是不能绍介，或不宜绍介的。幸而中国已经有了几种长篇或中篇的大作，可以稍稍弥缝这缺陷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九日，编者。 ------------ 第20章 《苦蓬》译者附记 作者 Bo is Pil iak 曾经到过中国，上海的文学家们还曾开筵招待他，知道的人想来至今还不少，可以无须多说了。在这里要画几笔蛇足的：第一，是他虽然在革命的漩涡中长大，却并不是无产作家，是以“同路人”的地位而得到很利害的攻击者之一，看《文艺政策》就可见，连日本人中间，也很有非难他的。第二，是这篇系十年前之作，正值所谓“战时共产时代”，革命初起，情形很混沌，自然便不免有看不分明之处，这样的文人，那时也还多——他们以“革命为自然对于文明的反抗，村落对于都会的反抗，惟在俄罗斯的平野和森林深处，过着千年前的生活的农民，乃是革命的成就者”。 然而他的技术，却非常卓拔的。如这一篇，用考古学，传说，村落生活，农民谈话，加以他所喜欢运用的E otic的故事，编成革命现象的一段，而就在这一段中，活画出在扰乱和流血的不安的空气里，怎样在复归于本能生活，但也有新的生命的跃动来。惟在我自己，于一点却颇觉有些不满，即是在叙述和议论上，常常令人觉得冷评气息，——这或许也是他所以得到非难的一个原因罢。 这一篇，是从他的短篇集《他们的生活的一年》里重译出来的，原是日本平冈雅英的译本，东京新潮社出版的《海外文学新选》的三十六编。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日，译讫，记。 《肥料》译者附记 这一篇的作者，是现在很辉煌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在中国也绍介过不止一两次，可以无须多说了。但译者所信为最可靠的，是曹靖华先生译出的几篇，收在短篇小说集《烟袋》里，并附作者传略，爱看这一位作家的作品的读者，可以自去参看的。 上面所译的，是描写十多年前，俄边小村子里的革命，而中途失败了的故事，内容和技术，都很精湛，是译者所见这作者的十多篇小说中，信为最好的一篇。可惜译文颇难自信，因为这是从《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三本中富士辰马的译文重译的，而原译者已先有一段附记道： “用了真的农民的方言来写的绥甫林娜的作品，实在是难解，听说虽在俄国，倘不是精通地方的风俗和土话的人，也是不能看的。因此已有特别的字典，专为了要看绥甫林娜的作品而设。但译者的手头，没有这样的字典。……总是想不明白的处所，便求教于精通农民事情的一个鞑靼的妇人。绥甫林娜也正是出于鞑靼系的。到得求教的时候，却愈加知道这一篇之难解了。……倘到坦波夫或什么地方的乡下去，在农民中间生活三四年，或者可以得到完全的译本罢。” 但译文中的农民的土话，却都又改成了日本乡村的土话，在普通的字典上，全部没有的，也未有特别的字典。于是也只得求教于懂得那些土话的M君，全篇不下三十处，并注于此，以表谢忱云。 又，文中所谓“教友”，是基督教的一派，而反对战争，故当时很受帝制政府压迫，但到革命时候，也终于显出本相来了。倘不记住这一点，对于本文就常有难以明白之处的。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二日，洛文记于西湖之避暑吟诗堂。 《山民牧唱》 《山民牧唱·序文》译者附记 《山民牧唱序》从日本笠井镇夫的译文重译，原是载在这部书的卷首的，可以说，不过是一篇极轻松的小品。 作者巴罗哈（Pio Ba oja Y Nessi）以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于西班牙的圣绥巴斯锵市，从马德里大学得到Docto 的称号，而在文学上，则与伊本纳兹齐名。 但以本领而言，恐怕他还在伊本纳兹之上，即如写山地居民跋司珂族（Vasco）的性质，诙谐而阴郁，虽在译文上，也还可以看出作者的非凡的手段来。这序文固然是一点小品，然而在发笑之中，不是也含着深沉的忧郁么？ 《放浪者伊利沙辟台》和《跋司珂族的人们》译者附记 巴罗哈（Pio Ba oja y Nessi）以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于西班牙之圣舍跋斯丁市，和法兰西国境相近。先学医于巴连西亚大学，更在马德里大学得医士称号。后到跋司珂的舍斯德那市，行医两年，又和他的哥哥理嘉图（Rica do）到马德里，开了六年面包店。 他在思想上，自云是无政府主义者，翘望着力学底行动（Dy amic actio ）。在文艺上，是和伊巴臬兹（Vi ce t Iba ez）齐名的现代西班牙文坛的健将，是具有哲人底风格的最为独创底的作家。作品已有四十种，大半是小说，且多长篇，又多是涉及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这些大题目的。巨制有《过去》，《都市》和《海》这三部曲；又有连续发表的《一个活跃家的记录》，迄今已经印行到第十三编。有杰作之名者，大概属于这一类。但许多短篇里，也尽多风格特异的佳篇。 跋司珂（Vasco）族是古来就住在西班牙和法兰西之间的比莱纳（Py e ees）山脉两侧的大家视为“世界之谜”的人种，巴罗哈就禀有这民族的血液的。选在这里的，也都是描写跋司珂族的性质和生活的文章，从日本的《海外文学新选》第十三编《跋司珂牧歌调》中译出。前一篇（Elizabideel Vaga－bu do）是笠井镇夫原译；后一篇是永田宽定译的，原是短篇集《阴郁的生活》（Vidas Somb ias）中的几篇，因为所写的全是跋司珂族的性情，所以就袭用日译本的题目，不再改换了。 《会友》译者附记 《会友》就是上期登过序文的笠井镇夫译本《山民牧唱》中的一篇，用诙谐之笔，写一点不登大雅之堂的山村里的名人故事，和我先曾绍介在《文学》翻译专号上的《山中笛韵》，情景的阴郁和玩皮，真有天渊之隔。但这一篇里明说了两回：这跋司珂人的地方是法国属地。属地的人民，大概是阴郁的，否则嘻嘻哈哈，像这里所写的“培拉的学人哲士们”一样。同是一处的居民，外观上往往会有两种相反的性情。但这相反又恰如一张纸的两面，其实是一体的。 作者是医生，医生大抵是短命鬼，何况所写的又是受强国迫压的山民，虽然嘻嘻哈哈，骨子里当然不会有什么乐趣。 但我要绍介的就并不是文学的乐趣，却是作者的技艺。在这么一个短篇中，主角迭土尔辟台不必说，便是他的太太拉·康迪多，马车夫马匿修，不是也都十分生动，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印象么？假使不能，那是译者的罪过了。 《少年别》译者附记 《少年别》的作者P．巴罗哈，在读者已经不是一个陌生人，这里无须再来绍介了。这作品，也是日本笠井镇夫选译的《山民牧唱》中的一篇，是用戏剧似的形式来写的新样式的小说，作者常常应用的；但也曾在舞台上实演过。因为这一种形式的小说，中国还不多见，所以就译了出来，算是献给读者的一种参考品。 Adios a La Bohemia是它的原名，要译得诚实，恐怕应该是《波希米亚者流的离别》的。但这已经是重译了，就是文字，也不知道究竟和原作有怎么天差地远，因此索性采用了日译本的改题，谓之《少年别》，也很像中国的诗题。 地点是西班牙的京城玛德里（Mad id），事情很简单，不过写着先前满是幻想，后来终于幻灭的文艺青年们的结局；而新的却又在发生起来，大家在咖啡馆里发着和他们的前辈先生相仿的议论，那么，将来也就可想而知了。译者寡闻，先前是只听说巴黎有这样的一群文艺家的，待到看过这一篇，才知道西班牙原来也有，而且言动也和巴黎的差不多。 《促狭鬼莱哥羌台奇》译者附记 北阿·巴罗哈（Pio Ba oja y Nessi）以一八七二年十二月生于西班牙之圣舍跋斯丁市，和法国境相近。