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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生活的时代，明王朝已经大大衰落，既没有了太祖、成祖时代的武功，也没有了仁宗、宣宗的文治。当时的明朝可谓是内忧外患：内有民生疾苦，外有倭患未除。 “土木堡之变”之后的明朝，虽有明孝宗的励精图治，可接下来的明武宗荒唐不羁，明世宗偏执专制，政局越来越混『乱』。国家表面上看来歌舞升平，实际却由于政治的腐败而日益走向衰落。 正是在国家没落的时候，张居正走进了政坛，他面对重重困境，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为腐朽的明朝延长了七十二年的统治。 大家或许要问：张居正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竟然能够作出如此的丰功伟绩？他有着怎样传奇的生平和命运？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先从他的家世讲起。 伟人一般都有不平凡的家世，张居正的祖上也不例外。不过，这些祖上都没有做过文官，只有张居正才真正的“学而优则仕”。 张家的第一位能人要数元末的张关保，他曾经跟随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立下赫赫战功，最后被授予了世袭千户。张关保的曾孙，也就是张居正的曾祖父名叫张诚，字怀葛，是对张居正影响至深的一个人。 这位有些口吃的祖上经常周济乡邻，甚至常常使自己处于困顿之中。张居正曾在《答楚按院陈燕野辞表闾》中写道：“昔念先曾祖，平生急难振乏，尝愿以其身为蓐荐，而使人寝处其上。”（《张文忠公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意思是感怀曾祖父济世救民的菩萨心肠。 正是在张诚的影响下，张居正从小就怀有报国安邦的宏愿，而且终生不渝。 张诚有三个儿子，依长幼次序分别取名为钺、镇、釴，张镇就是张居正的祖父。这个张镇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在江陵辽王府充当护卫，为人颇有豪放爽朗之气。他既没有张钺能挣钱，也没有张釴能读书，却最受张诚宠爱。也不知何故，张诚总认为自己的这个二儿子能给张家生个有出息的后代。事不出他所料，张镇果然生了个会读书的儿子，也就是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 张文明，字治卿，自幼聪明好学，二十岁就补了“府学生”。可是，天不遂人愿！从那之后，文明再也没有进取。直到张居正点了翰林，他才无奈地放弃了考取功名。 对于父亲的科举失败，张居正曾在《先考观澜公行略》中写下如此原因：“先君幼警敏，为文下笔立就，不复改窜，口占为诗，往往有奇句，然不能俯首就绳墨，循矩矱，以是见诎于有司。”（《张文忠公全集》）意思是说，父亲虽然有才华，但是写作却不能循规蹈矩，以至屡试不中。即便如此，张居正还是对父亲褒奖有加：他认为父亲为人率直，平易近人，有着放浪不羁的『性』格。 然而，张文明事实上并没有实现张诚的预言，他顶多只是个『性』格豪放、有学养的落第文人。 最终给了张诚的菩萨心肠以好报应的是自己的曾孙子张居正。也正是张居正，才实现了他的预言或者说是心愿：张家一定会出个有出息的后代！ 像所有大人物出世时一样，张居正的出生有着无数离奇神秘的传说。根据张居正儿子张敬修的记载，张诚在自己曾孙子出世的前夜做了个梦，梦境中见到一轮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满瓮发亮，随后一个白龟在水光里浮了上来。 另外，张镇在那夜也做了个怪梦：像发洪水一样，遍地是水，把屋里都灌满了。张居正母亲的说法更加充满了神秘『色』彩：在她怀孕之前，一晚她看见屋里突然发亮，一阵火光直冲云霄，接着一个五六岁的青衣童子从天上慢慢下来，绕着床嬉戏，一会儿就不见了！ 对于这些传说，我们可以如此理解：由于张家人对张居正的极度尊崇，因此将其神话了。然而，我们也能理解张家人的这种做法：张居正日后做出的事业，对于这样一个一直在社会底层打转的家族来说，的确是太过崇高了，崇高得只能把他奉为神明！ 虽然张居正日后做出了非凡的事业，但是如同所有伟人一样，他也是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长大的。只不过，与其他同龄的小孩不一样的是，这个小孩是个聪明绝顶的读书天才！他在读书上的才华横溢，有时让人不禁觉得，人们对他出生时的那些神话传说都是毫无疑问的！ 少年才子，初试啼声张居正不仅在儿童时期显得比同龄人具有更多的智慧，而且在开始正式读书赴试之后，更加显示出了他的才华横溢。在初次的秀才考试中，他一鸣惊人，成为了荆襄闻名的少年才子。 我们都知道，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可是，这个名字并不是他小时候使用的。张居正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名为“白圭”。 “白圭”这个名字是张居正的曾祖父张诚给取的，为的是纪念居正出生前他做的那个吉利的梦。“白圭”其实就是“白龟”的谐音，心地善良的老人认为自己的那个梦预示着张家将会降生一位伟大的人物，于是就用这个吉祥的动物做了自己曾孙子的名字。 既然如此，“张白圭”又是怎样变成后来流芳百世的“张居正”的呢？这就要从张居正开始读书说起。 张居正生活的时代，国家在选拔人才上，使用的办法仍然是以儒家经书为主干教材的科举考试，所谓的“学而优则仕”说的就是通过了科举考试的读书人才能委之以官职。 这是一种跟现在的高考在形式上有诸多相似之处的考试，同样分为几个等级，读书人只有考上一个等级之后，才能继续向上考，其竞争之激烈，不亚于当今的高考。 因此，一个人要想顺利地通过科举考试，必须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儒家教育。可是，古代和现在一样，接受教育都是要花费很多钱财的，对于那些经济不是很宽裕的家庭来说，要想供养一个读书人从求学到入仕，基本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古代的科举考试是每三年才来一回，不像现在的高考每年都有。也就是说，一旦考试落第，那就意味着白花了三年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是否有足够的金钱用做教育经费，就成了一个读书人能否顺利求学进而入仕的重要因素。 既然如此重要，我们现在讲张居正求学的情况，就不能不探究一下他家的经济状况。通过张居正做官后的一些书信，我们可以知道在张居正才出生的时候，他家的经济状况只能用贫寒来形容。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请病假从北京回家，临行前给当时的主管徐阶上了名为《谢病别徐存斋相公》的书，上面说：“窃念正起自寒士，非阀阅衣冠之族，乏金张左右之容。” 意思是说，自己的出身并不高贵，只是一个寒士。如此的语言同样出现在了万历年间写给王世贞的一封书信《答廉宪王凤洲八》中：“仆先世单寒，非阀阅衣冠之旧。”（《张文忠公全集》）如此看来，张居正出生时的家境的确不宽裕，而且他自己对这个情况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可是，张居正毕竟不同，面临如此的家境，他想到的是如何才能挣脱这个环境的约束。他在嘉靖三十七年写了《西陵何氏族谱序》，上面说道：“至我国家立贤无方，惟才是用，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恢；王谢子弟，或杂在庸流，而韦布阎巷之士，化为望族。”（《张文忠公全集》）意思是说，大明朝在选拔人才上遵循唯才是举的方法，不看重门第高下。只要有才能，就能由寒士一跃而为望族。 张居正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是翰林院的编修了，正是即将被国家重用的阶段。我们可以猜想，他肯定是怀着壮志既酬的心情写下那些文字的！ 然而，有着如此家境的张居正，又怎样能够顺利求学呢？原来，张居正上面那些描写自己家庭状况的话，只是在说自己的出身，并不是指自己出生后家里的经济情况。 其实，在张居正很小的时候，张家的经济状况就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据他的儿子张敬修写的《张文忠公行实》所讲，待到张居正出生后，张家就有了奴婢，还有专门的『奶』妈。由此可以知道，张居正出生后，张家的经济就已经比较宽裕了，这就给张居正日后的求学提供了很好的后勤保障。 有了一个宽裕的家境，有了一个文思敏捷的父亲，再加上张家长辈对其的巨大期望，可以想见，儿时的张居正肯定受到了很好的儒家教育。于是，一个读书天才横空出世了！张居正两岁的时候，就已经被大家认为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了。 例如，有一天，张居正的同堂叔父张龙湫（音同“秋”）正在读《孟子》，张居正站在一旁观看。这个叔父知道张居正的聪明，于是就对他笑道：“孩子，不要再夸自己聪明了，你认识了‘王曰’二字才算是真正的本领。”张居正于是默记在心。 过了几天，张龙湫读书的时候，张居正又来了。他便把张居正抱坐在自己的膝盖上，要他认“王曰”二字。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张居正竟然认识。张龙湫见状，大呼神奇。从那之后，张居正就有了“神童”的美名。 这些关于张居正儿时聪明的传说或许是后人谬传的，这也难怪，因为在以后的读书生涯中，张居正的确显『露』了太多的天才。这让人们不得不将他小时候的聪明夸大，以至神话！ 在一个书香人家接受了儒家生活方式的熏陶之后，五岁的张居正正式入学读书，从基本的启蒙书籍开始，系统接受儒家教育。或许由于他的天才，或许由于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地位只有靠读书才能改变因而发奋努力，他的学业进步神速，据说到他十岁时，就已经通晓六经大义了。 这件事情在今天看来似乎无足轻重，但是在张居正生活的年代，却是一件相当不得了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在于，古代科举考试主要就以考察读书人对儒家经书的掌握与运用，从宋代以来，犹为注重对“四书”“五经”（“四书”分别为《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五经”分别为《诗经》、《尚书》、《礼记》、《易经》和《春秋》）的考察。 很多读书人往往读书读到头发花白还没能真正明晓儒家经书的微言大义，可张居正在十岁时就能掌握经书大义，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十岁的张居正在荆州府很有一些声名。 张居正从五岁开始入学，到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他年满十二岁，就已经接受七年的儒家教育了。学业上日益精进的他觉得可以上考场一试身手，于是就在那年投考荆州府，这次他考的是“府学生”。 说来也奇怪，就在张居正投考后，据说当时的荆州府知府李士翱在考试前一晚做了一个梦，梦里只见玉皇大帝给了他一个玉印，告诉他转交给一个孩童。第二天考试点名的时候，正好第一个点到的就是那时还叫“白圭”的张居正。于是，李士翱就把“白圭”叫到自己身旁仔细观看，让他大吃一惊的是，“白圭”正是自己昨晚梦中见到的那个孩童。 吃惊之余，他问起了张居正“白圭”名字的来历。得知实情后，他觉得这个名字不是很好，于是就给他改名为“居正”，意思是“居正位而治天下”！ 荆州府紧张的考试很快就结束了，恰巧这个时候担任湖广学政职务的田顼（音同“虚”）来了。李士翱一见到田顼，就把自己非常喜爱的张居正介绍给了他，并对他褒扬这个“神童”的文才。田学政初听不大相信：“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奇才呢？”于是，他就把张居正叫来进行面试，出了一道名为“南郡奇童赋”的试题。 张居正拿到题后，很快就答完交了卷。田学政和李士翱接过答卷一看，真可谓文采飞扬，两个人都惊叹得不得了。于是，在两位主考官员的赏识之下，张居正这年极其顺利地考上了府学生。这件事情在整个荆州轰动一时，人们纷纷传赞着张居正的美名。 的确，没有谁不会对张居正刮目相看，才十二岁就补了府学生，离举人就一步之遥了，真可谓是英雄出少年！ 然而，在今天看来，这年的学业成功并没有给张居正今后的更上一层楼带来什么好处。正如他日后认识到的那样，这年成功地补了府学生，却让他栽了很大一个跟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才是怎样炼成的人生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句话对于才华横溢的张居正来说同样适用。 就在张居正“英雄出少年”地考中秀才之后，却在举人功名的考取途中栽了一个大跟头。然而，张居正毕竟是张居正，他并没有因为这次失败而灰心，经过刻苦的攻读，他学问大增，终于在下一次的乡试中取得了胜利。 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小小年纪就成了府学生的读书人接下来的遭遇吧！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也就是张居正补府学生的第二年，十三岁的张居正从荆州来到了武昌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 古代的乡试是全省级的考试，感觉有些像现在的高考。如果顺利通过这次考试，就可以成为举人，也就可以得到一官半职了。因此，乡试的竞争也就相当激烈，很多读书人也就是由于始终不能通过这个考试，而只能抱憾一生！ 那么，面对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会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考试，张居正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我们可以从他当时留下的一篇诗作中猜想一二。 十三岁的张居正已经开始写诗了，他参加乡试时写的两首诗应该是他留下来的最早的作品了。其中一首诗如此写道：“绿遍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张文忠公全集》）这首诗的名字叫做《题竹》，是他应试时作于楚王孙园亭的。从诗的意思看来，大概是这位少年才子当时正在赏竹，看见竹子节节拔高，进而联想到了自己考取功名的顺利。 从这里，我们就能够明了张居正当时的心态：春风得意、满怀希望地构想着自己的宏伟蓝图。这种心态不难理解：他才十三岁呀！换了谁在如此小的年龄就能问鼎乡试，都会生出自得的情绪！ 一句“只上尽头竿”，把他那种藐视群英，力挫群雄的骄傲自满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 正如有的作家评价这首诗时说的那样，它太“幼稚”了。 人生的道路才刚展开，以后不知还有多少险峰恶浪在等着他，可这位少年得志的读书天才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也就难怪他会有接下来的挫败了！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由于张居正这个时候已经是个名满湖广的少年才子了，因此在考试的时候，主考给他的考题，和给一般考生的题目形式有所不同，其用意大致是想看看这个十三岁的府学生究竟有多大能耐。 按理来说，凭着张居正当时的答卷和他的声名，应该是很容易通过考试而中举的。可是，一位目光远大的巡抚却给了张居正一记当头棒，从而使他的这次科考落第了！ 这位目光远大的巡抚就是当时的湖广巡抚顾璘（音同“潾”）。那么，这位巡抚为什么要使张居正落第呢？为什么说他的这个举动目光远大呢？这些都要从顾璘这个人说起！ 据《明史·文苑传四》（中华书局，下同）记载，顾璘原籍应天府上元县，在张居正还没有成名前就已经以文章而闻名天下，与同县的陈沂、王韦合称为“金陵三俊”。后来，这三人又与朱应登一起，并称为明朝的四大家。 此人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善于识人。在他任湖广巡抚期间，恰好碰上了十三岁的张居正来武昌乡试。 作为文章大家，他虽然心里非常欣赏张居正的文才，但是他认为，一个刚满十三岁的孩子就得中举人，以后就会骄傲自满，慢慢地就会打消继续上进的念头，这样下去不仅对于张居正非常不利，而且还会把一个人才给毁了。于是，他决定利用这次机会给张居正一些苦头吃，以使他知道读书入仕的道路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进而更加刻苦攻读。 主意既定，他找到监试的冯御史，对他说：“张居正的确是一个大才，我们让他早些中举，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不过，我觉得最好让他迟几年才中举，这样他才能够更加老练，这样对于他将来的发展也更好。当然，这是你的事情，一切还是请你斟酌。”（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译文有改动。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1日出版，下同）冯御史虽然也很欣赏张居正，可他对顾璘的建议还是要采纳的。于是，他没有顾及另外一位官员录取张居正的主张，最终使张居正落第了！ 张居正落第了，这位年龄只有十三岁的府学生肯定难过和沮丧了一阵子。他对这件事情记忆深刻，以至于很多年后，已经走入政坛的张居正仍然没有忘怀这次失败。不过，那时的他已经不再是为失败而遗憾了，更多的是对顾璘的感激。 张居正后来在名为《与南掌院赵麟阳》的一封信中如此写道：“仆昔年十三，大司寇东桥顾公，时为敝省巡抚，一见即许以国士，呼为小友。每与藩、臬（音同“蹑”）诸君言：‘此子将相才也。昔张燕公识李邺侯于童稚，吾庶几云云。’又解束带以相赠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吕虔意耳。’一日留仆共饭，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荆州张秀才也。他年当枢要，汝可往见之，必念其为故人子也。’仆自以童幼，岂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张文忠公全集》）这封信里虽然没有提及当初顾璘使他落第的事情，但是自始至终对顾璘都充满了感念之情，尤其是感念当年的知遇之恩。看来，此时的张居正已经体会到了顾璘的良苦用心。 的确如此，就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如果张居正在十三岁那年就中了举，以后在湖广一带也许就只是多了一个唐伯虎那样的人物。至于张居正日后将要成就的那番伟业，也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捞月了！ 可是，张居正毕竟还是在多年后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这说明，当年的那次失败并没有让他灰心丧气。不久，张居正就重新开始了乡试的功课复习。 其实，这时的张居正心里很明白，就算自己再怎样才气纵横，如果没有考中举人，自己也就只能重蹈父亲的悲剧之路，至于自己心中报效国家的壮志，也就更加无从谈起。话说白了，只有读书才能实现张居正的宏伟愿望！ 经过三年的准备，到了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张居正已经年满十六岁，这时的他在学问上更加精进，为人处世上也成熟老练了很多。于是，他再次参加了乡试，结果顺利地考中了举人。 考中举人后的张居正没有忘记当年给了自己深刻教训的顾璘，于是就前往安陆拜见，因为这时的顾璘正在安陆督工。 看到张居正得中举人前来报喜，顾璘非常高兴，他一方面为张居正的成功高兴，一方面也对张居正的理解欣慰。 两人交谈甚欢，言罢，顾璘解下自己的束带送给张居正，还期盼地说道：“古人都说大器须晚成，其实这只是针对中等人才的说法。可是你却不是一个中才，上次由于我对冯御史的嘱咐，竟然耽误了你三年，这是我的错。但是，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用意。我希望你要有远大的抱负，要想着做伊尹、颜渊这样的大人物，不要只做一个年少成名的秀才。”（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译文有改动）张居正听完这一席话，满怀激动和感激地接受了顾璘赠送的礼物。从那之后，张居正就更加坚定了自己报国安邦的决心，而且终生不变！ 龙门一跃庶吉士举人张居正并没有按照惯例，在考取举人功名后继续进京参加会试，考取进士，却躲在家中钻研起了古典，这使得他在读书求仕的道路上再次出现了波折。 经过一番痛苦的反思，他终于回到了攻读圣贤书的正路上来，最后在会试中龙门一跃，当上了庶吉士。 按照常理说来，考场得意的张居正应该乘胜继续到京城参加会试，以登科取士，成就自己的理想。而且，就在张居正乡试中举的第二年，也就是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正好是全国会试的一年。 可是，这里却有一个历史悬疑：张居正在这一年是否曾经入京参加了会试呢？关于这个问题，历来学者们意见不一。有的人说去了，有的人却说没有去。 后者的理由是：按照明代的科举制度，乡试的第二年便是会试，那年新科的举人都要入京会试。至于张居正没有去的原因，那是因为张居正的年龄太小，担心像上次一样又不被录取，因此没有去。 那么，到底这一年张居正去没去参加会试呢？笔者在这里比较赞同后者的观点，也就是张居正那年没有去参加会试。可是，除了担心因为年龄小而不被录取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使他不去参加会试呢？ 我们先来看一封张居正写给儿子张懋修的书信，这封信名为《示季子懋修》，内容如下：“夫欲求古匠之芳躅（音同“竹”），又合当世之轨辙，惟有绝世之才者能之，明兴以来，亦不多见。吾昔童稚登科，冒窃盛名，妄谓屈宋班马，了不异人，区区一第，唾手可得，乃弃其本业，而驰骛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旧业已芜，今追忆当时所为，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甲辰下第，然后揣己量力，复寻前辙，昼作夜思，殚精毕力，幸而艺成，然亦仅得一第止耳，犹未能掉勒文场，夺标艺苑也。”（《张文忠公全集》）信的开头，讲的是张居正自己的读书心得，意思是说要想将古人的智慧用在现实很难，只有才情超绝的人才能做到。 接下来，张居正立即说到自己在治学和考取功名上的差错：刚刚考上举人，就丢弃了儒家经书，而用心于其他古典作品，结果使得三年的时间既没有学好科考书籍，在古典书籍上也没有获得多少知识，最终使自己“甲辰下第”。这里的“甲辰下第”，说的就是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也就是干支纪年法中的甲辰年，张居正入京参加了一次会试，结果却落第了。 对于这次会试的失败，张居正可谓是作了深刻的反思，在自嘲之余，他重新发奋努力，“昼作夜思，殚精毕力”，才在下一次会试中获得了成功。 由此看来，在嘉靖二十年，除了担心由于年龄小而不被录取的原因外，让张居正没去参加那年会试的重要原因就是那些古典作品。那段时间，这位读书天才被古典作品中闪烁着的智慧光芒『迷』住了，以至于连考取功名也不在意了！ 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像《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一样，喜好儒家经书之外的书籍进而“走火入魔”，只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驰骛古典”，并且很快就意识到此路不通，因此将心思重新用在了钻研儒家经书以考取功名上。不然的话，大明朝日后就没有那位功高盖世的首辅了！ 在经过了因醉心古典、荒废科考而会试落第之后，张居正痛改前非，努力学习了三年，在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也就是丁未年再次入京参加全国会试。这次的会试，张居正获得了成功。这既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的结果，也是他才华横溢的证明。 会试结束后，按照明朝的科举制度，参考的举子们都需要接受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张居正同样获得了成功，最终他得中了二甲进士，被选为了庶吉士。 大家可能对庶吉士这个科举功名非常陌生：被选为庶吉士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明史·选举志》是怎么说的吧：“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 这段话中的“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一句，很清楚地给我们指出了庶吉士的地位，在当时庶吉士实际就是“储相”，也就是宰相的后备官员。换句话说，张居正这个时候已经身居“储相”之列了。 如此说来，张居正才走进政坛，就已经站在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有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这为他以后逐渐往明王朝政治的最高层上升奠定了政治基础。 然而，尽管如此，也需要很清醒地看到，张居正在这次考试中也仅仅是得中了二甲进士，与他同科考中而且比他成绩优异的人还有许多。 这些人当中，包括一甲第一名李春芳，这个人其后与张居正同时为大学士，还包括殷士儋（音同“单”）、王世贞、汪道昆、王宗茂，吴百朋、刘应节、王遴、殷正茂、凌云翼、陆光祖、杨巍、宋仪望、徐栻、杨继盛等。 这些人有的成了第一流的文人，有的成了立功边疆的大帅。从某种角度讲，他们都可以说是张居正在政治上的竞争对手。 此时的张居正虽然已经进入了翰林院，但是这个地方高手如云，他想要在这里出类拔萃，甚至鹤立鸡群，那就需要很久时间的历练和忍耐。 此时的张居正虽然已经靠读书走出了一条通向政坛的路子，也即将用取得的权力实现自己报国救民的宏愿，但是他毕竟只有二十三岁，明王朝复杂的政局他还不清楚。因此，如果说当上首辅后的张居正是个政治上的成年人，那么此时的张居正还只是政治上的一个青年！ 张居正十讲 第二讲 出世逍遥和入世报国 一直以来，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有着既出世又入世的双重『性』格。在境遇不佳时憾然归去，等到时机成熟就会立即出山。无疑，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张居正也有这种双重『性』格。可是，如此的双重『性』格在张居正身上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他是否一直会在这两个『性』格之间徘徊呢？ 初登政坛的险恶局势 张居正终于踏入了仕途，迎接他的并不是坦『荡』的锦绣前程，而是布满荆棘的崎岖小道。张居正初入政坛的时候，正值严嵩大权在握之际，年轻的张居正，对于这个声名远扬的『奸』臣，采取的是低调从事的策略，然而之后发生的一些事，逐渐让他认识到了严嵩的真面目。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年仅二十三岁的张居正被选为了庶吉士。前面说过，庶吉士就是所谓的“储相”，因此这就是他踏上仕途的标志。可是，这会是怎样的一条人生道路呢？此时的张居正根本不清楚，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对于一个许多代人都在社会底层打转的家族的后代，摆在张居正面前的是一个复杂而又陌生的政坛：有那么多的社会关系需要处理，有那么多的政客需要结交，有那么多的政治规则需要学习，有那么多的政治旋涡需要规避。这个二十来岁的青年面临着比读书考试更为艰难的学习任务。 对于大明朝的政局，此时的张居正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然而，张居正明白一点，那就是：只有在复杂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取胜，最终掌握大权，才能实现自己报效国家百姓的宏愿。实力不足的他，现在正谨小慎微地潜伏着，静静地观察着整个政局。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是所谓的君主专制。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在于：一方面，的确，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君主也就是皇帝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是最大的独裁者；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不要忘记了皇帝之下的那帮大臣以及归属大臣管辖的庞大官僚系统。 一般说来，即使皇帝是比较有能力的，他也不能事必躬亲，也需要将一些具体的权力交给大臣们。如果遇上一个能力较弱的皇帝，这时非但不能统掌大权，反而还会受重臣的制约，有时甚至形同虚设，这就是历史上出现大臣专权的原因。那么，张居正走进政坛的时候，大明朝的权力格局是个什么样呢？ 先来看一下皇帝的情况。张居正当上庶吉士时，皇帝是明世宗，这是一个大权在握而且非常英明的君主。他的英明，从他十六岁时入京的一件事情就看得出来。那时的明世宗只是兴王，明武宗死后遗诏要他嗣位。 于是，他就从安陆的兴王府来到了北京。到城外时，当时的礼部尚书请他用皇太子的即位礼，世宗立即就拒绝了，并且坚持说遗诏上指明自己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从此以后，朝中大臣都不敢轻视这个十六岁的青年。 明世宗即位以后，做了许多兴礼作乐的事，比如废除孔子文宣王的尊号，称其为先师，撤除孔子的塑像。从反对盲目『迷』信儒家来讲，这些举动可以说是不失为开明的。但是，随着明世宗年龄的增大，尤其是到了张居正入朝为官的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经四十一岁，他逐渐厌倦了皇帝的生活。 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居然有人会厌倦当皇帝？其实，如果有人这样问，他只是站在平常人的角度在看问题。如果换成明世宗的角度，就不难理解他的厌倦了：整天都大权在握，待在一个高得不能再高的位置上，长久下来肯定会失去上进心，会觉得生活很无聊。这个时候，如果再有繁杂的政务，那就会更加加深他的厌倦感。 事实上，从嘉靖十八年开始世宗就不再上朝，后来甚至连宫内也不住，干脆搬到了西苑万寿宫。 可以想见，这个时期的政务，他几乎是理都不想理。那么，这时期，他又在干吗呢？ 原来，从嘉靖二年起，世宗就开始修醮（音同“交”），也就是修行道教，整天跟道士混在一起。可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明世宗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政权。尽管世宗一心向道，但是对于政局，他仍然牢牢地把持着。 因此，应该这样理解他：他只是厌倦了政治生活，但却没有厌倦到抛弃的地步。毕竟，当皇帝还是可以享受到很多优越的生活条件的。 可是，就算这样，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明世宗的大权毕竟有些旁落了。试想，那么多精明能干的大臣在身旁，一旦皇帝无心政事，他们能不趁机捞取政治权力吗？ 事实的确如此，这个时期的政权就逐渐落在了一个大臣的手中，他就是显赫一时的严嵩。那么，这个严嵩又是怎样一步步取得这样大的权力的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先了解明朝的政治制度。 明朝政治的核心是内阁。这个内阁可不是西方国家的内阁，它只是皇帝的一个秘书厅，专门负责为皇帝起草诏谕。 内阁里的成员称为内阁大学士，也就是皇帝的秘书。内阁成员的数目多的时候有八人，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时仅有一人，他们都是由皇帝任命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因此在内阁讨论问题时，经常会出现意见上的很大分歧。在争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领袖制度，这就是明朝著名的首辅制度。 首辅是个什么样的政治角『色』呢？其实，他就是皇帝的秘书长。由于他的这个地位，因此在内阁起草皇帝的诏谕时，事实上都是由首辅一人拟稿（被称为“票拟”），其他人只有偶尔提些无关紧要的建议。 关于首辅的产生，长期以来的习惯是根据内阁学士的资格，谁资格越老，谁就能当上首辅。其余的人，就被称为次辅。 这就是作为明朝政治制度核心的内阁。虽然由于内阁成员是由皇帝任命的，因此权力仍然低于皇权，但是由于内阁负责着诏谕的起草，因此事实上掌握着很大的权力。 另外，由于内阁首辅在内阁起草诏谕中的优势地位，因此内阁以及内阁首辅就成为了明朝政治权力争夺的中心。 每个进入政坛的人都知道，只要能够进入内阁，就意味着这个人已经进入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只要能够当上内阁首辅，就意味着这个人已经拥有了对于大臣来说最高的政治地位。 首辅政治的残酷『性』正是由于内阁首辅的重要政治地位，再加上首辅和次辅的职权划分一直都没有明文规定，因此在内阁里面，就存在着首辅和次辅的权力之争：次辅因为想要当上首辅，就会攻击首辅；首辅因为感到次辅的威胁，也要想办法驱逐次辅。 他们的办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取悦于皇帝，以求得皇帝的信任，同时降低皇帝对自己对手的信任，从而借助皇帝打败政敌。于是，在这个明朝的政治核心里，就充满了血腥浓重的明争暗斗，这里常常潜伏着诬蔑、谗毁和杀机。 严嵩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逐渐掌握大权的。在张居正当上庶吉士那年，也就是嘉靖二十六年，内阁中的大学士除了严嵩以外还有一个人叫夏言。严嵩和夏言都是江西人，一个来自分宜，一个来自贵溪。但是，这两人却毫无同乡之谊，只有相互的敌视。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嘉靖二十三年以后，严嵩曾经当过一年有余的首辅，但到了嘉靖二十四年九月，皇上就让夏言进了内阁，由于他曾经当过三年首辅，资格比严嵩老，因此严嵩只好退为次辅。 从这之后，两人就结下了仇怨。尤其是严嵩，一有机会就会攻击夏言。正好夏言又是一个『性』格刚强傲气的人，自认为君子坦『荡』『荡』，这就给了『奸』佞的严嵩很多机会。 一次，世宗戴着香叶冠醮天，一时高兴，就做了几顶分赐大臣。第二天，严嵩戴着香叶冠到西苑来了，可夏言竟没有戴。当世宗问他为什么不戴时，他却说大臣朝天子，用不着戴道士的衣冠，惹得世宗心里非常不快。 严嵩看出了世宗的不快，就借机会向世宗哭告夏言欺负他。世宗本来就不爽夏言，于是便把夏言斥逐了，这是夏言的第一次失败。 夏言走后，内阁成了严嵩的天下，一时间贪污腐化成风，这时世宗才想起夏言，让他又进了内阁。 可是，经历了失败的夏言仍然是那个『性』格，决不讨好皇上的内宠。比如，世宗派小内监到他们家去时，夏言把他们当奴才看。严嵩却与小内监并坐，小内监走的时候，他更是送给他们很多的金钱。 由于这样的原因，夏言得罪了许多内监。这些人就经常在世宗面前说他的不是，再加上严嵩借在外患问题上世宗和夏言的矛盾，极尽其诬告的能力，最终使得世宗龙颜大怒，下令杀死了夏言。 可以说，夏言的失败，并不是失败在他的能力上，而是输在了他的『性』格上。 从那之后，严嵩再次当上了首辅，再没有谁能够跟大权在握的他硬碰硬，明朝的政局就这样被他一直控制了十五年之久。 这里有一个问题：夏言和严嵩进行你死我活的政治权力之争时，张居正在干吗？他对当时的政局又有着怎样的政治态度呢？ 我们知道，张居正参加会试，考中了二甲进士，因而在当上了庶吉士之后，按照当时的惯例，他实际上是待在翰林院里的。 明朝的翰林院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一般说来，翰林院是新科进士向其他官职升转的一个中间机构，因此对于实际的政治，它并不承担任何职任。 在翰林院里，新科进士同以前进来的士人们一起研讨诗文，过着悠闲的日子。 然而，这并不是说翰林院里养的只是一些会『吟』风弄月的酸文人，这里同样有一部分士人在研讨朝章国故。因此，准确地说，翰林院是一个既培养文人，也培养政治家的地方。 这样的情况，在张居正进入翰林院的时候一样存在着。大多数的进士们，都颇有兴趣地讨论着怎样才能做出西汉的文章、盛唐的诗句。 张居正并非不热心这些活动，只是在他的目光里，正在关注着更为紧要的事情：明朝当时的政治局面。他正在注意观察那些握有实权的人，仔细寻找着自己应该依附的“大树”。 要知道，对于一个有着宏伟抱负的读书人来说，是绝不会只用心于诗词歌赋的。无疑，在这样复杂的政治格局里，应当怎样保护自己进而从容向政权的最高处上升，才是此时的张居正最热衷的事情。 既然如此，张居正不能不知道朝廷当时的一些大事：他肯定已经了解到了在内阁里面那场血雨腥风的斗争，也知道了夏言的失败和严嵩的胜利。虽然对于当时的政治局面，张居正作为一个新科进士，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但是他对于时局还是有了如此的认识。 那么，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张居正又会有怎样的政治态度呢？他肯定也听说过严嵩的『奸』佞，那他又会对严嵩抱持一种什么态度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张居正在翰林院期间，不可能不跟严嵩发生联系。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在于：严嵩作为内阁大学士，同时也是翰林院的长官，他的一切公务都是使用翰林院的印，因此在严嵩往来于内阁和翰林院办公时，张居正跟严嵩发生联系是很正常的。 其次，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张居正在与严嵩的交往中，采取的是何种态度呢？ 我们从张居正留下来的《圣寿无疆颂》、《得道长生颂》和《代谢赐御制答辅臣贺雪『吟』疏》（均见《张文忠公全集》）几篇文章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张居正对当时权倾朝野的严嵩采取的是合作态度，因为这些文章都是代严嵩做的。 张居正虽然知道严嵩并非良臣，甚至就是一个坏主之臣，但是他没有傻到直接与之对抗。因为他知道，跟严嵩对抗没有必要，再说也对抗不起。在自己的实力没有足够大时，只能保存力量，不能急于暴『露』自己的立场。从这方面看，张居正还是比较沉得住气的。 并且，从后面的历史来看，张居正对于严嵩的这种合作态度维持了很久，甚至后来出现了“庚戌之变”，他也没有跟严嵩决裂。这样的态度，很好地体现在了严嵩当权时期张居正的一些政治行为上。 先来看一下张居正上《论时政疏》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张居正进入翰林院时是庶吉士。按照明朝的制度，庶吉士只是一种学习的官员，在翰林院中称为“馆选”，等到三年期满后就要“散馆”，这时候凡属于二甲进士的，都要赐予编修的官衔。因此，到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时，张居正就成为了翰林院编修。 然而，此时的他仍然没有实权。他只能上些奏疏，不能参与实际的政治决策。 尽管如此，一心为国为民的张居正仍然上了许多疏，充分表达了自己对时政的见解，初步显『露』了自己的才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论时政疏》。在这个奏疏中，他指出了当时政治的五种臃肿痿痹的病况，这些病况分别是：“其大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疾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其他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 张居正指出的五种政治病状分别是：宗室势力过大、官员不尽职、吏治不好、边境守备不严和财政开支太大。紧接着，他还指出了政治上应该作的改进：“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为此特臃肿痿痹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气升降而流通，则此数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闭而不通，则虽有针石『药』物无所用。伏愿陛下览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臣，使群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虑，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然后以此五者分职而责成之，则人人思效其所长，而积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 张居正将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喻成使身体血气畅通的方法，认为要想解决政治上的问题，只有“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臣”才能实现。 从后来张居正留下的奏疏看，这是他第一次上疏，对问题的分析十分到位，说明他的确很留意政治上的缺陷。但是，这些都不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张居正在这个奏疏中提到的问题，不是只有他一人才看见的，其他一些清廉的官员比如海瑞等，也十分清楚地向皇上指出了。 与张居正不同的是，这些清廉的官员大多没有因为上疏得到好结果，相反还身遭刑狱之灾，甚至还丢了『性』命。可张居正却安稳如泰山，既没有得罪明世宗，也没有得罪严嵩，却仍然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的过人之处。 的确，海瑞这些清廉的官员是做到了直谏，但是却没有收到相应的好效果，反而祸及自身，却又何必？对于张居正的如此作为，我们只能从保存自身力量，留待他日使用的角度来理解。