他是医生，但也是作家，与伊本涅支（Vi ce t Iba ez）齐名。作品已有四十种，大半是小说，且多长篇，称为杰作者，大抵属于这一类。他那连续发表的《一个活动家的记录》，早就印行到第十三编。 这里的一篇是从日本笠井镇夫选译的短篇集《跋司珂牧歌调》里重译出来的。跋司珂（Vasco）者，是古来就位在西班牙和法兰西之间的比莱纳（Py e ees）山脉两侧的大家看作“世界之谜”的民族，如作者所说，那性质是“正经，沉默，不愿说诳”，然而一面也爱说废话，傲慢，装阔，讨厌，善于空想和做梦；巴罗哈自己就禀有这民族的血液的。 莱哥羌台奇正是后一种性质的代表。看完了这一篇，好像不过是巧妙的滑稽。但一想到在法国治下的荒僻的市镇里，这样的脚色就是名人，这样的事情就是生活，便可以立刻感到作者的悲凉的心绪。还记得中日战争（一八九四年）时，我在乡间也常见游手好闲的名人，每晚从茶店里回来，对着女人孩子们大讲些什么刘大将军（刘永福摆“夜壶阵”的怪话，大家都听得眉飞色舞，真该和跋司珂的人们同声一叹。但我们的讲演者虽然也许添些枝叶，却好像并非自己随口乱谈，他不过将茶店里面贩来的新闻，演义了一下，这是还胜于莱哥先生的促狭的。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夜，译完并记。 译者的话 《表》的作者班台莱耶夫（L．Pa teleev），我不知道他的事迹。所看见的记载，也不过说他原是流浪儿，后来受了教育，成为出色的作者，且是世界闻名的作者了。他的作品，德国译出的有三种：一为“Schkid”（俄语“陀斯妥也夫斯基学校”的略语），亦名《流浪儿共和国》，是和毕理克（G．Bjelych）合撰的，有五百余页之多，一为《凯普那乌黎的复仇》，我没有见过；一就是这一篇中篇童话，《表》。 现在所据的即是爱因斯坦（Ma ia Ei stei ）女士的德译本，一九三○年在柏林出版的。卷末原有两页编辑者的后记，但因为不过是对德国孩子们说的话，在到了年纪的中国读者，是统统知道了的，而这译本的读者，恐怕倒是到了年纪的人居多，所以就不再译在后面了。 当翻译的时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的，是日本槙本楠郎的日译本：《金时计》。前年十二月，由东京乐浪书院印行。在那本书上，并没有说明他所据的是否原文；但看藤森成吉的话（见《文学评论》创刊号），则似乎也就是德译本的重译。 这对于我是更加有利的：可以免得自己多费心机，又可以免得常翻字典。但两本也间有不同之处，这里是全照了德译本的。 《金时计》上有一篇译者的序言，虽然说的是针对着日本，但也很可以供中国读者参考的。译它在这里： “人说，点心和儿童书之多，有如日本的国度，世界上怕未必再有了。然而，多的是吓人的坏点心和小本子，至于富有滋养，给人益处的，却实在少得很。所以一般的人，一说起好点心，就想到西洋的点心，一说起好书，就想到外国的童话了。 “然而，日本现在所读的外国的童话，几乎都是旧作品，如将褪的虹霓，如穿旧的衣服，大抵既没有新的美，也没有新的乐趣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大抵是长大了的阿哥阿姊的儿童时代所看过的书，甚至于还是连父母也还没有生下来，七八十年前所作的，非常之旧的作品。 “虽是旧作品，看了就没有益，没有味，那当然也不能说的。但是，实实在在的留心读起来，旧的作品中，就只有古时候的‘有益’，古时候的‘有味’。这只要把先前的童谣和现在的童谣比较一下看，也就明白了。总之，旧的作品中，虽有古时候的感觉、感情、情绪和生活，而像现代的新的孩子那样，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来观察动物，植物和人类的世界者，却是没有的。 “所以我想，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 “由这意思，这一本书想必为许多人所喜欢。因为这样的内容簇新，非常有趣，而且很有名声的作品，是还没有绍介一本到日本来的。然而，这原是外国的作品，所以纵使怎样出色，也总只显着外国的特色。我希望读者像游历异国一样，一面鉴赏着这特色，一面怀着涵养广博的智识，和高尚的情操的心情，来读这一本书。我想，你们的见闻就会更广，更深，精神也因此磨炼出来了。” 还有一篇秋田雨雀的跋，不关什么紧要，不译它了。 译成中文时，自然也想到中国。十来年前，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有人追踪，倒是拚命的在向后转。看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甚而至于“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还有《龙文鞭影》里的故事的白话译。这些故事的出世的时候，岂但儿童们的父母还没有出世呢，连高祖父母也没有出世，那么，那“有益”和“有味”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开译以前，自己确曾抱了不小的野心。第一，是要将这样的崭新的童话，绍介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第二，想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但是，一开译，可就立刻碰到了钉子了，孩子的话，我知道得太少，不够达出原文的意思来，因此仍然译得不三不四。现在只剩了半个野心了，然而也不知道究竟怎么样。 还有，虽然不过是童话，译下去却常有很难下笔的地方。 例如译作“不够格的”，原文是 defekt，是“不完全”，“有缺点”的意思。日译本将它略去了。现在倘若译作“不良”，语气未免太重，所以只得这么的充一下，然而仍然觉得欠切帖。又这里译作“堂表兄弟”的是Olle，译作“头儿”的是Ga ove，查了几种字典，都找不到这两个字。没法想就只好头一个据西班牙语，第二个照日译本，暂时这么的敷衍着，深望读者指教，给我还有改正的大运气。 插画二十二小幅，是从德译本复制下来的。作者孚克（B u o Fuk），并不是怎样知名的画家，但在二三年前，却常常看见他为新的作品作画的，大约还是一个青年罢。 鲁迅。 ------------ 第21章 《俄罗斯的童话》 小引 这是我从去年秋天起，陆续译出，用了“邓当世”的笔名，向《译文》投稿的。 第一回有这样的几句《后记》： “高尔基这人和作品，在中国已为大家所知道，不必多说了。 “这《俄罗斯的童话》，共有十六篇，每篇独立；虽说‘童话’，其实是从各方面描写俄罗斯国民性的种种相，并非写给孩子们看的。发表年代未详，恐怕还是十月革命前之作；今从日本高桥晚成译本重译，原在改造社版《高尔基全集》第十四本中。” 第二回，对于第三篇，又有这样的《后记》两段： “《俄罗斯的童话》里面，这回的是最长的一篇，主人公们之中，这位诗人也是较好的一个，因为他终于不肯靠装活死人吃饭，仍到葬仪馆为真死人出力去了，虽然大半也许为了他的孩子们竟和帮闲‘批评家’一样，个个是红头毛。我看作者对于他，是有点宽恕的，——而他真也值得宽恕。 “现在的有些学者说：文言白话是有历史的。这并不错，我们能在书本子上看到；但方言土语也有历史—— 只不过没有人写下来。帝王卿相有家谱，的确证明着他有祖宗；然而穷人以至奴隶没有家谱，却不能成为他并无祖宗的证据。笔只拿在或一类人的手里，写出来的东西总不免于蹊跷，先前的文人哲士，在记载上就高雅得古怪。高尔基出身下等，弄到会看书，会写字，会作文，而且作得好，遇见的上等人又不少，又并不站在上等人的高台上看，于是许多西洋镜就被拆穿了。如果上等诗人自己写起来，是决不会这模样的。我们看看这，算是一种参考罢。” 