如果他不这样做，日后或许就没有神宗年间短暂的天下太平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在他的上疏中，张居正对严嵩还是采取了合作的态度。 或许是他知道这样的上疏迟早会惹祸，因而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张居正再也不对时政发一言一语，只是埋头钻研朝章国故。 在严嵩当权期间，另外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明张居正对严嵩的合作态度。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正月是严嵩七十岁的生日，文武百官都前来向他道贺，有的人甚至借助这样的机会极尽巴结之能事。 张居正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不会落后，他给严嵩写了一首名为《寿严少师三十韵》的贺诗，其中有这样几句：“握斗调元化，持衡佐上玄，声名悬日月，剑履『逼』星缠，补衮功无匹，垂衣任独专，风云神自合，鱼水契无前。”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对严嵩得宠的地位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世宗对严嵩专有的信任。在这首诗中，张居正还有这样几句：“履盛心逾小，承恩貌益虔，神功归寂若，晚节更怡然。”（均见《张文忠公全集》）这几句诗表面上虽在说严嵩在皇上面前的谨慎和虔诚，实际上表达了张居正对严嵩的一些好感。 的确，张居正就算知道严嵩是个『奸』臣，会误君误国，但是一方面因为皇帝还没有完全放开权力，另一方面严嵩也没有『奸』邪到非除不可的地步。 而且，严嵩并没有构成对张居正的直接危害，因此张居正犯不着跟严嵩过意不去。更何况，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呢！ 然而，如果张居正对严嵩就这样一直采取合作的态度，那么历史上顶多只会出一个『奸』臣，决不会有明末的张居正改革，明朝或许就会提早灭亡了。 那么，张居正对严嵩的态度是何时改变的呢？这要从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说起。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间，蒙古族的俺答攻下大同，八月攻下蓟州。蓟州失陷后，敌人再从古北口取道通州进攻，很快就对北京形成了围攻之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庚戌之变”。 然而，当时的明朝，武备已经松弛，大不及从前。等俺答打到北京近郊的时候，兵部尚书丁汝夔（音同“葵”）只整编出五六万人的军队，而且大多数是老弱残兵。 眼看敌人就要攻进城了，无可奈何之下，明世宗只好下诏勤王。很快，大将军咸宁侯仇鸾就从大同带了两万大军前来救援。 可是随着勤王军的陆续到来，军队的给养成了问题。 士兵吃不上饭，也没力气打仗，因此仇鸾也不敢开战，只好派人和俺答谈判，只要不攻城，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俺答回答说要明朝给他们进贡，于是明世宗只好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前来商议的有大学士严嵩、李本以及礼部尚书徐阶。 看着忧心忡忡的皇上，严嵩宽慰道：“这是一群饿贼，皇上用不着『操』心！” 可徐阶却严肃地说：“军队一直驻在北京城外，杀人如割草一样，这不仅是饿贼了。” 世宗点点头，转脸问严嵩看到俺答的《求贡书》没有。 严嵩从衣袖里抽出一份说：“求贡是礼部的事。” “事是礼部的事，但是一切还要皇上做主。”徐阶接过话。 “本来是要和你们商议的。”世宗说。 “敌人已经到了近郊，要开战，要守城，什么都没有准备，目前只有议和，但是唯恐将来要求无厌，这是最大的困难。”徐阶说出了心中的焦虑。 “只要于国家有利，皮币珠玉都可以给。”世宗很慷慨。 “只是要皮币珠玉，事情就好办了，”徐阶说，“万一还不满意，怎样办才好？” 世宗背心一凉：“卿可谓远虑。”（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商议的结果是，还是接受俺答的要求，具体的事情由徐阶去做。徐阶指出俺答的《求贡书》是用汉文写的，不能用做讨论的根据，而且也没有临城求贡的理由，只要俺答开出长城，而且改用鞑靼文写《求贡书》并由大同守将转达，就可以答应要求。 俺答考虑再三，觉得自己的军队也经不起久战，于是就撤兵了。 可是，明世宗这时却又想打了，他不停地催促兵部尚书丁汝夔出兵作战。 丁汝夔觉得为难，就向严嵩请教，可严嵩却说：“北京和边疆不同，在边疆打了败仗，不妨报功；在北京近郊打败了，皇上没有不知道的，那时怎样办？”他的意思就是不打，等俺答自己退走。 这样一来，丁汝夔实际上就违背了明世宗的心思。于是俺答退后，他立即就被关进了监狱。丁汝夔向严嵩求救，严嵩表面上作出救他的保证，实质上却并无此意。 可怜的丁汝夔一直到被杀头时才知道，自己已经被老『奸』巨滑的严嵩出卖了。 正是在这次大变之后，张居正才真正认清了朝廷的武备是多么松弛，也更加认清了严嵩这个人的本来面目。 其实，张居正以前对严嵩采取合作的态度，一是基于他的权倾一时，不得不如此，也是基于自己想要找个好靠山的考虑。 因为，对于他这样一个全靠自己的能力进入朝廷做官的读书人来说，如果没有人赏识和提携，是很难在官场混下去的，就更不要说是取得大权，进而兴国安民了。 为了自己宏愿的实现，张居正不得不这样。但是，现在摆在他眼前的事实让他越来越清醒地看到，严嵩并不是自己的好靠山。 如果说，这之后的张居正对严嵩还有什么迎合的行为的话，那就已经是一种阳奉阴违的做法了。 通过这次事变，张居正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时的礼部尚书徐阶。 那么，这次张居正有没有看走眼呢？徐阶对张居正的仕途之路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徐阶这个人吧！ 能忍方可成大事低调从事的张居正并没有在政治问题上吃大亏，即使是严嵩，也没有“整治”过他，张居正的仕途在崎岖小道上渐行渐远。 然而，他毕竟还是太过年轻，政治经验尚嫌不足，当他看到自己的前辈徐阶大学士对于严嵩小心应付的态度时，他终于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并使得他下决心离开政坛一段时间。 还在张居正任庶吉士时，徐阶就已经是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了，从这方面讲，徐阶可以说是张居正的老师。 徐阶是松江华亭人，据说身材矮小，脸面白皙。他不像夏言那样刚愎自用，也不像严嵩那样『奸』佞，而是一个“道中庸却极高明”的政治家。 这一点极好地体现在了他对于严嵩的态度上。无疑，严嵩的专权独任，徐阶也是知道的。可是，这位聪明的江南人跟张居正一样，并不直接跟严嵩斗，他们都采取了阳奉阴违的策略和态度。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加上徐阶对张居正的赏识，因此这两人既是师友，也是政友。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万历十年张居正离开人世为止。 上文说到，张居正在通过“庚戌之变”认清了严嵩不仅不是自己的好靠山，而且是个祸国殃民的『奸』臣之后，逐渐改变了对严嵩的态度。虽然他跟徐阶一样，都采取的是阳奉阴违的态度，但是他毕竟还是年轻，官场经验不足。一旦认清了严嵩的真面目后，张居正就很难忍受严嵩的『奸』邪了。 可是徐阶不同，他对于严嵩，不是一味顺从合作，而是有所抵抗，但是却又绝不撕破脸皮。 徐阶即使是在与严嵩合作的时候，也有自己的原则。现在看来，这样的态度是最明智的，因为一方面严嵩那时正得势，跟他硬碰硬只有死路一条；另一方面，严嵩是个大『奸』臣，迟早须被铲除。 毫无疑问，徐阶是在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他就会跟严嵩翻脸！一场政治上的大决战，正埋伏在表面和平的两大权势之间。 不久，第一个时机终于到来了！ “庚戌之变”时，明王朝不敢开战，大将军仇鸾只有采取“马市”的办法。“马市”就是由俺答每年“进贡”若干马匹，朝廷则每年给予若干的币帛粟豆。 大家不要以为这样的“马市”是在通商，实际上，由于俺答“进贡”的马匹都是老弱病马，而得到的币帛粟豆却是生活必需品，因此这种做法无疑是赔钱买和平。 这样的屈辱，自然引起了很多忠心大臣的反对。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三月开了马市之后，时任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就上奏将“马市”关闭。 可是，在世宗召集的大臣会议上，已经勾结了严嵩的仇鸾诋毁他说：“杨继盛没有看过战争，把事情看得这样容易！”世宗听信了仇鸾，不仅没有关闭马市，而且还将杨继盛贬为甘肃的狄道典史。 对于世宗的这个决定，徐阶几乎不置一辞，尽管杨继盛是徐阶执掌国子监时的门生。 这是徐阶『性』格的最好说明，他并非不关心学生的命运，而是他看到仇鸾勾结严嵩，正在得宠的时候，才只好如此。 可是，马市对于朝廷和世宗，毕竟是一种侮辱。 我们知道，明世宗并不是一个完全放开权力的皇帝，他还有威权，而且对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他还要行使自己的权力。因此可以说，在他心中一直不甘心失败，他还想着复仇。 也正在这时，俺答又开始进攻大同和怀仁了。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三月，气愤的世宗一面派仇鸾赴大同巡视边防，一面起用徐阶兼东阁大学士，进内阁参与军事机务。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徐阶明白，世宗已经不那么相信仇鸾了，于是他就做了这样两件事：第一件，向世宗告发仇鸾贻误大局；第二件，拉拢张居正。 第一件事的结果，五月仇鸾被召回京城，八月被没收了大将军印，九月关闭了马市。第二件事的结果，徐阶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人才做助手，张居正开始逐渐靠近政治核心。 在这两件事上，徐阶取得了巨大的收获，而严嵩却损失惨重。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一，严嵩也知道世宗对仇鸾的反感，他正在筹划着借徐阶和仇鸾平时的接近，给他们来个一石两鸟之计，却没想被徐阶占了先。 其二，正如《明史·张居正传》上所说：“严嵩为首辅，忌阶，善阶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 严嵩同样器重张居正，可是却被徐阶把这个人才给抢走了。 或许在严嵩看来，张居正虽然有才，但是却只是一个善于应酬写作的文人罢了，毫无安邦治国的伟略。这也难怪，他总是看见张居正在那里写诸如《贺灵雨表》、《贺瑞雪表》、《贺冬至表》、《贺元旦表》一样的文章，不能不让他忽略了张居正的大才！ 按理说来，经过了这一次的胜利，徐阶应该能够明目张胆地跟严嵩斗了，但是徐阶还是那么沉稳。他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就最好不要做。马市关闭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证明了他的政治智慧。 前面说到，杨继盛是因为奏请关闭马市才被贬官的。因此，到了嘉靖三十一年仇鸾失败后，杨继盛就由狄道典史，一升山东诸城知县，再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升刑部员外郎，四升兵部武选司，并且这四次升迁都是在一年内（嘉靖三十一年到嘉靖三十二年）完成的。 对于他的升迁，严嵩可是作了很大的努力。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一方面是因为严嵩的权倾一时，他对于官员的升降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严嵩知道，世宗了解自己和仇鸾的关系，而仇鸾又是主张贬斥杨继盛的人，这次仇鸾失败了，如果不赶快把杨继盛弄上来，自己恐怕就难辞其咎了。 他肯定在想：“杨继盛是我给弄上来的，这小子一定对我感激涕零了！”然而，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杨继盛是个忠肝义胆的人，他早知道严嵩的误国害民，于是在他到任一个月后，就以十大罪状弹劾了严嵩。 然而，杨继盛上疏之前忘记了一件事：任用严嵩的是明世宗，指摘严嵩是『奸』贼，实质在指摘世宗不会识人。因此，他的这次上疏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不仅如此，杨继盛的上疏自然惹得严嵩大怒。很快，严嵩和刑部尚书何鳌（音同“熬”）就依照这个上疏给他罗织了许多罪名。最后，杨继盛被廷杖一百，关进了刑部监狱，一直到嘉靖三十四年才被杀死。 对于自己学生的再次蒙难，身为内阁要员的徐阶当然是知道的。然而，这次他仍然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 这样的态度依然在于他的处世『性』格：自己这时如果出面保救学生，只会被严嵩抓住小辫，救人不成反要搭上自己的前途。如果自己不能保住官位和权力，又怎样能够最终斗垮严嵩呢？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五十二岁、经历过很多风雨的内阁大学士才有的沉稳和老练。 对于二十九岁的张居正来说，这样的处世态度让他受不了。这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读书人，正如他的一首名为《拟西北有织『妇』》的诗中所说：安得随长风，翩翻来君傍，愿将云锦丝，为君补华裳。 什么意思？他可不甘愿在翰林院待一辈子，不做官就不做，要做就要当上“为君补华裳”的宰辅！对于这样的人，长久的忍耐和等待，只会让他觉得异常郁闷和愤懑。 这样的情绪，在杨继盛下狱以后，就更加强烈了。然而，现实却让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就连身为内阁要员的知己徐阶都要如此，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 自己能做的，就只有写些不痛不痒的文章，给自己的政敌拜寿，给昏庸的皇帝称颂。除此之外，就只能在诗中宣泄自己的一腔哀怨了：《述怀》岂是东方隐，沈冥金马门？方同长卿倦，卧病思梁园。蹇予柄微尚，适俗多忧烦。侧身谬通籍，抚心愁触藩，臃肿非世器，缅怀南山原。幽涧有遗藻，白云漏芳荪，山中人不归，众卉森以繁。永愿谢尘累，闲居养营魂，百年贵有适，贵贱宁足论。 《蒲生野塘中》蒲生野塘中，其叶何离离，秋风不相借，靡为泉下泥。 四序代炎凉，光景日夜驰，荣瘁不自保，倏忽谁能知。 愚暗观目前，达人契真机，履霜知冰凝，见盛恒虑衰。 种松勿负垣，植兰勿当逵，临市叹黄犬，但为后世嗤。 （均见《张文忠公全集》）的确如此，在那样一个“幽涧有遗藻，白云漏芳荪”的时期，还不如“永愿谢尘累，闲居养营魂”呢！让那些“但为后世嗤”、“黄犬”一样的权贵们见鬼去吧，我要去“种松”、“植兰”了！逃出这个纷纷扰扰的北京吧！宏伟的抱负无法实现，当道的『奸』臣无法灭除，知己的沉着无法入怀！ 这时的张居正虽然年仅而立，但是已经满心忧伤。人生的痛楚，他已经感受太深，竟觉得衰老病倦了！ 终于，在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张居正留下一张病假条，回了江陵。临行时，他给老师徐阶留下一封名为《谢病别徐存斋相公》的长信。 在信中，他隐隐地抱怨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将以俟时”，意思是指明徐阶的内外不一、一味等待，因此劝他“披腹心，见情素，伸独断之明计，捐流俗之顾虑，慨然一决其平生”。 然而，在徐阶看来，这仍然是青年的口吻，太缺乏政治经验了！“披腹心，见情素”，说得容易！难道不知道在一心宠信严嵩的世宗面前，指摘严嵩的罪过，实质是在指摘皇上吗？杨继盛的结局还没有看到吗？ 并非徐阶不意如此，只是为了国家和自己的安全，还是隐忍些好！经验果然是跟着年龄来的：三十岁的编修已经忍耐不住，归隐田园了；五十二岁的内阁大学士，却在复杂的政治环境里继续忍耐。徐阶心想：“既然年轻人不知道自己的苦衷，那就让他去吧！我宁愿‘内抱不群，外欲浑迹’。” 心怀天下的归隐者张居正毕竟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当他面对混『乱』不堪的政局时，自然就生出了出世的念头。 然而，心怀天下的张居正，即便是在出世的时候，仍然没有全心投入归隐的生活。他还在记挂着北京的政局。张居正离开朝廷后，政治生活依然混『乱』不堪。这里我们只关注他的出世生活。据张居正的《先考观澜公行略》中记载：“甲寅，不肖以病谢归，前后山居者六年，有终焉之志。” 意思是说，他的归隐时间有六年，也就是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八年。其实，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张居正就已经销假，这在他的《种莲子戊午稿序》中可以找到证据：“往甲寅，不佞以病谢归。” 甲寅年就是嘉靖三十六年。如此说来，张居正真正归隐的时间是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六年，整整三年。 可是，为什么他要说是“六年”呢？原来，他在嘉靖三十七年曾经便道回家，嘉靖三十八年才回到北京，因此“六年”只是个笼统的说法。 现在的问题是，这三年张居正过的是怎样的出世生活呢？通过了解这三年的生活状况，我们就能看出他那种明显的双重『性』格！ 一般说来，古人在隐居的时期，占据其思想的主要是出世的情怀、『性』格。然而，对于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这只是事情的一面。 他们即使在这时，仍然有着强烈的入世情怀、『性』格，表面上看来矛盾，其实如同上文已经说过的那样，有其内在的心理依据。这种双重的『性』格在已经归隐的张居正身上同样存在。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出世『性』格吧！ 说起张居正的这段归隐生活，一般都要引用他的儿子张敬修的《张文忠公行实》。在这本书里，对张居正三年的归隐生活，作了如下的记载：“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请告。既得归，则卜筑小湖山中，课家僮，『插』土编茅，筑一室，仅三五椽（音同“船”），种竹半亩，养一癯（音同“渠”）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唯令童子数人，事洒归，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返观。久之，既神气日益壮，遂博极载籍，贯穿百氏，究心当世之务。盖徒以为儒者当如是，其心固谓与泉石益宜，翛然无当世意矣。” 这段记载跟周圣楷《张居正传》上的记载几乎一样，后者说张居正“终日闭关不起，人无所得望见，久之，益博极载籍，通当世之务”。 据此，许多人就说这便是张居正归隐生活的全部：住在一个清幽的小茅屋里，种竹、养鹤、读书、养神。整个一个隐者风度！ 这就是张居正归隐生活的全部吗？曾经雄心万丈的他真的就能如此沉寂，从此恬淡吗？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里的记载是完全虚构的。毕竟，这种生活对于被北京纷扰的政局整得烦闷的张居正来说，既是期望的，也是应有的。他期望着这种生活，儒家读书人心中那种穷则独善的精神要求他跟那些肮脏的政治人物划清界限，躲进一个清雅的世界里修身养『性』；他也应有这种生活，没有这种生活让他摆脱时局的纷『乱』，他就没有重新校准自己的目标，理顺自己的思路和再次蓄积力量回京展开政治权力之争的机会。 可以说，这段时间的归隐生活，对于张居正的一生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这些记载并没有反映张居正这三年的全部生活状况。 很显然，作为一个有着宏伟抱负的政治家，即便是在归隐时期，也是心系政局的。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张居正的生活，并不像上面说的那样是完全恬淡的。 他的确读了不少书，也写了不少诗文，但正是在这些诗文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时政的关心——那颗火热的入世之心在清寂的出世情怀下，从来没有停止跳动！ 先来看一首写于嘉靖三十三年的诗，名为《登怀庾（音同“语”）楼》，其中有如此几句：“但恐濛汜（音同“四”）夕，余光不可留，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目极心如惄，顾望但怀愁，且共恣啸歌，身世徒悠悠。” 这时的张居正已经离开了北京，但是这个曾让他厌烦的地方还是让他“顾望但怀愁”。看来，他还没有完全心冷，他还是惦念的。 想到自己的大志未酬，前途未料，顿时觉得“身世徒悠悠”。可以想见，张居正肯定搁不下政局，其一是因为自己没有获得大权，其二更是因为大权落在『奸』臣之手，国家前途危险。一旦念及，怎能让他不牵肠挂肚？ 如果说这首诗中对时政的牵挂显得不那么明显，那么下面这首诗，就将这种牵挂彰显无遗了！这首诗名为《闻警》，大约作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内容如下：“初闻铁骑近神州，杀气遥传蓟北秋，间道绝须严斥堠（音同“猴”），清时那忍见毡裘。临戎虚负三关险，推觳（音同“户”）谁当万户侯？抱火寝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忧。”（均见《张文忠公全集》）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嘉靖三十四年的九月，俺答又进犯大同和宣府，十二天以后，更是进犯怀来，使得北京戒严。这样危急的国难来临，张居正怎么坐得住？ 但是，在野的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别说是他，就算徐阶也是束手无策。那个可恨的严嵩还在那里继续“货财上流”，刮收民脂民膏！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疼惜起自己的身体来，“抱火寝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忧”。在这样的时刻，他不可能优游于林下，时局让他如坐针毡。 除了写诗发泄心中的郁闷外，张居正没有停止对老百姓生活以及地方政治的考察。 在他的观念中，本来以为大明朝政治上的腐败主要是在朝廷，主要是由于有了个只知道“货财上流”的严嵩。但是，这次回到地方，通过观察，他发觉自己错了：地方『政府』同样腐败不堪，甚至有过于中央。 真应了那句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张居正在一篇名为《荆州府题名记》的文章中，深入分析了荆州府的社会问题：“其继也，醇俗渐漓，网亦少密矣，变而为宗藩繁盛，骫权挠正，法贷于隐蔽。再变而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又变而侨户杂居，狡伪权诈，俗坏于偷靡。故其时治之为难。非夫沈毅明断，一切以摘『奸』剔弊，故无由胜其任而愉快矣。”（《张文忠公全集》）事实的确如此：当时的明朝，宗藩势力太大，成为极大的经济和政治负担；而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又使得贫民失业；老百姓吃不起饭，民风也变得『奸』诈，到处都是偷抢，社会问题之复杂难解，甚于以前。 张居正认识到了这些问题，说明他并没有对现实闭上眼睛，他仍然在敏锐地注视着自己周围的社会。他甚至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是“沈毅明断，一切以摘『奸』剔弊”，意思是说对宗藩进行限制，对大地主进行制裁，对巧诈的人施行法治。 可是，这些都需要实权在手的前提下才能施行。但是，张居正只是一个在野的人，尽管他没有对现实完全灰心，仍然抱持着一旦时机到来就出山为官的心思，但是这时的他还不能走出去。他还要继续修身养『性』，还要继续留在基层，观察民生疾苦。在一篇名为《学农园记》的文章里，他如此写道：“余少苦笃贫，家靡儋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数十亩。嘉靖甲寅，以病谢，自念身被沈病，不能簪笔执简，奉承明之阙，若复驰逐城府，与宾客过从，是重增其戾。乃一切谢屏亲故，即田中辟地数亩，植竹种树，诛茆结庐，以惬息其中。”（《张文忠公全集》）不用多言，这一段自然是在写他归隐田园的生活。但是，这并不是他全部的生活，在耕作之余，他还观察着百姓们的生活：“每观其被风『露』，炙熇（音同“鹤”）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岁小不登，即『妇』子不相眄（音同“面”）；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音同“犁”）夜泣，逋（音“bu”）寇宵行；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谷顺成，黄云被垄，岁时伏腊，野老欢呼，相与为一日之泽，则又欣然以喜，嚣然以娱。”（《张文忠公全集》）百姓们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风餐『露』宿，没日没夜地辛劳，才能勉强得到温饱。如果遇上年成不好的时候，收租的官吏再来敲诈一下，生活就没有着落了！ 张居正为百姓们的疾苦而生恻隐之心，为百姓们的收获而生愉悦之情，这时的他已经有了忧乐天下的胸怀了。有着如此的挂念，怎么能够一个人优游于山林、田陌？此时的他想必也是矛盾丛生吧！ 在这样的心绪之下，这个已经出世的读书人，密切注视着外面的世界，并没有因为手中无权就妄自菲薄，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他注意到，百姓的生活困难，一部分因为田赋太重，另一部分则因为商税太高。他在《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中如此写道：“自顷以来，外筑亭障，缮边塞，以捍骄虏，内有宫室营建之费，国家岁用，率数百万，天子旰（音同“干”）食，公卿心计，常虑不能样给焉。于是征发繁科，急于救燎，而榷使亦颇骛益赋，以希意旨，赋或溢于数矣。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张文忠公全集》）这一段话表明了张居正对于时弊的清醒认识。他知道，税收的繁重，不仅会滋生腐败因素，更重要的是增加百姓的负担。于是，他提出了“省征发”、“轻关市”的主张，希望借此可以减轻百姓疾苦。 但是，问题仍然在于，没有实权在手，这一切的主张都是白搭。要想化解民生疾苦，待在乡下是不行的，关键是要取得权力。 三年的归隐生活，让张居正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政权的重要『性』。在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十月的一次衡山之游中，他虽然写了一首名为《宿南台寺》的诗，内容如下：“一枕孤峰宿瞑烟，不知身在翠微巅，寒生钟磬宵初彻，起结跏（音同“加”）趺（音同“蝠”）月正圆。尘梦幻随诸相灭，觉心光照一灯然，明朝更觅朱陵路，踏遍紫云犹未旋。” 这首诗延续了他出世的情怀，显得根本无意功名仕途。然而，在另外一首诗中，这种思想毫无踪影了。这首诗的名字是《谒晦翁、南轩祠示诸同志》，内容如下：“愿我同心侣，景行希令猷，涓流汇沧海，一篑成山丘，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贻白首羞！”（均见《张文忠公全集》）张居正终于爆发了！“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说出了他心中一直在犹豫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遥远的北京！是的，他就是属于京城的，那里还等着这位未来首辅的归来。既出世又入世的双重『性』格终于倒向了入世一端，他决计早日回朝了！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离开了江陵，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北京。在北上途中，他写作了《独漉篇》和《割股行》两首诗，内容分别如下：“国士死让，饭漂思韩，欲报君恩，岂恤人言！”（《独漉篇》）“割股割股，儿心何急！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肤裂尚可全，父命难再延，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吁嗟残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割股行》）（均见《张文忠公全集》）后面这首诗更加深刻地体现了张居正这次回京之意的坚决，“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哪怕京城是龙潭虎『穴』，他也要闯一闯了！只要能够亲身事主、除『奸』邪、安国民，死也情愿！ 有着双重『性』格的读书人张居正回京了。在他仕途之路上，曾经经历了无数次出世与入世两种『性』格的矛盾纠缠，这以后直到他斗垮严嵩、独揽大权，甚至到他死，这两种『性』格都在不断地争斗。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回京以后，他无疑是越来越入世了。那段时间的归隐，以及对民生疾苦的亲身体验，让他明白了权力的重要『性』。于是，他毅然地抛下了家乡的一切，奔着权力而去了。从此以后，他的权力就是他的热爱，一直到他死，他都没有再放弃。他牺牲朋友，背弃老师，都是为了维持自己权力的存在，因为权力才是报国安邦的资本。 或许很多年后，当他坐上了首辅的宝座，为公务繁杂而疲倦时，他偶尔会回忆起那段归隐的生活，心驰神往于山水田园，但那也只会是片刻地出世。一瞬间，他又回到了现实！ 张居正十讲 第三讲 权力博弈的胜出者 纵观张居正为官的历程，总的说来，他是一个隐忍耐心、稳重成熟的政治家。可是，这种『性』格却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形成的。进入内阁之后的张居正，虽然经历了好几次权力斗争风波，都如同一棵政治常青树一样，不仅没有倒下，而且越来越茁壮了！ 争斗中的局外人 回到了北京复杂政局之中的张居正，仍然小心谨慎地观察着、行动着。那个时候，内阁大权分掌在徐阶和高拱两个人手中，彼此明争暗斗，内阁之中一时间刀光剑影。张居正就在这样残酷的斗争中冷眼旁观，成了一个“局外人”。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张居正进入内阁之前的政治背景。在前几讲我们已经提到过，张居正刚步入政坛时十分不得意，眼见严嵩把持着权力祸国殃民，不仅自己没有办法，就连内阁大学士徐阶也没有办法，因此他一度厌倦政治回家修身养『性』去了。 然而，内心热衷权力的张居正最终还是回到了京城，继续忍受着严嵩的专政。此时的他已经站在了以徐阶为首的“倒严派”一边，最终斗垮了严嵩，并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十二月拥立裕王载垕（音同“后”）为帝，这就是明穆宗。 这样一来，明朝的大权就落在了徐阶一帮人手中。 有人会问：这个明穆宗是个怎样的皇帝？他的统治和他父亲明世宗的统治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明穆宗时期，内阁权力斗争极为激烈的原因。 什么意思？试想，如果一个最高统治者不能将自己的干将压控住，让他们成为执行自己意图的工具，反而放任他们来管理，他们一定会自己先争夺起权力来。 这个明穆宗恰好就是这样一位君主。他完全不像他的父亲世宗那样干练、大权在握，而是从小就小心翼翼地生活着，因此就算是当上了皇帝，他仍然一味地谨慎小心，久而久之做君主成了一种让他感觉痛苦的事情。 这种痛苦表现得很明显，比如他在朝会的时候从来就是一言不发，一直坚持了四年之久。另外，他只是喜爱玩耍、花酒、女人和金银珠玉，对实际政治厌烦无比。或许在他看来，当朝的大臣们一个比一个能干，要自己来干什么，自己只管享乐人间就行了！ 正是由于他的这个念头，才使得明穆宗时期的政局，尤其是内阁里面，出现了权力争夺的混『乱』局面。大家或许在想，严嵩已经败去，他的儿子也已经死了，还有谁能够跟徐阶对抗呢？ 其实，大家忘记了一个人，他就是高拱。高拱是河南新郑人，字肃卿，又号中元，嘉靖二十年考中进士。他曾经为裕王侍讲九年，深得裕王信任。后来，裕王成了明穆宗，高拱也就顺利地从国子监祭酒进入了内阁，是当时的实权派人物。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时的内阁实际上也形成了两派：一派是徐阶及其党羽，一派则是高拱及其党羽。那么张居正呢？他在徐阶和高拱的政治斗争中处于什么位置？这正是我们要弄清楚的问题。 穆宗刚即位的时候，张居正还没有成为内阁大学士，那时的内阁大学士有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首辅自然是徐阶。 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张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官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那年的二月，他再晋升为吏部左传郎兼东阁大学士，这标志着张居正的仕途之路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跟张居正同时入阁的，还有他的老师陈以勤。自然，张居正的入阁，既是因为曾经做过裕王讲官，也是因为他协助徐阶铲除严嵩的功劳。这样一来，明穆宗初年的内阁就显得热闹非常，而其中最不安静的就要属高拱了。 刚刚进入内阁的张居正是清楚当时的政治格局的，他一向细心，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 对于内阁里面的明争暗斗，这时的他都小心翼翼地提防着。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是来之不易的，因而每走一步都要格外小心，以免摔得粉身碎骨。 在张居正看来，他只有牢牢把握住手中的权力，利用机会不断往上升，才能获得最高的权力，进而实现自己的抱负。 要实现这个目标，他就必须很好地处理自己与其他内阁大学士的关系。 首先，还是要和徐阶这位既是自己老师，又是当今首辅的实权人物继续保持亲密关系。其次，阁中的其他大学士，除了李春芳是自己的同辈之外，都是自己的老师和前辈，就算是李春芳，也比自己早两年进阁，资历上高于自己，因此都要小心逢迎着。最后，自己还要特别小心高拱，他可是对徐阶的首辅位置觊觎已久，而且此人能力不在自己之下，鉴于自己与徐阶的亲密关系，一切都要小心从事！ 这就是刚进内阁的张居正对政局的分析，可以说这个分析是十分恰切的。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居正就是按照这个分析来处理自己和其他内阁大学士之间关系的。至于那时的他在政治上的态度，真可以说是小心翼翼、谦虚谨慎得很。他在入阁之初的几封信，就正好反映了他的这种态度：“仆以浅薄，骤冒非分，日夕惶惶，罔知攸措。思所以酬主恩而慰知己者，惟虚平此心，不敢向人间作好恶耳。至于转旋之机，未免有迹非心是之判，士大夫责望素深，或不能尽如其意，然亦不暇顾矣。”（《答南中提学御史耿楚侗》）“仆以谫薄，获依日月之末光，猥从末阶，骤跻三事，束栌作柱，用荷为梁，庸愚之人犹将嗤之，况高明耆硕如翁者乎？乃辱不鄙，远赐问贺，奖借过情，重增其愧。至勉仆以作者之事，尤不敢当。”（《答宗伯董浔阳》）在第一封信里，张居正谦虚地说自己非常浅薄，骤然得到了大权，内心很惶恐。只有虚心工作，不敢与人交恶。还说自己在处理人际关系时，难免会有违心的做法，难以尽如人愿，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第二封信里，张居正仍然对自己获得权力保持一种谦虚态度。 在如此政治态度的支撑下，我们可以想象，明穆宗初年的张居正肯定是左右逢源、政治声誉极好的。 继二月被升为吏部左传郎兼东阁大学士之后，隆庆元年的四月，张居正又一次加官晋爵，不仅当上了礼部尚书，而且做上了武英殿大学士，可谓是仕途通达！ 张居正为什么会在一年之内连升三级？原因不仅在于一般人所说的他重修《永乐大典》有功，更重要的还是他处理政治关系的得当。因此，一时间，张居正成了明朝政局中的一个红人！ 如此一来，明穆宗隆庆初年的内阁，实际上就成了徐阶、高拱和张居正的内阁。其他几个内阁大学士，或者由于志向不大，或者由于能力欠缺，都无法与这三人相抗衡，因此张居正反倒比那些资历高于自己的大学士们取得了更多的实权。 可是，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张居正在处理政治关系时有些困难了。为什么？上面已经说过，张居正跟徐阶的关系更为亲密，他跟高拱虽然没有什么冤仇，甚至关系还不错，但是徐阶才是一手提拔张居正的人物，张居正不得不跟他走得更近。 这样一来，当徐阶和高拱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时，就是到了考验张居正处理政治关系能力的时候。 也就是在张居正连升三级那年，徐阶和高拱的矛盾爆发了。其实，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两个内阁大学士直接跳出来相互攻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厉害的政治家都会有自己的打手，自己不好出面的事情，自然就是打手去干了！ 比如，在明世宗病重时，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就因为高拱擅离职守去干私事，把他给弹劾了。这件事情虽然传到了世宗那里，可是世宗病得『迷』『迷』糊糊的，哪里管得了这些事！于是，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是不闻不问，让它过去。 高拱虽然没有受到处罚，可是这家伙肚量不大，一定要找出背后指使，因为他知道小小的吏科给事中，是没有胆量和必要跟自己过意不去的。 找来找去，他认定是徐阶指使的，因为胡应嘉和徐阶是同乡。这样一来，两个本来就因为权力太靠近而心存不满的大学士，一下就形成了剑拔弩张的局面。 高拱自然是要报仇的，徐阶也不怕：“毕竟你高拱只是次辅，权力在我徐阶之下！” 机会终于来了！隆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了六年一次的京察。京察是个什么样的制度？说白了，就是每隔六年，由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五品以下的在京官员，而四品以上的官员则申请自陈功过。 这个制度是明孝宗弘治十七年批准实行的，每六年举行一次。在实质上，它是一种官员纪律检查制度。 除了京察之外，明朝还有所谓的“闰察”，它是一种特别考察制度。由于明朝的官员制度实行终身制，因此对于官员的考察，除了张居正当政之后实行的“考成法”之外，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京察和闰察了。这样，考察官员纪律状况的权力就成了吏部尚书和御史的一项重要的制约权力。 现在这个权力掌握在杨博手中，他正好可以利用京察的机会去除异己。 不久，京察结果出来了，很多御史和给事中都受到了降黜的处分。可是，细心的人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杨博是山西人，他的老乡凡是在京城做官的都没有被降黜。这自然会招来他人的怀疑和记恨，尤其是那些被降黜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几乎都认定杨博在背后做了手脚。 在这样的情况下，胡应嘉再次站了出来，把吏部尚书杨博给弹劾了！胡应嘉弹劾杨博的理由是这个人公报私仇，没有秉公执法，反而庇护老乡。 按理说，这些理由都是有根据的，可是胡应嘉在弹劾之前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自己是吏科的给事中。 这意味着什么呢？很明显，如果胡应嘉是其他部门的给事中，去弹劾杨博的罪过，是行得通的。问题就出在他是吏部的给事中，却偏偏去弹劾吏部的尚书。这样一来，就给了别人前后不一、出尔反尔的印象。 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在于：吏科给事中既然是吏部的官员，在吏部进行京察的时候，吏科给事中自然也应当参加；在京察的时候没有提出异议，京察结束了才提出弹劾，这太说不过去了！ 这样一来，胡应嘉的小辫终于被高拱给抓住了。他在征得了明穆宗同意内阁对胡应嘉进行处罚之后，开始了自己的报复。 当然，高拱这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即便是到了胜券在握的时候也不会轻易出头，以免被枪打，因此他只是传达了明穆宗的意思，然后就静待其他阁员的态度。 这次首先发言的是郭朴。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内阁里面，郭朴和高拱同乡。他明白高拱的报复意图，于是就坚决地说：“胡应嘉出尔反尔，全不是人臣事君的道理，应当革职。” 看到有人支持了，高拱开口附和道：“应当革职为民。” 说完，两人都把目光转向了徐阶。球踢到了徐阶脚下，徐阶看看郭朴，再看看高拱，这两位都像要把自己的嘴撬开一样盯着自己。大局已定，自己就算要保胡应嘉，也回天无力了。于是，徐阶只好点头同意了。 就这样，徐阶和高拱的第一次交手，以高拱的胜利告终！那么，张居正呢？在这件事情发生时，他在干吗？张居正这时正好忙于侍讲和其他日常事务去了，没有机会参与这场明争暗斗。 其实，他没有参与是好的，因为他现在的实力根本不允许他轻易出头。最好的处世策略，就只有低调和谨慎，这样才能保存住自己的实力。 就在张居正保持低调的时候，再一次的内阁权力斗争又开始了。事情的起因，仍然是由于上一次的京察。大家知道，在上一次的京察之中，不仅胡应嘉被革职为民，另外还有许多给事中和御史也遭到了降黜的处分。其实，一般说来，在京察中吏部尚书是谈不上要降黜给事中和御史这些所谓的言官的。可是，这次杨博就不信这个邪，偏要『摸』一下老虎屁股。然而，老虎屁股不是那么好『摸』的。 他这样一整，几乎惊动了所有的言官。无论是北京的，还是南京的给事中和御史全部将矛头直指杨博背后的高拱，因为他们知道，没有高拱的指使，杨博不敢这样干；没有高拱和郭朴的专断，胡应嘉不会革职为民。 大家都是同行，倒了那么多言官，自然让剩下的言官们心惊胆战，于是他们来了一次大联合：一起上疏弹劾高拱。首先是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弹劾高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接着，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上疏弹劾高拱，御史郝杰甚至直接说高拱“无宰辅器”。言官们这次齐了心，大有不把高拱整下台不罢休的气势！ 面对汹涌澎湃的“倒高”浪『潮』，高拱表现出了一个真正政治家的沉着和冷静。他并没有惊慌，而是仔细地思索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可是，他得出的结论却没有达到平息事态的效果，因为在他看来，这样多的言官齐心弹劾自己，决不是这些言官自发组织的，肯定有人安排和策划，而这个策划人就是徐阶。 高拱这样想毕竟没有真凭实据，因此他只好按下心中的怒火，静观徐阶怎样来应付。如果徐阶顺应言官们的要求，那么他肯定是主谋，自己到那时再出手也不迟！ 在不知不觉中，球再次踢到了徐阶的脚下。面对言官们整垮高拱的决心，徐阶一方面觉得得意，另一方面，他的老成告诉他不能急于求成，想一下整倒高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搞不好会两败俱伤。可是，当时的形势已经容不得他不出面帮助老部下胡应嘉了，于是他拟旨让胡应嘉去当了建宁的推官。 可以想象，徐阶这样做，已经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尽最大的力了。然而，那帮子言官还不满意：欧阳一敬再次上疏弹劾高拱“威制朝绅，专柄擅国，亟宜罢”。 这个罪名严重了，高拱只好上疏一边为自己辩护，一边请求辞官。高拱自然不会甘心就这样离去，他的请辞仍然是一种政治手腕——他在等待徐阶的手软。 这下，徐阶反倒为难起来：对手都已经做出一副苦兮兮的样子了，自己如果这时赶尽杀绝，会给人留下话柄。于是，徐阶一边拟旨慰留高拱，一边也骂起言官来，实际是叫他们快点儿住口。 如此一来，徐阶就中了高拱的苦肉计。见徐阶手软了，高拱就顺势来了个得寸进尺：他希望徐阶拟旨，把那些上疏弹劾自己的言官们廷杖一下。 其实，这又是高拱在试探徐阶：“我故意用狠招对付言官们，看你徐阶会不会心疼；你心疼就说明我的猜测没错！你跟言官们是一伙的！”果然，徐阶知道高拱的意图后十分为难：廷杖吧，用不着得罪这些言官；不廷杖吧，也会得罪高拱。他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不廷杖，理由是他决定不和言官结怨，为了一个高拱不值得！ 这一下，高拱终于认定了徐阶的“真面目”，他开始了再一次的报复行动！ 高拱心想：“你徐阶不是有言官吗？我也有，难道怕你？”于是，不久之后，御史齐康就对徐阶提出了一次弹劾，罪名无非也是擅权、专断等。然而，这个齐康在弹劾之前没有充分估计形势，他不知道自己弹劾徐阶实际是在跟所有的言官作对。 果然，那帮“倒高”的言官又齐心把齐康给臭骂一顿。齐康自然不会示弱，于是双方就展开了口水战，相互弹劾起来，互骂对方是在结党营私，党魁就是徐阶、高拱。 一时间，北京城热闹异常，开纸店的老板发了财，因为大家都需要用纸来写上疏。 正在北京的言官们吵得不可开交之时，南京那边弹劾高拱的上疏也传到了京城。正是这个上疏直接导致了高拱的第一次下台。 有人会问：是什么上疏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呢？原来，这跟明朝的监察制度有关系。我们知道，明朝的京察有着很大的权威『性』，凡是五品以下的在京官员都需要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检查，一旦在京察时被贬黜的，连皇帝也不能为之说情，这被称为“上剋下”。 有了“上剋下”，就有“下剋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京四品以上的官员是不接受京察的，他们在京察的时候，只需要照例“遵诏自陈”，也就是陈述个人的过错，等候皇帝的处分。 这自然是一种形式，因为没有哪个人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因而这些官员一般都说自己“学疏才浅”，从而为自己的过错开脱。以上就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主体，却不是全部，因为还有一项特殊的制度——给事中和御史还可以提出“京察拾遗”，也就是在京察和自陈之外，再次补充检查。 这个检查的力度同样很大，经过“京察拾遗”被罢黜的，同样连皇帝都无法说情。这一次高拱的倒台，就与“京察拾遗”有关。 大家应该想得到，在北京已经闹得一团糟的时候，不可能由北京的言官出面提出“京察拾遗”，因此这个重担就落在了南京的给事中和御史肩上。在一番精心准备之后，徐阶及其手下的言官终于在隆庆元年五月『逼』得高拱辞了官。高拱一走，郭朴也受到了言官的攻击，到了那年的九月，郭朴也辞了官。 这一次的政治斗争，以徐阶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像上次一样，张居正仍然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次政治风波。他肯定感到过左右为难，但是好歹他还是没有得罪徐阶，也没有得罪高拱。他那种低调的处世态度让他得了不少的好处。只不过，张居正不能总是忍受这样的低调，一旦等到自己力量壮大时，他就会跳出来主持局面。到那时，他就是政治斗争的高手了！ 步步为营的博弈者徐阶不久之后败去了，他将权力和信任都交给了张居正。地位上升的张居正并没有得意忘形，而是步步为营地与高拱展开了权力的博弈。总的说来，张居正的态度是低调的。后来的结果证明，他的这种态度是明智的。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他躲过了高拱的明枪暗箭。 张居正的隐忍和低调终于在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得到了回报。首先，那年的正月，他当上了少保兼太子太保，地位已经很高了。然而，张居正的地位在这一年还要继续上升，最终实现他当上首辅的理想。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就在这一年的上半年，由于高拱的离去本来已经平静下来的内阁再次掀起了波浪——首辅徐阶被弹劾辞职了。 按理说，自从高拱走了之后，明朝『政府』里面就属徐阶的权力最大、地位最高，剩下的张居正是他的心腹和学生，而李春芳和陈以勤又都是忠厚之人，徐阶的地位应该是没有谁能够撼动得了的。可是，这一次，徐阶却得罪了皇上明穆宗。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上文已经说过，明穆宗是个厌恶政治的君主，他就喜欢玩耍和游幸。这种事情在徐阶的眼中，就是昏庸君主才做的。因此，一直以来，作为首辅的他就担当起了谏阻的责任。 大家可以想象，这种谏阻肯定会让明穆宗及那些整天跟着皇帝吃喝玩乐的人心生怨恨。这年的六月，穆宗又要游幸南海子，徐阶于是挺身而出再次谏阻。 像以往一样，明穆宗根本就没有理会他的苦心，仍然去了南海子，可毕竟已经怒火中烧。到了这年的七月，给事中张齐弹劾徐阶。在这样的情况下，徐阶就丢了官。 徐阶虽然不能再当首辅了，可是他在临行前，还是特别惦记这个自己坐了七年的位子。他在心中思索，到底应该由谁来接任自己的职位呢？ 想来想去，他最终决定把朝廷的大事都托付给张居正。对于张居正的政治能力，他是非常信得过的。 更重要的是，把大权交给张居正，可以起到保护自己家小的作用。他知道，自己现在没有权力了，要想保护自己的家人，只有依靠自己亲手提拔的张居正。 后来的历史证明，徐阶的确没有看走眼。张居正接手他的事业之后，不仅将国家大事处理得十分妥当，而且也将他的家人保护得安安全全的。 在张居正这边，张居正则认为，无论是在公还是在私，他都应该做到徐阶的要求，这很好地体现在了徐阶走后，张居正给他的一封信中：“不肖受知于老师也，天下莫不闻；老师以家国之事，托之于不肖也，天下亦莫不闻。丙寅之事，老师手扶日月，照临寰宇，沈几密谋，相与图议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既而获被末光，滥蒙援拔，不肖亦自以为不世之遇，日夜思所以报主思、酬知己者。后悟人事不齐，世局屡变，使老师经纶匡济之业，未获尽纾；不肖感激图报之心，竟成隔阂。故昨都门一别，泪簌簌而不能止，非为别也，叹始图之弗就，慨鄙意之未伸也。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张文忠公全集·答上师相徐存斋一》）在信的开始，张居正就讲明了自己和徐阶关系的非同一般：既受知于徐阶，也受托家国大事于徐阶，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更重要的是，自己曾和徐阶一起处理明穆宗上台这件大事，而且也只有自己曾经参与。自己现在获得了权力，但是仍然不会忘记老师的恩情。老师的事业虽然由于时局的变故而未能完成，但是自己会接过老师的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封信，既说明了张居正与徐阶在政治关系上的亲密，所谓的“相与图议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也说明了张居正面对老师的厚恩，只有“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的决心。 可是，“以身许国家，许知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切还要视政治局势的情况而定！ 就在徐阶离去之后两年，高拱再次回到了政治中心，内阁再次面临着政治斗争的旋涡。 面对即将到来的政治斗争，张居正的心情十分复杂，这体现在了他给徐阶的一封信里：“捧读台翰，涕泗交零。以不肖之浅薄，猥辱老师甄陶引拔，致有今日，恩重于丘山，报微于毫末。元年之事，选愞自立，不能昌言，以树正帜，一罪也。及谗言外哄，中人内构，不能剖心以明老师之诚节，二罪也。公旦远避流言，于今三年，不能以一语寤主，使金滕久闭，郊礼不行，三罪也。今日之事，惟以逭（音同“换”）积慝（音同“特”）而释大惭耳，其视古人所以报知己，何如哉！翰教远贻，弥以为媿。计自今以往，世局又当一新矣。冥鸿迹远，缯（音同“曾”）缴安施？惟强饭自持，以慰耿耿。”（《张文忠公全集·答上师相徐存斋七》）在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说明了自己在以往的政治斗争中所犯的“错误”，以及徐阶去位之后自己的未能尽职。这些话其实既有着自责的成分，也有着谦虚的成分。可是，这并不是张居正真正想要向徐阶说的话。 他真正想要说的是“计自今以往，世局又当一新矣”。什么是“世局又当一新”？这其实是在说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的十二月，高拱复出兼掌吏部的事。 高拱的复出，自然有对徐阶不利的因素。因此，这封信实际上是张居正在收到徐阶写来打听朝中情况的信之后的回信，不然不会说“捧读台翰，涕泗交零”。既然老师担心，自己就应该安慰一下了！ 因此，张居正说“冥鸿迹远，缯缴安施”，意思是说不用害怕高拱的复出，他毕竟远离朝廷一段时间，想要施展手脚没那么容易了！最后，张居正还表示了自己的决心：“惟强饭自持，以慰耿耿。” 应该怎样来评说这个时候张居正的心情呢？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张居正对未来还是有信心的，他相信凭着自己的努力，完全可以应付各种棘手的政治问题。至于他为什么如此自信，原因就在于他在徐阶下台后的政治作为，让他看到了希望。 第二个方面，张居正还是有些担心高拱上台后，内阁再次出现严重的政治斗争局面，而由于自己和徐阶的亲密关系，自己迟早会和高拱发生矛盾冲突，因而在事情没有出现之前，张居正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张居正的信心既然是建立在自己的政治作为上的，那么，他在徐阶去位之后，到底有什么能够让他增添信心的政治作为呢？这个作为就是上奏《陈六事疏》以及在省议论上取得的成绩。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的八月，张居正上奏了改革朝政的著名的《陈六事疏》，其主要内容有：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和饬武备。 从二十五岁上奏《论时政疏》，到四十四岁上奏《陈六事疏》，二十二年过去了，张居正在国家改革上的见解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明朝的这二十二年，在上面这些问题上，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是更加严重了；张居正将它们再次提出，正反映了这些问题的突出。然而，他的具体议论却更加现实和切中时弊了！ 他的一切见解都是基于改革现状的动机，尤其是省议论、核名实和饬武备三件事，对于当时的明朝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观他的《陈六事疏》，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和高超的理论，有的却是现实的主张，针对的都是现实的需要，因而可以将之比喻成明朝的救火之水！有的学者将张居正所陈的六事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论政本，包括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与核名实，第二类是论急务，包括固邦本和饬武备。 前四件事情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明穆宗能够实行独裁政治，有自己的主张和决断，规定的政策要执行，多余的议论要控制。后两件事情则主要关涉了当时的经济和国防问题。 这次上疏引起了其他官员的热烈响应，首先是户部尚书马森上疏议论如何固邦本，开出了合理管理财政的十条办法。其次是兵部尚书霍冀上疏议论如何饬武备，他提出了从兵、将、团练乡兵、守城堡和整饬京营等五个方面加强武备的办法。 这些改革措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以省议论的成绩最佳。 本来，在张居正看来，明朝之所以会出现国力的衰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议论太多。他在一封信中这样说道：“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竞也，不图今日，复见此事。仆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从心，动见龃龉，茹堇怀冰，有难以言控者，唯当鞠躬尽瘁，以答主知而已。其济与否，诚不可逆睹也。”（《张文忠公全集·答藩伯施恒斋》）在张居正看来，宋朝之所以衰落，就是由于议论太多而荒废了武备。谁知，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认为自己虽然德智不高，但是仍然愿意振作起来，解决问题，以答谢皇上的恩情。 正是由于看到了宋朝“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进而失败的教训，张居正才提出了省议论的主张。 经过他鞠躬尽瘁的努力，也取得了成效。从隆庆二年八月张居正上疏之后，明朝无论士绅，还是乡民的议论都少得多了。对于这一点，张居正也已经意识到了，他在一些书信中表达了对议论减少的看法：“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浮议渐省，实意渐孚。鄙人疏发其端，而太宰公力助之。太平之休，庶几可望，但不知后来何如耳。”（《张文忠公全集·答中丞梁鸣泉》）“近来士习人情，纪纲法度，似觉稍异于昔，实自小疏发之，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念既已深荷重任，义当直道正言，期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遑恤其他。”（《张文忠公全集·答奉常罗月岩》）在前一封信里，张居正认为经过改革，世风人情有所改善，浮滑之论减少了。他认为只要继续下去，国家就会太平。但是，他仍然担心能否持续下去。 在第二封信里，张居正同样认为世风人情、法律纪律状况有所好转，但他看到了别人对他的不满。因此，他认为自己还是要倡导正义之言，才能上不负皇上，下不负自己平生所学。 张居正永远都是审慎的，即使是在取得了成绩的时候也如此。不然。他就不会说“但不知后来何如耳”、“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之类的话了。 后来的历史证明，张居正的谨慎是有必要的。就在他上《陈六事疏》的第二年，也就是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内阁的成员再次发生变动。除了高拱于隆庆三年十二月再次进入内阁，兼掌吏部之外，另外一个人也进了内阁，这个人就是赵贞吉。 赵贞吉是四川内江人，嘉靖十四年考中进士，因此辈分比陈以勤还高，至于李春芳和张居正就更是他的晚辈了。这个人颇有才干和气魄，就是有些傲气，总觉得在内阁里自己的辈分高，因此经常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他是隆庆三年的八月，被命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对于这个人，张居正总是觉得他非常讨厌，因为他实在是太过傲慢和目中无人了！ 高拱入阁后，由于掌握着吏部的大权，因此实际上控制着人事权，势力逐渐恢复到了以前的样子。高拱的势力增大，受到最直接挑战的则是赵贞吉。因为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的时候，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恰巧在正月致仕，赵贞吉接替王廷于那年的二月当上了都察院左都御史。 大家想想，一边是行政和用人大权，一边则是专门监察行政人员的监察权，这两人自然就是很敌对的了。如此一来，从隆庆三年十二月高拱入阁到隆庆四年十一月赵贞吉致仕，内阁里面就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又一次政治斗争，斗争的双方分别是高拱和赵贞吉。至于张居正，他一方面由于此时与高拱的关系还不错，另一方面也由于本身就很讨厌赵贞吉，因此他比较接近高拱一些。只不过，由于这种事情旁人最好不要『插』手，因此一向审慎的张居正多数时候都是坐山观虎斗。 政治斗争是残酷和消磨人意志的。在这次斗争中，其他的一些阁员逐渐退出了混『乱』的政局，第一个退出的是陈以勤，他在隆庆四年七月辞官了。他的走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做法：叫他怎么办好呢？ 一边是自己在裕王府侍讲的同事，一面又是自己的四川同乡。还不如归去呢，反正国家大事我也『插』不上手了！陈以勤走后不久，高拱就利用考察科道的办法，借助言官韩楫的弹劾将赵贞吉『逼』得下了台。不仅如此，就连那些曾经弹劾过高拱的言官这次也纷纷落马，高拱总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这个时候的张居正自然感受到了危险，因为在这次政治斗争之中，大理寺右丞耿定向和广东巡抚右佥都御史吴时来都被整下了台。这两人，前者是自己的朋友，后者则是徐阶的学生。在这样的情势下，张居正不会感觉不到那股正在『逼』近自己的杀气！原因很简单：自己是徐阶的学生，高拱也不可能不知道徐阶曾经将家国之事托付自己。危险迟早会降临的，只是时间没有到而已！ 情势越来越紧张！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的五月，厚道人、首辅李春芳也在高拱的『逼』迫下辞官了。 按理说，就算留下李春芳也不会威胁到高拱的利益，高拱为什么要向他开刀呢？原因很简单，高拱在整完了其他一些大臣之后，开始着手整已经下台的徐阶。这个时候，李春芳出来阻拦了。于是，高拱大为不满，他杀红了眼，掉转枪头就攻击李春芳。起初，李春芳也准备要离开，只是穆宗一再慰留，因此没有走成。后来，在高拱的指使下，南京给事中王祯弹劾了李春芳，终于『逼』得他辞官而去。 可以说，这个时候的高拱已经是个完全的大独裁者了，几乎有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势。内阁已经成为高拱的天下，他成了事实上的首辅。 有人会问，如日中天的高拱为何没有在这时向张居正动手呢？的确，高拱要整张居正，这时是最佳的时机。可是，由于下面的两件事情，他一直没有大张旗鼓地跟张居正展开权力之争。而等他终于缓过神来时，张居正已经联合太监冯保准备对他动手了。 这是两件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隆庆五年殷士儋大闹内阁，第二件事情就是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明穆宗驾崩、明神宗即位。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的起因是高拱和殷士儋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隆庆五年的冬天，殷士儋依靠太监的帮助进入了内阁。而这个时候，高拱正要提携张四维，却让御史郜（音同“告”）永春把张四维弹劾了。 高拱查来查去，觉得事情是殷士儋干的，因为这样就可以使他自己进入内阁顺利些。于是，高拱就派了御史赵应龙弹劾殷士儋，理由为殷士儋是由太监推荐的，不能委以大任。 这只是第一轮轰炸，很快给事中韩楫也准备弹劾殷士儋了。这下，殷士儋就被惹怒了。于是，那年冬天的内阁便上演了一出争权夺利的闹剧。闹剧发生的时候，按照明朝的制度，给事中韩楫正好到内阁与大学士们开见面会，这就是所谓的“会揖”。 殷士儋看见韩楫来了，就一脸不快地对他说：“听说科长对我不满意，不满意倒没什么，可犯不着被别人利用！” 韩楫想不到在内阁里会听见这样的问话，一时愣住了。在一旁的高拱听不下去，于是忿忿地说：“这算什么体统！” 高拱不说话还好，他这一说话，事情立即激烈起来。殷士儋立马撩起了袖子，指着高拱大骂道：“驱逐陈阁老的是你，驱逐赵阁老的是你，驱逐李阁老的也是你。现在因为要提拔张四维，又来驱逐我！内阁永远是你一个人的！” 他一边骂，一边还准备上前打人。果然不愧是山东人，『性』格真是直爽得很！就在这时，张居正实在看不下去，也上前准备劝架。谁知，好心的张居正也被殷士儋给骂了个狗血喷头！一时间，庄严肃穆的内阁大院简直成了菜市场，叫骂声、打闹声和呻『吟』声混成了一团！ 战斗终于结束了，双方各有损伤。更大的损伤在后头：御史侯居良弹劾了殷士儋，殷士儋也实在厌烦政治，干脆就上疏请求辞官。终于，在那年的十一月间，殷士儋离开了内阁。 殷士儋大闹内阁的事情结束，高拱终于有了机会向张居正开刀了。他也的确动了一次手，却被张居正给躲了过去！ 那时的内阁，大家想一下就知道，其实就只剩张居正和高拱二人了，因此高拱对于与自己势均力敌的张居正自然是用尽心思，只要一有机会便要攻击张居正。面对一个气势旺盛的首辅，张居正只好更加谨慎了！ 其实，不仅高拱，而且高拱手下的得力干将们也想整垮张居正，因为如此一来，这些干将就能更得高拱器重了！张居正的处境，正在一天天危险起来！ 此时的张居正最担心的，就是自己暗中保护徐阶家小的事情被高拱及其爪牙察觉。 实际上，这帮人是知道自己和徐阶家的亲密关系的，只不过没有真凭实据，这些人不敢轻易动手。可是，人越是担心的事情，往往越会发生。 有人向高拱报告了一个据说千真万确的事情——徐阶的儿子送了三万两银子给张居正，让张居正帮助他们在上面活动。 高拱听见这个消息后，半信半疑，因而还是没有立即动手弹劾张居正。他只是在大学士的朝房里，语带机关地讥刺了张居正一顿。 张居正是何许人物！自然听出了他话中的意思，于是他当时就变了脸『色』，发誓赌咒地否认了这件事。 看见张居正坚决的态度，本来就不太相信的高拱意识到自己太过心急，于是他一面低头承认是误会，一面准备再次的攻击。 然而，高拱不知道，错过这次机会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打倒张居正的时机了。 因为，张居正经过这件事之后，已经意识到高拱处处针对自己，而且已经准备采取行动，于是更加提高警惕，同时也在谋划着一场大的“倒高”计划。 后发制人的决胜局张居正的隐忍和潜伏，为他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等到时机成熟，张居正看准了高拱和冯保之间的矛盾斗争，他权衡利弊，机智地站在了冯保一边，虽说是后发制人，却仍然取得了决胜局的胜利。 在这件事情之后，内阁表面上暂时平静了一阵子。到了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的五月，上文说到的第二件事情发生了——明穆宗驾崩，明神宗即位。于是，另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明朝『政府』！ 就在隆庆六年的四月，内阁的人员发生了变化：高拱推荐前礼部尚书高仪入阁，是为文华殿大学士，内阁于是就由张居正和高拱二人分权，变成了张居正一派，高拱、高仪一派。 这件事情没有引起什么政治上的波动。可是到了五月，穆宗在上朝的时候突然中风，竟然就这样撒手而去了。在穆宗去世之前，他召来了高拱、张居正和高仪，当着皇后、皇贵妃和皇太子的面，由太监冯保在乾清宫宣读了自己的遗诏：“朕嗣统方六年，如今病重，行将不起，有负先帝付托。太子还小，一切付托卿等。要辅助嗣皇，遵守祖制，才是对于国家的大功。” 在这个遗诏里，“太子”就是穆宗和李氏，也就是后来的孝定皇后生的朱翊钧、历史上的明神宗。翊钧是一位聪明的皇子，深得穆宗的喜爱，因此他被立为皇帝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穆宗死得太早了，翊钧即位的时候，还是个十岁的小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出现了后来张居正辅佐神宗的佳话。 然而，眼前的事情却是：如何辅佐这个年幼的君主呢？英明智慧如高拱者，在退出乾清宫回到内阁之后，仍然不免号啕大哭：“十岁的太子，怎样治天下啊！” 不仅如此，张居正和高拱心中都明白，穆宗刚死，神宗新立，正是自己大展宏图、消灭异己和扩张权力的大好时机，此时如果不做好战斗准备，就很容易败于对手的政治阴谋之下。 可是，后来的历史说明，高拱接下来的失败，不完全是张居正一个人的力量，另外一个人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太监冯保。 冯保是个三朝老太监，早在明世宗时，他就已经当上了司礼秉笔太监。在明朝的制度中，司礼秉笔太监的职权是“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硃”。大家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职位，有了这种权力，冯保就可以对内阁票拟的谕旨，用朱笔进行最后的判定。 如果说内阁大学士是皇帝的秘书，那么司礼秉笔太监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司礼秉笔太监的权力虽大，但是却还没有达到太监的权力顶峰，真正做到最高的是专门负责“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的司礼掌印太监。因此，一直以来，冯保就想坐上这个位置。然而，他却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者，这个反对者就是高拱。 在高拱的一再反对下，冯保始终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因此这两人之间就结下了很深的仇怨。 有人会问：为什么高拱要阻拦冯保坐上司礼掌印太监的位置呢？其实，不管谁坐上这个位置，高拱都不会满意的。什么意思？原来，高拱根本就是在反对明朝的制度设计本身。让他不满意的是，在内阁之外，还有一个会参与政治决策的机构——无论是司礼掌印太监，还是司礼秉笔太监，都可以利用掌理奏章的机会干预实际政治，这就无异于给内阁增加了一些权力争夺者。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作为首辅的高拱自然就不会满意了。他对冯保的不满，其实只是他对明朝制度不满的一个折『射』。 本来，如果明穆宗晚点儿死，高拱和冯保的矛盾也是可以晚点儿爆发的。原因在于，这两人的矛盾无论怎样尖锐，也不会上升到直接的政治斗争，而只是在一些具体行政事务中出现摩擦。可是，明穆宗一死，冯保就觉得是到了夺取司礼掌印太监大权的时候。 其实，早就在明穆宗即位，也就是明世宗去世时，他就想实现这个夙愿，只是那一次由于高拱的阻拦没有成功。这次他决心抓住机会，不仅坐上司礼掌印太监的位置，而且除掉自己的大敌高拱。 在明穆宗去世的隆庆六年六月初十一直到十六日，这几天的时间里，明朝的最高政治中心出现了一次大的政治斗争。斗争的双方分别是冯保和高拱，冯保的背后是皇后、皇贵妃以及只有十岁的神宗，而高拱的背后则是六科的给事中和十三道的监察御史。在斗争的最初，高拱是自信满满的，他相信自己的政治斗争经验，也相信自己的战友，尤其是内阁中的其他大学士。然而，他错误地估计了张居正的心思。 在他看来，这位曾经和自己一起做过明穆宗的讲官，一起辅佐明穆宗的老“同志”，是肯定会在关键时刻站在自己这边的。可是，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想错了。 战斗是从一个“中旨”打响的。中旨是什么？其实就是皇帝的手谕。由于中旨的内容大多是超出正式制度规定之外的“皇帝法令”，因此它就很遭内阁大臣的厌恨。 尽管内阁大臣很讨厌中旨，可是在神宗刚即位时，他就下发了一个中旨。这个中旨的内容几乎把高拱的鼻子给气歪了，因为明神宗在中旨里引用了明穆宗的遗诏，让冯保当上了司礼掌印太监。 看到这个新法令，高拱气急败坏，于是就对传旨的太监声『色』俱厉地说：“中旨是谁的旨意？皇上的年龄还小得很呢！一切都是你们做的，迟早要把你们赶出去。” 传旨的太监哪见过这般凶狠的首辅，吓得赶紧回去报告冯保。冯保听见消息后，觉得又气又惊：“高拱你又要阻拦我！竟然连皇上的中旨也不放在眼里了！”于是，他就急忙跑到皇后和皇贵妃那里去告状，说高拱根本就是不想辅佐皇上，甚至想取而代之。 他故意将高拱在穆宗逝世那天说的那句“十岁的孩子，怎样做皇帝啊”曲解，以此来争取皇后、皇贵妃以及明神宗的支持。很快，皇族听信了他的话，定下了贬斥高拱的计划。 高拱这边也没有闲着！他知道自己那样生气之后，冯保肯定有所行动。因此，不如先下手为强！他想了一下，决定还是采取上疏弹劾的办法。 第一轮弹劾由十三道御史刘良弼等人负责，第二轮则由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和吏部都给事中雒（音同“洛”）遵牵头，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了冯保身上。这些弹劾中，陆树德的上疏最具攻击力：“先帝甫崩，忽传冯保掌司礼监。果先帝意，何不传示数日前，乃在弥留后？果陛下意，则哀痛方深，万几未御，何暇念中官？” 多么绝妙的逻辑推理呀！几句话，既表达了中旨是冯保所做的矫诏的意思，也没有将罪责归在神宗身上。于是，应该受到处罚的就只有冯保了。 无数道奏疏一齐向冯保发出了猛烈的进攻。高拱心想，这下整不倒冯保才怪，因为奏疏上去之后，按照规矩皇帝就要发交内阁拟旨处理。只要皇帝这样做，冯保的命运就落在了自己掌握之中。想到这里，他不禁有些轻飘飘了！ 然而，在高拱的心中，也不是没有担心。虽然前面我们说过，高拱自信内阁的同僚会站在他这边。可是，后来事态的发展，却让他有些顾虑起来。 就在他开始炮轰冯保的时候，两位内阁同僚却都病了。最开始是高仪，这家伙在没有来上任之前就说自己病了来不了，好说歹说把他弄进内阁之后，他果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接着，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张居正也病了。 他又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在神宗即位以后，他就奉诏到大峪岭视察穆宗的葬地，为穆宗准备丧事。谁知，天气太热，张居正在办完事回来后就中了暑热。 就在高拱需要人帮助的时候，张居正请了病假，一直没有出现在内阁大院里。这明显是故意在避祸，也可以说是坐山观虎斗。这些高拱也逐渐意识到了，可是事到如今，只有自己一个人继续斗争下去了！ 到了六月十六日，这场政治斗争的结果终于要见分晓了。那天天还没亮，神宗就召集大臣到会极门。高拱自然去了，他坚信这是自己打倒冯保的一次早朝。张居正仍然在“生病”，所以没有去。 到了朝上，高拱突然看见明神宗的身旁赫然立着一人，那就是自己梦寐以求要赶跑的冯保。就这一瞬间，高拱知道自己败了。他终于明白，『政府』的力量没有斗过皇族的力量，因为『政府』只是皇族的『政府』。很快，冯保宣读了皇后、皇贵妃和神宗的谕旨：“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今宜洗涤忠报，有蹈往辙，典刑处之。”（《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出版社）这个谕旨彻底击垮了高拱，这位首辅再次面临着被罢官的命运。那么，张居正呢？很显然，这样一来，他就成了先帝的两个顾命大臣之一，而且在内阁中资格最老，内阁终于成了张居正的天下。他的宰辅梦终于圆了！ 经过无数的风浪，张居正成了明穆宗时期内阁混斗的最后胜利者。其实，他对于六月十六日的大政变，绝非没有消息。他的“生病”，只是他政治策略的运用。 他知道，如果这时自己不避开，无论高拱和冯保谁输谁赢，都会得罪其中的一方。因此，英明的办法是抽身离开、坐山观虎斗，如果高拱赢了，自己也不会失去次辅的位置；如果冯保赢了，内阁中只有自己资历最老，首辅的位置非自己莫属！ 如此一来，张居正就成了最大的收获者。本来，按照政体的原则，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应该将内监的权力收归内阁，因而张居正就应该帮助高拱。可是，就算帮助了高拱又怎样呢？他一旦渡过这次难关，张居正又会成为他第一个要消灭的政治对手。因此，还不如坐视不管，心中希冀着高拱的失败。 对于张居正的做法，不能总是从道德的角度批判，更要从当时的政治情势分析。试想，如果当初张居正要讲同事、朋友义气，就等于是养虎为患，他日必遭高拱毒手，又怎样能实现他当上首辅，进行富国强兵改革的宏愿呢？ 因此，张居正只是一个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不是圣贤之人。或许，也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担当得起振作明朝的重任吧！ 张居正十讲 第四讲 谋国韬略：制度性变革 有些人是天生的权力热爱者，他们『迷』恋权力，甚至可以为之奉献自己的生命，张居正便是这样的人！他上台时，面临着怎样的政治局面？这个古老的国家，又面临着哪些急需医治的弊病呢？张居正一直希望手握重权，改革弊政，现在他得到了一展才华的机会，又能否成为一个改革弊政的能臣？ 正臣僚而正国法 长期的隐忍终于给张居正带来了回报，内阁之中的大权已经由他独掌了。一般的政客，倘若能够走到这个地步，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保持自己现有的权力。但是张居正不然，他可是第一流的大政治家，胸怀兼济天下的抱负，怎么会满足于只是为自身计！手掌大权的张居正开始了他匡扶大明，辅佐幼主的征程。 很显然，刚当政的张居正对于自己的要求是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只有牺牲，没有畏缩。为什么这样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任何一个刚刚大权在握的人，面临着一个崭新的开始，都会有大干一番的激情，这时的张居正也满怀憧憬地准备投入改革明朝弊政的行动中去；第二个方面，张居正刚一当政，就面临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需要辅佐年幼的明神宗。 在他面前的任务显得比较艰巨：既要改革以往的弊端，也要维持好现状，还要开创美好的未来。尽管如此，张居正还是勇往无前地担起了历史的重任。在一封信中，他说到自己面临时局的心态：“去年，当主少国疑之时，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比时唯知办此深心，不复计身为己有。”（《张文忠公全集·答李中溪有道尊师》）张居正才上台时的心态在这几句话里彰显无遗：他认为自己在国家大事发生重大变化时上台，只有抛却自身，全心全意为国事『操』劳才是正事。 有着这样的心态是不错的，但是万事开头难，怎样打好开始的一仗，对于以后接着就要开展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俗话说得好，新官上任三把火，张居正会烧哪三把火？最关键的第一把火又是什么呢？ 张居正上任后的第一把火是大力整顿纪纲，也就是大搞官员纪律建设。他为何会先从这里着手呢？ 在张居正看来，明朝之所以会有嘉靖年间武备的荒废松弛以及隆庆年间政局的极度混『乱』，原因就在于整个官员队伍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就是纪纲的不振，也就是官员纪律不严明。 对于这一点，张居正其实早在严嵩当政时期就已经上疏说到过。只不过那时的他手中没有实权，因此这样的主张并没有得到仔细考虑和采纳。现在，时代和情况都不同了，张居正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整饬纪纲。 整饬纪纲是中国古代经常使用的一种整顿官员队伍纪律状况的手段，实际上是一种集中的纪律检查措施！因此，这里强化的是检察权。具体到明朝来说，整饬纪纲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所谓的“京察”。谁手里掌握着京察的大权，谁就可以整顿吏治，严肃纲常，从而达到净化官员队伍的目的。 此时身为首辅的张居正手中肯定掌握着京察的大权。因此，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的七月间，也就是张居正当政之后，他就向明神宗上疏请求举行京察。张居正开始动用手中的权力，改革吏治和优化官员队伍了！这次的京察，张居正仍然是依照了传统的做法。经过一段时间的京察，到这个月的中旬时，检查结束了。 这次京察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效？这或许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在具体讲述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隆庆六年七月十六日，由张居正亲笔写的明神宗下的诏谕，它可以看做是张居正宣告改革开始的一份宣言书：“……乃自近岁以来，士习浇漓，官方刓缺，钻窥隙窦，巧为躐取之媒，鼓煽朋俦，公肆挤排之术，诋老成廉退为无用，谓谗佞便捷为有才。爱恶横生，恩仇交错，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为人臣酬报之资，四维几至于不振；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大统，深烛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浊，但念临御兹始，解泽方覃，铦锄或及于芝兰，密网恐惊乎鸾凤，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惩，余皆曲赐矜原，与之更始……自今以后，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职，毋怀私以罔上，毋持禄以养交，毋依阿淟涊以随时，毋噂沓翕訾以『乱』政。任辅粥者当协恭和衷，毋昵比于『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铨衡者当虚心鉴物，毋任情于好恶，以开邪枉之门。有官守者，或内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济艰难。有言责者，公是公非，各宜奋谠直以资听纳。大臣当崇养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风；小臣当砥砺廉隅，有退食自公之节。庶几朝清政肃，道泰时康，用臻师师济济之休，归于『荡』『荡』平平之域；尔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绵禄荫于子孙，顾不美钦？若或沈溺故常，坚守旧辙，以朝廷为必可背，以法纪为必可干，则我祖宗宪典甚严，朕不敢赦。”（《张文忠公全集·戒谕群臣疏》）这个诏谕的意思是：神宗登基以来，在一些官员身上出现了投机取巧、呼朋唤友、相互排挤、谗言忠臣等不好的风气。在这些风气的影响下，官员之间怨愤丛生，彼此争权夺利，严重败坏了清明的政治。神宗本来上台就要严肃查处这些事情的，只不过由于担心伤及无辜，因此只需稍微对之进行惩戒。从今以后，希望官员们不要怀有私心、不要拿着俸禄吃喝交游、不要谗言以『乱』政。辅佐的大臣应该主持正义、协调各种关系；内外官员也要恪尽职守；言官们也要敢于直言，明辨是非。这样，国家的政治才能走上清明的境界，官员们也会因为这而福荫后代。如果在这个诏谕之后，还有官员像以前一样我行我素，自然会有国法惩治。 张居正的这份宣言是有分量的，他说到做到，就在这次京察的过程中，他就对几个“以言干政”的人严加惩处，免去了他们的官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样做是因为“芝兰当路，不得不锄”。 在对违法『乱』纪的人严加处治的同时，张居正对于真正的人才则是予以重用。在用人上，张居正的要求是“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这一点，他是在向自己的老师徐阶学习。徐阶当初同样抱持着如此的用人理念，既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也是在提拔士大夫上升。 毕竟，他们两人都是出身士大夫，有些这样的倾向是很正常的。况且，在中国古代，官员的出身大多数是士大夫，也就是读书人，这样的人构成了官员队伍的一大部分，在实际政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张居正的用人原则也无可厚非！然而，有人却因为这个而对张居正心存不满。张居正对于这样的不满，抱的是一种清者自清的态度，他在一封信中说：“仆一念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自省脱诚专一，其作用处，或有不合于流俗者，要之欲成吾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耳。仆尝有言：‘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又一偈云，‘高冈虎方怒，深林蟒正嗅，世无『迷』路客，终是不伤人。’丈深于佛学者，岂不知此机乎？”