从此到第九篇，一直没有写《后记》。 然而第九篇以后，也一直不见登出来了。记得有时也又写有《后记》，但并未留稿，自己也不再记得说了些什么。写信去问译文社，那回答总是含含胡胡，莫名其妙。不过我的译稿却有底子，所以本文是完全的。 我很不满于自己这回的重译，只因别无译本，所以姑且在空地里称雄。倘有人从原文译起来，一定会好得远远，那时我就欣然消灭。 这并非客气话，是真心希望着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之夜，鲁迅。 ------------ 第22章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 前记 司基塔列慈（Skitalez）的《契诃夫记念》里，记着他的谈话—— “必须要多写！你起始唱的是夜莺歌，如果写了一本书，就停止住，岂非成了乌鸦叫！就依我自己说：如果我写了头几篇短篇小说就搁笔，人家决不把我当做作家！契红德！一本小笑话集！人家以为我的才学全在这里面。严肃的作家必说我是另一路人，因为我只会笑。如今的时代怎么可以笑呢？”（耿济之译，《译文》二卷五期。） 这是一九○四年一月间的事，到七月初，他死了。他在临死这一年，自说的不满于自己的作品，指为“小笑话”的时代，是一八八○年，他二十岁的时候起，直至一八八七年的七年间。在这之间，他不但用“契红德”（A tosha Chekho te）的笔名，还用种种另外的笔名，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四百多篇的短篇小说，小品，速写，杂文，法院通信之类。一八八六年，才在彼得堡的大报《新时代》上投稿；有些批评家和传记家以为这时候，契诃夫才开始认真的创作，作品渐有特色，增多人生的要素，观察也愈加深邃起来。这和契诃夫自述的话，是相合的。 这里的八个短篇，出于德文译本，却正是全属于“契红德”时代之作，大约译者的本意，是并不在严肃的绍介契诃夫的作品，却在辅助玛修丁（V．N．Massiuti ）的木刻插画的。玛修丁原是木刻的名家，十月革命后，还在本国为勃洛克（A．Block）刻《十二个》的插画，后来大约终于跑到德国去了，这一本书是他在外国的谋生之术。我的翻译，也以绍介木刻的意思为多，并不著重于小说。 这些短篇，虽作者自以为“小笑话”，但和中国普通之所谓“趣闻”，却又截然两样的。它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生瘤的化装，蹩脚的跳舞，那模样不免使人笑，而笑时也知道： 这可笑是因为他有病。这病能医不能医。这八篇里面，我以为没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但作者自己却将这些指为“小笑话”，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谦虚，或者后来更加深广，更加严肃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译者。 译者后记 契诃夫的这一群小说，是去年冬天，为了《译文》开手翻译的，次序并不照原译本的先后。是年十二月，在第一卷第四期上，登载了三篇，是《假病人》，《簿记课副手日记抄》和《那是她》，题了一个总名；谓之《奇闻三则》，还附上几句后记道—— 以常理而论，一个作家被别国译出了全集或选集，那么，在那一国里，他的作品的注意者，阅览者和研究者该多起来，这作者也更为大家所知道，所了解的。但在中国却不然，一到翻译集子之后，集子还没有出齐，也总不会出齐，而作者可早被压杀了。易卜生，莫泊桑，辛克莱，无不如此，契诃夫也如此。 不过姓名大约还没有被忘却。他在本国，也还没有被忘却的，一九二九年做过他死后二十五周年的纪念，现在又在出他的选集。但在这里我不想多说什么了。 《奇闻三篇》是从Alexa de Eliasbe g的德译本《De Pe sische O de u d a de e G oteske 》（Welt－Ve lag，Be li ，1922）里选出来的。这书共八篇，都是他前期的手笔，虽没有后来诸作品的阴沉，却也并无什么代表那时的名作，看过美国人做的《文学概论》之类的学者或批评家或大学生，我想是一定不准它称为“短篇小说”的，我在这里也小心一点，根据了“G oteske”这一个字，将它翻作了“奇闻”。 译者后记第一篇绍介的是一穷一富，一厚道一狡猾的贵族；第二篇是已经爬到极顶和日夜在想爬上去的雇员；第三篇是圆滑的行伍出身的老绅士和爱听艳闻的小姐。字数虽少，脚色却都活画出来了。但作者虽是医师，他给簿记课副手代写的日记是当不得正经的，假如有谁看了这一篇，真用升汞去治胃加答儿，那我包管他当天就送命。这种通告，固然很近于“杞忧”，但我却也见过有人将旧小说里狐鬼所说的药方，抄进了正经的医书里面去——人有时是颇有些希奇古怪的。 这回的翻译的主意，与其说为了文章，倒不如说是因为插画；德译本的出版，好像也是为了插画的。这位插画家玛修丁（V．N．Massiuti ），是将木刻最早给中国读者赏鉴的人，《未名丛刊》中《十二个》的插图，就是他的作品，离现在大约已有十多年了。 今年二月，在第六期上又登了两篇：《暴躁人》和《坏孩子》。那后记是—— 契诃夫的这一类的小说，我已经绍介过三篇。这种轻松的小品，恐怕中国是早有译本的，但我却为了别一个目的：原本的插画，大概当然是作品的装饰，而我的翻译，则不过当作插画的说明。 就作品而论，《暴躁人》是一八八七年作；据批评家说，这时已是作者的经历更加丰富，观察更加广博，但思想也日见阴郁，倾于悲观的时候了。诚然，《暴躁人》除写这暴躁人的其实并不敢暴躁外，也分明的表现了那时的闺秀们之鄙陋，结婚之不易和无聊；然而一八八三年作的大家当作滑稽小品看的《坏孩子》，悲观气息却还要沉重，因为看那结末的叙述，已经是在说：报复之乐，胜于恋爱了。 接着我又寄去了三篇：《波斯勋章》，《难解的性格》和《阴谋》，算是全部完毕。但待到在《译文》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出来时，《波斯勋章》不见了，后记上也删去了关于这一篇作品的话，并改“三篇”为“二篇”—— 木刻插画本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共八篇，这里再译二篇。 《阴谋》也许写的是夏列斯妥夫的性格和当时医界的腐败的情形。但其中也显示着利用人种的不同于“同行嫉妒”。例如，看起姓氏来，夏列斯妥夫是斯拉夫种人，所以他排斥“摩西教派的可敬的同事们”——犹太人，也排斥医师普莱息台勒（Gustav P echtel）和望·勃隆（Vo B o ）以及药剂师格伦美尔（G umme ），这三个都是德国人姓氏，大约也是犹太人或者日耳曼种人。这种关系，在作者本国的读者是一目了然的，到中国来就须加些注释，有点缠夹了。但参照起中村白叶氏日本译本的《契诃夫全集》，这里却缺少了两处关于犹太人的并不是好话。一，是缺了“摩西教派的同事们聚作一团，在嚷叫”之后的一行：“‘哗拉哗拉，哗拉哗拉，哗拉哗拉……’”；二，是“摩西教派的可敬的同事又聚作一团”下面一句“在嚷叫”，乃是“开始那照例的——‘哗拉哗拉，哗拉哗拉’了……”但不知道原文原有两种的呢，还是德文译者所删改？我想，日文译本是决不至于无端增加一点的。 平心而论，这八篇大半不能说是契诃夫的较好的作品，恐怕并非玛修丁为小说而作木刻，倒是翻译者Alex－a de Eliasbe g为木刻而译小说的罢。但那木刻，却又并不十分依从小说的叙述，例如《难解的性格》中的女人，照小说，是扇上该有须头，鼻梁上应该架着眼镜，手上也该有手镯的，而插画里都没有。大致一看，动手就做，不必和本书一一相符，这是西洋的插画家很普通的脾气。虽说“神似”比“形似”更高一著，但我总以为并非插画的正轨，中国的画家是用不着学他的——倘能“形神俱似”，不是比单单的“形似”又更高一著么？ 