（《张文忠公全集·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他的意思很明显：自己是一心为国，也是为士大夫。如果自己的作为有不合于流俗的，也是由于这些流俗之人想要自己完全代表士大夫的心意。只是，这难以做到。张居正引用佛学的话语，意思是说：这些士大夫其实不用叫自己完全代表他们的心意，只要他们不作『奸』犯科，那就没有必要担心如同猛虎和蟒蛇的国法了。当然，如果这些人执意不改恶习，那就怪不得自己要下杀手，也就不会心存“菩提”的善念了。 此时的张居正，就是如此的心态：坚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尽管有很多人不能体谅自己的用心，那也无所谓，但求自己无愧于心就行了！在国家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改革，急需人才的时候，张居正只有坚持自己的用人原则，才能真正地做到“旁求贤哲，共熙帝载”。 经过这一番大力整顿，加上明神宗的大力支持，张居正上任后的第一把火烧得很旺！可以说，至少在北京城内，官员的纪律状况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撤掉了一些官员，也任命了一些官员之后，张居正已经为他接下来的大力改革做好了准备。要知道，要完成改革弊政的伟业，靠一两个人是不够用的，而是需要大量纪律严明、工作干练的官员，这就需要改革者在一开始就做好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工作。这次京察的成功，正好做到了这一点！ 激励与监督的双重机制就改革的第一步而言，张居正是成功了的，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冷静，没有马上“乘胜追击”，试图实现大跃进，而是通过反思意识到了当前的主要问题，并且在准备周详之后做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第二步，他也成功了。 在第一把火烧旺之后，一般说来，应该乘胜追击，继续燃烧第二把火。然而，做好了官员大换血之后的张居正并没有立即开展他的改革计划。 按理说，此时的张居正握有大权，既然已经有了改革的方针，就应该能够顺利地进行部署，着手工作了！可是，跟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改革一样，张居正的改革同样遇到了阻碍。 有一帮文人不赞同张居正富国强兵的改革战略，却要在外患深重的时候实行王政，即所谓的王道政治。他们甚至公然说：“我们以为张公在朝，当行帝王之道。现在看他的议论，不过是富国强兵，仅仅这样，真真使人失望。”面对这样的攻击，张居正只是一笑：“这是太客气了，我怎样能使国富兵强呢？” 这不只是谦虚，也不是自嘲，而是一种审慎。的确，当这帮文人发难的时候，张居正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他其实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古老问题中徘徊：究竟是应该走王道政治之路呢，还是走霸道政治之路？表面看来，王道政治更有道义上的理由，然而这恰恰说明了这种政治道路的软弱无能：在敌人打到家门口时，唯一能做的却是用仁爱和宽恕去感化敌人，能够起作用吗？ 如此说来，走霸道政治才是现实的选择。更何况，并非先贤都一概屏弃霸道政治啊！就连孔子、周公都要谈论粮食和军事，自己为什么不能谈？这些穷酸文人其实根本不懂什么是王道和霸道的区别，只知道生搬硬套。看来，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主张——明朝要走富国强兵的道路。 可是，又要怎样才能富国强兵呢？在张居正看来，富国强兵的改革方针中，“富国”是开始，“强兵”是目标。那么，一切就要从发展经济，想办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开始！在一封信中，他如此说道：“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则舍屯种莫路焉。诚使边政之地，万亩皆兴、三时不害，但令野无旷土，毋与小民争利，则远方失业之人，皆襁负而至，家自为战，人自为守，不求兵而兵自足矣。”（《张文忠公全集·答王鉴川言边屯》）张居正的意思很明显：没有『政府』官员和天灾的搅扰，农业经济就会发达；农业经济发达，就能生产充足的粮食供给军用；军用充足，士兵打仗才有力气，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道理看似简单，可是要做好就不容易了！到底应该怎样开始？张居正把他的眼光再次投向了改革政治制度。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的六月，张居正联名内阁大学士上疏请求进行随事考成，这就是著名的“考成法”。应该说，这是谨慎的张居正一生中唯一一次创制的新法。然而，正是这一次的立法，使得张居正的改革事业有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一切的关键都在于是否能够产生成效！这就是张居正“考成法”所关注的问题。一项法律、一个政策，如果不能达到预定的成效，那就跟没有法律和政策无差别！ 可是，如何才能做到呢？那就需要“随事考成”，也就是对执行的效果进行核实。按照这样的原则，张居正规定了许多具体的办法。在他看来，只要“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那么就可以达到“事可责成，而参验综核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的效果。如此看来，考成法其实是将所有的官员都纳入了一个严格的责任考核体系之中。 有人或许会关心，具体说来，张居正的“考成法”包括哪些内容呢？其实说起来也简单。张居正要求各衙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这本作为底册。 在这些项目之中，把例行公事无须查考的一概删除之后，再做成两本账簿：一本送给各科备注，实行一件就注销一件，如有积累很久却没有实行的，就由该科上奏，等候处置；另外一本则送到内阁进行查考。一切的出发点都是考察具体实施的效果和情况，以做到真正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对于这样的奏疏，明神宗自然是十分赞同。他很快就下旨：“卿等说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绩？这所奏，都依议行。其节年未完事件，系紧要的，著该部、院另立期限，责令完报。若不系钱粮紧要，及年远难完的，明白奏请开除，毋费文移烦扰。”（《张文忠公全集·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神宗的意思是大力支持。他也认为，政事如果不经考核，怎么能够知道执行的成绩呢？于是，他决定，以前没有完成的工作，重要的必须立下期限完成；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以及那些需要很久才能完成的事情，就写清楚了报告上来，免得增加公文的麻烦。 有了皇上的同意，张居正的“考成法”开始实行了。张居正久在官场，深知“公文政治”的危害有多大！法律、政策倒是制定了一大堆，可是当它们从北京发出后，就没有多少真正地变成现实。北京的公文到了地方，地方本来应该按规定执行，可是地方官员却只知道“办纸”，不知道“办公”。于是，一纸公文往往就变成了空文！对于这样的情况，张居正久已知悉！在他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增加『政府』机构，因为问题不在于少了人去执行，而在于有人也不执行；也不能增大立法，因为问题不在于立的法太少，而在于有法也不实施。他知道，真正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法律、政策的执行实行监督和考核，先做好要做之事的账簿，内阁有一本，六科有一本，六部也有一本，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从而形成一个完善的监督和考核系统。 从实行“考成法”以来，明朝的赋税征收状况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由于“考成法”不关注公文，只关注实效，因此在税收的征缴上避免了从前的缺漏问题，很多滞留在地方的税款收归了中央，使得明朝的国库一下充实了许多。 几年下来，应该收缴的税款大多足额进了国库，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的功劳。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赋税制度上实行考成，该征的税收征齐了，却没有因此而加重百姓的负担。这是因为地方官员只能按照规定的征税方案（不仅包括征多少，而且包括征哪些税）办事，向上足额报交税款，就没有了以前为填补税款空白而对百姓『乱』摊派的现象。 其实，明朝的税收问题，不仅出在地方官员身上，还出在大地主身上。举例来说，在某些产粮大州、府，在没有实行“考成法”之前，这些地方的官员为了多捞取税款，因此就往百姓身上摊派。 试想，如果不从税收征缴制度上进行改革，也就是实行税收考成，要求地方官员严格按照规定的赋税制度征税，那就还是会给地方官员以可乘之机，扣留税款、肆意摊派，『逼』得税源灭绝。因此，张居正的办法不是夺田还民，他一方面主要通过“考成法”控制整个国家的税收，另一方面他也利用政治力量打击地主。这样一来，该收的税收齐了，财政得到了好转，而且贫民的负担减轻，税源也有了保证。可以说，张居正几乎达到了汉武帝时代改革家桑弘羊“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的水平。 节流：堵住财政缺口张居正富国大计的另外一半就是减少财政开支和整顿驿递。为了减少财政开支，张居正费尽心思，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皇帝的信任，从减少皇室开支入手，多方面地节流，终于实现了明王朝的收支平衡，为大明的统治打下了一个良好的财政基础。 到这时，张居正的富国强兵改革方针中的“富国”就已经实现一大半了。那么，他的其他成绩在哪里呢？这就是张居正改革中的减少财政开支和整顿驿递。 先来看张居正是如何减少财政开支的。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想要实现“富国”的目标，不仅需要增加财政收入，而且需要减少财政开支，用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术语说就是所谓的“开源节流”。 “开源”就是增加财政收入，“节流”就是减少财政支出。一增一减，才能使得国库充实，才算得上是“富国”。可是，在张居正改革之前，明朝的财政开支大得吓人。据统计，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二百五十余万两，支出却达到了四百余万两。这是多么严重的入不敷出！因此，我们说，张居正这时进行减少财政开支的改革，是正当其时的！ 然而，国家的财政开支项目那么多，又应该从哪些地方着手节俭？张居正考虑再三，决定从皇室的花销和国防费用中减少开支。 为什么他会想到先从这两个地方着手呢？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两处，尤其是皇室是最耗费国家财政的地方。举个例子来说，隆庆三年的时候，明穆宗曾向户部索要银子三十万两。皇帝要钱，户部当然要给，可是那时国家穷得丁当响，内阁于是就把岁入、岁出的状况报告给了穆宗，请求他不要拿这笔钱了。可是穆宗却说：“朕览卿等所奏，户部银两缺乏。内库亦缺银两，朕方取。既这等说，且取十万来。卿等传示，不必再来奏扰。”皇帝都打了三折啦！这样一来，内阁没办法了，只好照办。结果，那年国家财政又是赤字！ 从这个例子，大家应该就可以看出皇室的花销对国家财政的损耗有多大。可是，如果要做到“节流”，就不能再让皇室如此浪费。这就是张居正为了节省财政开支而进行的改革之一。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当政以后，就开始在节流方面“锱铢必较”，意思就是甚至显得有些小家子气。我们是可以理解他的做法的：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经理它的人不知道怎样量入为出，在平常尽量节省开支，怎么能够实现富国的目标？ 有人或许要问：张居正究竟是怎样做到让皇室节省开支的呢？从历史上的一些记载来看，张居正使用的主要办法仍然是劝诫皇室成员，尤其是明神宗。比如，明神宗即位后，准备开馆纂修《穆宗实录》。按照以前的规矩，每当这样的时候，前来纂修的人都可以享受到皇室的宴请，可是，在张居正眼里，这便是没有必要的浪费。于是，他向明神宗上疏，请求免去这顿宴席。 张居正的上疏递上去以后，明神宗深为他的为国用谋想所感动，立即下诏免去了这顿饭。虽然省下来的钱也不是很多，但也算为节约财政开支作出了贡献。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请求明神宗免去正月酒宴以及除夕灯火。以前，每逢正月和除夕，皇室都要大摆宴席，赏灯放烟火，耗费极其巨大。这一年的冬天到了，一天，张居正在给明神宗讲课的时候，向神宗提及了免去正月酒宴以及除夕灯火的事情。在这之前，张居正已经向神宗讲起过。让张居正喜出望外的是，明神宗竟然如此地答道：“早吩咐停止了。伺候圣母用膳的时候，都很简单，逢到节期，只有果宴。” 听见这个年轻皇帝的话，张居正真是开心得很。因为他知道，这样一来，国库的积蓄又可以保住一些了！果然，由于这年停止了筵宴和灯火游赏，国库节省下来了七百多两黄金。张居正对于皇帝的劝诫起了作用！ 这里，我们需要弄清一个问题：为什么张居正对皇室尤其是明神宗要求其节约开支的劝诫每每有效？要知道，在历史上，也不乏因为劝诫皇室节省开支而失败的例子，甚至有的劝诫者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张居正为什么不但不会遭此厄运，相反还会取得成功？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在于皇室尤其是明神宗对于张居正的信任。由于明神宗相信，这位从小看着自己长大、教自己读书明理的首辅对自己是忠心耿耿的，他的建议自然也不会对自己有害，因此就比较容易接纳；其二在于张居正的劝诫水平极高。他不会一味地指摘皇室用度过大，像有的官员那样猛烈抨击皇室的奢靡，而是站在皇室的角度说话，说只有节省开支，国家才会富强，这自然是每个统治者都愿意听见的话，因此也容易听进心里去。 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张居正从皇室那里节省下来的钱财，通通进入了明朝的国库，国家的财政得到了很大的补充。 上面说过，张居正不仅从皇室的花销中减少开支，而且还从国防费用中节省。当时的明朝，面临的主要外敌就是鞑靼，国家的确需要花费大量钱财，用以抵御鞑靼的进犯和『骚』扰。然而，就在这样需要花钱的地方，张居正也在尽量想办法以节约开支。 一方面，在俺答的问题解决之后，他尽量减少给予的奖赏。据统计，隆庆五、六两年的奖赏总共才花去了不到一万两银子，比起以前与之打仗时所花费的已经节省了很多，大概有上百万两。可是，另一方面，张居正对于辽东方面的“属夷”加赏的请求，根本就是不愿多花一分钱。在一封书信中他如此写道：“今户、兵二部，已议为曲处。但此数一增，后来遂为岁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无穷，岁复增加，曷有纪极？此其弊源，必有所在，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将不知其所终矣……幸仆今谬司国柄，俟边警少暇，望公与镇、巡诸君，虚心商量，思一长策，著实整顿一番，庶为经久之计。若但拆东补西，支持目前，费日增而无已，兵复弱而莫支，将来必有以为口实者，恐仆与诸公，皆不能逭其咎也。”（《张文忠公全集·答刘总督》）张居正担忧之情溢于言表：“但此数一增，后来遂为岁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无穷，岁复增加，曷有纪极？”给这些“属夷”的奖赏绝对不能再增加了，不然就会养成习惯，到时候又要来要求增加，简直没有终了的时候！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查出事情的缘起，进而加以解决，“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将不知其所终矣”！在张居正的严词拒绝之下，对于辽东“属夷”加赏的请求没有给予答应。这样，明朝『政府』又节约下来一大笔开支。 经过大力的“节流”，明朝的国库得到了充实，国家财政逐渐走上了收支平衡的轨道上，有的年份甚至还出现了收大于出的局面，这为明朝国运的延续奠定了很好的经济基础。 自然，这一切的成绩都要归功于张居正。如果没有他挖空心思地节约开支，即使通过“考成法”的实施，获得了更多的财政收入，也只会因为过度的花费而白白流失的。可以说，在明朝已经积病积弱的年代，正是有了张居正近乎吝啬的管理财政措施，才使得明朝能够短期地出现国富的景况。现在想来，如果在张居正死后，明神宗能够继续遵守他的教诲，大力开源节流，明朝也不会衰落得那么快了！ 整顿物流，防范资本流散为了实现明王朝富国强兵的目标，张居正可谓费尽心思。他的又一项改革措施就是驿递制度的改革。驿递制度虽然有着一定的存在合理『性』，但是其在张居正当政时期，已经是弊端百出，成为了一项劳民伤财的制度了。张居正重新制定了驿站的使用法度，并严加执行，使驿递制度的害处得以消减。 张居正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除了进行了制定考成法、整理国家税收制度以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大力开源节流的改革之外，还进行了整顿驿递制度的改革。张居正为什么要改革这项制度？改革这项制度之后，对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有什么帮助？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需要了解明朝的驿递制度。 驿递制度其实就是管理各个驿站的制度。在中国古代，交通不发达，信息的传递非常不方便。因此，为了方便信息的传递，明朝『政府』就在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干线上设立驿站，其作用就是为传递信息的人提供饮食、住宿及动物工具。 就是在这里，明朝的驿递制度存在着如此的一个弊端：无论是饮食、住宿，还是动物工具的食物等都是由交通干线附近的老百姓来提供的。具体说来，陆上驿站的马、驴、夫役，水驿的红船、水夫，全都来自民间；这些马夫和水夫不仅没有工钱，而且还要自备粮食，三年一轮换；除了马夫、水夫以外，驿站还有专为传递信息人做饭的馆户，他们也来自民间，也没有一点儿报酬。 对于这样劳民伤财的制度，张居正自然是知道其害处的！本来设立驿站是为了维持中央和各省的交通，不是没有存在的理由。可是，到了张居正当政的时候，这个制度的运作已经『毛』病百出，确实到了改革的时候了！ 其实，如果这个制度能够像明太祖时代规定的驿站使用制度那样运作，问题就没有那么大。那时的规定是这样的：非有军国大事，任何人没有使用的权利；即使是王公贵族出到此地，也只许带随从一名。所以，那时候驿递制度的弊端没有现在那么尖锐。 可是，张居正当政的时代距离明太祖已经久远，就算是同样的制度，也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的变化，最主要的就是新增的许多条例，相当于现在的法律补充规定。比如，到了嘉靖三十七年，能够申请到驿站使用权的有五十一种情况，可明太祖时候只有六种。凡是符合这五十一种情况的，都可以向当地『政府』（北京的勘合由兵部发出，各省的勘合由巡抚和巡按发出）申请所谓的“勘合”，也就是护照。 虽然在制度上规定了勘合的核发机关，可实际核发起来，就不是那么严格了：勘合成了礼物，各地『政府』都可以发出来送人。不仅如此，这些勘合根本没有缴还期限，实际上成了终身护照，而且还可以转赠他人使用。这样一来，交通干线附近的老百姓可就惨了，可谓是民不聊生。张居正上台的时候，在这个制度保护下的拥有勘合的人，简直跟强盗没有区别。 对于驿递制度的弊病，张居正自然是需要大力整改的。可是，改革驿递制度的理由是什么呢？有人会说，这还要问？不就是因为这个制度对于老百姓就是暴政吗？的确如此！然而，张居正的考虑要更深一层：改革的目标不是要首先实现富国吗？ 真正的富国其实最重要的是富民，只有民用殷实，国家才是真正的富强。然而，现在的驿递制度正在妨碍着人民的生活，别说让老百姓富裕，就是让他们过几天安稳日子都没法做到。因次，必须大力整改这个制度。这就是张居正的心思，他的一切作为都旨在实现他富国强兵的目标。 万历三年，张居正提出了他心中酝酿已久的整顿驿递计划：“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非系军务，不许擅用金鼓旗号。虽系公差人员，若轿扛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抚、按有违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该科指实参治。若部、科相率欺隐，一体治罪。 抚、按、司、府各衙门所属官员，不许托故远行参谒，经扰驿递；违者抚、按参究。 有驿州、县，过往使客，该驿供送应得廪粮蔬莱，州、县止送油烛柴炭，不许重送下程纸札，如有借此科敛者，听抚、按官参究。 凡经过官员有勘合者，夫马中火，止令驿递应付，有司不许擅派里甲。其州、县、司、府官朝觐，给由入京，除本官额编门皂，量行带用外，不许分外又在里甲派取长行夫、马，及因而计路远近，折干入己。 凡官员经由地方，系京职方面以上者，虽无勘合，亦令巡路兵快防护出境，仍许住宿公馆，量给薪水烛炭，不许办送下程心红纸札，及折席折币礼物。 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勘合，不许驰驿。”（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张居正上面的这些改革措施，其主要意思如下：一、官员不是办理公事的，不许开给勘合；不是办理军务的，不许使用金鼓旗号；就算是官员办理公务，抬轿的人太多，不管官职高低都不予接待；二、抚、按、司、府的官员，不许借口要走远路，而使用驿站；三、设有驿站的州、县，只需要供应油烛柴炭；四、前到北京朝觐的官员，除了带上自己随身需要的人员外，不许又向驿站附近索取车马等；五、所有的官员只要是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都不许给予勘合，也不许使用驿站。 除了上面这些详细的限制『性』规定，后来还补充了另外一些严格限制的规定，包括：自京往外省者，由兵部给内勘合；其中仍须回京者，回京之日缴还勘合；无须回京者，即将该项勘合，缴所到省分抚、按衙门，年终一并缴回兵部。自外省入京者，由抚、按衙门给外勘合，至京以后，一并缴部，其中有须回省者，另由兵部于回省之日换给内勘合。 这些规定对于积弊深重的驿递制度，无疑是一记重拳。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在张居正看来还是不够完善，可是没有办法，时代不同了，不可能回到过去那么简单的几条规定。最重要的是执行，这也是张居正一直重视的问题。如果没有真实效果，制度规定得再好又怎么样呢？ 这里，张居正再次使出了他的法宝——考成法。用六科控制抚、按，用内阁控制六科，各种制定好的规章制度都要严格执行。为了敦促新法的执行，张居正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儿子回江陵考试，叫儿子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让仆人骑驴回家祝寿。首辅的带头严格执行，使得各级官员都开始严格要求起自己来。 在整顿驿递的过程中，自然也有敢『摸』老虎屁股的，不过他们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自到驿站，被人给弹劾了。虽然侯东莱是张居正的得力手下，镇守边疆有功，但是张居正仍然不徇私情，把侯东莱的儿子应得的官荫革去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家应该做的事情。的确，不能因为一个巡抚和朋友，就破坏新法。 整顿驿递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让人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关于衍圣公使用驿站的问题。衍圣公其实就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子孔尚贤。这个家伙毫无圣人后代的作风，不仅一点不知道体恤百姓，反而在每年从曲阜入京朝贡时，肆意『骚』扰沿途驿站，搞得怨声载道。实在忍不下去了，山东布政只好报告了张居正，张居正坚决地回答说：“今内官、勋臣小有违犯，动被绳治，而圣公所过，百姓如被虏贼，有司亦莫之谁何，以其为先圣之后也。夫圣人秉礼为教，志在从周，假令生今之时，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逾越，况其后裔乎？后若再行『骚』扰，亦宜一体参究，庶为持法之公也。”（《张文忠公全集·答藩伯徐中台》）张居正在这封信里，表达了如此的意思：就算是圣人的后代，也不能超越国家的法律！不能因为是圣人的后代就放宽不究，反而应该“一体参究”。 在他看来，现在大小官员违反法律，都要绳之以法，可是孔尚贤却逍遥法外，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就算是孔子活到现在，也要严格遵守法律，何况他的后代？因此，以后只要孔尚贤再『骚』扰驿站，就依法处治。 到了万历九年，孔家出了一件大事：孔尚贤的庶母郭氏把孔尚贤告了，这件家事最后竟然闹到了需要朝廷派员查勘的地步。于是，张居正和山东巡抚何起鸣就乘机重新商定了衍圣公入朝进贡的办法，张居正的意见如下：“……中间处分孔氏朝贡一节，极为得中……窃以为宜如王府例，每岁只差人进马入贺，不必亲行；或当朝觐之年，预期奏请，得旨而后行，亦为简便。”（《张文忠公全集·答山东巡抚何莱山》）张居正的意思就是说，衍圣公不要每年都来进贡了，而是三年进贡一次。这样一来，这个“沿途生事百端”的衍圣公就会少给百姓添些惊扰了！ 关于张居正的改革弊政，我们就讲这些。其实，他的改革措施不止以上所述，比较重要的还包括改革学政、改革水政等。可以说，他的这些改革几乎都取得了暂时的成效，因而使得明朝在他当政时期出现短暂的中兴。 然而，张居正毕竟只是一代名相，他能够在生前改变明朝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却不能在死后继续保持他和他的改革措施的力量，因此明朝也仅仅延续了七十二年的国运。这不能不说是这位治世之能臣的悲哀！ 张居正十讲 第五讲 治河：明王朝的政治顽症 历史上的各个王朝都面临着治水的难题。在张居正当政时期的明朝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明朝治水不仅有着兴修水利以发展农业的考虑，而且还有着特殊的政治、军事考虑，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的考虑，使得张居正这个并非水利专家的政治家煞费苦心！ 积重难返的水利难题 治水的问题始终是中国历代王朝面临的大事，明代也不例外，张居正身处的时代，南北的粮食运输主要依赖运河，而运河又经常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官员提出了修筑新河的想法，最终却因为不切实际，被张居正否定了。在否定这个提议的过程中，张居正同样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政治智慧。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政治中心是北京，可是北方并不是当时的产粮地区，其他经济也不发达。 明朝真正的经济中心在南方，尤其是在苏杭二州，这里是当时的产粮大区，有着“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由于这个原因，北京『政府』所需的各种物资，包括每年所需的四百万石粮食，都是从南方调济过来的。要调济物资，自然就需要做好交通运输工作。然而，当时从南方到北方的物资运输路线，就只有一条大运河。 有人会觉得，有了这条南北贯通的大运河，还需要为运输物资发愁吗？这样的想法其实是缺乏对大运河情况的仔细了解的，大运河实际上并不像书本上或者传说中说的那样便利和畅通无阻。为什么这样说呢？ 当运河到洪泽湖时，就会遇到从安徽流来的淮河，这条河会在运河的清口与黄河交汇。这里是第一道难关，因为一旦遇到黄河涨水，就会堵塞河道，运河就无法运输；再接着往上走，当运河到达徐州的茶城时，接替运河工作的就是黄河，也就是黄河的这一段便是运河，这里是第二道难关，也是最危险的关口。因为黄河做运河，遇到涨水时水量太大，会使南方的粮船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而遇到枯水季节水量又太小，粮船便要搁浅在河中，无法顺利到达北京。 大家想想看，这样一条很容易出现问题的运河，怎么能够担当起为北京这个政治中心运送物资的重任。而且，更重要的是，明朝的北京事实上处在国防第一线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南方的物资一旦不能顺利运到北京来，不仅关系到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温饱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大明朝的国防安全。 可是，就是这样一条至关紧要的运河却老是发生问题，这怎能不让人为此发愁？ 张居正就是为了这条很成问题的运河煞费苦心！他也知道，将整个国家、北京的安全和温饱完全交给一条根本无法捉『摸』和控制的运河，是很危险的事情。不出事则罢，一旦出事就肯定小不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尽快想办法治水。张居正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就在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黄河在邳州决口了。这样一来就使得从睢宁到宿迁一百八十里的黄河水很快变浅，正好将前往北方的粮船搁浅在黄河里，一概不能北上，情况异常紧急。可是，又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治水呢？ 在张居正当政之前，曾经提出过两种解决运河问题的办法。第一种办法是：不一定非要依靠运河，完全可以通过加强海运来解决南方物资的北调问题。提出这种办法的人还设计了一条海运的路线：从太仓、嘉定沿东海航行，就可以到达天津；到天津后无论陆运还是河运就非常方便了。 路线虽好，却不能保证运粮船在海上不会出问题，因为那时的航海技术毕竟还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因此，当使用这个办法出现事故之后，明朝『政府』就没有再利用海运进行南粮北调了。第二种办法就是修胶莱新河。正是在对是否应修这条河的争论中，张居正第一次碰到了治水的难题。那么，胶莱新河是怎样一条河呢？张居正对开通胶莱新河持什么态度呢？ 胶莱河是发源于山东高密县的一条入海河，有两条支流，一条在北边，一条在南边。由于南边的支流在胶州的麻湾口入海，因此被称为胶河，而北边的支流则在山东掖县的海仓入海，所以被称为莱河。两条支流之间隔着一个高大的分水岭。那么，什么是修胶莱新河的计划呢？胶莱新河其实就是将胶河与莱河之间的分水岭从中凿开，开通一条水道。可是，开凿胶莱新河能解决运河的问题吗？ 在提出这个办法的人看来，胶莱新河可以替代一段异常危险的海运路线，进而将原来的海运路线变成如下情况：从南方出发的运输船先走海路，到达胶州麻湾口时，逆流而进入胶河；在胶河航行一段之后，就往北进入新开凿的胶莱河，一直航行进入北边的莱河。只要运输船能够顺利到达莱河，剩下到北京的航运就是从莱河的海仓口再度入海，再往北航行一段海路就可到达天津。 这个主意看起来的确不错，因此它一被提出，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支持。隆庆四年黄河再次决口之后，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给事中李贵和就上疏请求修胶莱新河，内阁大学士高拱同样极力赞同修胶莱新河。不仅是他们俩，朝中的大臣几乎都赞成这样做。可以说，当时的明朝政界，几乎都在为这个近乎天才的创见摇旗呐喊！ 那么，张居正对于修胶莱新河的主张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跟高拱一样，张居正同样出于为国为民之心，急切地盼望着有一个妥善的办法能够解决运河的问题。开通胶莱新河的主张一提出，张居正就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思考。他在思考什么呢？ 其实，他是在从现实的角度思考开凿胶莱新河到底行不行得通。的确，作为一个手握重权的内阁大臣，不能跟那些手下一样，听风便是雨，一见到理论上可行的解决运河的办法，就兴奋得忘乎所以，根本不计较事实情况了。在这方面，张居正显示了他作为成熟政治家的稳重和审慎。 让张居正首先就觉得为难的问题是：水源如何解决？什么意思？前面已经说过，在胶河和莱河之间的分水岭是个高大的山岭，暂且不计算把它开凿通了需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先思考一下即便是开通了河道，那么河里的水从哪里来？ 有人会问：不是在沟通两条河吗？何愁没水呢？这样想的人就有些不顾实际情况了。仔细想想，这个河道不是在平原上，更不是在低洼的盆地，而是在丘陵和高山地区，这样的地势，就算开凿出了连通胶河和莱河的河道，这两条河里的水也进不来！如此说来，胶莱新河还是有问题！ 对于这些需要纳入考虑范围之内的问题，谨慎的张居正都一一考虑到了，在他的心中已经拿定主意不赞同开凿胶莱新河。然而，这个时候的朝廷上下似乎已经对开凿新河呼声一片。对于大多数大臣，张居正倒不用顾忌，让他顾忌的是高拱。 前面我们讲过，高拱虽没跟张居正有过直接和正面的冲突，但是两人同为内阁大学士，一为首辅，一为次辅，而且都很有才干，自然不能相容了。因此，当自己的意见与高拱出现不合时，张居正就觉得千万不要因为治水而得罪了高拱。 可是，胶莱新河是决计不能开的。又该怎样说服高拱和一帮不理『性』的大臣呢？张居正想到了这样一个好办法：他让给事中胡槚前往山东进行实地勘察。 为何要选这个人呢？原来，胡槚是高拱的亲信，而且最重要的是胡槚是一个有主见、看重实际调查研究的人。张居正也正是看中了他的这个身份和『性』格，于是来了个一石二鸟之计。至于高拱，见到张居正派自己的亲信前去勘察，自然是一百个同意。就这样，胡槚去了山东。经过一番仔细的勘察，果然证明张居正的考虑没有错——开凿胶莱新河有太多的现实困难，胡槚也主张不开胶莱新河了。 由于张居正的明智，他既没有得罪自己的政敌，也阻止了肯定会没有成效的胶莱新河的开凿。 在得知胡槚从山东传回来不能开凿新河的消息后，张居正在给胡槚的一封信里说起了自己的心思：“始虑新河水泉难济，臆度之见，不意偶中。辱别揭所云，剀切洞达，深切事理……书至，即过元翁，言其不可成之状，元翁亦慨然请罢。盖其初意，但忧运道艰阻，为国家久远计耳，今既有不可，自难胶执成心。盖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以为可行而行之，固所以利国家，以为不可行而止之，亦所以利国家也。此翁之高爽虚豁，可与同心共济，正在于此，诚社稷之福也。”（《张文忠公全集·又答河道按院胡玉吾》）由于是给胡槚的书信，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张居正是在胡槚面前极力褒奖高拱。张居正首先谦虚地说自己已经料到修新河是不行的。他知道，高拱本来是赞同开凿新河的。可是经张居正一说，竟然变成了“书至，即过元翁，言其不可成之状，元翁亦慨然请罢”。 张居正甚至为高拱辩护：“盖其初意，但忧运道艰阻，为国家久远计耳，今既有不可，自难胶执成心。”这样说来，高拱的确没有什么错了，连领导的判断失误也被张居正说成是由于忧心国家久远之计所致。张居正的政治素养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进退两难的治河窘境水利始终是明王朝的一大问题，水患导致的运输危机使得张居正寝食难安。为此，他咨询下属，详细研讨各种方案，最终，提出的数种方案都是无疾而终，张居正的治水努力宣告失败。 尽管如此，运河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张居正只好继续苦心思索。万历头两年，那条问题成堆的运河总算让张居正和朝廷上下缓了口气——竟然没有出问题。在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和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运输四百万石粮食的船都顺利地到达了北京。张居正兴奋地给河槽总督王敬所去信：“辱示知：运艘已于三月十一日，尽数过淮，无任忻慰。闻度江遇风，谅无大损，若前途通利，则额赋可以毕达，国储可以日裕矣。今计太仓之粟，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当别有处分，今固未敢言也。”（《张文忠公全集·答河漕王敬所》）在这封信里，张居正显得正满怀着信心和希望。他一面在为运粮船的顺利到达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他甚至都在准备着国库充实之后的国家计划了。或许，这时的张居正认为，运河可能不会再出什么问题了吧？这两年都这么顺！可是，第二年，也就是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的一场大水，又让他费尽了心思。万历三年，黄河暴涨，水量特别大，在砀山决口了。肆意的黄河到处流淌，很大一部分由淮安进入运河，甚至直接流到了长江。如此一来，江淮和扬州一带就面临着发生水灾的危险。这场大水让张居正寝食难安，他既担心百姓的身家『性』命安危，更担心这年南方物资的北调。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明朝『政府』之前解决黄河水患的主要办法就是修筑堤岸，也就是用堤岸拦挡暴涨的河水。有人可能会问：明朝人为什么非筑堤不可呢？这里的原因在于明朝人治河，必须遵守如下的几条原则：第一，黄河到徐州以后，不许改河道使它向南流，因为黄河向南流的话就会破坏掉明朝皇帝祖墓的风水。 第二，黄河到开封以后，不许改河道使它向北流，因为黄河向北流就不能向南回流，这样就会使得淮、徐一线的漕运发生问题。 第三，即使没有过徐州的黄河也不允许轻易改道，因为改道很容易便会出现浅滩，肯定会阻碍一边运粮船向北，另一边空船回南的路线。 正是由于有这几个原则，所以即使在黄河肆意成灾，洪水漫流的情况之下，明朝人也不会想办法改河道，只是沿岸筑起高堤抵御洪水的侵袭。可是，肆意的黄河水哪是抵御得了的？万历三年的黄河决口，就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刚听见黄河决口的消息，张居正还不怎么了解实情，因此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妥善的解决方案。无奈之下，他只好给河道总督傅希挚写信：“近闻淮、扬士大夫言海口益淤，以故河流横决四溢，今不治，则河且决而入于江，维扬巨浸矣。又有言前议筑遥堤为不便者。其说皆信否？从未行此道，不知利害所归，望公熟计其便，裁教。幸甚。”（《张文忠公全集·与河道傅后川》）看来，张居正对当时的情况的确不怎么熟悉，他不知道到底是由黄河入海口淤堵导致黄河决口，还是筑堤岸的原因，因此希望傅希挚说清楚点儿。 傅希挚回了一封信《治河议》，但是并没有把问题讲清楚，张居正于是再次写信给他询问情况以及傅希挚的解决办法：“辱示《治河议》，一一领悉，但据公所言，皆为未定之论。海口既不可开；遥堤又不必筑；开泇口，则恐工巨之难；疏草湾，又虑安东之贻患。然则，必如何而后为便乎？愿闻至当归一之论，人告于上而行之。”（《答傅后川议河道》）从这封信我们看得出来，张居正的确很着急，他急着想要找到一个“至当归一之论”，也就是确定一个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情况紧急呀！张居正怎能不急？ 在张居正的催促之下，傅希挚想到了曾经有人提出过的开通泇河的办法：首先，由于泇河有两个水源，一个在峄县，一个在费县，因此被人们称为东、西二泇河；因此接下来就将北边的微山湖、赤山湖和中间的东、西泇河以及南边的沂水、宿迁骆马湖用水道连接在一起，最后则把这条水道引入黄河。在仔细思索之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的二月，傅希挚向明神宗上疏，将开通泇河的计划提了出来。在他看来，与其花费大量费用在其他一些没有多少实际效用的水利工程上，还不如一次多花点儿用于开通泇河上。这种思想是可取的，但是对于一向看重实效和希望节省财政开支的张居正来说，还是觉得不甚妥当。于是，当傅希挚上疏以后，张居正就在户、工二部正在商议以及在工科都给事中侯于赵的请求下召开廷臣会议的时候，给傅希挚写了一封信：“开河之策，议在必行，但以事体重大，且此中有言其费度七、八百万乃足者，岂其然乎！故请差科臣会勘，徒以息呶（音同“挠”）呶之口耳。此事先年诸臣，亦知其便利，独以艰大之任，惮于承肩。今公赤忠，身任其责，更复何疑，愿坚持初意，勿夺群言。其中事体，亦须详慎，期在万全无害可也。”（《张文忠公全集·答河道总督傅希挚》。）张居正的意思是：“现在说要修河，很有可能是要修的，但是事关重大，甚至有人说要花七八百万的钱，因此需要仔细斟酌。因而，派来了人亲自考察。这件事情，以前也有大臣提起，知道它的便利之处，只是由于任务太重，没有人敢担当。现在你既然要担当，你就要坚持己见，仔细办理。” 自然，这封信表达了张居正的忧心，然而他仍然寄希望于傅希挚，希望他能够“坚持初意，勿夺群言。其中事体，亦须详慎，期在万全无害可也。”然而，这个傅希挚恰恰就没有把“其中事体”详慎思考。在经过侯于赵的亲自勘察之后，勘察大臣认为要开通泇河，是不太可能的。原因在于，如果开通这条河，就一定要经过良城，那便意味着需要开凿和搬运走这里的五百五十丈石地，工程太过庞大，所需经费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商议之后的户部官员认为，“正河有目前之患，而泇河非数年不成，故治河为急，开泇为缓。”意思就是说，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只能用来解决今年的水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万历三年的六月，明神宗下旨不再开通泇河。 大臣们一个人一个意见，自然惹得神宗不开心了。在神宗看来，正是要这帮子人干实事的时候，却“百计推诿，只图优游无事，捱日待时”，根本没有人愿意“视国如家，忠谋远虑”。但是，他这样说，也不是怪罪傅希挚，只是将怒火发泄到了河道的其他官员身上。傅希挚接到圣旨后也没有办法，只好停止了开通泇河的计划，专心去做治河的工作去了。而张居正也只好再次认栽：谁让自己不是水利专家呢？遇到水利问题就只好请教属臣，可是一直以来又没有真正遇到治水的人才。真是让人觉得无可奈何！在明神宗的那个圣旨中，流『露』出了愤恨和着急，其实那也是张居正的心理状况。 然而，无可奈何也罢，心急也罢，愤恨也罢，总还是要想办法解决物资运输的问题呀！现在不能开泇河了，北京需要的四百万石粮食又不能依靠正在肆意泛滥的黄河，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张居正这次真是快愁死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万历三年的九月，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和右侍郎徐栻上疏再次请求开通胶莱新河。主张开新河的两人都是和张居正同年考上进士的，因此关系一直不错。尤其是刘应节，这个人是山东潍县人，他对于胶莱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大家应该还记得，上次大臣们提议开胶莱新河的时候，张居正曾经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胶莱新河的水源难找。但是，现在的情况与以前不同了，黄河到处决口，开通泇河的计划又落空，目前看来也只有走一下开凿胶莱新河的路子了！张居正为什么这次比较有把握呢？一方面，计划是刘应节提出来的，张居正对他非常信任；第二方面，从那次提议开凿新河到现在，经过几年的财政整治，国库变得充实起来，因此有财力应付工程所需。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居正毅然决然地对开凿新河的计划表示支持。他派了徐栻前往山东，会同山东巡抚李世达一起开凿新河。在他给刘应节的信中，大家可以看出张居正的决心：“胶河之可开，凡有心于国家者皆知之，独贵乡人以为不便，皆私己之言也。读大疏具见忘私徇国之忠，已奉旨允行。又承教，凤竹公肯身任之，尤为难得，今即以属之……故宜与之会同，且委用属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济也。至于一应疏凿事宜，及工费多寡，俱俟凤竹公亲履其地，次第条奏。”（《张文忠公全集·答刘百川言开胶河》）在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批评了那些认为不能修胶河人，说他们其实是出于私心。接着，他对刘应节“忘私徇国”的忠诚表示欣赏。他同时还称赞了徐栻担当重任的精神，希望他们能倾力合作。 不仅张居正，明神宗也是大力支持，君臣上下似乎这次都下定了决心，神宗更是在上谕中严厉地说：“朝廷屡议开河，止为通漕，与治河事务不相干涉，再有造言阻挠的，拿来重处。” 大家都对刘应节和徐栻抱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为国家开辟出一条新的水道，进而解决南方物资北调的老问题。 可是，就在上下齐心，准备打一场水利攻坚战时，问题又出现了！首先是山东民间的舆论对于开凿新河不利。在民间看来，一旦运河的河道改变，就会使原来沿河道的商业经济受到损害，对于山东西部的发展十分不利。这自然是一种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但是，撇开这一点不提，山东民间对于开凿运河还是不支持的声音占上风。为什么呢？原来，开凿新河不得不动用大量的劳役，很显然这些劳役就是从山东本地而来，因此就给百姓带来不小的麻烦。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山东的舆论大都反对开凿新河。这样一来，山东巡抚李世达坐不住了。随着事态的严重，就连徐栻也心生动摇和犹豫。对于这个情况，张居正很快也知道了，他立即给徐栻去信，以安定他的心：“仆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明主方励精图治，询事考成，岂宜以未定之议，尝试朝廷哉？神禹大智，犹必亲乘四载，遍历九土，至于手足胼胝，而后能成功。方其凿龙门之时，民皆拾瓦砾以击之。盖众庶之情，莫不欲苟安于无事，而保身自便者，孰肯淹留辛苦于泥涂横潦之中，此众议之所以纷纷也。愿公主之以刚断，持之以必行，心乎为国，毕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凡粘滞顾忌，调停人情之说，一切勿怀之于中，又亲历工所，揆虑相度，分任责成。若惮劳不亲细事，徒寄耳目于人，则纷纷之议，将日闻于耳，虽勉强图之，亦具文而已，决不能济也，幸公熟图之。若果未能坚持初意，恐拂众心，则亦宜明告于上，以谢昔建议之为非，而后重负可释耳。此国之大事，不敢不尽其愚，幸惟鉴有。”（《张文忠公全集·答徐风竹》）在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说，做事太过就不能把事情做好，他援引了大禹治水时期遭遇民间反对的典故，通过分析民间的心态，敦促徐栻“主之以刚断，持之以必行，心乎为国，毕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意思就是要徐栻能够做事果敢，不要轻易听信他人，不然勉强做事，必不能做好。但是，在这样说时，张居正同样也感觉到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因此他才说“若果未能坚持初意，恐拂众心，则亦宜明告于上，以谢昔建议之为非，而后重负可释耳。”这一方面是在为徐栻想办法开脱责任，另一方面也反应了张居正自己心中已经出现了些许动摇！ 事情继续朝着坏的方向发展。到了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的正月，徐栻上疏说凿开胶河与莱河之间的分水岭，然后引水进新河，再筑堤建闸，估计需要花去九十余万两银子的工钱。对于年财政收入只能维持在三百万两银子的明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数目。看到这个上疏，张居正气急败坏，他认定了这是徐栻“故设难词，欲以阻坏成事”，于是就将已经当上戎政尚书的刘应节调到了山东，会同徐栻一起开凿新河。 张居正的这个办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张居正又犯了一次用人不当的错误：刘应节到山东后，和徐栻在水源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刘应节主张利用海水，徐栻则主张引用山泉。他们相互攻击，都认为对方的主张不切实际。 在徐栻看来，刘应节利用海水的办法只会导致海沙进入新河，因此又要花费不少钱建闸挡沙。山东巡抚李世达也认为刘应节的办法会使得海沙和海水俱来。而且在他看来，除非海风很大，不然就不能将海水灌进新河。可是在刘应节的眼中，徐栻引用山泉做水源的办法也是行不通的，正如李世达所说，山泉到了“十月以后，日渐消耗，至春月泉脉微细，适值粮运涌到之时，虽置柜设闸，以时启闭，终不能使之源源而来，滔滔不竭也。”引用山泉存在着水源不足的问题。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奉命勘察分水岭的山东巡按御史商为正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他说要想开凿分水岭，“虽二百余万金，不足以了此”。 这个结论让张居正差点儿没有吓晕过去。一时间，张居正真不知道是否还要继续这个费心的工程了。他的犹豫是有道理的：试想，如果花了二百余万金的钱开凿了分水岭，修好了新河，可要是海水进不了河道，或者山泉不充足，那这条河就等于没用。 如此一来，二百余万金不是等于白费了？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难题！ 让张居正头疼的事情还没有完！正在这个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审慎的考虑：之所以要开凿胶莱新河，本来是为了代替这一段的危险海运；然而，在进入胶莱新河以前，运输物资的船还是要走很长一段的内流河，也就是淮安以下的运河。要是这段运河也出问题，后面的路程再安全也是没用的。这个考虑不是不切实际，因为万历三年的时候，淮安以下的运河到了高邮就被黄河涨水冲得决口了。 张居正很快也知道了这种意见。他彻底没有办法了，只好让工部商议是否还要继续这个工程。经过讨论，工部尚书郭朝宾得出结论：“事体委多窒碍，相应停罢以省劳费。”于是，这个一度被炒得热火朝天的工程于万历四年的六月停工了！张居正面临着第二次的治水失败。 人才：治河第一方略人才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张居正治水的成功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偶然地发现了治水人才之后，张居正大胆任用，最终扭转了治水屡遭失败的局面，极大地缓解了明王朝的水患问题。 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张居正不会没有思考过原因。他肯定会首先责怪自己不懂得治水的知识，要是自己懂的话，便能够形成自己的判断，再加上自己的政治力量，也就不会总失败了！可是，张居正可能没有想到另外一个原因：自己一直没有找到得力的治水人才。虽然他既有政治力量，也有坚强的意志，但是治水毕竟不是搞政治，这是需要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一门科学。只有将科学和政治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成就治水伟业。然而，可惜的是，张居正并没有让一些人才充分地发挥其才能。 比如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时，工科给事中徐贞明曾经上疏建议在河北和山东一带都可以兴修水利，这样就可以灌溉北方的农田，以产出更多的粮食供给军用。如此，还可以减少每年南方物资北调的成本和风险。如果采取了他的这个主意，实际上是变相地解决了运河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当所有人，包括张居正在内都在运河问题上钻牛角尖时，只有徐贞明跳出来想，不愧是真正的水利专家。可是，就是这样的人才，也没有引起张居正太多的关注。结果，徐贞明的建议在交给工部尚书郭朝宾审查后，得到了“水田劳民，请俟异日”的回复，真是让人为他觉得委屈！倘若当初张居正能够重用徐贞明，全力支持他在北方搞水利建设，那么说不定就不用为运河的问题费尽心思了！ 然而，张居正就是张居正，他很快意识到治水要有专门人才的重要『性』，并且大力支持这些人才的工作，终于取得了治水的一次胜利！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他慧眼识珠看中了漕运总督吴桂芳。正是在使用了这个治水人才之后，张居正才成功地解决了黄河下游淮、扬地区的水患问题。 有人会问：张居正是怎样发现这个人才的呢？原来，就在万历四年的二月，吴桂芳上了一个奏疏。在这个奏疏里，他提出了多开黄河入海口的建议：“淮、扬二郡，洪潦奔冲，灾民号泣，所在凄然，盖滨海汊港，岁久道湮，入海止恃云梯一径，致海拥横沙，河流泛溢，而盐、安、高、宝，不复可收拾矣。国家转运，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设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臣请另设水利佥事一员，专疏海道，而以淮安管河通判，改为水利同知，令其审度地宜，讲求捷径，如草湾及老黄河皆可趋海，何必专事云梯？”（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很显然，吴桂芳的用意是要解决黄河下游的水患问题。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国家转运，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设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的确是个为民的好官。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有治水经验的官员。因为在他看来，之所以黄河总是在下游造成水患，原因就在于黄河的入海口只有云梯关一个地方。入海口少了，就会导致肆意的黄河水不能及时得到排泄，最终造成冲垮堤岸，形成洪水蔓延的结果。鉴于此，吴桂芳主张多开几个黄河的入海口。只要黄河水一走，淮水也会随同出海，这样高邮、宝应的水患就会减轻。 张居正看到这个上疏后，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虽然他知道这只是一个解决黄河水患的暂时之计，但是在当时能想出这个办法，足以说明吴桂芳是个治水人才。于是，张居正采用了吴桂芳的建议，给予了他政治上的支持。在一封写给吴桂芳的信中，张居正如此说道：“淮、扬之民，岁苦昏垫，朝廷未尝一日忘，顾莫有任其事者。兹读大疏，明白洞彻，底绩可期。夫治水之道，未有不先下流者。年来但讲治水，不求治海，虽费何益？但海口之淤，当必有因，似宜视水必趋之路，决其淤，疏其窒，虽弃地勿惜，碍众勿顾，庶几有成也。设官及留饷诸事，一一如教，属所司复允，惟公坚定而力图之。”（《张文忠公全集·答吴自湖》）张居正的意思是：以前朝廷不是不顾及淮、扬一带的百姓生死，而是苦于找不到优秀的治水人才。现在看见你的上疏，觉得问题一下就解决了。的确，要解决水患问题，必须疏导下泄，因此就需要治海口。海口只要通了，水就可以流走了。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 大家可能也想到了，让黄河水都流走，运河岂不是又要没水了，那运输物资又应该怎么办？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张居正管不了那么多了，救水如救人呐！情势已经刻不容缓了，张居正顶住压力，再次给了吴桂芳支持：“淮、扬之民，方苦昏垫，被发缨冠而救之，犹恐不及，岂能豫忧运道之难处耶？今且拯此一方之民，从容讲求平江遗迹，为国家经久之图。今内外储积，幸已渐裕，法纪渐张，根本渐固，此等事他日自有贤者任之，公毋虑也。”（《张文忠公全集·答吴公桂芳》）张居正的意思很明显，现在顾不得运河的问题了，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百姓的『性』命。因此现在只能先救一方百姓。 在张居正的支持之下，吴桂芳大胆地开始了疏浚草湾的工作。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的七月，草湾疏浚成功。八月，工部向明神宗复奏。神宗大喜，赏赐了吴桂芳银币。张居正也非常开心，在给吴桂芳的信中，愉悦之情跃然纸上：“海口疏通，淮、扬之间，欢声雷动，从此人得平土而居，翳谁之力与？以此知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人存政举’，非虚语也。比者暂行薄赉，侯元圭既告之日，仍当有殊锡焉。”（《张文忠公全集·答吴自湖言蠲积逋疏海口》）张居正自然是高兴的，他甚至觉得从此以后，百姓就可以平地而安居，无须担心水患了。他因此认为，政事的关键就在人为，只要用对人才，就能解决问题。 这一次治理黄河和淮河的经历，让张居正更加明白了治水专门人才的重要『性』。从这之后，他就开始注意发现和利用治水人才。这些人才之中，就包括万历六年出任河槽总督的潘季驯。关于黄河和淮河的水利问题，潘季驯于万历六年提出了他的学说：“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借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即桂芳所开草湾，亦可不复修治。”（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一听到潘季驯这番话，张居正就知道，水利专家让自己给找到了。于是，他在以后的岁月里，将治水的重任几乎完全交给了潘季驯，最终又取得了治水的胜利。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九月，张居正解决了河漕机构合并的问题。接着，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的二月，张居正起用潘季驯总理河、漕。潘季驯接到任命后，起初不肯接受，还在四月上疏请求辞去河槽总督一职。但是，在张居正的坚持下，明神宗没有放走这个人才。没有办法，潘季驯当上了这个苦差事。六月，他上疏条陈了六件关于治水的事情：“一曰塞决口以挽正河，二曰筑堤防以杜溃决，三曰复闸坝以防外河，四曰创滚水坝以固堤岸，五曰止浚海工程以免糜费，六曰寝老黄河之议以仍利涉。”（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他的这个上疏让张居正高兴异常，因此在替神宗拟的圣旨中，张居正将治水之事全权委托了潘季驯：“治河事宜，既经河、漕诸臣会议停当，著他实行。各该经委分任官员，如有玩愒推诿、虚费财力者，不时拿问参治。”（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有了这样的保障，潘季驯开始放手干了。经过大力治理，在免去了有些无才的官员之后，潘季驯于万历七年秋后顺利地完成了河工。这自然离不开张居正在他背后的大力支持。在治水问题上，张居正几乎一切都听从潘季驯的主张。有人说他偏爱，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偏爱，明朝的水患或许还要更加严重吧！ 张居正十讲 第六讲 将相和：全局观下的军事观 我们曾经讲过，张居正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如果没有张居正在位时期的善于识用将才，竭尽全力保卫国家，明朝的灭亡或许就要提前。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说张居正在国防建设上的成就实际上延长了明朝的国运。 名相保护伞 造就名将之路谭纶和戚继光都是明朝时期有名的大将，为大明江山的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两名将领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是张居正的功劳，正是由于张居正对他们在政治上的保护和支持，才成就了这两位将军的英名。 第一件体现张居正善于识用将才的事例就是他对蓟辽总督谭纶和戚继光的政治支持。在讲述之前，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张居正当政之前，明朝的国防体制。毫无疑问，整个明朝政治的重中之重就是国防。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方面，从历史上看，明朝自从开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外患问题，因此明朝的制度几乎随时都是战时的体制，以防备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到来的战争威胁；另一方面，明朝的首都北京处于国防第一线，很容易就会被入侵的外敌进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搞好国防建设，就别想谈其他国家大事。 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明朝为什么会把首都建到国防第一线上去？那不是给敌人的入侵提供方便吗？这里就涉及到了明朝的国防体制问题。其实，大家想一想也不可能，哪个统治者会将自己的老巢摆在最危险的地方呢？在明朝定都北京的最初，北京并不是位于国防第一线上，因为在它的外围，既有万里长城，也有长城内的国防重镇——九个著名的军事重镇，它们分别是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和固原。在这九个镇中，让明朝统治者最担心的是辽东、蓟州、宣化、大同四镇，而其他五个镇都不怎么需要费心，因为一方面河套的敌人势力一直较弱，另一方面太原又在长城以内。在那四个让明朝统治者寝食不安的军事重镇中，又以蓟州最让他们放心不下。 本来，这个地方在最开始也不是那么让人费心，只是在撤去了喜峰口、黄崖口和古北口这三个地方的防卫之后，蓟州的处境才变得危险起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三个关口在明朝与鞑靼交界的边城上，而蓟州却在长城外，敌人只要越过这三个关口，就可以长驱直入门户大开的北京了，蓟州实际上等于是形同虚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北京处于明朝的国防第一线。至于东边的其他几个军事重镇，由于它们的外面有山险可守，因此都没有蓟州的防务那么艰难！ 在这样的国防体制下，明朝除了加固北方长城和长城以内九镇之外，还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设立了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一员，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一员，它们分别简称为蓟辽总督和宣大总督。这两个职位的设立，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仔细考察一下它们的地理位置，大家可以发现，它们无异于北京的左、右两翼，对北京形成犄角保卫之势。有着这样重要的作用，这两位总督的地位自然就高了：兵部左、右侍郎出任蓟辽总督、宣大总督；两位总督入京，则是兵部尚书。这样的体制安排，体现了『政府』对蓟辽、宣大的重视。 尽管上面的国防体制安排已经比较恰当了，但是却唯独没有想到要恢复总督喜峰口、黄崖口和古北口三个关口的大宁。因此，明朝的国防总是在这里出问题。其实，早在隆庆五年，当时的蓟辽总督刘应节就曾经上疏说：“以今上计，发精兵二十余万，恢复大宁，控制外边，俾畿辅肩臂益厚，宣、辽声援相通，国有重关，庭无近寇，此万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万，分屯列成，使首尾相应，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则选主客兵十七万，训练有成，不必仰借邻镇，亦目前苟安之计。”（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在这个上疏里，刘应节一共提出了上中下三个计策，其中的上策就是要恢复大宁，中策是将三十万军队分列屯军于边境，下策则是选兵十七万，将之训练有素，也可以苟安。 在他看来，只要恢复大宁，就能缩短东北的国防线，进而给北京的外围增加好几重的军事屏障，就有利于提高明朝的国防力量。虽然他的计划是很符合国防需要的，但是明朝自从明成祖撤消了大宁的国防建制之后，『政府』就再也不想恢复了。可以说，这是明朝国防体制上的重大失误。 在恢复大宁的军事建制无望的情况下，明朝国防的中心就转到了蓟州。在明朝『政府』看来，只要能够搞好蓟州的防务，用这里的军事力量抑制住想要从喜峰口、黄崖口和古北口三个关口入侵的敌人，同样可以防御外患。因此，明朝一些有才干的官员就非常重视蓟州的防务。后来当上了兵部尚书的杨博早在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就上疏言明蓟州在国防上的重要『性』：“今九边蓟镇为重，请饬边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蓟，宣大诸将从独石侦情形，预备黄花、古北诸要害，使一骑不得入关，即首功也。” 他的意思是蓟州是国防中最重要的环节，一面要驱逐大同的外敌，另一面则要守好黄花、古北诸要害，这样就可以防范外敌入侵了。他的这个观点一直持续到当了兵部尚书依然没有改变，在隆庆五年，杨博也说：“议者以守墙为怯，言可听，实无实效。墙外邀击，害七利三，墙内格斗，利一害九。夫因墙守，所谓‘先处战地而待敌’，名守实战也。臣为总督，尝拒打来孙十万众，以为当守墙无疑。”（均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在他看来，言官们所说的守边墙是怯弱的意见听起来好听，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在墙内御敌的危害更大。他认为必须严守蓟州，方能保证国防的万无一失。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在隆庆元年得到了印证！ 隆庆元年的九月，鞑靼的首领俺答从大同入侵，一路攻占了石州、交城、文水。可这并不是最紧急的战事，就在西部战火突起的同时，土蛮进攻了蓟州，纵火劫掠了昌黎、卢龙，侵略者一直打到了滦河。如此一来，北京就再次面临着战争危机。就在紧急之中，穆宗下诏召集大臣商议战守的问题。在这次商议中，当时已经是工科给事中的著名大臣吴时来上疏推荐了谭纶、俞大猷和戚继光三员大将，主张用这三位平定南方倭寇的大将坐镇蓟州，抵御北方的外敌。他的这个主张很快就得到了同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吴时来跟张居正同为徐阶的门生，张居正自然会支持他的主张；另一方面也因为谭纶、俞大猷和戚继光的确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将才，让他们去镇守北方边境，是大多数大臣都赞同的。 吴时来的上疏得到批准后，原为两广军务总督的谭纶就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戚继光则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五月开始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的练兵事宜，统管所有的总兵官。张居正和这两位将才的友好合作关系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并且一直持续到张居正去世以后。至于张居正当政时期，他们两人更是得到了重用，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时谭纶还当上了兵部尚书。试想，如果没有张居正对他们作为一流将才的赏识和重用，他们的合作关系也不会持续这么久！ 谭纶就任蓟辽总督后的所作所为，证明了张居正和吴时来的眼光的确超人。经过仔细的观察和比较，很快谭纶就对蓟辽的军事状况，尤其是明朝军队的素质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在一个上疏中反映了实际情况，并提出了解决之道：“蓟、昌卒不满十万，而老弱居半，分属诸将，散二千里间。敌聚攻，我分守，众寡强弱不侔，故言者亟请练兵，然四难不去，兵终不可练。夫敌之长技在骑，非召募三万人勤习车战，不足以制敌，计三万人月饷，岁五十四万，此一难也。燕赵之士锐气尽于防边，非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杂教之，事必无成。臣与继光召之可立至，议者以为不可信，任之不专，此二难也。军事尚严，而燕赵士素骄，骤见军法，必大震骇，且去京师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废功，更酿他患，此三难也。我兵素未当敌，战而胜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终身创，而忌嫉易生，欲再举，祸已先至，此四难也。以今之计，请调蓟镇、真定、大名、井陉，及督、抚标兵三万，分为三营，令总兵、参、游分将之，而授继光以总理练兵之职。春秋两防，三营兵各移近边，至则遏之边外，入则决死边内，二者不效，臣无所逃罪。又练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请速调浙兵三千，以济缓急，三年后边军既练，遣还。”（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在谭纶看来，蓟辽军队的士兵老弱，大将分散，因此必须加以训练。可是训练却存在着四个大的难题：其一是训练三万人的骑兵每月花费太大；其二是有人非议将南兵与北兵间杂训练的方法；其三是有人会对严峻的军法制造谣言蜚语；其四是担心士兵难以做到失败却不气馁。在这样的情况下，谭纶自然需要得到张居正的帮助了，因为很多问题不是仅靠军事上的改进就能完全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的力量予以辅助。 对于谭纶的一切需要，身在内阁的张居正几乎是言听计从，一切的困难都帮助其解决。这样，谭纶的北方练兵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因而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举例来说，谭纶提议增筑抵御敌人的堡台，张居正立即就回信答应了要求，而且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审慎意见：“昨议增筑敌台，实设险守要之长策，本兵即拟复行。但据大疏谓一台须五十人守之，则千台当五万人矣。不知此五万人者，即以摆守者聚而守之乎？抑别有增益乎？聚则乘垣者无人，增则见兵止有此数，不知又当何处也？又四面周广，才一丈二尺，虽是收顶之式，度其根脚，当亦不过倍此数耳。以五十人周旋于内，一切守御之具，与士卒衣粮薪水之类，充牣其中，无乃太狭乎？便中仍望见教。”（张文忠公全集《又与蓟辽总管谭二华》）张居正的意思是：谭纶所说的筑台一事，立即就办理，只是还有些疑问需要弄清楚。他不明白，守台的五万人应该怎样防守，是聚守还是其他？为此他提出了疑问。另外，他还觉得所筑之台显得太过狭小，是否能够容纳五十人以及军器粮食等物资。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虽然不是军事家，但是他善于用人，在知道部将所需之后，立即予以帮助。不仅如此，他还仔细地询问相关事宜，不耻下问，努力与部将一起干好国防事业。 除了解决谭纶的问题，张居正对于另外一位爱将戚继光也是照顾有加，对于他遇到的政治问题，也是极力帮助其解决。那么，戚继光遇到了什么政治问题呢？上文说道，戚继光从隆庆二年五月起开始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的军事，统管三镇的总兵官。可是，政治上的安排很多时候都不能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在戚继光总理三镇的事情上，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戚继光虽然总理三镇军事，可是他只能训练三万兵士，可那三个镇的总兵官一共统领着十万人的军队，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让戚继光怎样去总理三镇？事实上是无从总理和节制的。因此，戚继光到任后不久就上疏说：“臣官为创设，诸将视臣为缀疣（音同“尤”），臣安从展布？”意思就是在抱怨自己的为难处境。的确，明明有三镇的总兵官，现在又来了个节制总兵官的总理，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张居正看到戚继光的上疏后也很忧心：设立总理节制三镇总兵官是为了加强监督和军事训练，可是却存在着这样的制度冲突。一时间，他也没了主意。幸好，这个时候突然得知蓟辽总督谭纶对蓟州镇总兵郭琥不满意。于是，张居正就将自己的忧心告诉了时任兵部尚书的霍冀。霍冀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戚继光的问题迟早得解决。因此，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既然蓟辽总督谭纶不满郭琥，那就把郭琥解职得了。那谁来坐郭琥的蓟州镇总兵位置呢？很显然，自然是戚继光了！他这样一做，张居正也很满意，满以为自己为爱将解决了一个难题：“戚继光不是觉得自己的兵不多、没有实权吗？这下就给他实权。” 然而，张居正开心得早了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得到的关于谭纶对郭琥不满的消息是假的，与此相反，郭琥却是谭纶的一位得力大将。张居正和霍冀的做法，实际上让谭纶、郭琥感到了委屈。而戚继光也因为由节制三镇的总理改任一镇的总兵，尽管增加了实权，但毕竟职位降低了，因而也觉得委屈。这一来，张居正对自己的爱将就犯了一次出于爱心的错误。怎么办？这时候，张居正一个人担起了责任，努力地进行补救。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他给谭纶的几封信，从这些信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张居正一方面在向自己的爱将细心解释，一方面也在将损失弥补回来：“前闻道体小违和，无任悬念，今想勿『药』矣。近日处分戚帅，诚出下策，然非得已也。顷会霍司马云，‘公本欲论郭琥’，则属者之举，似亦与高见悬符。……但以总理体面，比之镇守为优，今既易衔，则上、下承接，自有常分，用之虽重，而礼则少损矣。昨本兵题复，虑不及此，不知公议疏中，亦可为一处否？如不可处，则于常礼之外，少加优借以鼓舞之。”（《张文忠公全集·与蓟辽总督谭二华》）在这封信里，张居正解释了自己所谓处分戚继光的原因，是因为听信霍司马说谭纶不满郭琥，因而才导致问题发生。现在虽然给了戚继光实权，但是却有损他的体面。因而，张居正写信问询谭纶应该怎么办。 “戚帅以总理改总兵，诚为贬损！缘渠当仆以书相问之时，不急以此意告我，而本兵又仓卒题复，故处之未尽其宜，然及今尚可为也，望公于议疏中，委曲为言。不但体面降抑，为下所轻，且督、抚标兵皆欲付之训练，若不兼总理，何以行便？乞特致一书于阁中二公及虞坡、思斋，仆得从中赞之，更易为力也。倘得如意，当于敕书中增之，其关防当改铸矣。”（《张文忠公全集·又与蓟辽总督谭二华》）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就承认了自己处理戚继光的事情太过仓促，因而没有处理好，希望谭纶能够在上疏中说清楚原因。现在准备让戚继光既当总兵，也当三镇的总理，以使对戚继光的重用实至名归。 仔细阅读这些信件，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张居正当时那种既急着解释又急着挽救的心情。他肯定担心自己的好心办坏事会惹得爱将的不满，因而信中的语气极尽小心翼翼。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居正对于真正将才的关爱和维护之心是十分真挚的。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他这种爱护将才的心胸，这些将才怎么能够为保护国家疆土竭尽全力？明朝的国防又怎么能够变得强大起来呢？ 经过张居正的努力挽救，戚继光最终既成了蓟州镇总兵官，也同时官复三关总理，专门负责练兵事务。他这样的做法，完全没有私人的动机，在给谭纶的一封信中，他希望谭纶“谕意戚帅，努力功名以答群望，仆亦与有光焉。”（《张文忠公全集·与蓟辽总督》）如此的关切，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能够为国家争取一位良将，以保卫明朝的疆土。不仅如此，在以后的岁月里，张居正对于戚继光同样是庇护有加，尤其是在协调戚继光和北方将士的关系上，张居正可谓是颇费心思。为此，他还曾经专门写信给友人，叮嘱其代为协调：“戚之声名，虽著于南土，然观其才智，似亦非泥于一局，而不知变者。且既已被镇守之命，有封疆之责，岂宜别有注画乎？今人方以此窥戚之衅，恐不知者又将以为口实也。公如爱戚，惟调适众情，消弭浮议，使之得少展布，即有裨于国家矣。”（《张文忠公全集·答凌参政》）这封信里的凌参政就与张居正同年考中进士的凌云翼，他们关系一直很好，因此张居正就托他“调适众情，消弭浮议”，好使戚继光能够放开胆子做事，以“有裨于国家”。因为在当时，有人已经开始嫉妒戚继光了。而在张居正看来，戚继光的才干绝对不是只适用在南方，同样可以在北方发挥。 有着这样的政治支持和关护，戚继光自然为国甘效犬马之劳了！他在镇守蓟州的十六年中，使整个北方边境再也没有出现过大的外患，不可不谓是立下了赫赫战功！对于这样的成绩，我们应该如此评说：既是由于戚继光的武功，也是由于张居正的用人得当与极力帮助！ 名将胜似长城边防的稳固，极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兵将领的才能。神宗时期，明朝的边患问题之所以日益严重，是因为一些汉『奸』得到了鞑靼势力的重用。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信任和支持深悉敌情的著名边防将领王崇古，最终不仅消灭了汉『奸』，而且取得了对外关系的改善。 在讲完了第一个事例之后，我们再来看张居正善于识用将才的另一个事例，这件事情就是重用王崇古除掉汉『奸』赵全。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民族的背叛者，有的背叛者是从汉民族背叛到其他民族去了，因而被称为汉『奸』。在明朝和鞑靼首领俺答对抗的时期，就有那么一两个汉『奸』，站在鞑靼武士一边，帮助他们侵略明朝的北部边疆。大家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些背叛的汉人。在他们去鞑靼之前，鞑靼武士的战斗力虽然强，却缺乏良好的军事组织制度，因此他们对明朝的侵略，只能是强盗似的劫掠，根本形不成有组织的进攻。等到这些汉『奸』去了以后，鞑靼武士的组织力加强了，战斗力进而得到提高，对明朝北部边疆的劫掠逐渐变成了有组织的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明世宗时期，明朝的国防力量显得疲弱的外部原因。在明世宗的时候，有两个著名的汉『奸』投降了鞑靼，他们在鞑靼勾结了几万人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汉『奸』集团，为俺答计划作战策略，这两个人就是邱富、赵全。起初，这两人都是俺答的谋臣。邱富比较短命，死在了与明朝军队的作战之中。因此，赵全就成了最大的汉『奸』，也成了明朝『政府』的心腹大患。赵全是个野心极大且颇有政治头脑的汉人，就是他为俺答出谋划策，要其进攻大同的。随着他在鞑靼地位的升高，他的权力野心也逐渐膨胀，他甚至梦想着尊俺答为帝，自己也就可以凭着功绩当王了。可是，就在他为自己的计划暗自得意的时候，一场最终导致他灭亡的危机正在悄悄地发生着。 这是一场怎么样的危机呢？ 事情要从俺答的第三个儿子铁背台吉的死说起。铁背台吉死之后，为自己的父亲留下了一个不成年的孙子名叫把汉那吉。俺答自然就负起了当爷爷的责任，与自己的妻子一克哈屯一起抚养着这个孙子。很快，把汉那吉长大了，俺答还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名叫比吉。可是，这个把汉那吉还不满足，因为他这时又看上了自己姑母的女儿三娘子，并且很快就把她给娶了。很多人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然而一件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俺答突然喜欢上了自己的外孙女三娘子。在一番思想和权力的斗争之后，三娘子最终决定投向外祖父俺答的怀抱。这样一来，那位孙子立即陷入了痛苦的境地，所有坏的情绪都汇集到了他的头脑中。但是，他却不能向任何人倾诉自己的苦恼。最终，这个鞑靼贵族选择了出走，他带着自己的结发妻子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一共十几个人一起逃离了伤心地。 有人可能会问：这位鞑靼贵族的出逃跟赵全即将面临的那场危机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以说是非常重大，因为把汉那吉逃出鞑靼后，没有去其他地方，直接就到了曾经的敌人、明朝的大同巡抚方逢时那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风打霜冻的十月天里，看见自己的对手可怜巴巴地前来投靠，方逢时的内心该有多么激动和兴奋！然而，他的心里同样有着一丝丝的怀疑和提防，因为有人说可能这只是一个诱饵，在把汉那吉一行人的后面就是俺答的大军。于是，这位巡抚在向宣大总督王崇古通告的时候，就表达了这样的心情。可是，经过商议和观察，方逢时和王崇古都认定这不是骗局，于是就派了五百骑士将把汉那吉迎接进了巡抚衙门，并且奉为上宾。 遇到这样大的事情，王崇古自然想到了向张居正汇报。他一边写着上疏，一边不敢相信地想：“自己才调到宣大任总督一年，怎么就会有这样的好事？”王崇古的心中，此时还回响着赴任前张居正的叮嘱：“……此中事惰，与关西稍异……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张文忠公全集·答王鉴川》）张居正是在叮嘱王崇古，守卫北部边疆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因此也需要用不寻常的办法处理问题，才能获得不寻常的功绩。 是啊！王崇古觉得张居正的话算是说准了，自己这下子果然遇到非常之事了！应该怎么应付呢？敌人既然来投靠，就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为明朝的国防建设作点儿贡献。可是，该从何处着手？利用把汉那吉是俺答的孙子，要挟俺答投降或者退兵，简直痴心妄想！这个目标太高了，实现不了，那么就应该想个实际点儿的要求。“对了！不是还有个大汉『奸』赵全没有除去吗？何不趁此机会用把汉那吉交换赵全，进而杀死这个大汉『奸』！”王崇古突然想到这个聪明的做法。他不禁为自己的英明笑了起来。说干就干，他一面向张居正汇报情况，一面就和方逢时商定派鲍崇德去和俺答谈判。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着！ 很快，张居正就得到了消息。他半是疑『惑』，半是谨慎地回信给王崇古说：“昨有人自云中来，言虏酋有孙，率十余骑来降，不知的否。俺答之子见存者，独黄台吉一人耳，其孙岂即黄台吉之子耶？彼何故率尔来降？公何不以闻？若果有此，于边事大有关系，公宜审处之。望即密示，以信所闻。”（《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访俺答为后来入贡之始》）张居正的意思是：他已经听说了把汉那吉前来投降的事情，但是他觉得疑问，因为在他看来，俺答的儿子只有黄台吉一人，难道是黄台吉的儿子来投降了？为什么呢？张居正对这些都不明白。因此，他希望王崇古谨慎处理，并且及时给他消息。 从这封信看来，张居正当时得到的情报还不是十分准确，因而他的回信充满了困『惑』和不知情。幸好，王崇古的报告很快就到了。张居正这下终于知道了真实情况，于是他在北京作了这样的决策：“虏种来降，虽朝廷有道，能使远人向化，亦公威德所及也。