但“这八篇”的“八”字没有改，而三次的登载，小说却只有七篇，不过大家是不会觉察的，除了编辑者和翻译者。 谁知道今年的刊物上，新添的一行“中宣会图书杂志审委会审查证……字第……号”，就是“防民之口”的标记呢，但我们似的译作者的译作，却就在这机关里被删除，被禁止，被没收了，而且不许声明，像衔了麻核桃的赴法场一样。这《波斯勋章》，也就是所谓“中宣……审委会”暗杀账上的一笔。 《波斯勋章》不过描写帝俄时代的官僚的无聊的一幕，在那时的作者的本国尚且可以发表，为什么在现在的中国倒被禁止了？——我们无从推测。只好也算作一则“奇闻”。但自从有了书报检查以来，直至六月间的因为“《新生》事件”而烟消火灭为止，它在出版界上，却真有“所过残破”之感，较有斤两的译作，能保存它的完肤的是很少的。 自然，在地土，经济，村落，堤防，无不残破的现在，文艺当然也不能独保其完整。何况是出于我的译作，上有御用诗官的施威，下有帮闲文人的助虐，那遭殃更当然在意料之中了。然而一面有残毁者，一面也有保全，补救，推进者，世界这才不至于荒废。我是愿意属于后一类，也分明属于后一类的。现在仍取八篇，编为一本，使这小集复归于完全，事虽琐细，却不但在今年的文坛上为他们留一种亚细亚式的“奇闻”，也作了我们的一个小小的记念。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之夜，记。 ------------ 第23章 《死魂灵》 第二部第一章译者附记 果戈理（N．Gogol）的《死魂灵》第一部，中国已有译本，这里无需多说了。其实，只要第一部也就足够，以后的两部——《炼狱》和《天堂》已不是作者的力量所能达到了。 果然，第二部完成后，他竟连自己也不相信了自己，在临终前烧掉，世上就只剩了残存的五章，描写出来的人物，积极者偏远逊于没落者：在讽刺作家果戈理，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现在所用的底本，仍是德人Otto Buek 译编的全部；第一章开首之处，借田退德尼科夫的童年景况叙述着作者所理想的教育法，那反对教师无端使劲，像填鸭似的来硬塞学生，固然并不错，但对于环境，不想改革，只求适应，却和十多年前，中国有一些教育家，主张学校应该教授看假洋，写呈文，做挽对春联之类的意见，不相上下的。 第二部第二章译者附记 《死魂灵》第二部的写作，开始于一八四○年，然而并没有完成，初稿只有一章，就是现在的末一章。后二年，果戈理又在草稿上从新改定，誊成清本。这本子后来似残存了四章，就是现在的第一至第四章；而其间又有残缺和未完之处。 其实，这一部书，单是第一部就已经足够的，果戈理的运命所限，就在讽刺他本身所属的一流人物。所以他描写没落人物，依然栩栩如生，一到创造他之所谓好人，就没有生气。例如这第二章，将军贝德理锡且夫是丑角，所以和乞乞科夫相遇，还是活跃纸上，笔力不让第一部；而乌理尼加是作者理想上的好女子，他使尽力气，要写得她动人，却反而并不活动，也不像真实，甚至过于矫揉造作，比起先前所写的两位漂亮太太来，真是差得太远了。 四 论文 《裴彖飞诗论》译者附记 往作《摩罗诗力说》。曾略及匈加利裴彖飞事。独恨文字差绝。欲迻异国诗曲。翻为夏言。其业滋艰。非今兹能至。 顷见其国人籁息Reich E．所著《匈加利文章史》。中有《裴彖飞诗论》一章。则译诸此。冀以考见其国之风土景物。 诗人情性。与夫著作旨趣之一斑云。 《艺术玩赏之教育》译者附记 谨案此篇论者。为日本心理学专家。所见甚挚。论亦绵密。近者国人。方欲有为于美育。则此论极资参考。用亟循字迻译。庶不甚损原意。原文结论后半。皆驳斥其国现用“新定画帖”之语。盖此论实由是而发。然兹译用意。在通学说。故从略。 又原注参考书目。兹删一二。而仍其余。（1）K．G oos，Zum P oblem de asthetische E ziehu g．（Zeitsch ift fü Aesthetik u d Allgemei e Ku stwisse schaft Bd．Ⅰ．1906）（2）H．Mu ste be g．P i cples of A t Educatio ，A philosophicai，Aesthetical a d Psychologi^cal Discus－sio of A t Educatio ．1904．（3）Mülle －F eie fels：Affekte u d T ieb i Kü ste ische Ge iesse ，（A chiv fü die Gesamte Psy．ⅩⅤⅢ．Bd．1910）（4）野上，上野，实验心理学讲义 1909（5）Ku ^ste ziehu gstages i D esde am28，u d 29，Sept．1901．1902．（6）E．Meuma ，Vo l，zu Ei füh u g i die expe ime talle Püdagogik 2te Aufl，1911． 《社会教育与趣味》译者附记 按原文本非学说。顾以我国美育之论。方洋洋盈耳。而抑扬皆未得其真。甚且误解美谊。此篇立说浅近。颇与今日吾情近合。爰为迻译。以供参鉴。然格于刊例。无可编类。故附学说之后。阅者谅之。 《近代捷克文学概观》译者附记 捷克人在斯拉夫民族中是最古的人民，ěQ也有着最富的文学。但在二十年代，几乎很少见一本波希米亚文的书，后来出了J．Kollá 以及和他相先后的文人，文学才有新生命，到前世纪末，他们已有三千以上的文学家了！ 这丰饶的捷克文学界里，最显著的三大明星是：纳卢达（1834—91），捷克（1846—），符尔赫列支奇（1853—1912）。现在译取凯拉绥克（Josef Ka ásek）《斯拉夫文学史》第二册第十一十二两节与十九节的一部分，便正可见当时的大概；至于最近的文学，却还未详。此外尚有符尔赫列支奇的同人与支派如Ad．CKe y，J．S．Macha ，A to Sova；以及散文家如K．Rais，K．Kloste ma ，M sKtik兄弟，M．SKimácKek，Alois Ji ásek等，也都有名，惜现在也不及详说了。 二一年九月五日附记。 《小俄罗斯文学略说》译者附记 右一篇从G．Ka peles的《文学通史》中译出，是一个从发生到十九世纪末的小俄罗斯文学的大略。但他们近代实在还有铮铮的作家，我们须得知道那些名姓的是：欧罗巴近世精神潮流的精通者Michael D agoma ov，进向新轨道的著作者Iva F a ko（1856—）与Vasyl Stefa yk； 至于女人，则有女权的战士Olga kobyla ska（1865—）以及女子运动的首领Natalie Kob y ska（1855—）。 一九二一年九月九日，译者记。 《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译者附记 这是《近代思想十六讲》的末一篇，一九一五年出版，所以于欧战以来的作品都不提及。但因为叙述很简明，就将它译出了。二六年三月十六日，译者记。 《关于绥蒙诺夫及其代表作〈饥饿〉》译者附记 《饥饿》这一部书，中国已有两种译本，一由北新书局印行，一载《东方杂志》。并且《小说月报》上又还有很长的批评了。这一篇是见于日本《新兴文学全集》附录第五号里的，虽然字数不多，却简洁明白，这才可以知道一点要领，恰有余暇，便译以饷曾见《饥饿》的读者们。 十月二日，译者识。 《新时代的预感》译者附记这一篇，还是一九二四年一月里做的，后来收在《文学评论》中。原不过很简单浅近的文章，我译了出来的意思，是只在文中所举的三个作家——巴理蒙德，梭罗古勃，戈理基——中国都比较地知道，现在就借此来看看他们的时代的背景，和他们各个的差异的——据作者说，则也是共通的—— 精神。又可以借此知道超现实底的唯美主义，在俄国的文坛上根柢原是如此之深，所以革命底的批评家如卢那卡尔斯基等，委实也不得不竭力加以排击。