庆幸庆幸！顾此事关系至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顷据报，俺酋临边索要。仆正恐彼弃而不取，则我抱空质而结怨于虏，今其来索，我之利也。公第戒励将士坚壁清野，扼险守要以待之，使人以好语款之曰：‘吾非诱汝孙来降，彼自慕吾之化，丑彼之俗故耳。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以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且给赐衣服饮食甚厚。汝欲得之，自当卑词效款，或斩吾叛逆赵全等之首，盟誓于天，约以数年，骑不入吾塞，乃可奏闻天朝，以礼遣归。今乃肆其凶逆，称兵挟取，吾岂畏汝者？今宣大人马，非复往年之比，汝来则来，吾有以待之！……’……但那吉数人，置之镇城，宜加防范，毋令与外人相通，厚其给赐，毋使复萌归念。续降之人，真虏分配将士，华人各与宁家，亦不宜聚于一处，恐生他虞。”（《张文忠公全集·答鉴川策俺答之始》）在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表达了自己的喜悦。接着，他嘱咐王崇古说，现在既然敌人前来索要，那么我们就应该抓住时机解决边患问题。一方面，需要命令士兵严加防守，另一方面也须对俺答说以好话，说不会亏待他的孙子，只要俺答保证不再入侵，就可以将他的孙子放回。如果俺答不答应，也不用怕他，直接与之进行军事对抗，因为现在明朝的军事实力已经增强了。对于把汉那吉，则要严加看管，不要让他与外界沟通，而且要好生款待。 看完这封信，不得不佩服张居正的谨慎和机智。他首先明确告诉王崇古，这是一件事关“制虏之机”的大事，必须慎之又慎！接着就详细地教示了应对俺答的办法，既要晓之以理，也要威之以兵，同时做好继续防范外患的工作。有这样一位细致的长官，王崇古自然就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看起来棘手的问题了。 张居正的决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这样的大事自然也要经过朝廷的商议。在收到王崇古和方逢时的联名上疏后，整个朝廷立即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接受投降，一派坚决反对纳降。还是先来看看他们的上疏吧：“俺答横行塞外，几五十年，威制诸部，侵扰边围。今神厌凶德，骨肉离叛，千里来降，宜给宅舍，授官职，丰饩（音同“戏”）廪、服用以悦其心，严禁出入以虞其诈。”（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这样的上疏很明显是站在接受投降派一边的，可是反对派也有自己的道理。在反对派的代表御史叶梦熊、饶仁侃和武尚贤的历史眼光看来，宋代就是因为接受郭『药』师和张瑴的投降，才最终招致战祸的，因此如今之计最好是将把汉那吉送回去，以免引起北方战祸。可是，他们的主张只是很小的声音，由于包括张居正和高拱这些政治实权派人物在内的多数大臣都主张接受投降，因此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下来。朝廷授命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则当上了正千户。 朝廷接受投降的决定虽然有另外的考虑——用把汉那吉来交换大汉『奸』赵全，但是毕竟作出了友好的表示。然而，粗鲁的鞑靼骑士却管不了那么多！气愤的俺答亲自统领大军进攻平虏城，同时命令儿子辛爱统兵二万进入弘赐堡，命令侄儿永邵卜统兵进攻威远堡。一时间，明朝的北方边境再一次陷入了紧张的战争状况。有人或许会觉得奇怪：俺答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孙子在敌人手里吗？他难道不害怕自己这样做会激怒敌人，进而危害自己的孙子？俺答自然是知道的，也是害怕的。然而，他经不住自己妻子一克哈屯的一再要求，加上自己的尊严，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前来挑战。这个时候的他，其实是很没有信心的。与之相反，明朝在这场战争面前，显得更加自信，这一方面是由于自己抓着别人的软肋，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自从张居正当政以来，明朝的国防已经日益加强，不再像以前那样软弱可欺了。此时的明朝，已经做好应对这场战争的充分准备。 也就在俺答对打这场仗没有信心的时候，前面说到的被王崇古和方逢时派去和他谈判的鲍崇德来了。当然，作为政治家的俺答是很有胆识的，他在鲍崇德面前愤概地说：“没有什么好谈的！我的大兵一到，你们的军队立刻就会土崩瓦解！” “不错，”颇有外交才华的鲍崇德回答说，“但是我们的将领和军队，究竟不比你自己的孙儿。朝廷待你的孙儿非常宽厚，然而战事一旦出现，你的孙儿自然也就没有了。” 听到这话，俺答一面觉得害怕，一面也觉得不敢完全相信，因为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把汉那吉的任何消息。于是，他就派人去核实是否真有鲍崇德说的事情。派出去的人很快就回来了，告诉俺答果然有那么回事。俺答沉默了。看见他这个样子，鲍崇德抓住机会，进一步向俺答提议，说只要俺答交还赵全这一群汉『奸』，就可以让把汉那吉随时跟他回去。俺答这时有些明白明朝『政府』的意图了，但是他当着鲍崇德的面并没有立即答应他的提议。尽管如此，俺答还是改变了一开始不友善的态度，对鲍崇德表现出了非常的好感，临别时还送给了鲍崇德一匹鞑靼好马。 可以说，鲍崇德的出使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虽然俺答并没有直接答应交换人质，但是他对鲍崇德的好感表明张居正和王崇古的计划已经有了实现的可能，只是还需进一步的策划。因此，鲍崇德出使的情况由王崇古转告到张居正那里后，张居正给王崇古去了一封信，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安排：“据巡抚差人鲍崇德，亲见老酋云云，回时又令自拣好马，其言虽未必皆实，然老酋舐犊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诸逆易其孙者，盖耻以轻博重，非不忍于诸逆也。『乳』犬驽驹，蓄之何用？但欲挟之为重，以规利于虏耳。今宜遣人先布朝廷厚待其孙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赐服，绯袍金带，以夸示虏。彼见吾之宠异之也，则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后重与为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或虑虏久住不退，兵连财费者，此不揣于利害者也！今日之事，幸而成，即可以经数年边患，其所省岂直数十百万而已哉？而又何惜于目前之少费哉？”（《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言制俺酋款贡事》）张居正的意思是：通过俺答对鲍崇德的态度看得出，俺答对明朝的态度已经好转了，这证明了俺答的心中还是看重自己孙子的，不是看重那几个汉『奸』。既然这样，就应该对俺答的孙子更好点儿，以安定俺答的心。然后，就可以与之商议互市的事情了。只要谈成功，那就可以彻底解决边患问题，因而不需要为花费少量钱财而觉得可惜。 这封信里，张居正给王崇古分析了俺答的心理，并指出了进一步利用他的这种心理实现交换汉『奸』以及与鞑靼互市的目的。这样的决策在当时是最英明不过的。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在于：虽然此时的明朝已经不再会被外族随意入侵，但是也没有达到轻易就能应付战争的国力，因此不打仗是最好的。另外，如果能够利用这次机会抓住危害甚大的汉『奸』，同时与鞑靼互市发展经济，那就更加有利于明朝的强盛了！因而，不仅不能打仗，还要尽量与鞑靼交好。而鞑靼方面，俺答也不会轻易进攻，因为自己的目的是救回孙子，动兵则意味着置自身于死地。而要救回孙子，只要放弃一个汉『奸』就行了，还不用打仗，自己何乐而不为？于是，俺答慢慢地在心里答应了明朝的要求。 就在双方主将都在互相权衡利害时，另外一个人也在权衡自己的利害，这个人就是赵全。赵全的主意打得很好，他一味劝俺答将大军屯兵边外，以此来要挟明朝放人。然而，赵全没有考虑到一点：俺答要救的不是随意一个人，而是自己的孙子，怎么会轻易动兵呢？赵全甚至想，干脆放弃把汉那吉得了，可这就更加不可能了！总之，一场危机正在向赵全袭来，他意料到了，却并没有太在意。他认为自己可以逢凶化吉，可是这次等待他的却是死亡。 一切似乎都在正常进行。双方人马均做好了准备，迎接那个时刻的到来。张居正应该能够安坐了吧？不，他是谨慎惯了的，越是事情有眉目的时候，他却显得越加慎重，在给王崇古的一封信中，他再次嘱咐道：“降虏事，前已悉。若彼果能执送诸逆，则当以礼遣归那吉，厚其赏赉，以结其心，却责令奉表称臣，谢朝廷不杀之恩，赐赉之厚，因求讲和，纳款效贡。俟其诚心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议其封爵贡额耳。但仆犹有意外之防，不敢不告。赵全诸人，背华即夷，为日久矣，彼岂不预结于俺酋之左右，边墩之人，亦岂无为之耳目者？今我明以此要求，彼亦慨然允许，此辈岂得全不知觉？若知之，彼亦安肯坐而待缚如鸡狗乎？万一语泄，彼得而谋，或聊以胁从数人塞责，而朝廷明旨，一出不可复返，轻弃重质，但获其『毛』贼数人，则于国家威重，岂不大损？此其可虑者一也。据鲍崇德所传，俺酋之言，虽若哀恳，然犹身驻近边，拥兵自强，平虏城外，游骑不绝，转饷哨探，俱属艰难，名虽哀求，事同强挟，未见其为诚款也。今必责令将有名逆犯，尽数先送入境，返其巢『穴』，掣回游骑，然后我差官以礼遣归其孙，则彼之诚款既伸，我之怀柔有体。若拥兵交质，两相交易，则夷狄无亲，事或中变，唐时吐蕃劫盟之事，取笑强胡。此其可虑者二也。今之议者皆以小酋为祸媒，急欲遣之，图眼前无事耳，至于封爵、贡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间。若鄙意则以为今边防利害，不在于那吉之与不与，而在彼求和之诚与不诚。若彼果出于至诚，假以封爵，许其贡市，我得以间修战守之具，兴屯田之利，边鄙不耸，穑人成功。彼若寻盟，则我示羁縻之义；彼若背盟，则兴问罪之师：胜算在我，数世之利也。但恐其孙一归，彼愿已遂，求和之意，必乖本图：或请乞多端，难于听许，明年当复来侵，虽获赵全等数人，恐于彼无大损益。此可虑者三也。”（《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谋取板升制虏》）看完这封信，真叫人觉得张居正为了办好这件国防、外交大事，简直是挖空心思了。他就在事情已经成功一大半时，仍然考虑再三，仔细地向王崇古提醒可能出现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要走漏消息给赵全这些汉『奸』；第二个问题是需要俺答先交人，然后明朝军队才交人；第三个问题是担心以后俺答是否仍然遵循盟约。如此的提醒，自然使得王崇古这些前线的将领们感受到了无比的关照。 后来的一件事情说明，张居正上面的那些提醒决不是多虑。就在接近交换人质的时候，巡按御史姚继可上疏弹劾方逢时将消息泄『露』给了敌人。虽然后来查明，没有这回事，但毕竟使张居正惊出了一身冷汗。即便如此，他还是首先想到了自己的爱将，一再吩咐王崇古去安慰方逢时：“姚子之言甚妄，恐金湖闻之，意或灰阻，愿公曲加慰勉。”（《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计送归那吉事》）一片关怀之心，溢于言表。 虽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整个大局还是没有受到影响。约好的时间到了，俺答准备对赵全动手，他把赵全召进自己的大帐中，说要和他商议战事。赵全毫无防备地来了，结果被埋伏着的兵士逮住，连同另外十几个汉人一起送到了云石堡，再送到大同，最后到达了北京。随后，明穆宗在午门楼接受了这些俘虏。在祭天、告太庙之后，这些罪孽深重的汉『奸』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被处死。 养将千日，用将一时张居正的眼光是长远的，他对王崇古的信任和支持，不是一时的、变幻不定的，而是坚定不移的。正是有了这样的支持，王崇古抓住时机，进一步改善了与鞑靼的关系，为明王朝的边防稳定立下了一个大功。 对于这次的成功，有人说是明朝的运气好——谁叫那个小王子自己要跑来投靠呢？但是，这样的说法显得太过于忽略人为因素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张居正的善于识用将才，与王崇古等人里应外合，怎么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因此，准确地说，隆庆四年的成功，更多是依靠人为，少数依靠天时。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不久之后出现的另外一个成功的事件，则完全是张居正用人得当的结果了。 这件事情其实是上面事情的延续。在把汉那吉穿着特制的大红袍回去之后，所有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是啊！都是人，怎么不能为受到这样的款待而感动呢！舍去一个大汉『奸』，换来一家人的和睦，看来是值得的！俺答心里越发感激王崇古了。而王崇古自从上次立功之后，张居正仍然让他坐守北边，正在计划着怎样进一步抓住时机，搞好和俺答的关系。正在他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俺答派人来谢谢他了，并向他表示从此以后不再侵犯大同。这自然又是一件很难盼来的好事，因为不论是张居正还是王崇古，都没有想到有这等好事。张居正也顶多是对王崇古说：“彼亦人也，能不怀感，他日有事，卒相遇于疆場，知军中有‘王太师’，亦必避公三舍矣。”（《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计送归那吉事》）他却没有料到俺答会立誓不侵略大同，因此听见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王崇古自然也兴奋莫名，如此的好运气真是千载难逢！不过，深通外交的他这时已在想进一步与俺答增进关系的计划了。在和张居正商议并取得其支持后，王崇古派人前去拜见俺答，向他提出了请其入贡和重开互市的请求。王崇古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利用现在双方的良好关系，进一步减少边患。因此，派去的人遵照王崇古的意思对俺答说：“打仗有什么好处？纵火劫掠的好处是部下的，不是您俺答的；可失败的危险却是您的！为什么要冒这样大的危险，替部下争取一些与己无关的好处呢？”俺答听了觉得在理，他也知道王崇古是个好人，于是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入贡。如此一来，王崇古又替明朝做出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 尽管王崇古在边疆做出了如此的成绩，可是朝廷那帮迂腐的大臣却对此指摘再三。他们大多数认为不能接受入贡，也不能给俺答封号，原因在于他们的思维仍然停留在明世宗禁开马市的时期。这些人忘记了一个道理，时代已经不同了，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做事的策略也需要跟着变化。在张居正等人的强烈反对下，这些迂腐的大臣终于松口了，但他们仍然要求主张封贡的人担保百年之内没有边患。这样的担保傻子才会作！张居正对这件事情非常气愤，他将这些情绪全都倾诉给了王崇古：“封贡事乃制虏安边大机大略，时人以娼嫉之心，持庸众之议，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遂欲摇『乱』而阻坏之。国家以高爵厚禄，畜养此辈，真犬马之不如也。仆受国厚恩，死无以报，况处降纳叛，既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复他诿！待大疏至，仍当极力赞成，但许贡之后，当更有一番措画。”（《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议坚封贡之事》）这封信里，张居正认为那些反对封贡的大臣实际上是心怀嫉妒，说的都是平庸的话，根本没有长远眼光。他甚至骂这些人是不如狗和马。他认为自己深受国恩，因此应该担当起重任。 “今之议者皆谓讲和示弱，马市起衅，为此言者，不惟不忠，盖亦不智甚矣。……今则因其入贡之便，官为开集市场，使与边民贸易有无，稍为之约束，毋得阑出中国财物及应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辽开原事例耳，又岂马市可同语乎？……至于桑土之防，戒备之虞，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岂以虏之贡不贡，而有加损乎？……利害之归较若黑白，而议者犹呶呶以此为言，故仆又以为不智甚矣。”（《张文忠公全集·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在这封信里，张居正分析了反对封贡的大臣的言论的错误之处。在他看来，现在由『政府』力量介入互市，不会出现以前出现的市场混『乱』现象，因此不能与以前开马市相提并论。而且现在明朝的国防已经强大，不用担心会遭侵犯。 在这些书信中，张居正表达了对那些只知道套用历史经验的大臣的不屑和愤慨。在他看来，只要做好日常的防务，同时对互市进行有效的管理，就不会出现这些大臣担心的问题。一句“不智”，充分表明了张居正对这些迂腐大臣的轻视！ 尽管张居正满腹牢『骚』，但实际的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俺答方面已经决定要入贡了，并且还替鞑靼其他各部作了保证，现在就要看明朝朝廷怎么决定了。当时要处理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封俺答为王及其亲属为官；第二是俺答及其部下入贡；第三是互市，也就是在封贡以后，明朝北边和俺答的部落在规定的日期和地方进行贸易往来。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三个问题都不难，全都是有好处的，明朝『政府』为什么要犹豫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问题并不简单。首先，俺答只是鞑靼一个部落的首领，他并不能替其他部落作保证。这样一来，即使是与俺答部落互市，而其他部落却不互市，那么贸易往来就会有遭到劫掠的危险。其次，有的大臣也担心，封贡、互市以后，中国北部的边防，有因为长久不训练而日益荒废的危险，这自然不利于长久的国防安全。正是在这些顾虑之下，明朝『政府』迟迟没有作出决定。 这个时候，反对封贡、互市的力量很大，比如兵部尚书郭乾就引用明世宗禁止马市来反对互市，而给事中章端甫则说王崇古“邀近功，忽远虑”。可是，在张居正的支持之下，王崇古上疏说：“朝廷若允俺答封贡，诸边有数年之安，可乘时修备。设敌背盟，吾以数年蓄养之财力，从事战守，愈于终岁奔命，自救不暇者矣。”（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王崇古的意思自然是请求朝廷封贡，这无疑是和张居正的主张同出一辙！ 除了上面比较笼统的请求封贡的内容之外，王崇古的上疏里，还具体说到了与封贡有关的八件事：议封号、定贡额、议贡期、立互市、议抚赏、议归降、审经权和戒狡饰。这些事情都是针对封贡提出的详细策略，有利于封贡事宜的顺利进行。 对于这个上疏，同样也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赞同的人包括内阁大学士李春芳、高拱和张居正，反对者中甚至包括了兵部尚书郭乾。双方各执一词，一时间竟没有了主意。没方法，明穆宗只好下诏召集廷议，也就是由与会大臣发言，最后由皇帝作决定。 廷议开始了，定国公徐文璧、吏部右侍郎张四维等二十二人赞同封贡、互市，而英国公张溶、户部尚书张守直等十七人则坚决反对。看来，赞同的是大多数，现在是明穆宗作决定的时候了。大家知道，穆宗是个凡事都要与大学士商量的人，这样一来，张居正、高拱等人就抓住机会极力怂恿穆宗赞同封贡和互市。于是，穆宗决定“外示羁縻，内修守备”，意思就是允许了封贡和互市，同时也需要大力加强整顿国防。 穆宗作出决定后，明朝『政府』很快制定了决策：封俺答为顺义王，赐红蟒衣一袭；昆都力哈、黄台吉授都督同知，各赐红狮子衣一袭；把汉那吉封昭勇将军，指挥使如故。换句话说，这些昔日入侵明朝北部边疆的鞑靼骑士，现在都成了明朝的军官。从这之后，北部的疆土可以暂时安宁了。 在这次的成功中，最大的功臣自然是张居正：没有他的支持，王崇古就不能顶着那么大的压力上疏请求封贡和互市；没有他的机智，在大臣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时，就不会有廷议的召集；没有他，明朝最后作出的决策也无法执行。就在一切都已经顺利结束的时候，张居正的谨慎再次出现了，他向王崇古提出了四件必须小心的事情：第一，在开市之初，老百姓由于以前的战『乱』会不愿和鞑靼交易，因此最初需要由『政府』进行安排，让老百姓知道互市有利可图，这样百姓就会前来进行贸易了；第二，鞑靼会有人来买锅，由于锅是铁铸的，日后便是武器的来源，因此轻易不许卖。广锅不能铸造兵器，可以出卖广锅，但是卖的时候要拿破旧的铁锅来交换；第三，鞑靼使者都不许入朝、入城，只许在边堡逗留；第四，朝廷和鞑靼休战，沿边将士失去劫掠的机会不免生怨，应当防备。 这些看似细微的事情，张居正都考虑到了。这就像他对将才的识用一样，眼光永远是那么敏锐和独到。正是在他这种善于识用将才的敏锐眼光的作用下，明朝的国防才日益走出了疲弱，一天天地变得强大起来，中国北部的边疆也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时机！ 张居正十讲 第七讲 清廉：能臣的软肋 现在只要一说起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大家心里都会产生对他们是否清廉的怀疑。权力太大，而掌握权力的又是有着这样那样缺点的人，因此难免会出现不廉洁的行为。但是，一个官员有些时候的所作所为，不能简单地用“清廉”还是“腐败”来下结论。这样一种情形，同样适合于明朝的首辅张居正。 学生的反噬 事业上最可悲的事莫过于被人反咬一口，尤其是当这人还是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学生时，更令人心寒。张居正不幸就遭遇了这样的事情。他的学生刘台因为不满张居正的批评，因而捏造事实，攻击他腐败。最终张居正依靠着神宗的信任渡过了难关，而造谣者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按照时间顺序，最先出来检控张居正腐败的是一个叫刘台的人。刘台是个什么样的人？据史料记载，刘台在出来检控张居正时，官居巡按御史，也就是进行监察的官员。 大家都知道，在明朝，御史的权力是很大的，因为明朝就是一个注重监察的朝代。按照制度规定，这个刘台的确有权检控张居正的腐败行为。可是，大家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刘台与张居正不仅同朝为官，而且有着很亲密的关系：刘台是张居正在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所取的一个进士。那年，张居正担任主考，刘台前来会试，按照古话，他就是张居正的门生，这两人是师徒关系！ 这就让人觉得纳闷了：这个刘台为什么要告自己的老师呢？他真的是那样大义灭亲吗？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正受宋明理学熏陶的明朝末年，儒家的伦理观念几乎就成了天大的人生准则，上至天子，下至黎民，都要严格信守。这些伦理观念之中，就包括了学生对老师的敬戴。在必须对之尽忠尽孝的天地君亲师之中，老师虽然排在最后，但是也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任何冒犯老师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自然会受到舆论的谴责。那么，刘台为何要冒着如此巨大的压力弹劾自己的老师呢？起因还是要从万历三年的辽东大捷说起。 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明朝取得了少有的抵御外敌的胜利——辽东大捷。辽东一直就是让明朝『政府』、尤其是让张居正最为担心的边疆。这次的胜利，着实让张居正高兴了一阵子。然而，他很快就陷入了郁闷之中。怎么回事？原来，按照规定应该由辽东巡抚张学颜进行的奏报，却被巡按御史刘台捷足先登，抢先报了喜。有人会觉得奇怪：捷报到来，张居正还有什么好郁闷的呢？这样想的人其实并不明白明朝的官职制度。按照明朝的官职制度，巡按和巡抚的职权是根本不同的。明英宗正统四年的时候，对于巡按御史的出巡事宜曾经作过如下的规定：“总兵、镇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御侮，凡调度军马，区划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 这里说到的总兵、镇守官就是巡抚，而风宪官则是巡按，这个规定的意思就是巡按没有过问军事的职权。具体到辽东来说，这里巡抚的全衔叫做“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换句话说，军事上的事情，都属于巡抚职权的管辖范围内。虽然在法律上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一方面随着时代的久远，某些规定容易失去原先的约束力，另一方面这个规定本身也容易让人混淆，因此深明政治制度的张居正早就意识到，对于这一点必须严加要求。他在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到过这件事情：“窃谓抚、按职掌不同，政体亦异。振举纲维，察举『奸』弊，摘发幽隐，绳纠贪残，如疾风迅雷，一过而不留者，巡按之职也。措处钱粮，调停赋役，整伤武备，抚安军民，如高山大河，奠润一方而无壅者，巡抚之职也。近来抚、按诸君，不思各举其职，每致混杂，下司观望，不知所守，以故实惠不流。至于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职，而侵越巡抚之事，违道以干誉，徇情以养交，此大谬也。”（《张文忠公全集·答苏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抚按职掌不同》）张居正的意思是：巡抚和巡按的职权是不同的，巡按的职权是振作纲纪、检查『奸』邪、提拔贤哲和处置贪官，而巡抚则是负责准备钱粮、征收赋税、训练军备和安抚百姓的。但是，现在却存在巡抚和巡按的职权混『乱』，相互侵权的事情，这是极大的错误。 很明显，张居正最担心的就是巡按侵越巡抚的职权。在他看来，巡按的这种行为是在“违道以干誉，徇情以养交”，因此是“大谬”。为了纠正这种错误，他在这封信中，明确地列举了巡按和巡抚的不同职权：巡按的职权是“振举纲维，察举『奸』弊，摘发幽隐，绳纠贪残”，而巡抚的职权则是“措处钱粮，调停赋役，整伤武备，抚安军民”。大致说来，前者就是负责监察，后者就是负责军务，绝对不能够“舍其本职”，侵越对方的职权。 张居正的这种严格要求是有他的道理的。从历史上的战例来看，很多时候都是由于巡按太多干涉巡抚的职权行为，而导致军事上的失败。比如就在取得辽东大捷的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三边总督石茂华就因为御史过于着急地督促作战，只好轻率冒进，结果导致作战的失败，损失惨重！在这次失败后，张居正平息掉心中的怒火，给石茂华写了一封信进行告戒：“今之时政，与先年异。公受分陕之寄，凡事当守便宜，谋定而后发，亦不必汲汲求解于群议也。”（《张文忠公全集·答陕西督抚石毅庵》）在这里，张居正明确地要求边疆的督、抚在军务上要自主，不要受到御史的干扰和牵制。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张居正已经去世很久之后才发生的。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杨镐镇守那时已经岌岌可危的辽东，由于受到兵科给事中赵兴邦一阵紧似一阵的督战，只好贸然进兵，结果造成了辽东战场的空前大败。如果说这个时候的失败，跟明朝急剧衰落的大局脱不开关系，即便是没有督战也难以取得胜利，那么万历三年的军事失败就完全是巡按侵越巡抚职权的结果了，因为那时的明朝经过张居正大力地开源节流后，国力已经得到了增强，应付局部战事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如此看来，张居正对巡按和巡抚之职权进行明确分工的要求是既有法律规定，也有事实依据的，不能不说是正确的决策。 在了解了明朝官职制度和现实的情况之后，大家就应该能够明白张居正的郁闷了。按照规定，军务上的事情是归属巡抚管的，而报军功同样是军务，因此也属于巡抚的职权管辖范围之内。刘台既然是一个巡按御使，自然也就没有权力报军功了。可是，他却捷足先登，虽然是一件好事，却同样犯了大忌！ 有人可能还是会觉得张居正的郁闷没有必要，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人家不就是来报喜吗，就算是侵权抢了正式报喜人的先，也是出于好心，何必揪住一点儿小错不放呢？这样想的人其实是不懂得管理的。管理上最需要严格要求的就是职责明确，谁有什么样的职权，谁又该负什么样的责任，都是必须明确规定并得到严格执行的。不然的话，一个人侵越另一个人的职权，不仅会出现能力不胜任的错误，而且还会使被侵越职权的人得到推脱责任的借口。无论哪种情形，对于需要负责的事务来说，都不是让其得到妥善解决的好事。 从这个角度讲，作为首辅的张居正是非常懂得管理的，他的郁闷也正是由于自己的手下（并且是学生）违背了自己三令五申的规定。在他看来，刘台抢先报喜的行为，就不再是一点小错那么简单，而是一种侵越他人职权的行为，因而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样一来，张居正就决定对刘台进行严厉的斥责，甚至处罚。 张居正心中肯定这样想：要是不抓住这个机会大力整治一下侵越职权的行为，今后官员们就会更加忘乎所以了，自己对之负责的可是一个泱泱大国呀！出了纰漏谁担当得起？狠狠地处罚自己的学生，官员们见自己不徇私情，说不定就会换来他们的恪尽职守呢！ 另一方面，刘台同样觉得很郁闷：自己不就是抢先报了个喜吗？老师犯得着把自己拿来严厉地斥责一番？老师也太没有人情味了！况且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刘台的道理是这样的：我们大明朝的监察权是很大的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就掌握在我们御史的手中。按照规定，地方长官文的有布政使司左布政和右布政，武的有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以及镇守重要关口的总兵官，当然还包括后来添设的巡按、巡抚和总督。巡按、巡抚和总督虽然也设在地方上，而且都有各自的管辖区域，然而他们却是都察院的官，也就是负责监察地方的御史，因而只是名义上的地方官。 由于这个原因，巡按、巡抚和总督这些名义上的地方官就有权力节制甚至比他们官位高的地方官。我刘台作为辽东的巡按御史自然是御史，可他张学颜身为右副都御史以及辽东巡抚也是御史啊！我们都是行使监察权的御史，为什么他可以调度军队，而我来报一个喜都不可以呢？有了这一番道理，刘台自然是很想不开了。加上被自己的老师张居正严厉地斥责了一顿，越发觉得憋屈了！ 其实，我们如果跳出刘台的道理来看，就会发现他根本就是在钻牛角尖！为什么这样说呢？不知大家发现没有，钻牛角尖的人往往都是在一个问题上特别想不通，而不能从更大的环境考虑问题。刘台在对抢报军功这件事情的认识上，就犯了想不通的错误。 公允地说，刘台的道理是有些说服力的，因为同为御史，为什么巡按就不能干涉军务，甚至连报功都不行？这里的确显出了明朝官职制度上的死板！刘台提出的疑问，事实上是在质疑明朝官职制度的合理『性』。然而，制度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是个需要先在理论上讨论的问题，在讨论得出结论之前，还不能把它运用到现实中来。在这样的情况下，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就不再是制度在理论上是否合理，而是其在现实中是否实用！ 正如前面已经说到的那样，历史上的事例已经证明，不允许巡按侵越巡抚职权的制度规定，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实用的，它的确能够保障官员们各司其职、权责明确地干好本职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各种胜利。然而，这个刘台却不知道这样跳出来想，他只知道在那里探究明朝官职制度的合理与否，却不明白任何制度都有其缺陷，难以完美，因而只要能够实用就好的道理。从这个角度讲，刘台不仅在钻牛角尖，而且还不明大体，是个近乎迂腐的书呆子！ 我们作为外人虽然能够知道刘台在钻牛角尖，但是他自己却不知道啊！他还在那里为遭了张居正的严厉斥责而郁闷呢！不止郁闷，他甚至产生了报复张居正的心思。于是，在经过精心的准备之后，刘台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的正月上疏把自己的老师张居正弹劾了。刘台虽然是个书呆子，但是文笔的确不错，告起状来有条有理的，我们不妨把他的上疏摘抄如下：“臣闻进言者皆望陛下以尧、舜，而不闻责辅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纳谏之明，而辅臣无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 ……祖宗朝，用内阁、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荐用张四维、张瀚。四维在翰林，被论者数矣，其始去也，不任教习庶吉士也。四维之为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顾用之，夫亦以四维善机权，多凭借，自念亲老，旦暮不测，二、三年间谋起复，任四维其身后托乎！瀚生平无善状，巡抚陕西，赃贿狼藉，及骤列铨衡，唯诺若簿吏，官缺必请命。所援引者非楚人亲戚知识，则亲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则恩故之党助也。瀚惟日取四方小吏，权其贿赂，而其他则徒拥虚名。闻居正贻南京都御史赵锦书，‘台谏无议及冢宰’：则居正之胁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如是乎？ ……祖宗朝，一切政事，台、省奏陈，部、院题复，抚、按奉行，未闻阁臣有举劾也。居正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 ……至若为固宠计，则献白莲、白燕，致诏旨责让，传笑四方矣；规利田宅，则诬辽王以重罪而夺其府地，今武冈王又得罪矣；为子弟谋举乡试，则许御史舒鳌以京堂，布政施尧臣以巡抚矣，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制拟官禁，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脂膏尽矣；恶黄州生儒议其子弟幸售，则假县令他事，穷治无遗矣；编修李维桢偶谈及其豪富，不旋踵即外斥矣。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末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愤叹，而无敢为陛下明言者，积威之劫也。 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愿陛下察臣愚悃，抑损相权，毋俾偾事误国，臣死且不朽。”（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在这个上疏的第一段，刘台上来就指责张居正没有包容的胸怀，接着就说从明朝开国以来，就废弃了宰相这个职位，一直以来大臣也没有谁敢自称为相的，可是张居正却这样做，真是违背祖宗的法令。 从第二段开始，刘台就列举了张居正违背祖宗法令的行为：首先是张居正在任用内阁人选上的唯亲是举和任用贪污的官吏，完全不顾明朝的廷推制度；第三段则批评张居正的考成法是他自己的创设，根本没有遵循祖宗的法制；第四段则排列了许多关于张居正的坏事，比如献白燕和白莲、强取豪夺辽王的家产……刘台认为，张居正的富足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富甲全楚”，实在是个大贪官，自己就算是再受张居正的恩情，也不能看在眼里不管不顾。于是，刘台豁出去了，一纸上疏弹劾了张居正。 面对弹劾的应对这个上疏的核心是在论证张居正“吾守祖宗法”这句话的虚假，围绕这个论点刘台列举了很多个方面的事由，以证明张居正是个根本无视祖宗之法的人。这些事例之中，最严重的包括任用人才上的擅权、创设考成法的变法等。最后，我们关心的问题来了：刘台直指张居正为官腐败，作风不清廉！他的理由是张居正为“规利田宅，则诬辽王以重罪而夺其府地”，而且“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制拟官禁，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脂膏尽矣”。总之，在刘台看来，张居正的贪污，“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原因是张居正没有当多久首辅，就“富甲全楚”、“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他的话语里有猜测的成分，因为他只是疑问为何张居正上台不久就很有钱了。所以，为了让神宗相信，刘台还讲到了自己和张居正的师徒关系，说自己对张居正本来很感恩，只是由于“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因而“敢讼言攻之”。 刘台的上疏自然让张居正感到震惊和沮丧。自己是刘台的老师，前朝虽然有过学生弹劾老师的事情，但是从明朝开国二百多年以来，还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却被自己给遇上了，这对于张居正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除了震惊之外，张居正还觉得非常沮丧，自己虽然斥责了刘台，可是他显然没有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竟然上疏弹劾，用语极其歹毒，一副准备置自己于死地的样子。自己的学生不能理解自己，还要反咬一口，不能不让张居正觉得沮丧！ 然而，刘台的上疏已经到了明神宗的手里，张居正还是要想法回应神宗的。自己身为老师，的确不适宜太过于动怒，也不适宜强加辩驳。于是，张居正再跟神宗见面时，就说了这样一番话：“依法，巡按御史不得报军功；去年辽东大捷，刘台违制妄奏，法应降谪，彼时臣仅请旨戒饬，刘台已经愤愤不已。后来御史傅应祯妄言下狱，请旨穷诘党与，当时并不知道刘台和傅应祯同乡亲近，从中主持，因此刘台妄自惊疑，全不顾忌，对臣泄恨。二百年来，没有门生弹劾座主的故事，如今臣惟有一去以谢刘台。” 短短几句话，既道明了事情的起因，也道明了自己的态度。最厉害的是，张居正搬出了要辞官不做的法宝，这自然能够让神宗又担心又同情！于是，明神宗起身扶起了跪在御座前面，眼泪簌簌直下的张居正，并亲切地对他说：“先生起，朕当责台以谢先生。” 张居正这时的态度异常坚决，他回到家后，仍然上疏请求神宗允许自己辞官。越来越担心张居正会走掉的神宗，只好小心翼翼地下旨慰留：“卿赤忠为国，不独简在朕心，实天地祖宗所共降监，彼谗邪小人，已有旨重处，卿宜以朕为念，速出辅理，勿介浮言。” 或许这次张居正受的刺激的确太大了，虽然明神宗已经表明了站在他这边，永远支持他的态度，但是张居正还是觉得，刘台是自己的学生，就连学生也不能理解老师的意图了，自己就算是留下来，还有谁能够明白自己的用心呢？这是不利于今后自己的行政管理的！于是，张居正在收到神宗慰留的圣旨后，再次上疏表明自己的去意：“然而臣之必以去为请者，非得已也！盖臣之所处者危地也，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今言者方以臣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王行政者，非威也则福也。自今以往，将使臣易其涂辙，勉为巽顺以悦下耶，则无以逭于负国之罪；将使臣守其故辙，益竭公忠以事上耶，则无以逃于专擅之讥。况今谗邪之党，实繁有徒，背公行私，习弊已久，臣一日不去，则此辈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则此辈一年不便。若使臣之所行者，即其近似而议之，则事事皆可以为作威，事事皆可以为作福，睊睊之谗日哗于耳，虽皇上圣明，万万不为之投杼，而使臣常负疑谤于其身，亦岂臣节之所宜有乎？此臣之所以辗转反侧，而不能不惕于衷也。伏望皇上怜臣之志，矜臣之愚，特赐罢归，以解群议：博求廊庙山林之间，必有才全德备之士，既有益于国而又无恶于众者，在皇上任之而已。”（《张文忠公全集·被言乞休疏》）张居正说自己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处理的是皇家的事情，是在代皇上说话，因此有人说自己是作威作福，试想整天纠缠于皇家事务的人，自然不是威就是福了。因此，自己以后只要改革，就会有人说是违背祖宗法令；自己以后只要遵照既有制度管理，就会有人说是专权。而且，现在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只要自己在一天，这些人就会觉得不便，就要想办法除去自己。而且由于自己处理的事务本来就很容易被人说成是作威作福的事情，因此张居正希望神宗能够明察，免得损害了自己的名节。现在，就让自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张居正说得也有道理，只要有人要鸡蛋里面挑骨头，就算是自己的言行有那么一点点的遭人怀疑，就会被说成是犯了滔天大罪，神宗就算是在支持自己，也不能帮助自己卸掉身上的疑谤，因此还不如离去。对于这样的请辞，神宗自然不会同意：“卿精诚可贯天日，虽负重处危，鬼神犹当护佑，谗邪阴计，岂能上干天道。朕亦知卿贞心不贰，决非众口所能动摇，已遣司礼监随堂官往谕朕意，卿宜即出视事，勉终先帝顾托，勿复再辞。”（《张文忠公全集·被言乞休疏》）神宗的意思很明显，他认为张居正身负国家重任，自然吉人天相，不会遭到『奸』邪之人的危害的。而且他也非常信任张居正，不是随便哪个人就能说动他的。 不仅如此，神宗还派了司礼监太监孙隆前往慰留，并降手谕劝张居正不必介意“畜物”之言，“只思先帝顾命，朕所倚任，保安社稷为重”。此外，还赐了一些酒食。 皇帝都把话说成这样了，张居正哪里还有请辞的理由？其实，张居正是不可能走的，因为他是那样的热爱权力，权力可是自己实现抱负的工具，岂能说丢掉就丢掉，那可是自己打拼了很久才如愿以偿得到的。只不过，这次他遇到的问题太严重了，他不得不出此苦肉计，进一步争得神宗的信任。他在回复神宗赏赐的上疏中说：“夫事推求诸理之至当，心岂必于人之尽知。况臣区区之愚，既特孚于昭鉴，则诸呶呶之口，诚无足为重轻。谨当仰体圣怀，益殚赤悃，冰霜自保，虽嫌怨以奚辞，社稷是图，何发肤之敢惜。”（《张文忠公全集·谢恩疏》）张居正这时自然要表示感谢了，他甚至还找到了一个让自己宽慰的办法，那就是没有什么事物是可以让其他所有事物都理解的，何况人！既然这样，那些诬赖自己的人所说的话，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 这样一来，刘台就倒霉了！“就是因为这个家伙『乱』讲话，才弄得我费了那么多口舌苦留张居正！我可要好好惩罚他一下！”神宗恶狠狠地想。于是，他下旨道：“刘台这厮，谗言『乱』政，着打一百充军，拟票来行。”意思是说，要内阁拟旨，将刘台交付廷杖一百，然后充军。这廷杖可不是好受的，明朝的很多官员就是被廷杖活活打死在朝廷上的。眼看刘台就要遭此厄运，幸好张居正上疏求救，结果刘台才免去了那一百廷杖，得了个“除名为民”的处分。 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弹劾张居正腐败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还需要追问：张居正为何要救刘台？很多人会说，这是张居正念在师徒之情而放了刘台一马！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只是凭借着想象！我们来看一下张居正的书信就可以明白他的心思了：“仆今所处何时也？主上举艰巨之任，付之于眇然之身，今权珰贵戚，奉法遵令，俯首贴耳而不敢肆，狡夷强虏，献琛修贡，厥角稽首而惟恐后者，独以仆摄持之耳，其出处去就，所系岂浅浅哉？彼谗人者不畏不愧，职为『乱』阶，且其蓄意甚深，为谋甚狡，上不及主上，旁不及中贵，而独剚刃于仆之身，又无所污蔑，而独曰‘专擅，专擅’云云，欲以竦动幼主，阴间左右，而疑我于上耳。赖天地宗庙之灵，默启高衷，益坚信任。不然，天下之事，岂不为之寒心哉！自有此事，主上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以痛恨于忌者，盖大舜疾谗说之殄行，孔子恶利口之复邦，故去此人以安仆也，以安社稷也。离明允断，诚理法之正，而仆所以恳恳救之者，盖以仰答圣恩，下明臣节耳，非欲为沽名之事也。”（《张文忠公全集·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这里，张居正讲出了自己救刘台的真正意图：“盖以仰答圣恩，下明臣节耳，非欲为沽名之事也。”意思是说，他不是想做什么沽名钓誉之事，而是为了达到“安社稷”的目的。的确，张居正还需要去沽名钓誉吗？他的心思，早已放在了掌握重权，实现抱负的事业上了！由此说来，张居正之所以要救刘台，只是政治手腕的运用。什么意思？试想，如果因为别人告自己腐败，就把别人赶尽杀绝，那未免也有欲盖弥彰的感觉。因此，他的做法是：暂时放刘台一马，等到事态缓和了，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由户部尚书张学颜揭发刘台在辽东受贿，接着再由辽东巡按于应昌与江西巡抚王宗载严加调查，最终使刘台得到了流放浔州的下场。这就是政治家的作风：一切从大处着眼，却从来不会忘记细节！ 张居正腐败吗？辽王的妃子王氏，也出来控告张居正腐败。她的控告牵扯出了张家和辽王府的几代恩怨，这更加增添了“张居正是否腐败”这个问题的神秘『性』。 讲完了张居正第一次被人检控腐败的故事，再来看另外一次。这次检控发生在张居正已经去世之后，告发的人是上文说过的辽王的妃子王氏。在刘台的弹劾里，曾经说辽王的家被抄了以后，辽王府的家产全部落在了张居正手里。这件事情是否属实呢？我们不得而知。由于刘台的失败，他的弹劾里提到的这件事情自然也就成了诬告之言，没有谁会相信！可是，就在张居正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辽王的妃子王氏就上疏申冤。在她的上疏里，出现了这样一句话：“庶人金宝万计，尽入居正府矣。”辽王的冤魂重现人间了！ 说到这里，大家肯定很想知道辽王是谁？张居正和他究竟有着怎样的恩怨？张居正怎么会因为辽王而两次坐上腐败分子的被告席？要知道，张居正死后之所以会遭受抄家的劫难，很大部分原因都要归结在辽王妃子王氏的这次上疏告状上。让我们把历史的眼光投『射』得更远，回到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去看看张居正和辽王之间恩怨的开始。 嘉靖十六年时，在张居正和辽王身上各发生了一件关系他们一生命运的大事：府学生张居正参加乡试，遇到了赏识他的才学却希望他晚些成才的湖广巡抚顾璘，这使他第一次乡试失败了；辽王在嘉靖十六年死了父亲庄王，正在服丧，也在准备着正式当上辽王。说起辽王，不得不讲讲他的身世：最早的辽王是明太祖的第十五个儿子，叫朱植，洪武二十六年被封为辽王。开始的时候，辽王府在辽宁省的北镇县，建文帝时改封到了荆州。在张居正出生的头一年，也就是嘉靖三年，第六代辽王接受了世袭，他就是庄王。第二年是嘉靖四年，也是张居正出生那年，庄王的妾生了与张居正瓜葛一生的辽王，叫做朱宪。说到张居正和辽王朱宪的恩怨，不得不说说庄王的王妃『毛』氏，这是一个才干出众的女人。由于庄王体弱多病，辽王府的管理大权就落在了『毛』氏手里。因此到嘉靖十六年庄王去世时，朱宪一是由于丧服，二是由于『毛』氏不是自己的亲母，所以并没有得到权力，一切大权都还在嫡母手里。 那么，张居正是怎样和辽王朱宪发生关系的呢？说起来也简单，只是因为张居正的祖父张镇在辽府当护卫。老人家经常把自己孙子的天才拿出来炫耀，加上张居正的才学很早就闻名荆州，因此『毛』氏就很想见上张居正一面。于是，一天『毛』氏就把已经考中秀才的张居正叫到辽王府，赐给他美食，并考查他的学问。一考查让『毛』氏大吃一惊：天下竟真有如此神童！她一面惊叹于张居正小小年纪就学思敏捷，另一方面也为当时仍然放『荡』不羁的辽王朱宪感到失望。在席间，这个女人对辽王说了一句让他和张居正结下冤仇的话：“你这样不上进，终有一天给张居正牵着鼻子走呀！”朱宪年纪虽小，却已有了羞愧和嫉恨之心，听到这话，一腔怒火差点儿没有发作。从这之后，张居正就和朱宪做了朋友，然而却是隐藏着仇恨的朋友。 起初，这种仇恨只是存在于辽王朱宪一个人身上。可是，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让张居正也深深地陷入了这个仇恨的圈子之中。嘉靖十九年，朱宪三年丧服已满，袭封成为第七代辽王。那时候，张居正也摆脱了落第的阴影考中举人，可谓是前途一片光明！张居正的成功，自然加剧了朱宪的嫉恨。可是，他的仇恨却不能发泄到张居正身上！他心想：“我整不了张居正，你的祖父不是我的下人吗？我就整你祖父！”就这样，辽王把仇恨都发泄到了张镇身上。一天，朱宪把张镇召进府，赐给老人酒喝。嗜酒的张镇看见有好酒喝，想着孙子中举，心里十分痛快，于是就开怀畅饮。可是，当他喝到实在喝不下去时，朱宪还要强迫他喝。没有多久，年迈的老人就被活活醉死了。对于祖父的死因，张居正是知道的。然而，在悲痛之余，张居正所能做的只能是忍耐。那个时候的张居正，还远没有一言九鼎的首辅所具有的权威。可是，在他的心底，应该是十分愤恨的。两人一生的恩怨，就这样开始了！ 张居正和辽王的再次相遇是在他回家休假的三年时间里，因为这之前张居正都一直在北京翰林院里任闲职。由于官场上的不得意，张居正回到了家乡。那三年，他并不是闭门不出，而是时常外出走动。很自然，当朱宪知道这位昔日让自己很难堪的才子回来了，也就时常邀请张居正前往府上聚会。这时的辽王朱宪，仍然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也难怪他这样，他那样好的家境，又没有什么职务，全是国家包养着的，不整天寻欢作乐又拿什么来打发日子呢？于是，他整日除了花酒女人，就是修行道教。当时的皇帝是明世宗，也是一个信道教的皇帝。朱宪见修道好玩，也做了起来，还被封为了“清微忠教真人”。可是，每日这些玩意，久了也会生厌。正好张居正回家了，朱宪找到了另外一种乐趣：邀请张居正饮酒作诗！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可以趁机『逼』迫张居正作诗，发泄心中久已有之的怨气！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来心情就不怎么好的张居正只好强忍着自己因家仇生出的怒火，一面抽出空闲陪辽王作诗，一面还要“赞美”辽王的才华：“盖天禀超轶，有兼人之资，得司契之匠。其所著述，虽不效文士踵蹑陈迹，自不外于矩矱（音同“约”）。每酒酣赋诗，辄令坐客拈韵限句，依次比律，纵发忽吐，靡不奇出。或险韵奇声，人皆燥吻敛袂，莫能出一语；王援豪落纸，累数百言，而稳贴新丽，越在意表，倾囊泻珠，累累不匮。”（《张文忠公全集·种莲子戊午稿序》）“种莲子”是辽王的别号，这几句话是张居正为辽王的诗集所作的序。从表面看来，张居正似乎在夸赞辽王的诗才。其实，他的语言暗含讽刺：说辽王的诗“越在意表”、“靡不奇出”，实际就是说他只知标新立异，并不懂得作诗的真正意境。并且这个辽王还喜欢让很多人陪着他作诗，让人依次按韵律作。至于张居正的后面几句话，就完全是一种明褒实贬的态度了。 尽管如此，张居正有他自己作为政治家的城府，他还是在耐心地陪着辽王应酬唱和，这种屈辱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隆庆二年才得以结束！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是辽王的大灾之年。这年的十二月，他被废除了辽王的袭号。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的时候，御史陈省就曾经弹劾过朱宪，这次他就被诏令削去了“清微忠教真人”的道号；到了隆庆二年，巡按御史郜光先再次弹劾朱宪，弹劾中一共列举了他的十三项罪名，明穆宗于是派了刑部侍郎洪朝选进行查处。可是，这个朱宪非常有意思，他没有等到洪侍郎前来调查，就上演了一出闹剧：他找来一面大白旗，上面写着“讼冤之纛”四个大字。这就是说，自己是被冤枉的，而且是个冤大头！本来，明穆宗是想派人来调查之后再作处决的。可是被他这样一整，一件可以大事化小的事情，结果变得更大了：正在他竖起大旗申冤时，恰好被在江陵巡查的按察副使施笃臣发现了，这个按察副使由此认定辽王是要造反，立刻就派了五百个兵士把辽王府围了个水泄不通，一直等到刑部侍郎到来才解禁。 洪朝选来了之后，经过仔细地调查，并没有发现辽王有造反的准备和可能。因此，洪朝选在上奏里，将辽王竖起大旗申冤的事情说成是“『淫』酗暴虐”，另外还奏明了辽王的一些违法行为。上疏到了北京，经过穆宗和内阁的研究，最后决定将朱宪废为庶人，同时也废除了辽王的袭号，所有辽府的宗族一概改属楚王管辖，由广元王管理辽府。 辽王就这样败了，败得一塌糊涂！可是，在辽王败后，有人就开始指摘张居正，说辽王的倒台是张居正报复的结果，是为了给自己的祖父张镇报仇。这些人的谣言越传越神乎，甚至有人说张居正因为责怪洪朝选没有将辽王的行为定为造反，因而将他害死在狱中。种种谣言，不一而足！到了最后，严重的事情出现了：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死了，朱宪的次妃王氏见御史羊可立正在追究张居正的罪责，于是就出来讼冤，明确地说张居正公报私仇，将昔日辽王府的万贯家产全部归在了自己的名下，实属严重的腐败行为！这一次，由于世上已经没有了张居正，他再也不能像刘台攻击他那次一样为自己辩护，进而取胜了。他输得很惨，而且无力反攻！这样一来，张居正就留给了后人无尽的遗憾和怀疑：他清廉吗？ 难以规避的腐败一个身居要位的高官要保持清廉是很困难的，而要让他的家人洁身自好，不沾他的光就更不容易了。评价张居正，就要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家人的品行出发，而不能仅仅将腐败的责任完全归在张居正一人身上。 正如在本讲的开头说的一样，很难绝对地说张居正是清廉还是腐败！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看来，主要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如果一位官员的行为说不上绝对的腐败，那么，他的行为肯定就具有某种当时条件下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正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他的行为才不会被看成是腐败的。然而，一旦离开了那个条件，站在另外一些角度看的话，又会让人觉得这位官员确实腐败得很！关键要看你站在什么角度看问题！其次，如果某些腐败行为在一定条件下是这位官员很难控制的，甚至都发现不了的，也很难去责怪他在腐败。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讲述。 先来看官员很难控制，甚至都无法发现腐败行为的情况。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这里的意思是说，官员本身能够做到清廉，但是却很难控制住，甚至都不能发现自己的家人出现腐败行为。这样的情况的确出现在了张居正身上。我们从张居正当政之后的一些书信，可以看出他的洁身自好。比如，他在一封信中说：“仆近来用人处事，一秉公心，谬持愚见，旁人无所关其说，士大夫公见之外，不延一客，公谈之外，不交一语，即有一、二亲故，间一过从，不过相与道旧故，遣客怀而已，无一语及于时政。”（《张文忠公全集·答工部郎中刘公伯燮言用人毁誉》）这种私人生活，几乎已经到了“闭关自守”的地步了。另外，作为一个热衷政权而且抱负宏远的政治家，张居正应该是一个不贪财的官员。可是，他可以对自己的私生活打保票，却不一定敢对自己的家人打保票。因为腐败势力一旦见到在张居正身上找不到突破口，就会寻找其他出路，这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空气已经极为腐化，就算是张居正家教再严，也难免会出现他意想不到、难以控制的事情。大家不要忘了，张居正自从当上首辅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一直住在北京的寓所里。他可以在北京的寓所里“闭关锁国”，可是他在江陵的家却不是这样的，那个家里的仆役、同族、儿子、弟弟以及父亲张文明，却不一定能像他那样洁身自好。尤其是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大家应该还记得，他可是个放『荡』不羁、充满浪漫气质的文人，张居正管得了自己，却不一定能够管得了父亲张文明。原因不仅在于张文明的『性』格，更在于那时的通讯设施不完善，这样的条件之下，让张居正怎样来管好自己的家人，尤其是父亲张文明？这里，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官员很难控制，甚至都无法发现腐败行为的情况。 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行为具有某种当时条件下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这个意思很明显，上文已经说过，在张居正当政的时代，明朝的政治已经充满了无数腐化的因素。在我们现在看来绝对是腐败的行为，在那时根本就不被认为是腐败，而只是一种习惯。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够理解难以说张居正是清廉还是腐败的原因了，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即使有被现在看成是腐败的成分，也是习惯使然。只不过，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的行为最终被人指摘了，进而习惯就成了腐败。人就是这样，大家其实都在犯罪，虽然心里明白这是犯罪，却由于习惯而默许；可是，只要一人东窗事发，另外的人就会跳出来指责这人的罪过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些可以反映上面两个方面意思的史实吧！第一件事情发生在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这一年，湖广的巡抚和巡按都提议为张居正建立牌坊。先不说能不能给内阁学士建立牌坊，首先来考虑一下需要花费的钱从哪里来。毫无疑问，这些钱自然要从湖广的民众身上来。对于这件事情，张居正听说后，极力劝戒湖广巡抚和巡按不要建牌坊，因为在他看来：“敝郡连年水旱，民不聊生，乃又重之以工役，使万姓睊睊，口诅祝而心咨怨，将使仆为荣乎？辱乎？”这样的话出自一个首辅之口，的确让老百姓觉得开心，也反映了张居正的官场作风！ 可是，事情却没有因为张居正的劝诫而结束，腐败势力想要瓦解一个官员，很少有人能够躲得过。湖广巡抚和巡按看张居正不答应建牌坊，就想出了另外一个贿赂办法：将准备修建牌坊的工钱全数送给张家。然而，听到这个消息后，张居正仍然不肯接受，他在回信中说：“若欲给与折价，尤不敢当。家有薄田数亩，足为俯仰之资，仆又时时以其禄入，奉上老亲，击鲜为宾客费，家不患贫。而诸公所馈，铢两皆民膏也，仆何功以堪之，何德以享之？顷已有书恳控二公，恐未见谅。愿公再以鄙意固请，必望停寝，乃见真爱。若不可止，如向者面凟云云，准作废府纳价，贮库作数，仆亦受惠多矣。仆虽无德于乡人，而亦惧丛怨以重吾过。诸公诚爱我者，宜视其所无者而与之，奈何益其所有以滋毒于仆。恃公道谊骨肉之爱，故敢沥竭肝胆，直『露』其愚。若谓仆心或欲之，而姑饰辞以沽名，则所谓穿窬之徒，不可以列于君子之林矣。”（《张文忠公全集·答荆州道府辞两院建坊》）在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就表明了自己不接受折价的意思，因为自己家里还有田地，另外自己还有一些俸禄，可以奉养老人。他知道这些折价其实就是民脂民膏，因此不肯接受。然而，接下来，张居正却说如果实在推却不了，那就把这些钱作为购买辽王府的对价好了。在他看来，即使是这样做，他仍然受惠良多，担心会结怨于民。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其实并没有坚决地拒绝，在一番推辞之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将这些钱“准作废府纳价”。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将修建牌坊的钱用来作为被张居正占有的辽王府的对价。如此说来，张居正当年的确占有了辽王府，只不过在占有的时候没有给付相应的对价。换句话说，就是在辽王府被废除之后四年，张居正才利用别人要给他建牌坊的钱来付清占有辽王府应该交付的钱。 怎样来评价这件事情呢？很明显，这些钱说来说去都是老百姓的钱，不管张居正最后怎样使用这笔钱，他们都已经受到了盘剥。从这个角度讲，张居正的行为的确属于“穿窬之徒”的行为，是极其腐败的。然而，我们这样讲是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到明朝，就会发现老百姓们对为这位功勋卓著的首辅和老乡建立牌坊，是心甘情愿掏钱的。况且还有地方财政的支持，其剥削程度也并不那么厉害。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只能说，张居正的所作所为其实是符合当时的习惯的！至于他强占辽王府的说法，就更加不能使人信服了！ 在接受了原来用于建立牌坊的钱之后，张家人就立刻用这笔钱修建自己的宅第。虽然钱由自己出，但是建筑工人却是由锦衣卫军士包办。有人看到这里，肯定也会说果然是官官相护，就连赚钱也是一起赚。其实，这同样是明朝的一个未成文习惯。因此，张居正对这样的做法，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他在一封信中如此说道：“新构蜗居，三院会计欲有所助。诸公厚意，岂不知感，但仆本心，原不敢以一椽一瓦劳费有司，故虽督造锦衣，亦止便差用借，诚恐惊扰地方也。今堤工方兴，疲民无措，公私嗷嗷，困敝至此，岂复有余羡为仆营私第乎？仆虽无德于乡人，实不敢贻累以贾怨。且去岁诸公所赐坊价，已即给付工匠，即有不足，以后逐年赐责，及俸入田租，陆续凑办。需以二、三年，可得苟完矣。若诸公创行此意，则官于楚者，必慕为之，是仆营私第以开贿门，其罪愈重。万望俯谅鄙衷，亟停前命，俾仆无恶于乡人，无累于清议，则百朋不为重，广厦不为安也。”（《张文忠公全集·与楚中抚台辞建第助工》）张居正的意思是不愿意让官府为自己老家修房子出力，主要是担心太搅扰地方了。他认为，现在百姓才忙完修河堤的事情，哪里还有精神去为自己服务，这样会结怨于民的。张居正认为自己不能劳烦官府，还说自己一定把修房子的钱交上。他还担心，这样一来就开了贿赂之门。 看到这样的话，相信大家应该会对张居正的形象另有看法了吧！他似乎并不像那些真正的腐败分子那样穷奢极欲，而是每每顾及黎民生存，他甚至担心钱不够给付工匠所需，因此愿意“以后逐年赐责，及俸入田租，陆续凑办。需以二、三年，可得苟完矣。”遵循习惯而接受钱财，但是却用之于给付对价；修建房屋仍然在担忧自己的行为会“恶于乡人”、“累于清议”。 另外几件事情显得非常有趣，一些腐败分子甚至将如意算盘打到了张居正身上，希望直接贿赂他以取得好处。真是明知山有虎，却偏要往虎山行！先来说一位屡败屡战的知县。这个家伙第一次见到张居正就是来行贿的，自然遭到了张居正的严词拒绝。这个知县心想，可能是自己送得少了，不像样。于是他就想方设法买了另外一些贵重礼物，甚至还借来了一条玉带，再次来到张居正住处行贿。这下把张居正气坏了，他拒绝收受贿赂后，写了一封信给这个顽固的知县：“往者别时曾以守己爱民四字相规，故屡辱厚惠，俱不敢受，盖恐自背平日相规之言，有亏执事守己之节。而执事乃屡却不已，愈至愈厚，岂以区区为嫌少而加益耶？至于腰间之白，尤为殊异，顾此宝物，何处得来，恐非县令所宜有也。谨仍璧诸使者。若假之他人，可令返赵。执事从此，亦宜思所以自励焉。”（《张文忠公全集·答傅谏议》）张居正的气愤之情溢于言表。在他看来，以前这个家伙来送礼的时候自己已经叮嘱他要“守己爱民”，可他还是屡次前来，而且送的礼物越来越厚重。这些东西自然不是一个知县用得起的，一定是压榨百姓得来的。因此，他再次叮嘱这个知县要“自励”。 看来当个清廉的首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要经得起糖衣炮弹的狂轰滥炸。这不，刚劝走一位顽固的知县，又来了一位笨头笨脑的巡抚。这位巡抚是郧阳巡抚，在地方上作风非常不正派，但是却又想利用从百姓那里捞来的钱升官发财。怎么办呢？他想到了张居正。于是，他也鬼使神差地『摸』到了张居正府上。张居正见到这样的人就觉得既好笑也好气，为了搪塞他，只好说自己已经向吏部提起了给他升官的事情，但是由于他作风不怎么好，吏部没有答应，要他回去好好反省。可是，这个笨巡抚依然不死心，三天两头跑来说好话。结果，张居正给了他一封信，把他臭骂了一顿：“仆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己，虽越在万里，沈于下僚，或身蒙訾垢，众所指嫉，其人果贤，亦皆剔涤而简拔之，其为贤者谋也，又工于自为谋。公闻之往来之人，岂不诚然乎哉？胡乃不以贤者自处，以待仆之求，而用市道相与，馈之以厚仪，要之以必从，而又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难却，则不知仆亦甚矣。古人言，非其义而与之，如寘之壑中，诚不意公之以仆为壑也！以公夙所抱负，又当盛年，固时所当用者，此后阖门养重，静以俟之，弓旌之召，将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为，舍大道而由曲径，弃道谊而用厚贿，仆不得已，必将言扬于廷，以明己之无私，则仆既陷于薄德，而公亦永绝向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损也。恃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惟公亮而宥之，幸甚。”（《张文忠公全集·答刘虹川总宪》）在张居正看来，自己对贤才的渴求，大过了这个巡抚对自己的希求。如果一个人是真正的贤才，那就不需要老是跑来跑去走后门。可是，这个巡抚却几次前来走情送礼。张居正先是劝诫这个巡抚一定要“阖门养重，静以俟之”，也就是自持静待，那么就自然会得到升迁。如果还继续走后门，就要把他的言行报告朝廷，到那时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这封书信，既有说教，也有恐吓，明确地表达了张居正希望这个官员遵纪守法、勤于政务，耐心地等待仕途通达的心思。从这封信看得出来，张居正对于那些“必欲如流俗所为，舍大道而由曲径，弃道谊而用厚贿”的人是深恶痛绝的。 再来看一下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这可是一个连张居正都毫无办法管束的人。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一直以来就有着“子为父隐”的伦理传统。这个传统的意思是说，就算是父亲犯了再大的错误，作为儿子也不能不为之隐瞒真相，这样做才是真正的孝顺。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传统之下，张居正对一向放『荡』不羁的父亲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甚至连规劝也没有尝试过。因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文明出现腐败的行为，张居正自然是被蒙在鼓里的。不过，尽管如此，张居正对父亲的言行还是有所耳闻。因此，他在一些书信中表达了对父亲的态度：“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张文忠公全集·与楚抚赵汝泉言严家范禁情托》）“敝族家人，虽颇知奉法，然小小扰混，未必尽无，衔勒钤制，不敢一日释也。”（《张文忠公全集·答总宪廖春泉》）这样说来，张居正是知道自己家人的不良行为的，只不过一方面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习惯允许腐败的行为存在，另一方面张居正也确实难以管住自己的家人，因此刘台所称张居正“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还是有那么一些根据的。然而，这也是再所难免的！对于这一点，张居正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经对两广总督刘尧诲说：“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谷当事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门巷阒然，殆同僧舍，虽亲戚故旧，交际常礼，一切屏绝，此四方之人所共见闻，非矫伪也。屡拟严旨，奖廉饬贪，欲庶几以身帅众，共成羔羊素丝之风，而终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尝绝也；钻刺之门，未尝墐也，虽飨荼茹堇，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虽然，不谷固不敢以人之难化，而遂懈其率之之心也，早夜检点，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尽是惧，亦望公俯同此心，坚持雅『操』，积诚以动之，有冥顽弗率，重惩勿贷，至于中伤毁排，则朝廷自有公论，可勿恤矣。”（《张文忠公全集·答两广刘凝斋论严取与》）如此看来，张居正虽然自己对于那些“苞苴之使”和“钻刺之门”没有办法完全杜绝，但他还是在努力改善自身，希望自己能够洁身自好，这样才不负自己的位高权重。 张居正十讲 第八讲 官员的孝顺与孝顺的官员 为什么要区分“官员的孝顺”和“孝顺的官员”？这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区别是：前者强调了作为一个官员、政治家，他是怎样孝顺的；后者则在强调孝顺。 尽孝与治国的冲突俗话说得好，自古忠孝难两全。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死后，他就面临着这个难题。不知道是应该回家守孝，还是应该留下来继续辅佐幼主、治理国家。明神宗的屡次慰留，让张居正更加觉得为难。 从嘉靖三十七年到张文明生病的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整整十九个年头过去了。张居正从一个刚刚步入政坛的翰林院编修，变成了大明朝的首辅，执掌内阁多年，取得了一系列的改革成就。 与此同时，张文明这个放『荡』不羁的府学生也沾了儿子的光，摇身一变成了首辅的父亲。生活自然是不用愁了，有时甚至会有很多好处，比如辽王府的金银到手了、沙洲到手了……只不过，这一切都是看在张居正的面子上。可是，不管张居正的面子有多大，他也不能让时间止步。张文明转眼之间，就是七十岁的老人了，而且由于喝酒太多、生活没规律，身体状况一直不好，终于在万历五年生了重病。 张文明生病是在万历五年的夏天，他病得很重，有时甚至连走路都非常困难。消息传到了北京，张居正自然忧心如焚。按理说，这时的张居正应该请假回家探亲的。可是，一个让他觉得为难的事情摆在了张居正面前——明神宗要结婚了。虽然只有十来岁，但是古代人，又是皇帝，自然要早早地把这事办了，以继承香火。 关于明神宗的婚期，经过反复的商讨，最终定在了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的三月。有人或许要说，张居正的父亲是万历五年夏天病的，明神宗在万历六年三月才结婚，这中间的几个月张居正完全可以回家省亲啊？有什么好为难的呢？这样说的人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这可是皇帝讨老婆，非寻常人家可比。里里外外要准备的事情太多了，就是那些繁杂的婚礼礼仪就够费周折的了。在这样的时候，作为首辅的张居正自然要起重要的调度和组织作用。因此，时间看起来有好几个月，其实并不宽松。如此紧张的时间里，父亲却又病了，怎么不让张居正觉得为难呢？他既想回家探望父亲，也要留下来主持婚礼，当然两头为难！ 这样的情绪流『露』在了张居正写给朋友的信中：“老父顷患甚剧，今虽暂愈，然闻动履尚属艰难，桑榆暮景，风烛可虞。颛拟主上大婚后，乃敢乞身。今定婚期于来岁三月，则陈情之举，当在夏初矣。遥望此期，以日为岁，奈何？”（《张文忠公全集·答司寇王西石》）张居正是在说，父亲的病虽然暂时有所好转，但是行动仍然不方便，风烛残年的景象让人不忍。本来是准备皇上结完婚走，可是婚期却在来年的三月，距离现在还有很久，因此只好度日如年了。 无可奈何之下，张居正还是选择了留下来。或许他的心中在想：“没事，只要父亲还在世，我就有孝敬的机会。况且他只是生病了，家里不会缺医少『药』。可是皇上的大婚一辈子只有一次，还是这个要紧！”然而，就是由于张居正的这个选择，使他再也没有机会跟在世的父亲见面了！ 就在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的九月十三日，张文明这个七十四岁的老人去世了。大家也知道，当时的通讯极为不发达。据说，在张文明死后十二天，也就是那年的九月二十五日，报丧的人才从江陵到达北京。张居正得知噩耗，自然悲痛万分，几日茶饭不思，为自己没有送终感到遗憾和内疚。 这个消息很快传开了，同道们纷纷前来探望和吊唁。明神宗是从吕调阳和张四维那里得知消息的，他对张居正说：“朕今览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了，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何如里！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张文忠公全集·闻忧谢降谕宣慰疏》）神宗的意思是，一方面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他感到无比的心痛，另一方面，他劝张居正不要太过悲伤，因为张居正非比寻常人，肩负有先帝的托孤重任，还要扶保社稷，真是从古到今都没有过的。看到这样的情景，张居正的父亲的在天之灵肯定会感到欣慰，因而劝张居正要看在神宗份上，各自节哀。 神宗不仅降圣旨慰劝，而且赐予了财物若干，要求对张文明的身后恤典，一切从厚。这里的意思很明显，一方面神宗要表达对有功之臣的体恤，另一方面也要乘机安稳住张居正，使他不要因为父亲的去世耽误政务。在明神宗眼里，对皇上的效忠才是“大孝”，因此就算是张居正的父亲死了，张居正也应该“以朕为念，勉抑哀情”！然而，张居正的丧父之痛岂是他的这些话语和行动就能安抚的？此时的张居正已经下决心要按照明朝的丁忧制度回家守孝了！ 夺情：自愿还是被动按照明朝的制度，张居正应该回家守孝以尽人子之情。然而上有明神宗的挽留，下有自己放不下的政权，而这二者对于张居正来说，都是难以置之不理的。因此，张居正最终还是无奈的留了下来。 在讲到张居正和明神宗为他是否遵守丁忧制度而争执不休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制度。 首先，这个制度是适用在内外官吏身上的；其次，当这些人在遇到祖父母或者父母的丧事时，从知道丧事之日起，不计闰月的守孝二十七个月，这叫做“丁忧”；最后，这个守孝时期一满，守孝的官员就要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这叫做“起复”。 以上是这个制度的主要规定，围绕着这些规定，出现了一些补充规定。第一个规定是“凡官吏匿丧者，俱发原籍为民”；第二个规定是“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 这两个规定都是明英宗在位时作出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灵活的规定，那就是所谓的“夺情”——在守孝的二十七个月中，如果皇上作出特别的指示，官员就不许解职，称为“夺情”。之所以这是个灵活的规定，是因为“夺情”一直以来就很少出现。当然，以上的所有制度规定并不适用于带军打仗的官员，这主要是基于战事的考虑，古人将这种规定称为“金革之事不避”。 在有如此制度规定的基础上，加之自己内心的哀痛，张居正按照惯例，向吏部提请将自己放回原籍江陵，准备守孝二十七个月。由于是张居正要执行“丁忧”制度，所以吏部接到他的提请，就向神宗作了汇报。神宗很快就下旨回复：“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冲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 明神宗的意思自然是不允许张居正回家守制了。“岂可一日离朕”，这句话说出了神宗的心思。但是，考虑到守制乃是维系宗法制度的重要环节，不可废止，因此他还是允许张居正守所谓的“七七”之孝，也就是四十九天的孝，可以不用上朝。 看来，明神宗动用了“夺情”的制度规定。本来，按照一般的制度规定，张居正回家守制是毫无疑义的。可是，也正是由于他是张居正，所以才出现了接下来他和明神宗之间往复多次、关于是否允许张居正回家守制的争执。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人之间的上疏和下谕吧！ 明神宗不允许张居正守制的上谕一下来，张居正就立马上疏请求：“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固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臣一介草茅，忝司政本，十有余年，受先皇顾托之重，荷圣主倚毗之专，无论平日所承，隆恩异数，超轶古今，即顷者闻忧之日，两宫圣母为臣悯恻，圣心感动，为臣凄惋，慰吊之使，络绎道途，赙賵之赉，充溢筐篚，又蒙皇上亲洒宸翰，特降玺书，中间慰借之勤笃，勉喻之谆切，尚有溢于圣言之外者。臣伏而读之，一字一泪，虽旁观近听之人，亦无不伤心酸鼻者。夫自古人臣，以忠结主，商则成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说，周则成王之于公旦，汉则昭烈之于诸葛亮，其隆礼渥眷，辞命诰谕之文，载在史册，至今可考，固未有谦抑下巽，亲信敬礼，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微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且人之大伦，各有所重，使幸而不相值，则固可各伸其重，而尽其所当为；不幸而相值，难以并尽，则宜权其尤重者而行之。今臣处君臣、父子，两伦相值，而不容并尽之时，正宜称量而审处之者也。况奉圣谕，谓‘父制当守，君父尤重’，臣又岂敢不思以仰体，而酌其轻重乎？”（《张文忠公全集·乞恩守制疏》）张居正在这个上疏里先表明了自己“非常”的地位，主要就是受先帝托孤重任，而且得到神宗的信赖。这次父亲去世，神宗亲自吊唁，让他感动万分。接着，张居正说古代的大臣都是“以忠结主”，就是对主上忠诚，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神宗对待自己那样“恳笃”的，因此张居正觉得这个恩情太大了，自己就算拼了『性』命也报不完。 然而，伦理价值有很多，有的是等值的，有的不等值。对于不等值的，可以“各伸其重，而尽其所当为”；对于等值的，则要好好权衡才能决定要谁。这就如同现在自己遇到的情况一样，在君臣和父子两个伦理价值之间徘徊，仔细斟酌谁重谁轻。 在这个上疏里，张居正讲出了自己的苦衷：自己现在是夹在了君臣和父子两个伦理价值之间，很费脑筋，就算是“称量而审处之”，也难以摆脱两难困境。这里他一方面有坚决回家守制的意思，但另一方面也有所犹豫，因为他面对神宗那句“父制当守，君父尤重”的话，也不能做得太绝了！ 明神宗收到这个上疏，一点儿也不含糊，下旨道：“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昔当十龄，皇考见背，丁宁以朕属卿，卿尽心辅导，迄今海内乂安，蛮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远待三年？且卿身系社稷安危，又岂金革之事可比？其强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张文忠公全集·乞恩守制疏》）明神宗还是那个意思：“你孝顺我理解，可是我才这么点儿岁数，政务什么的全要靠你！现在国家的各种大事刚刚见到一些起『色』，怎么能让你走呢？” 看到这样的回复，张居正肯定觉得非常无奈。他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再次上疏（即《张文忠公全集·再乞守制疏》）。这个上疏很快得到了回复：“览奏，词益哀恳，朕恻然不宁。但卿言终是常理，今朕冲年，国家事重，岂常时可同？连日不得面卿，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犹以为远，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无一不从，今日此事，却望卿从朕，毋得再有所陈。”（《张文忠公全集·再乞守制疏》）在这个下谕里，神宗见张居正的态度还是没有变，于是就硬说自己的话说的是常理。而且自己现在岁数小，国家大事没有人辅佐怎么办得好？自己几日不见张居正，已经有若有所失的感觉了，还别说张居正要回家去守将近三年的孝。因此，神宗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这两人开始辩论起什么是常理，什么是非常理了。明神宗意思非常坚决：你就算说得再让我感动，但你守孝的行为只是符合常理，可国家大事绝非常理可比。别说你要回家呆三年，就是我准许你守四十九天的孝都觉得时间太长了。看来，神宗真有些下定决心不放张居正走了，他甚至对吕调阳、张四维说即使张居正再上疏一百次，他也不会心软的。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大改变的可能了。君臣之间就这样僵着了，虽然后来张居正再次向神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是神宗仍然雷打不动，坚决不松口。有一次，神宗甚至连“为天下”这样的词语都用上了：“朕为天下留卿，岂不轸卿迫切至情，忍相违拒？但今日卿实不可离朕左右。著司礼监差随堂官一员，同卿子编修嗣修，驰驿前去，营葬卿父；完日，即迎卿母，来京侍养，用全孝思。卿宜仰体朕委曲眷留至意，其勿再辞。”（《张文忠公全集·乞守制疏》）这言语中已经隐隐有怒火和责怪了，但是神宗毕竟没有发火，他甚至还在替张居正想办法：让一名太监跟随张嗣修一起回去安葬张文明，结束后迎奉张居正的母亲来京养老，只是仍然不允许张居正回家。或许他也知道自己的语言太过激烈，于是派司礼监太监何进带去了言语和缓的亲笔谕旨：“朕以幼冲、赖先生为师，朝夕纳诲，以匡不逮。今再三陈乞守制，于常理固尽，于先帝付托大义，岂不鲜终？况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一日、二日万几，尚未谙理；若先生一旦远去，则数年启沃之功，尽弃之矣。先生何忍！已有旨，特差司礼监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完便就迎接先生老母，来京侍养，以慰先生孝思，务要勉遵前旨，入阁办事，岂独为朕，实所以为社稷，为苍生也。万望先生仰体圣母与朕惓惓恳留至意，毋劳又有所陈。”（《张文忠公全集·谢降谕慰留疏》）神宗的意思是，张居正屡次上疏要回家守制，在常理上已经尽了，可是对于先帝托孤的信义却没有尽到。而且自己学问还没学好，志向还没有定下来，张居正一走几年，那岂不是全荒废了？因此，还是像上次下谕说的那样由太监陪同张嗣修回家办理后事，然后接张居正老母来京。这样，张居正就应该安心辅佐自己了。 这样一来，张居正没有办法了。还能怎样呢？人家都把话说成那样了：又是效忠皇上才是大孝，又是为了天下和国家大事。皇上连帮助料理后事都考虑到了，自己还有什么好坚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居正只好承认“夺情”的局势已成。然而，尽管如此，张居正仍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条件：“凡朝士大夫，见者闻者，无不恫切叹颂，皆以大义责臣，谓殊恩不可以横干，君命不可以屡抗，既以身任国家之重，不宜复顾其私。臣连日枕块自思，且感且惧，欲再行陈乞，恐重获罪戾。且大婚期近，先帝之所付托，与国家之大典礼，莫此为重，乃一旦委而去之，不思效一手一足之力，虽居田里，于心宁安？用是茹忍哀悰，不敢再申前请，谨当恪遵前旨，候七七满日，不随朝，赴阁办事，随侍讲读。”（《张文忠公全集·乞暂遵谕旨辞俸守制预允归葬疏》）实际上，张居正一共开列了五个条件：第一，在守“七七”期间，他的所有俸薪一律不要；第二，这期间，他不参与任何的祭祀吉礼；第三，不管是入侍讲读，还是在阁办事，都要穿青衣角带；第四，所有的章奏上都要有“守制”二字；第五，请求允许自己明年回去安葬父亲，并迎接母亲回京。 这些条件并不过分，明神宗很爽快地答应了：“卿为朕勉出，朕心始慰，这所奏，俱准。归葬一节，还候旨行。”（《张文忠公全集·乞暂遵谕旨辞俸守制预允归葬疏》）只要张居正不离开北京，估计要求再高一点儿的条件，神宗也是会答应的！ 张居正被“夺情”了，他只好留在遥远的北方，哀悼自己的亡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局面的出现呢？表面看来，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明神宗不肯放人，但实际上问题的答案没有那么简单。