又可以借此知道中国的创造社之流先前鼓吹“为艺术的艺术”而现在大谈革命文学，是怎样的永是看不见现实而本身又并无理想的空嚷嚷。 其实，超现实底的文艺家，虽然回避现实，或也憎恶现实，甚至于反抗现实，但和革命底的文学者，我以为是大不相同的。作者当然也知道，而偏说有共通的精神者，恐怕别有用意，也许以为其时的他们的国度里，在不满于现实这一点，是还可以同路的罢。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译讫并记。 《人性的天才——迦尔洵》译者附记 Lvov—Rogachevski的《俄国文学史梗概》的写法，每篇常有些不同，如这一篇，真不过是一幅Sketch，然而非常简明扼要。 这回先译这一篇，也并无深意。无非因为其中所提起的迦尔洵的作品，有些是廿余年前已经绍介（《四日》，《邂逅》），有的是五六年前已经绍介（《红花》），读者可以更易了然，不至于但有评论而无译出的作品以资参观，只在暗中摸索。 然而不消说，迦尔洵也只是文学史上一个环，不观全局，还是不能十分明白的，——这缺憾，是待将来再弥补罢。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译者附记。 《梅令格的〈关于文学史〉》译者附记 这一篇Ba i 女士的来稿，对于中国的读者，也是很有益处的。全集的出版处，已见于本文的第一段注中，兹不赘。 日本文的译本，据译者所知道，则有《唯物史观》，冈口宗司译；关于文学史的有两种：《世界文学与无产阶级》和《美学及文学史论》，川口浩译，都是东京丛文阁出版。中国只有一本：《文学评论》，雪峰译，为水沫书店印行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但近来好像很少看见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日，丰瑜译并附记。 《海纳与革命》译者附记 这一篇文字，还是一九三一年，即海纳死后的七十五周年，登在二月二十一日的一种德文的日报上的，后由高冲阳造日译，收入《海纳研究》中，今即据以重译在这里。由这样的简短的文字，自然不足以深知道诗人的生平，但我以为至少可以明白（一）一向被我们看作恋爱诗人的海纳，还有革命底的一面；（二）德国对于文学的压迫，向来就没有放松过，寇尔兹和希特拉，只是末期的变本加厉的人；（三）但海纳还是永久存在，而且更加灿烂，而那时官准的一群“作者”却连姓名也“在没有记起之前，就已忘却了。”这对于读者，或者还可以说是有些意义的罢。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译讫并记。 《果戈理私观》译者附记 立野信之原是日本的左翼作家，后来脱离了，对于别人的说他转入了相反的营盘，他却不服气，只承认了政治上的“败北”，目下只还在彷徨。《果戈理私观》是从本年四月份的《文学评论》里译出来的，并非怎么精深之作，但说得很浅近，所以清楚；而且说明了“文学不问地的东西，时的古今，永远没有改变”的不实之处，是也可以供读者的参考的。 《艺术都会的巴黎》译者附记 格罗斯（Geo ge G osz）是中国较为耳熟的画家，本是踏踏派中人，后来却成了革命的战士了；他的作品，中国有几个杂志上也已经介绍过几次。《艺术都会的巴黎》，照实译，该是《当作艺术都会的巴黎》（Pa is als ku ststadt），是《艺术在堕落》（Die Ku st ist i Gefah ）中的一篇，题着和Wiela d He zfelde合撰，其实他一个人做的，He zfelde 是首先竭力帮他出版的朋友。 他的文章，在译者觉得有些地方颇难懂，参看了麻生义的日本文译本，也还是不了然，所以想起来，译文一定会有错误和不确。但大略已经可以知道：巴黎之为艺术的中枢，是欧洲大战以前事，后来虽然比德国好像稍稍出色，但这是胜败不同之故，不过胜利者的聊以自慰的出产罢了。 书是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去现在已有十年，但一大部分，也还可以适用。 五 杂文 《哀尘》译者附记 译者曰：此嚣俄《随见录》之一，记一贱女子芳梯事者也。氏之《水夫传》叙曰：“宗教、社会、天物者，人之三敌也。而三要亦存是：人必求依归，故有寺院；必求成立，故有都邑；必求生活，故耕地、航海。三要如此，而为害尤酷。 凡人生之艰苦而难悟其理者，无一非生于斯者也。故人常苦于执迷，常苦于弊习，常苦于风火水土。于是，宗教教义有足以杀人者，社会法律有足以压抑人者，天物有不能以人力奈何者。作者尝于《诺铁耳谭》发其一，于《哀史》表其二，今于此示其三云。”芳梯者，《哀史》中之一人，生而为无心薄命之贱女子，复不幸举一女，阅尽为母之哀，而转辗苦痛于社会之陷穻者其人也。“依定律请若尝试此六月间”，噫嘻定律，胡独加此贱女子之身！频那夜迦，衣文明之衣，跳踉大跃于璀璨庄严之世界；而彼贱女子者，乃仅求为一贱女子而不可得，谁实为之，而令若是！老氏有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非恶圣人也，恶伪圣之足以致盗也。嗟社会之陷穻兮，莽莽尘球，亚欧同慨；滔滔逝水，来日方长！使嚣俄而生斯世也，则剖南山之竹，会有穷时，而《哀史》辍书，其在何日欤，其在何日欤？ 《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译者附记 《察拉图斯忒拉这样说》（Also Sp ach Za athust a）是尼采的重要著作之一，总计四篇，另外《序言》（Za athust a’s Vo ede）一篇，是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六年作的。因为只做了三年，所以这本书并不能包括尼采思想的全体；因为也经过了三年，所以里面又免不了矛盾和参差。 序言一总十节，现在译在前面；译文不妥当的处所很多，待将来译下去之后，再回上来改定。尼采的文章既太好；本书又用箴言（Sp ueche）集成，外观上常见矛盾，所以不容易了解。现在但就含有意思的名词和隐晦的句子略加说明如下： 第一节叙Za athust a入山之后，又大悟下山；而他的下去（U te ga g），就是上去。Za athust a 是波斯拜火教的教主，中国早知道，古来译作苏鲁支的就是；但本书只是用他名字，与教义无关，惟上山下山及鹰蛇，却根据着火教的经典（Avesta）和神话。 第二节叙认识的圣者（Za athust a）与信仰的圣者在林中会见。 第三节Za athust a说超人（Uebe me sch）。走索者指旧来的英雄以冒险为事业的；群众对于他，也会麕集观览，但一旦落下，便都走散。游魂（Gespe st）指一切幻想的观念： 如灵魂，神，鬼，永生等。不是你们的罪恶——却是你们的自满向天叫……意即你们之所以万劫不复者，并非因为你们的罪恶，却因为你们的自满，你们的怕敢犯法；何谓犯法，见第九节。 第四节Za athust a说怎样预备超人出现。星的那边谓现世之外。 第五节Za athust a说末人（De Letzte Me sch）。 第六节Za athust a出山之后，只收获了一个死尸，小丑（Posse eisse ）有两样意思：一是乌托邦思想的哲学家，说将来的一切平等自由，使走索者坠下；一是尼采自况。因为他亦是理想家（G．Nauma 说），但或又谓不确（O．G am－zow）。用脚跟搔痒你是跑在你前面的意思。失了他的头是张皇失措的意思。 第七节Za athust a验得自己与群众太辽远。 第八节Za athust a被小丑恐吓，坟匠嘲骂，隐士怨望。 坟匠（Tote g aebe ）是专埋死尸的人，指陋劣的历史家，只知道收拾故物，没有将来的眼光；他不但嫌忌Za athust a，并且嫌忌走索者，然而只会诅咒。老人也是一种信仰者，但与林中的圣者截然不同，只知道布施不管死活。 第九节Za athust a得到新真理，要寻求活伙伴，埋去死尸。我（Za athust a）的幸福谓创造。 第十节鹰和蛇引导Za athust a开始下去。鹰与蛇都是标征：蛇表聪明，表永远轮回（Ewige Wiede ku ft）；鹰表高傲，表超人。聪明和高傲是超人；愚昧和高傲便是群众。而这愚昧的高傲是教育（Bildu g）的结果。 《盲诗人最近时的踪迹》译者附记 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出了日本之后，想回到他的本国去，不能入境，再回来住在哈尔滨，现在已经经过天津，到了上海了。这一篇是他在哈尔滨时候的居停主人中根弘的报告，登在十月九日的《读卖新闻》上的，我们可以藉此知道这诗人的踪迹和性行的大概。 十月十六日译者识。 《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译者附记 这一篇，最先载在去年六月间的《读卖新闻》上，分作三回。但待到印在《最后的叹息》的卷首的时候，却被抹杀了六处，一共二十六行，语气零落，很不便于观看，所以现在又据《读卖新闻》补进去了。文中的几个空白，是原来如此的，据私意推测起来，空两格的大约是“刺客”两个字，空一格的大约是“杀”字。至于“某国”，则自然是作者自指他的本国了。 五月一日 《巴什庚之死》译者附记 感想文十篇，收在《阿尔志跋绥夫著作集》的第三卷中； 这是第二篇，从日本马场哲哉的《作者的感想》中重译的。 一九二六年八月，附记。 《信州杂记》译者附记 我们都知道，俄国从十月革命之后，文艺家大略可分为两大批。一批避往别国，去做寓公；一批还在本国，虽然有的死掉，有的中途又走了，但这一批大概可以算是新的。 毕勒涅克（Bo is Pil iak）是属于后者的文人。我们又都知道：他去年曾到中国，又到日本。此后的事，我不知道了。今天看见井田孝平和小岛修一同译的《日本印象记》，才知道他在日本住了两个月，于去年十月底，在墨斯科写成这样的一本书。 当时我想，咱们骂日本，骂俄国，骂英国，骂……，然而讲这些国度的情形的书籍却很少。讲政治，经济，军备，外交等类的，大家此时自然恐怕未必会觉得有趣，但文艺家游历别国的印象记之类却不妨有一点的。于是我就想先来介绍这一本毕勒涅克的书，当夜翻了一篇序词——《信州杂记》。 这不过全书的九分之一，此下还有《本论》，《本论之外》，《结论》三大篇。然而我麻烦起来了。一者“象”是日本的象，而“印”是俄国人的印，翻到中国来，隔膜还太多，注不胜注。二者译文还太轻妙，我不敌他；且手头又没有一部好好的字典，一有生字便费很大的周折。三者，原译本中时有缺字和缺句，是日本检查官所抹杀的罢，看起来也心里不快活。而对面阔人家的无线电话机里又在唱什么国粹戏，“唉唉唉”和琵琶的“丁丁丁”，闹得我头里只有发昏章第十一了。还是投笔从玩罢，我想，好在这《信州杂记》原也可以独立的，现在就将这作为开场，也同时作为结束。 我看完这书，觉得凡有叙述和讽刺，大抵是很为轻妙的，然而也感到一种不足。就是：欠深刻。我所见到的几位新俄作家的书，常常使我发生这一类觖望。但我又想，所谓“深刻”者，莫非真是“世纪末”的一种时症么？倘使社会淳朴笃厚，当然不会有隐情，便也不至于有深刻。如果我的所想并不错，则这些“幼稚”的作品，或者倒是走向“新生”的正路的开步罢。 我们为传统思想所束缚，听到被评为“幼稚”便不高兴。 但“幼稚”的反面是什么呢？好一点是“老成”，坏一点就是“老狯”。革命前辈自言“老则有之，朽则未也，庸则有之，昏则未也”。然而“老庸”不已经尽够了么？ 我不知道毕勒涅克对于中国可有什么著作，在《日本印象记》里却不大提及。但也有一点，现在就顺便绍介在这里罢：—— “在中国的国境上，张作霖的狗将我的书籍全都没收了。连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出版的Flaube t的《Sala－mmbo》，也说是共产主义的传染品，抢走了。在哈尔宾，则我在讲演会上一开口，中国警署人员便走过来，下面似的说。照那言语一样地写，是这样的：—— ——话，不行。一点儿，一点儿唱罢。一点儿，一点儿跳罢。读不行！ 我是什么也不懂。据译给我的意思，则是巡警禁止我演讲和朗读，而跳舞或唱歌是可以的。——人们打电话到衙门去，显着不安的相貌，疑惑着——有人对我说，何妨就用唱歌的调子来演讲呢。然而唱歌，我却敬谢不敏。这样恳切的中国，是挺直地站着，莞尔而笑，谦恭到讨厌，什么也不懂，却唠叨地说是‘话，不行，一点儿，一点儿唱’的。于是中国和我，是干干净净地分了手了。”（《本论之外》第二节） 一九二七，一一，二六。记于上海。 《〈雄鸡和杂馔〉抄》译者附记 久闻外国书有一种限定本子，印得少，卖得贵，我至今一本也没有。今年春天看见Jea Cocteau的Le Coq et L’a －lequi 的日译本，是三百五十部之一，倒也想要，但还是因为价贵，放下了。只记得其中的一句，是：“青年莫买稳当的股票”，所以疑心它一定还有不稳的话，再三盘算，终于化了五碗“无产”咖啡的代价，买了回来了。 买回来细心一看，就有些想叫冤，因为里面大抵是讲音乐，在我都很生疏的。不过既经买来，放下也不大甘心，就随便译几句我所能懂的，贩入中国，——总算也没有买全不“稳当的股票”，而也聊以自别于“青年”。 至于作者的事情，我不想在此绍介，总之是一个现代的法国人，也能作画，也能作文，自然又是很懂音乐的罢了。 《面包店时代》译者附记 巴罗哈同伊本涅支一样，也是西班牙现代的伟大的作家，但他的不为中国人所知，我相信，大半是由于他的著作没有被美国商人“化美金一百万元”，制成影片到上海开演〔3〕。 自然，我们不知道他是并无坏处的，但知道一点也好，就如听过宇宙间有一种哈黎慧星一般，总算一种知识。倘以为于饥饱寒温大有关系，那是求之太深了。 译整篇的论文，介绍他到中国的，始于《朝花》。其中有这样的几句话：“……他和他的兄弟联络在马德里，很奇怪，他们开了一爿面包店，这个他们很成功地做了六年。”他的开面包店，似乎很有些人诧异，他在《一个革命者的人生及社会观》里，至于特设了一章来说明。现在就据冈田忠一的日译本，译在这里，以资谈助；也可以作小说看，因为他有许多短篇小说，写法也是这样的。 《Vl．G．理定自传》译者附记 这一篇短短的《自传》，是从一九二六年，日本尾濑敬止编译的《文艺战线》译出的；他的根据，就是作者——理定所编的《文学的俄国》。但去年出版的《Pisateli》中的那《自传》，和这篇详略却又有些不同，著作也增加了。我不懂原文，倘若勉强译出，定多错误，所以《自传》只好仍译这一篇；但著作目录，却依照新版本的，由了两位朋友的帮助。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八夜，译者附识。 《描写自己》和《说述自己的纪德》译者附记 纪德在中国，已经是一个较为熟识的名字了，但他的著作和关于他的评传，我看得极少极少。 每一个世界的文艺家，要中国现在的读者来看他的许多著作和大部的评传，我以为这是一种不看事实的要求。所以，作者的可靠的自叙和比较明白的画家和漫画家所作的肖像，是帮助读者想知道一个作家的大略的利器。 《描写自己》即由这一种意义上，译出来试试的。听说纪德的文章很难译，那么，这虽然不过一小篇，也还不知道怎么亵渎了作者了。至于这篇小品和画像的来源，则有石川涌的说明在，这里不赘。 文中的稻子豆，是Ce ato ia siliqua，L．的译名，这植物生在意大利，中国没有；瓦乐敦的原文，是Félix Vallo－tto 。 六 小说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 迦尔洵（Vsevolod Michailovitch Ga shi 1855—1888）生于南俄，是一个甲骑兵官的儿子。少时学医，却又因脑病废学了。他本具博爱的性情，也早有文学的趣味；俄土开战，便自愿从军，以受别人所受的痛苦，已而将经验和思想发表在小说里，是有名的《四日》和《孱头》。他后来到彼得堡，在大学听文学的讲义，又发表许多小说，其一便是这《一篇很短的传奇》。于是他又旅行各地，访问许多的文人，而尤受托尔斯泰的影响，其时作品之有名的便是《红花》。然而迦尔洵的脑病终于加重了，入狂人院之后，从高楼自投而下，以三十三岁的盛年去世了。这篇在迦尔洵的著作中是很富于滑稽的之一，但仍然是酸辛的谐笑。他那非战与自我牺牲的思想，也写得非常之分明。但英雄装了木脚，而劝人出战者却一无所损，也还只是人世的常情。至于“与其三人不幸，不如一人——自己——不幸”这精神，却往往只见于斯拉夫文人的著作，则实在不能不惊异于这民族的伟大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附记。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二） 迦尔洵（Vsevolod Michailovitch Ga shi ）生于一八五五年，是在俄皇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压迫之下，首先绝叫，以一身来担人间苦的小说家。他的引人注目的短篇，以从军俄土战争时的印象为基础的《四日》，后来连接发表了《孱头》，《邂逅》，《艺术家》，《兵士伊凡诺夫回忆录》等作品，皆有名。 然而他艺术底天禀愈发达，也愈入于病态了，悯人厌世，终于发狂，遂入癫狂院；但心理底发作尚不止，竟由四重楼上跃下，遂其自杀，时为一八八八年，年三十三。他的杰作《红花》，叙一半狂人物，以红花为世界上一切恶的象征，在医院中拚命撷取而死，论者或以为便在描写陷于发狂状态中的他自己。 《四日》，《邂逅》，《红花》，中国都有译本了。《一篇很短的传奇》虽然并无显名，但颇可见作者的博爱和人道底彩色，和南欧的但农契阿（D’A u zio）所作《死之胜利》，以杀死可疑的爱人为永久的占有，思想是截然两路的。 《贵家妇女》译者附记 《贵家妇女》是从日本尾濑敬止编译的《艺术战线》译出的；他的底本，是俄国V．理丁编的《文学的俄罗斯》，内载现代小说家的自传，著作目录，代表的短篇小说等。这篇的作者，并不算著名的大家，经历也很简单。现在就将他的自传，译载于后—— “我于一八九五年生在波尔泰瓦。我的父亲——是美术家，出身贵族。一九一三年毕业古典中学，入彼得堡大学的法科，并未毕业。一九一五年，作为义勇兵向战线去了，受了伤，还被毒瓦斯所害。心有点异样。做了参谋大尉。一九一八年，作为义勇兵，加入赤军。一九一九年，以第一席的成绩回籍。一九二一年，从事文学了。我的处女作，于一九二一年登在《彼得堡年报》上。” 《波兰姑娘》是从日本米川正夫编译的《劳农露西亚小说集》译出的。 《食人人种的话》译者附记 查理路易·腓立普（Cha les－Louis *******e 1874—1909）是一个木鞋匠的儿子，好容易受了一点教育，做到巴黎市政厅的一个小官，一直到死。他的文学生活，不过十三四年。 他爱读尼采，托尔斯泰，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自己的住房的墙上，写着一句陀思妥夫斯基的句子道： “得到许多苦恼者，是因为有能堪许多苦恼的力量。”但又自己加以说明云： “这话其实是不确的，虽然知道不确，却是大可作为安慰的话。” 即此一端，说明他的性行和思想就很分明。 这一篇是从日本堀口大学的《腓立普短篇集》里译出的，是他的后期圆熟之作。但我所取的是篇中的深刻的讽喻，至于首尾的教训，大约出于作者的加特力教思想，在我是也并不以为的确的。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 ------------ 第24章 《农夫》译者附记 这一篇，是从日文的《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四卷里冈泽秀虎的译本重译的，并非全卷之中，这算最好，不过因为一是篇幅较短，译起来不费许多时光，二是大家可以看看在俄国所谓“同路人”者，做的是怎样的作品。 这所叙的是欧洲大战时事，但发表大约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了。原译者另外写有一段简明的解释，现在也都译在这下面—— “雅各武莱夫（Alexa d Iakovlev）是在苏维埃文坛上，被称为‘同路人’的群中的一人。他之所以是‘同路人’，则译在这里的《农夫》，说得比什么都明白。 “从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这一端说，他是智识分子，但他的本质，却纯是农民底，宗教底。他是禀有天分的诚实的作家。他的艺术的基调，是博爱和良心。他的作品中的农民，和毕力涅克作品中的农民的区别之处，是在那宗教底精神，直到了教会崇拜。他认农民为人类正义和良心的保持者，而且以为惟有农民，是真将全世界联结于友爱的精神的。将这见解，加以具体化者，是《农夫》。这里叙述着‘人类的良心’的胜利。但要附加一句，就是他还有中篇《十月》，是显示着较前进的观念形态的。” 日本的《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丛书》第四篇，便是这《十月》，曾经翻了一观，所写的游移和后悔，没有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在内，用中国现在时行的批评式眼睛来看，还是不对的。至于这一篇《农夫》，那自然更甚，不但没有革命气，而且还带着十足的宗教气，托尔斯泰气，连用我那种“落伍”眼看去也很以苏维埃政权之下，竟还会容留这样的作者为奇。但我们由这短短的一篇，也可以领悟苏联所以要排斥人道主义之故，因为如此厚道，是无论在革命，在反革命，总要失败无疑，别人并不如此厚道，肯当你熟睡时，就不奉赠一枪刺。所以“非人道主义”的高唱起来，正是必然之势。但这“非人道主义”，是也如大炮一样，大家都会用的，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遵命文学”的新月社，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即明明白白证明着这事的真实。再想一想，是颇有趣味的。 A．Lu acha sky说过大略如此的话：你们要做革命文学，须先在革命的血管里流两年；但也有例外，如“绥拉比翁的兄弟们”，就虽然流过了，却仍然显着白痴的微笑。这“绥拉比翁的兄弟们”，是十月革命后墨斯科的文学者团体的名目，作者正是其中的主要的一人。试看他所写的毕理契珂夫，善良，简单，坚执，厚重，蠢笨，然而诚实，像一匹象，或一个熊，令人生气，而无可奈何。确也无怪Lu acha sky要看得顶上冒火。但我想，要“克服”这一类，也只要克服者一样诚实，也如象，也如熊，这就够了。倘只满口“战略”“战略”，弄些狐狸似的小狡狯，那却不行，因为文艺究竟不同政治，小政客手腕是无用的。 曾经有旁观者，说郁达夫喜欢在译文尾巴上骂人，我这回似乎也犯了这病，又开罪于“革命文学”家了。但不要误解，中国并无要什么“锐利化”的什么家，报章上有种种启事为证，还有律师保镳，大家都是“忠实同志”，研究“新文艺”的。乖哉乖哉，下半年一律“遵命文学”了，而中国之所以不行，乃只因鲁迅之“老而不死”云。 十月二十七日写讫。 《恶魔》译者附记 这一篇，是从日本译《戈理基全集》第七本里川本正良的译文重译的。比起常见的译文来，笔致较为生硬；重译之际，又因为时间匆促和不爱用功之故，所以就更不行。记得Reclam’s U ive sal－Bibliothek的同作者短篇集里，也有这一篇，和《鹰之歌》（有韦素园君译文，在《黄花集》中），《堤》同包括于一个总题之下，可见是寓言一流，但这小本子，现在不见了，他日寻到，当再加修改，以补草率从事之过。 创作的年代，我不知道；中国有一篇戈理基的《创作年表》，上面大约也未必有罢。但从本文推想起来，当在二十世纪初头，自然是社会主义信者了，而尼采色还很浓厚的时候。至于寓意之所在，则首尾两段上，作者自己就说得很明白的。 这回是枝叶之谈了——译完这篇，觉得俄国人真无怪被人比之为“熊”，连著作家死了也还是笨鬼。倘如我们这里的有些著作家那样，自开书店，自印著作，自办流行杂志，自做流行杂志贩卖人，商人抱着著作家的太太，就是著作家抱着自己的太太，也就是资本家抱着“革命文学家”的太太，而又就是“革命文学家”抱着资本家的太太，即使“周围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着沉重的云”罢，戈理基的“恶魔”也无从玩这把戏，只好死心塌地去苦熬他的“倦怠”罢了。 《鼻子》译者附记 果戈理（Nikolai V．Gogol 1809—1852）几乎可以说是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他开手是描写乌克兰的怪谈的，但逐渐移到人事，并且加进讽刺去。奇特的是虽是讲着怪事情，用的却还是写实手法。从现在看来，格式是有些古老了，但还为现代人所爱读，《鼻子》便是和《外套》一样，也很有名的一篇。 他的巨著《死掉的农奴》，除中国外，较为文明的国度都有翻译本，日本还有三种，现在又正在出他的全集。这一篇便是从日译全集第四本《短篇小说集》里重译出来的，原译者是八住利雄。但遇有可疑之处，却参照，并且采用了Reclam’s U ive sal－Bibliothek里的Wilhelm La ge的德译本。 《饥馑》译者附记 萨尔蒂珂夫（Michail Saltykov 1826—1889）是六十年代俄国改革期的所谓“倾向派作家”（Te de zios）的一人，因为那作品富于社会批评的要素，主题又太与他本国的社会相密切，所以被绍介到外国的就很少。但我们看俄国文学的历史底论著的时候，却常常看见“锡且特林”（Siched i ）的名字，这是他的笔名。 他初期的作品中。有名的是《外省故事》，专写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前的俄国社会的缺点；这《饥馑》，却是后期作品《某市的历史》之一，描写的是改革以后的情状，从日本新潮社《海外文学新选》第二十编八杉贞利译的《请愿人》里重译出来的，但作者的锋利的笔尖，深刻的观察，却还可以窥见。后来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炭画》，还颇与这一篇的命意有类似之处；十九世纪末他本国的阿尔志跋绥夫的短篇小说，也有结构极其相近的东西，但其中的百姓，却已经不是“古尔波夫”市民那样的人物了。 《恋歌》译者附记 罗马尼亚的文学的发展，不过在本世纪的初头，但不单是韵文，连散文也有大进步。本篇的作者索陀威奴（Mihail Sadovea u）便是住在不加勒斯多（Bukha est）的写散文的好手。他的作品，虽然常常有美丽迷人的描写，但据怀干特（G．Weiga d）教授说，却并非幻想的出产，到是取之于实际生活的。例如这一篇《恋歌》，题目虽然颇像有些罗曼的，但前世纪的罗马尼亚的大森林的景色，地主和农奴的生活情形，却实在写得历历如绘。 可惜我不明白他的生平事迹；仅知道他生于巴斯凯尼（Pasca i），曾在法尔谛舍尼和约希（Falitice e u d Jassy）进过学校，是二十世纪初最好的作家。他的最成熟的作品中，有写穆尔陶（Moldau）的乡村生活的《古泼来枯的客栈》（C IL**a lui mos P ecu，1905）有写战争，兵丁和囚徒生活的《科波拉司乔治回忆记》（Ami ti ile cap a ului Gheo g－hita，1906）和《阵中故事》（Povesti i di azboiu，1905）；也有长篇。但被别国译出的，却似乎很少。 现在这一篇是从作者同国的波尔希亚（Eleo o a Bo cia）女士的德译本选集里重译出来的，原是大部的《故事集》（Po－vesti i，1904）中之一。这选集的名字，就叫《恋歌及其他》（Das Liebeslied u d a de e E zalhlu ge ）是《莱克兰世界文库》（Reclam’s U ive sal－Bibliothek）的第五千零四十四号。 《村妇》译者附记 在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家之中，伊凡·伐佐夫（Iva Va^zov，1850—1921）对于中国读者恐怕要算是最不生疏的一个名字了。大约十多年前，已经介绍过他的作品；一九三一年顷，孙用先生还译印过一本他的短篇小说集：《过岭记》，收在中华书局的《新文艺丛书》中。那上面就有《关于保加利亚文学》和《关于伐佐夫》两篇文章，所以现在已经无须赘说。 《村妇》这一个短篇，原名《保加利亚妇女》，是从《莱克兰世界文库》的第五千零五十九号萨典斯加（Ma ya Jo as vo Szata ska）女士所译的选集里重译出来的。选集即名《保加利亚妇女及别的小说》，这是第一篇，写的是他那国度里的村妇的典型：迷信，固执，然而健壮，勇敢；以及她的心目中的革命，为民族，为信仰。所以这一篇的题目，还是原题来得确切，现在改成“熟”而不“信”，其实是不足为法的；我译完之后，想了一想，又觉得先前的过于自作聪明了。原作者在结末处，用“好事”来打击祷告，大约是对于他本国读者的指点。 我以为无须我再来说明，这时的保加利亚是在土耳其的压制之下。这一篇小说虽然简单，却写得很分明，里面的地方，人物，也都是真的。固然已经是六十年前事，但我相信，它也还很有动人之力。 七 诗歌 《跳蚤》译者附记 Guillaume Apolli ai e 是一八八○年十月生于罗马的一个私生儿，不久，他母亲便带他住在法国。少时学于摩那柯学校，是幻想家；在圣查理中学时，已有创作，年二十，就编新闻。从此放浪酒家，鼓吹文艺，结交许多诗人，对于立体派大画家Pablo Picasso则发表了世界中最初的研究。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卢佛尔博物馆失窃了名画，以嫌疑被捕入狱的就是他，但终于释放了。欧洲大战起，他去从军，在壕堑中，炮弹的破片来钉在他头颅上，于是入病院。愈后结婚，家庭是欢乐的。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因肺炎死在巴黎了，是《休战条约》成立的前三日。 他善画，能诗。译在这里的是“Le Bestiai e”（《禽虫吟》）一名“Co tége d’O phee”（《阿尔斐的护从》）中的一篇；并载Raoul Dufy的木刻。 《坦波林之歌》译者附记 作者原是一个少年少女杂志的插画的画家，但只是少年少女的读者，却又非他所满足，曾说：“我是爱画美的事物的画家，描写成人的男女，到现在为止，并不很喜欢。因此我在少女杂志上，画了许多画。那是因为心里想，读者的纯真，以及对于画，对于美的理解力，都较别种杂志的读者锐敏的缘故。”但到一九二五年，他为想脱离那时为止的境界，往欧洲游学去了。印行的作品有《虹儿画谱》五辑，《我的画集》二本，《我的诗画集》一本，《梦迹》一本，这一篇，即出画谱第二辑《悲凉的微笑》中。 坦波林（Tambou i e）是轮上蒙革，周围加上铃铛似的东西，可打可摇的乐器，在西班牙和南法，用于跳舞的伴奏的。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奇书网(QiSuWang.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