那么，这些原因是什么呢？ 通过仔细地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导致张居正被“夺情”局面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当时的整个明朝『政府』以及明神宗都离不开张居正来执掌政权，处理政事。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我们要看到，自从张居正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的六月执政以来，到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五年多的时间，整个大明朝无论哪个方面都有了好的起『色』：政治上国家安定，经济上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老百姓也减轻了赋役，据说当时的国家粮仓太仓所存的粟可够全国吃十年，国库太仆寺也有四百多万的积累资金；外交上收服了北边的俺答，唯一有问题的是辽东，但是它也得到了很好地控制。 取得这样的成绩，自然离不开张居正的功劳。在这样的局面下，整个国家更加不能离开张居正，因为假设张居正一走，可以说大明朝『政府』将几近瘫痪。有人觉得疑问：后果有那么严重吗？如果真切地了解一下当时的『政府』成员，就不会有人产生以上疑问了。 对明朝政治起着实际调控和布局作用的内阁里面除了张居正以外，没有什么人能够担下首辅之职：吕调阳是个老实忠厚的人，这样的人做做具体工作还可以，要他来全盘调度和协调，他的能力还差了点儿，另外这个人也没有多大的抱负；内阁里有些才干的或许就是张四维了，但是张四维的资历太差，干政治的人没有资历就不能服众，把政权交给他也会出问题。 有人或许会问：不能把权力交给内阁，把它交给明神宗不就行了吗？因为整个内阁的权力都是皇帝给予的。话虽如此说，可是当时的明神宗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孩，怎么能担负得起如此艰巨的工作。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明神宗一直不松口放张居正回家守制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确实是一步也不能离开张居正。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张居正舍不得丢开自己热爱的政权，甚至害怕由于回家守制而失去了自己热爱的政权。关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作如此的理解：无疑，张居正对于自己手中的政权是非常热爱的。 他获得这样重的权力、这样高的地位，虽然不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是经过了辛苦努力的。他走到今天这个份上，的确不容易。另外，对于政权的重要『性』，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张居正是深有体会的。没有权力，就实现不了他报国安邦的宏伟抱负。 假设明神宗不下旨“夺情”，也就是放张居正回家守制，大家来想一想张居正会不会走？我的意见是他同样不会走。因为，首先，前面说过，『政府』里没有好的人选顶替他将近三年离任时期的职务；其次，他担心一旦放开政权，就不可能再收回。 换句话说，如果只是舍不得政权，张居正不一定会留下来；可是由于担心丢掉政权，他就一定会留下来。 可是，张居正的这种担心是怎样产生的呢？这种担心有必要吗？在考察明朝关于官员，尤其是内阁大学士“丁忧”的历史情况之后，我们认为，张居正的这种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般说来，明朝的内阁大学士遵循“丁忧”制度回家守孝，在二十七个月的时期满之前，大多能够得到起复，也就是官复原位。比如，明成祖永乐六年六月，杨荣“丁忧”，那年的十月就得到了起复；明宣宗宣德元年正月，金幼孜“丁忧”，很快就得到了起复；明宣宗宣德四年八月，杨溥“丁忧”，也是随即就得到了起复；明景帝景泰四年五月，王文“丁忧”，当年的九月得到起复；明宪宗成化二年三月，当时任首辅的李贤“丁忧”，五月即官复原位了。 这些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况且还有制度上的规定，按理说来是不应该出现官员“丁忧”后，就把乌纱帽给丢了的。然而，制度和历史传统都是死的，实际政治却是活的。在政局里，别说是二十七个月，就算是两个月，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虽然说制度和历史上都有官员“丁忧”后起复的规定，但那只是理论上的，与实际还有一定的距离。看看那些已经离开北京政局的前任阁员们吧！徐阶、陈以勤、李春芳、殷士儋，有谁能够“王者归来”？ 政权就是一个时机问题，你错失了时机，也就错失了政权。大家想一下，张居正从二十三岁考中进士以后，经过三十一年的奋斗，才取得了现在的政治地位，他怎么能够轻易放弃呢？ 事实说明张居正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就在张居正忙着上疏请求明神宗开恩准许自己回家守孝的时候，翰林院和内阁里面那些属下就已经开始到次辅吕调阳那里道喜去了。 根据明朝政坛的潜规则，当首辅离开职位三天以后，次辅就可以把自己的座位从内阁的右边迁到左边，实际上意味着逐步蚕食首辅的职权。一到这个时候，翰林院的那些后辈翰林以及内阁的僚属都穿着红袍到内阁去道喜。 前面说过，这个吕调阳是个老实人，他不愿意得罪谁，因此既没有把自己的座位从右边移到左边，可是却又接受了大众的道喜。这在他自己看来，或许已经做得四平八稳了。可是，他的接受众人朝贺毕竟还是一种带着挑衅意味的行为，这自然让张居正感到担忧和愤懑：自己现在还没有离开首辅的位置，就已经有这么多人开始『露』出真面目了，要是自己真的回家守孝二十七个月，如果还有机会回来，岂不是什么都变了？说不定，自己可能需要重头做起。 政治不比其他，哪是说重头来就能够重头来的呀？自己辛苦奋斗了三十年才得来的政权，只为了一个十九年不曾见面的父亲就丢掉，代价未免太大了。不行，不能走！ 此时的张居正，心中一定充满了留恋和担忧，但同时也充满了矛盾。然而，他还是作出了选择：他舍不得自己热爱的政权，舍不得自己一手改革的『政府』。当他作出不回家的决定时，他的脑海中一定回响着同事李幼孜劝自己的话：“皇帝冲龄，天下不可一日无相公，相公怎样忍得回去守制呀！” 以上就是造成张居正不能回家守孝的主要原因。从这些原因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作为一个处于政治权力中心的政治家，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孝顺之心已经被各种制度和现实中的问题无情地扭曲了。然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人只能是他自己。换句话说，上面说到的两个原因其实是一个：那就是张居正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造成他不能回家做个孝子的根源。 可以说，不让张居正离开政局，已经是整个明朝『政府』的呼声。然而，最早喊出这个声音的却是张居正自己。 守孝北京：折衷的孝道张居正最终选择了留下，然而他却不可能一如往常一样了，毕竟他是一位正处于服丧期的孝子。张居正开始在北京为父亲守孝，然而身为大明朝顶梁柱的他，即便是在守孝，也仍然摆脱不了政治事务的烦扰。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采取一种折衷的孝道。 张居正选择留了下来，没有回家守制。但是，这样的守制毕竟跟礼俗的要求差得太远，于是张居正就想出了另外一种“补救”的办法。为什么说是“补救”呢？原因在于，张居正虽然基于太多因素不能回家守孝，但是却仍然需要做些事情来表示他的孝心。他的这个补救办法就是辞俸守制。这个办法是在万历八年他的一个奏疏中提到的，内容如下：“臣又查得前代典礼与本朝律令，凡夺情起复者，皆居官食禄，与见任不殊。故先年大学士杨博、李贤等，皆从服中升官考满，以事同见任故也。今臣乃辞俸守制，皇上原未夺臣之情，臣亦未尝于制中起复，比之诸臣，事体原自不同。”（《张文忠公全集·辞考满加恩疏》）在这个上疏里，张居正提出了辞俸守制的办法，因为在他看来，神宗并没有将他“夺情”，而自己也没有在守制的时候得到起复，因此相当于自己现在没有工作，所以不应该要工资。 如此看来，所谓的辞俸守制意思就是在守制期间，官员的禄俸全部都要免除。而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由于张居正没有遵循原有的守制制度。然而，他虽然有这样的心思，明神宗却不可能让这位老臣饿着肚子。于是，明神宗下旨吩咐道：“元辅张先生，俸薪都辞了。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著光禄寺每日送酒饭一桌，各该衙门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一百支、柴二十扛、炭三十包，服满日止。”（《张文忠公全集·谢内府供给疏》）皇上实际上是给没有工资的张居正发了额外的补贴，而且补贴得还不少。他对张居正的照顾，由此可见一斑了。其实，这何尝又不是一种交易？你张居正可以为了我明神宗的江山，连给父亲守孝都推去了，我怎么还能不表示一下？搞政治的人就是这个样子，总要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和人之常情之间寻找和谐与平衡，但是却往往因此变得非常虚假，让人觉得少了应有的温暖！然而，这毕竟是皇上的一番美意，作为臣子来说，即便这番美意很虚假，却仍然能让他感恩戴德：“但孤暂留在此，实守制以备顾问耳，与夺情起复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禄，下不通四方交遗，惟赤条条一身，光净净一心，以理国家之务，终顾命之托，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张文忠公全集·答蓟镇巡抚陈我度言辞俸守制》）在张居正看来，自己在北京守制，与“起复”不同，因此不能享受国家俸禄，只有用心处理国家大事，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私心。 就这样，张居正开始在北京的家中给父亲“七七”守孝了。在守孝期间，他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主要就是一些大臣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和目的上疏弹劾张居正，其弹劾内容大多是针对他的不遵守古制，大逆不道之类的，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这些事情很快得到了解决，毕竟张居正的背后是明神宗，他的“破坏”传统也是基于明神宗的夺情，因此针对张居正的攻击事实上指向了皇上。至于这些事的结果就很自然了，古老的廷杖制度再次派上了用场。最终，以神宗亲下谕旨，讲明自己的态度和对百官的要求而结束！ 七七四十九天的守制看起来时间也不长，可是在明神宗眼里，那可就长了。为什么这样说？很显然，没有了张居正，明神宗可以说是六神无主：有那么多政事需要和张居正商量，可这位首辅却不能在内阁里面办事，因为要守制，内阁的重要公文，一律都送到张居正家中批阅，十分不方便。明神宗盼星星盼月亮似的，数着日子过完了这四十九天。终于到了十一月初，七七日子满了，明神宗兴奋地宣召张居正进宫面圣。 君臣见面，双方都很激动，这在明神宗尤为明显。张居正先开口，来了一段感激肺腑的话：“臣父不幸，仰荷圣恩，赐吊赐赙，又遣官治葬，恤典殊常。臣于国家，未有尺寸之功，叨此隆思，感洞心膂。” “先生孝情已尽了，”神宗答道，“朕为社稷，屈留先生。先生只想父皇付托的意思，成全始终，才是大忠大孝。” 明神宗始终不忘重新解释何谓真正的忠孝。 听见这句话，不知是什么感情激动了张居正，他的眼角流落了一颗泪珠：“伏奉皇上前后谕旨，委曲恳切，臣愚敢不仰体？又昔承先帝执手顾托，誓当以死图报，今日岂敢背违？但臣赋『性』愚直，凡事止知一心为国，不能曲徇人情，以致丛集怨仇，久妨贤路。今日若得早赐放归，不惟得尽父于微情，亦可保全晚节。” 张居正的意思是说，自己深受先帝和神宗的大恩，自然应该以死相报，不肯违背。但是现在自己由于不循人情，所以得罪了不少人，妨碍了贤才的升迁。因此，他请求神宗让他告老回家，一面可以补上对父亲的孝心，一面也可以保全晚节。 “先生精忠为国的心，”见到张居正哭，神宗也挺动感情地说，“天地祖宗知道，圣母与朕心知道。那群『奸』小人乘机排挤，自有祖宗的法度治他们，先生不必介怀。” 神宗接着转到了正题：“今日好日子，先生可就阁办事。”（《张文忠公全集·谢召见疏》）另外，明神宗还赐给张居正很多财物。对于这些恩赐，张居正一边谢恩，一边准备着重整精神，入内阁处理政务。 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明白，张居正这时候究竟是怎样一种心情呢？从表面上看来，他好像已经从先前的悲哀和遗憾情绪之中走出来了。然而，大家不要忘了，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还没有入土为安呢！有着这样的大事在心中，张居正肯定是很难安心工作的。只不过，自己跟明神宗已经约好，七七日期一满，就要回去“为主子服务”。因此，即使自己心中还在牵念父亲的葬礼，也只好暂时搁置一旁，等处理好眼前的一件大事再说。 这是一件什么样的大事呢？它便是前面说到过的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明神宗的大婚。在万历六年的正月里，司礼监文书官邱得口传了皇太后的慈谕：“这大礼，还著元辅一行，以重其事。”意思就是让张居正全权『操』办儿子的婚礼。 她想到了张居正还在服孝的事情，因此专门叮嘱道：“忠孝难以两尽，先生一向青衣角带办事，固是尽孝；但如今吉期已近，先生还宜暂易吉服，在阁办事，以应吉典，出到私宅，任从其便。”为了她儿子的婚礼，别人就不能尽孝心了！这便是统治者的照顾！ 张居正对于这样的要求自然也是无可奈何，只好与英国公张溶一起当上了婚礼大使，张溶为正使，张居正是副使，而且从正月十九日起，就开始穿上了所谓吉利的服装。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准备，婚礼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就等着吉日的到来了。看着这样的情况，一向住在乾清宫的慈圣皇太后，就决定退居慈宁宫了。她这样做，一方面是遵循古制，一方面是为了将监护明神宗的责任交给张居正。她在走之前，分别给明神宗和张居正下了一道慈谕。给神宗的慈谕内容如下：“说与皇帝知道，尔婚礼将成，我当还本宫，凡尔动静食息，俱不得如前时闻见训教，为此忧思。尔一身为天地神人之主，所系非轻。尔务要万分涵养，节饮食，慎起居，依从老成人谏劝，不可溺爱衽席，任用匪人，以贻我忧。这个便可以祈天永命，虽虞舜大孝，不过如此。尔敬承之，勿违。”（《张文忠公全集·乞遵守慈谕疏》）她的意思是，神宗结婚后，自己就要搬回原来的住处了，不再跟神宗住在一起，因此希望神宗要好好照顾自己。她劝戒道，神宗一人身系诸多大事，因而在饮食起居方面都要注意，多听劝谏。 在给张居正下慈谕的时候，慈圣太后还赐给了张居正坐蟒、蟒衣各一袭、彩段八表里、银二百两。给张居正的慈谕内容如下：“皇帝大婚礼在迩，我当还本宫，不得如前时常常守著照管，恐皇帝不似前向学勤政，有累盛德，为此深虑。先生亲受先帝付托，有师保之责，比别不同。今特申谕交与先生，务要朝夕纳诲，以辅其德，用终先帝付托重义，庶社稷苍生，永有赖焉。先生其敬承之，故谕。”（《张文忠公全集·谢皇太后慈谕疏》）她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自己现在不在皇帝身边了，担心皇帝不用心学问和政事，因此嘱咐张居正要早晚教诲，不要辜负了先帝的托孤信义，这样天下苍生才会有所依赖。 可以说，从此以后，张居正的责任更加重大了。这或许也是由于慈圣太后知道张居正面临着为家还是为皇上的矛盾，不知如何选择，因此干脆把监护皇上的责任和权力完全交给了张居正，好以此来使之尽心辅佐明神宗。 这是皇太后的心愿，那么张居正的态度呢？无疑，此时的张居正已经权倾朝野，即便皇太后不下这个慈谕，对于神宗来说，他也是朝夕照管和辅佐自己的监护人。然而，毕竟此时的张居正家事未定，即使接受了如此重要的权力，他也只能是敷衍行事而已！因此，我们就不难看出下面这篇上疏语言上的形式化了。这篇上疏是张居正收到皇太后的慈谕后写的：“兹奉诰谕，以慈驾还宫，虑看管之少疏，恐圣德之有累，委臣以师保之责，勉臣以匡弼之忠，宠锡骈蕃，开谕恳切。臣捧读未竟，涕泗横流。念臣昔承先帝顾托之重，既矢以为国忘家，捐躯徇主矣，其在今日，敢不益掳忠荩，图报国恩。但内禁外廷，地势自隔；臣谟母训，听纳悬殊：尚冀我圣母念祖宗基业之重，天位保守之难，凡所以拥护圣躬，开导圣学者，尤望时加训迪，勿替夙恩；臣知皇上纯孝『性』成，必能仰承慈意，服膺罔懈也。至于进尽忠言，弼成圣政，则臣分义所宜自尽者，虽微慈谕，犹当思勉，况奉教督谆谆，敢不罄竭愚衷，对扬休命，臣诚不胜感激祈望之至。”（《张文忠公全集·谢皇太后慈谕疏》）意思很简单，没有多少实际的东西，一面感恩戴德，一面信誓旦旦，目的只是让皇太后看见之后觉得放心！ 就在张居正接受了皇太后的慈谕不久，明神宗的大婚典礼举行了！婚礼办得自然隆重异常，皇家的富贵和尊严尽显无遗。张居正由于『操』办有功，照例受到了的赏赐，然而他没有接受。 尽孝能否“缓期执行” 虽则有神宗的再三挽留，张居正还是决定回家为父亲送葬。然而，风风光光的办完了父亲的丧事之后，在神宗的催促和繁忙政务的压力之下，他又不得不急急忙忙地赶回北京，没能实现亲自陪母亲进京的愿望。 可以说，即便是在『操』办皇上大婚的繁忙时期，张居正也在牵挂着父亲的葬礼。这一点，我们从婚礼一结束，张居正便立即言辞坚决地上疏请求给予假期以便回家葬父这件事就看得出来。在那篇上疏里，尽管张居正于理于情都说得头头是道，但是他的言语却没有打动明神宗的心，这次上疏得到了皇上如此的回答：“卿受遗先帝，辅朕冲年，殚忠宣劳，勋猷茂著。兹朕嘉礼初成，复奉圣母慈谕惓惓，以朕属卿，养德保躬，倚毗方切，岂可朝夕离朕左右？况前已遣司礼官营葬，今又何必亲行？宜遵先后谕旨，勉留匡弼，用安朕与圣母之心，乃为大忠至孝，所请不允。”（《张文忠公全集·乞归葬疏》）神宗又搬出了自己岁数小，需要人辅佐的老话，结论还是不能离开张居正一步。不仅如此，他这次更有理由了，因为他已经派人前去处理张居正父亲的后事了。 估计，当时明神宗肯定觉得有些想不通：“我不是已经派了人回江陵帮你安葬你父亲了吗？怎么还要请假回去？”作为皇上的他自然这样想了，毕竟死的也不是他的父亲。 面对皇上的拒绝，张居正没有放弃，硬着头皮再次上疏。这一次的语气显得非常的急迫：“夫尽忠所以尽孝，而死者不可复生，臣岂不知今日之归，无益臣父之死；且重荷殊恩，特遣重臣，为之造葬，送终之礼，已为极至，臣今虽去，亦复何加，但区区乌鸟私情，唯欲一见父棺，送之归土，以了此一念耳。若此念不遂，虽强留于此，而心怀蕴结，形神愈病，必不能专志一虑，以图国家之事；公义私情，岂不两失之乎？比得家信，言臣父葬期，择于四月十六日，如蒙圣慈垂怜，早赐俞允，给臣数月之假，俟尊上两宫圣母徽号礼成，即星驰回籍，一视窀（音同“谆”）穸（音同“夕”），因而省问臣母，以慰衰颜。傥荷圣母与皇上洪庇，臣母幸而康健无病，臣即扶侍同来。臣私念既遂，志意获纾，自此以后，当一心一虑，服勤终身，死无所憾。是今虽暂旷于数月，而后乃毕力于终身，皇上亦何惜此数月之假，而不以作臣终身之忠乎？此臣之所以叩心泣血，呼天乞怜，而不能自已者也。若谓臣畏流俗之非议，忘顾托之重任，孤负国恩，欲求解脱，则九庙神灵，鉴臣之罪，必加诛殛，人亦将不食其余矣。”（《张文忠公全集·再乞归葬疏》）在这个上疏里，张居正先讲了一番忠孝的大道理，之后他摆出了一副『逼』急了的样子：“若此念不遂，虽强留于此，而心怀蕴结，形神愈病，必不能专志一虑，以图国家之事；公义私情，岂不两失之乎？”意思是说，你明神宗如果这次不让我回家，就算把我留下来了，我也不给你好好干活！到时候对我对国家都不好，你看着办吧！因此，他还是乞求神宗给他假期，让他好回家去安葬父亲、探望老母。他还说，自己只走这几天，以后自己就全部属于国家和皇上了，希望皇上能够给予假期。 看到这样的奏章，明神宗估计有些吓着了，他立即就准奏。或许是的确他不能离开张居正的辅助，也或许是张居正的上疏言辞太过激烈把神宗给刺激的。明神宗虽然准许了请假，但是却规定了回京期限，深怕张居正一去不回：“朕勉留卿，原为社稷大计，倚毗深至。览卿此奏，情词益迫，朕不忍固违，暂准回籍襄事。还写敕差文、武官各一员护送，葬毕，就著前差太监魏朝，敦趣上道，奉卿母同来，限五月中旬到京。往回都着驰驿。该省抚、按官仍将在籍起身日期，作速差人奏报。”（《张文忠公全集·再乞归葬疏》）明神宗实际是在担心张居正一去不回，因而还派了文武官员护送，并且限定了回京日期。明神宗的担心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张居正怎么可能那么轻易放弃政权呢？可是，张居正对于明神宗来说的确太重要了，以至于在神宗为张居正定下回家的三月十三日之前，陆续赐予路费等财物，而且亲下手谕再次叮嘱其早去早回：“朕大礼甫成，倚毗先生方切，岂可一日相离？但先生情词迫切，不得已，准暂给假襄事，以尽先生孝情。长途保重，到家少要过恸，以朕为念，方是大孝。五月中旬，就要先生同母到京，万勿迟延，致朕悬望。”（《张文忠公全集·谢赐敕谕并银记疏》）在这样的叮嘱之后，明神宗仍然觉得不放心，于是他就宣张居正于三月十一日到文华殿面辞。下面就是两人那天的对话。 还是张居正先说话：“臣仰荷天恩，准假归葬，又特降手谕，赐路费银两、表里及银记一颗。臣仰戴恩眷非常，捐躯难报。” “先生近前来些，”神宗语气很柔和。 张居正向前挪了几步。 “圣母与朕意，原不肯放先生回，”神宗接着说，“只因先生情辞恳切，恐致伤怀，特此允行。先生到家事毕，即望速来。国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 居正叩头谢道：“臣之此行，万非得已。然臣身虽暂违，犬马之心实无时无刻不在皇上左右。伏望皇上保爱圣躬。今大婚之后，起居食息，尤宜谨慎。这一件，是第一紧要事，臣为此日夜放心不下，伏望圣明，万分撙节保爱。又数年以来，事无大小，皇上悉以委之于臣，不复劳心；今后皇上却须自家留心，莫说臣数月之别，未必便有差误。古语说：‘一日、二日万几，’一事不谨，或贻四海之忧。自今各衙门章奏，望皇上一一省览，亲自裁决。有关系者，召内阁诸臣，与之商榷停当而行。” “先生忠爱，朕知道了。”神宗答道。 “臣屡荷圣母恩慈，以服『色』不便，不敢到宫门前叩谢，伏望皇上为臣转奏。”居正道。 “知道了，”神宗叮咛道，“长途保重，到家勿过哀。” 这时的张居正真的是动了感情了，他趴在地上，哭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先生少要悲痛，”神宗一面安慰，可他一面也开始哭起来。（对话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引文有改动）两人的对话到此结束，之后张居正就拜辞了。从这里看得出来，此时的明神宗对张居正不仅是一种君主对得力大臣的依赖，更多的是一种晚辈对长辈的依恋。因此，也就怪不得他那么不放心张居正的离开了！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三月十三日，张居正终于从北京出发，回江陵为自己的父亲安排葬礼，以尽孝心！可是，这个孝心也来得太迟了。为了履行自己对皇上的忠心，就不能履行对父亲的孝心！身为首辅的张居正和身为人子的张居正，一度不能得到两全，这次才终于合二为一了！ 说起张居正的这次回家，那场面可就壮观了！毕竟，人家可是身为首辅的孝子，而不是普通的孝子。据说，张居正乘坐的轿子需要三十二名轿夫才能抬动，轿子的前面是起居室，后面则是寝室。这一顶豪华至极的大轿，在蓟镇总兵戚继光派来的铳手、箭手的保护下从北京南下，一路浩浩『荡』『荡』地走州过府。每到一处官府，府、州、县的官员就要出城跪迎，奉上礼物奠品。而张居正每次都只收奠品，其余礼物却谢绝了。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四月初四，首辅张居正终于回到了江陵。 回到家，由于神宗规定了回京的日期，因此张居正马不停蹄地开始安排父亲的葬礼。还好，这次陪张居正一起会葬的有几位朝廷的官员，包括司礼监太监魏朝、工部主事徐应聘，他们是神宗派来专门经营葬事的；礼部主事曹诰，他是专门负责谕祭的。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地方官前来会葬，他们是先任湖广巡抚、升刑部右侍郎的陈瑞，抚治郧襄都御史徐学谟及司、道等人。在众官员的协助之下，很快张文明就于四月十六日在太辉山下葬。仔细想想，如果在这位府学生死的时候会觉得儿子有些不孝的话，那么他的在天有灵，此时肯定觉得风光无限了吧！ 风光的葬礼办完了，按理说张居正应该早日回到北京才是，因为那里还有一个焦急等待的明神宗。另外，办完葬礼也已经快到五月了，离神宗限定回朝的五月也没有几天了，除去在路上的时间，实在是到了应该动身的时候了！ 然而，张居正却迟迟不见要出发的样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还有一个七十三岁的老母，要一起请回北京安养晚年。可是，这个时节正是炎炎夏日，这位老母亲怎么能经得起酷热的暑天跋涉。 正是基于这个担心，张居正才迟迟没有走。那他在等什么？他在等皇上的回信。在这之前，他已经上疏请求神宗宽限几日，等到八、九月天气凉爽时，好陪同老母一同赴京。大家想想，神宗收到这封信之后会有多着急。说好的事情，怎么变卦了呢？他急忙吩咐内阁拟旨，要求张居正五月下旬必须回到京城，至于他的老母亲，则安排太监魏朝等到秋凉护送入京。这位皇帝心里的焦急跃然纸上：“谕元辅张先生：自先生辞行之后，朕心日夜悬念，朝廷大政，俱暂停以待。今葬事既定，即宜遵旨早来，如何又欲宽限？兹特遣锦衣卫堂上官，赍（音同“基”）敕催取。敕到，即促装就道，以慰惓惓。先生老母畏热难行，还著太监魏朝将先生父坟未尽事宜，再行经理，便候秋凉，护送先生老母同来。先生宜思皇考付托之重，圣母与朕眷倚之切，早来辅佐，以成太平之治，万勿耽延，有孤悬望。先生其钦承之。”（《张文忠公全集·奉谕还朝疏》）道理说得多清楚：你我约好了的，葬事一定，就立即归来，“如何又欲宽限？”你母亲怕热，你不怕热吧？那你就赶快给我回来！然后，就是一番深刻的大道理。这个皇上已经学会了讲话既抓住道理，也抓住情感！ 话说回来，明神宗的着急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时的明朝『政府』，尤其是神宗本人，离开了张居正，简直可以说是无法运作。自从张居正离开以来，举凡重要的政务公文，还是要张居正来作决断。 在张居正走之后，明神宗只是让内阁大学士们处理一些日常事务，重要的则派人送到江陵给张居正处理。这自然是基于神宗对张居正的信任。另外，这些内阁大学士们，有的是张居正的学生，有的比张居正资力浅，也就是说没有张居正那么有权威，因此他们在遇到重要事务时，一般也不敢擅自做主，只好留待首辅来解决。 从这个角度讲，张居正之所以再次无法尽孝心，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谁叫他张居正是个如此受重用的首辅呢？ 没有办法，张居正暂缓回京的希望落空了，他只好先尽忠，至于是否能尽孝，就要看命运的安排了！在辞别了老母，叮嘱司礼太监魏朝好生护送太夫人秋季入京以后，张居正于五月二十一日从江陵出发往北京返。仍然是三十二人的大轿，仍然是浩浩『荡』『荡』的队伍。从此，这支队伍以及带队的首辅再也没有回来过！ 这是夏天的道路，由于路上雨水多，使道路变得极为泥泞难行，队伍前行缓慢。如果还是以这样的速度走下去，别说五月下旬，就是六月下旬也到不了北京。无可奈何之下，张居正只好请求宽限回京时间，他在疏中写道：“臣已于本月二十一日，更服墨缞（音同“催”），星驰就道。伏念臣违远阙庭，已逾两月，今恨不能一蹴即至，仰觐天颜。但臣原籍去京师，几三千里，加以道途霖潦，每至迍（音同“谆”）邅（音同“粘”），哀毁余生，难胜劳顿，今计五月中旬之限，已属稽违，私心惶惶，不逞宁处。除候到京之日，伏藁（音同“稿”）待谴外，谨先奏知，以仰慰圣母、皇上悬念。尤冀圣慈曲垂矜悯，特宽斧钺，稍假便宜，俾孱弱之躯，获免困仆，裂肝碎首，杀不敢辞。臣无任惶悚陨越之至。”（《张文忠公全集·奉谕还朝疏》）这个上疏的意思自然是说自己离开已经两个月了，很想早点儿回去。可是，道路实在太滑，因此估计五月中旬到不了。现在写这个上疏来，就是要通知神宗和皇太后，让他们宽心。 奏疏倒是很快到了北京，神宗看完后下谕说：“览奏，知卿已在途，朕心慰悦。炎天远道，宜慎加调摄，用副眷怀，便从容些行不妨。”（《张文忠公全集·奉谕还朝疏》）神宗自然是高兴的，自己的得力大臣终于要回来了，哪怕回来晚点儿，也总比没回来好。 得到皇上的回复后，张居正并没有减慢速度。经过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后，他的庞大队伍在六月十五日到达了北京郊外的真空寺。在他们快到之前，神宗就已经知道了消息，并派司礼监太监何进在真空寺赐宴。张居正一行人在那里接受了皇上的洗尘款待，他自己还接到了神宗的圣旨：“若午时分进城，便著张先生在朝房伺候，朕即召见于平台。若未时分进城，著先生径到宅安歇，次日早，免朝召见。”（《张文忠公全集·谢遣官郊迎疏》）张居正是十五日的未时到京城的，所以来不及入朝面圣了，只好等到第二天。第二天是十六日，也是早朝的日期。为了单独和张居正见面，神宗甚至连早朝也免了，足见这个年轻人对自己老师的思念之情！下面是两人见面后的对话：“臣以前者蒙恩准假葬父，”张居正在文华殿西室叩头，两个月前正是在这里，君臣告别，“事竣，臣母老，未能同行，又蒙圣恩，特留司礼监太监魏朝，候秋凉伴行。臣一门存殁，仰戴天恩，不胜感切。” “先生此行，忠孝两全了。”神宗说。“臣一念乌鸟私情，若非圣慈曲体，何由得遂？感恩图报之忱，言不能宣，惟有刻之肺腑而已。”张居正回答说。神宗听老师这样说，体贴地安慰道：“暑天长路，先生远来辛苦。” 张居正一面叩头谢恩，一面请求治自己违限之罪。神宗当然不会治他的罪了，他只是说：“朕见先生来，甚喜。两官圣母亦喜。” “臣违远阙庭，倏忽三月，”张居正突然动起感情来，“然犬马之心，未尝一日不在皇上左右。不图今日重睹天颜，又闻圣母慈躬万福，臣不胜庆忭。” “先生忠爱，朕知道了。”神宗说。 过了一会儿，神宗问道：“先生沿途，见稼穑何如？” 张居正便将沿途见到的情况汇报给了皇上，大意是地方上二麦全收，秋禾茂盛，一副五谷丰登的气象。 神宗听完，又问道：“黎民安否？” “各处抚、按、有司官来见，臣必仰诵皇上奉天保民至意，谆谆告戒，令其加意爱养百姓。凡事务实，勿事虚文。臣见各官兢兢奉法，委与先年不同。以是黎民感德，皆安生乐业，实有太平之象。”张居正答道。 “今边事何如？”皇上关心地问。 “昨在途中见山西及陕西三边督、抚、总兵官，俱有密报，说虏酋俺答西行，为挨落达子所败，损伤甚多，俺答仅以身免。此事虽未知虚实，然以臣策之，虏酋真有取败之道。夫夷、狄相攻，中国之利，此皆皇上威德远播，故边境乂安，四夷宾服。”居正又在下面叩头称贺了。 神宗高兴地说：“此先生辅佐之功。” 张居正深知，神宗对于边事的看重，绝对不会亚于对内政的看重。因此，在听完神宗的表扬后，他又开始教诲起神宗来：“虏首若果丧败，其运从此当日衰矣。但在我不可幸其败而轻之。盖圣王之制夷狄，惟论顺逆，不论强弱：若其顺也，彼势虽弱，亦必抚之以恩；若其逆也，彼势虽强，亦必震之以武。今后仍望皇上扩并包之量，广复育之仁，戒谕边臣，益加恩义。彼既败于西，将依中国以自固，又恐乘其敝而图之。若我抚之，不改初意，则彼之感德益深，永为藩篱，不敢背叛，此数十年之利也。” 上面这一长段话里，张居正主要的意思是，在处理外事问题上，要观察外敌是顺还是逆，如果顺，就算是外敌力量再强也要安抚；如果逆，就算是外敌力量再弱也要向其动武。因此希望神宗能够广开仁义，同时也要加强边备，这样就可以利于长久。 神宗听完很高兴，不住地点头：“先生说的是。”他见张居正说完这番话显得很疲倦，于是就接着说：“先生沿途辛苦。今日见后，且在家休息十日了进阁。” 就这样，君臣结束了“阔别”两个月后的第一次对话。为了表示好意，神宗还赐予了张居正一些财物。或许在神宗看来，自己能够给张居正的就只有这些了！只要张居正不要因为守孝耽误回来辅佐自己，神宗估计再多的钱财也是舍得的！这自然也是统治者体恤臣下的手段了！ 张居正在家中休息了几日后，回到了久违的内阁，开始执掌这里的权力。几个月来，有了他的主持，内阁果然有了新的气象，各种政务有条不紊地处理着。神宗自然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可是，此时的张居正仍然在挂念着自己母亲上京的事。这种挂念一直到九月间，赵夫人来到北京才消失。 听说张居正的母亲来了，不仅明神宗，就连两宫皇太后都出面赏赐了。其礼之重，简直是尊贵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张居正母子俩被深深地感动了，尤其是张居正，他在上疏称谢的时候如此说道：“惊传闾巷，荣感簪绅，实臣子不敢觊之殊恩，亦载籍所未闻之盛事。欲酬高厚，惟当移孝以作忠，苟利国家，敢惜捐躯而碎首。”（《张文忠公全集·谢赐母首饰等物疏》）当然了，面对如此高厚的待遇，张居正只有“移孝以作忠”，甚至为国家、为君主肝脑涂地，才能报答主上的恩情。这样一来，这位政治家的孝顺就再次被忠心给代替了。然而，这在张居正来说，是心甘情愿的！ 关于张居正的孝顺，我们就讲到这里。在讲述的过程中，我们不时发现，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外在因素在影响着张居正，然而使得张居正总是陷入忠孝两难境地的却是他自己。正是由于他对政权的热爱，也正是由于他对明神宗的知恩图报，使得他无法真正去做个孝子。这样的无可奈何自然会让身为人子的张居正觉得难受。尽管如此，张居正最终还是主要选择了尽忠，至于尽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他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张居正十讲 第九讲 帝师·重臣：矛盾的角色冲突 在中国古代的士人文化中，历来就有这样两种观念：第一种观念是“学高能做帝王之师”，第二种观念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这两种观念往往都是古代读书人的两大理想，张居正也不例外。 中国士大夫的“帝师梦” 作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能够成为帝王的老师，自然是张居正梦寐以求的事情。然而，给皇帝当老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凭着自己的才学和政治智慧，张居正比较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 比起其他读书人来说，张居正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进入政坛后没有多久就当上了皇帝的老师——进裕王府侍讲，也就是给后来的明穆宗当过老师。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张居正才得以进入内阁，掌握了更大的权力。 这并不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给皇帝当老师。在以后的岁月里，准确说来是在他取得首辅的地位之后，直到他去世，张居正都在做帝王之师，这个帝王就是明神宗。 从表面看来，张居正是无比风光的——给皇帝做老师当然好了。可是实质上，伴君如伴虎，跟君王打交道是一件难事，更别说张居正是在给君王当老师，就更加难了。 在中国古代专制政治中，君主是最大的权力者，现在却在君主上面安了个可以教育、训导他的老师，很自然会引来君主的不满。这样一来，张居正就遇到了所有给皇帝当老师者的共同难题：作为老师，应该对学生耳提面命；可是，自己是臣，学生却是君，又不得不时时谨慎小心，不能太过分。 一言以蔽之，皇帝的老师不好当。大家很快就会看到，即使是极为尊崇张居正的明神宗，也因为自己的被管束而心存反叛，也正是这种反叛，才有了张居正死后的悲惨身后事。 除了上面的情况外，张居正还面临着做帝王之师的另外一个难题：如何做好天下英才的老师？为什么会有这个难题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张居正身为首辅，自然要关心教育问题；其二，张居正身为帝王之师，自然也是天下读书人的老师，因而也要『操』心教育问题。当时的明朝学政问题积弊已久，很难一时革除，需要下大力气改革。因而，张居正这个皇帝老师不好当还体现在了学政问题上的难以改革。接下来，我们就分别讲讲张居正做帝王和天下之师的事迹。 先来看看作为皇帝老师的张居正都遇到了哪些麻烦。上面说过，张居正一直都在给帝王当老师，最早是给明穆宗当老师。那时的明穆宗还只是裕王，后来又给明神宗当老师。这次做帝王之师，一下就让张居正感受到了难处。张居正深知给明神宗当老师的重要『性』：不仅由于明神宗是帝王，而且由于明神宗即位时，只是一个刚满十岁的小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张居正才感到了肩头担子的沉重。作为先帝的托孤重臣，自己理应负起教育和辅佐幼君的责任。可是，难就难在明神宗是个小孩上。因为这样一来，张居正事实上就是在塑造一个新君主，塑造得好自然是他的功劳，塑造不好张居正的罪过就大了。所以说，在一开始，张居正就知道自己挑的是一副重担。 张居正正式开始担负起教育和辅佐明神宗的重任，是在明神宗即位时的那场政治大变动之后，也就是太监冯保斗垮内阁首辅高拱之后。通过前面的讲述，我们已经知道，在这场大政变之后，张居正事实上取得了最高的政治权力，坐上了内阁的第一把交椅。因此，此时的张居正正在得势，他已经实现了当上首辅的理想。因此，到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六月十六日的政变平息之后，明神宗于十九日召见了张居正。这次召见，就成了张居正和明神宗之间师徒兼君臣关系的开始。 从表面看来，这次召见似乎是明神宗为了慰劳张居正才进行的。因为，在这之前，也就是朝廷发生政变的时候，张居正正在忙于明穆宗下葬的事。到十九日时，张居正已经回京了，于是明神宗就召来他问候，实质是向老师请安。 那天，张居正很早就来了。在早朝之后，师徒两人碰面了。君臣之礼后，神宗吩咐张居正到他的宝座面前，然后说道：“先生为父皇的陵寝，既辛苦又受热，但是国家大事繁重，你只可在内阁进行调理，却不要请假。” 张居正一边叩头，一边回答道：“臣只在内阁进行调理，处理好国家大事。” 神宗听他这样说，于是就将话切入了正题：“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说完之后，神宗就把穆宗对张居正褒奖的言论告诉给了他，还称他为忠臣。明神宗的意思很明显，既然我的父亲说你是忠臣，那么到我当皇帝了，你也应该一样的对我忠心耿耿。 张居正听到这话，感激得眼泪直流，俯着身子说道：“臣叨受先帝厚恩，亲承顾命，敢不竭才尽忠，以图报称。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又君道所当先者，伏望圣明留意。” 张居正当然要表示决心了，同时还提到了自己的大政方针，那就是“遵守祖宗旧制”。最重要的是，他还对明神宗提出了“讲学亲贤，爱民节用”的要求，意思就是要神宗要勤于学业、亲近贤臣、仁爱百姓和节省开支。神宗听他这样说，便回答道：“先生说的是。”一副全力合作的样子。看到明神宗合作的样子，张居正接着说：“今天气盛暑，望皇上在宫中，慎起居，节饮食，以保养圣躬，茂膺万福！” 大家看，现在张居正已经开始『操』心起神宗的饮食起居了，既是关心，也是要求。对于如此的要求和关心，明神宗自然答应：“知道了。”然后，他吩咐左右道：“与先生酒饭吃。”（《张文忠公全集·谢召见疏》）就这样，张居正结束了和明神宗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通过这次接触，张居正取得了正式稳固的首辅和皇帝老师的地位。从此，他需要担负起更加重要的担子：不仅需要处理国家大事，而且需要调教皇帝，以使其成为有道明君。这后一个担子无疑更重，因为别说是调教皇帝，就是调教一个普通人成为一个无论在能力上，还是在德行上都优秀的人，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此，在这次召见后，张居正上了《谢召见疏》，既表达了自己竭力辅佐的决心，也透『露』出了自己感到担子重的感觉：“臣之区区，但当矢坚素履，罄竭猷为，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此臣忠皇上之职分也。仍望皇上，思祖宗缔造之艰，念皇考顾遗之重，继今益讲学勤政，亲贤远『奸』，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臣愚幸甚，天下幸甚。”（《张文忠公全集·谢召见疏》）短短的一段话，说明了张居正当时的复杂心情：当上首辅自然是好事，可以逐步实现自己的改革理想，可这也是一件让人费心的事情，不仅需要履行自己忠于皇帝的“职分”，努力为国家培养人才，不会徇私使用自己的近人，而且需要敦促皇帝“讲学勤政，亲贤远『奸』，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这些事情一旦没有做好，就不再是神宗一个人的责任，张居正也是要负很大责任的！ 臣与师：权威面前的冲突当好帝王的老师，需要处理好很多政治关系，这就意味着张居正不仅需要与自己的学生明神宗搞好关系，而且还要兼顾到皇宫之中方方面面的事情。令人佩服的是，张居正以敏锐的眼光和高超的手段，很好地处理了这些关系。 到了这个时候，张居正事实上已经走到了政权的最高层。他虽然不用担心内阁里面的政治斗争，因为他自己就是新内阁的组织和掌控者，暂时是没有谁能够撼动他的首辅地位的，但是他却不得不仔细处理好和另外几个人的关系。张居正需要处理好关系的第一个人，大家很快就会想到是明神宗，这个是自然。我们先把他放到一边，以便进行主要讲述。现在，我们先来讲述另外两个人：一个是皇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圣皇太后；另一个则是把高拱整下台的太监冯保。为什么我们需要关注这两个人呢？他们对张居正给皇帝当老师有什么影响吗？其实，最直接的回答就是：张居正此时虽然大权在握，但却不是大权独揽，在他之上有明神宗和皇贵妃，在他身旁有冯保，都不是那么容易处理好关系的。尤其是皇贵妃和冯保，高拱就是栽在他们两人手里的，张居正上台后自然会小心应付。还好，张居正有的是政治智慧，一切的问题都被他处理得妥妥帖帖。也亏得张居正政治智慧高超，不然他这个皇帝老师当起来就要各处不讨好了。 先来看看张居正是怎样应付皇贵妃的。这位后来成为慈圣皇太后的贵妃，可不是一个平凡女子，她实质上是个政治女强人。就在明穆宗病重将死，冯保代为宣读遗嘱的时候，这位皇贵妃就传下了如此的口谕：“江山社稷要紧，先生每要尽忠为国。”（《张文忠公全集·谢皇太后慈谕疏》）从这个口谕，我们可以看出这位皇贵妃处事不惊的胆识和独到深远的眼光。没有这些品质，一个女人是很难在丈夫去世、六神无主的情况下，说出如此之话来的。 对于这样的女主人，张居正自然需要小心侍侯着。因此，在明神宗即位后不久，神宗召张居正到平台商量给这位皇贵妃加长尊号时，张居正可费了一番脑筋。召见那天，明神宗严肃认真地对张居正吩咐说：“皇后是朕的嫡母，可皇贵妃却是朕的生母，先生想想办法，将朕生母的尊号上多加几个字。” 没想到问题这么快就来了。怎么办呢？张居正苦苦地思索着：“不用说，现在明神宗即位了，明穆宗的皇后自然是要尊为皇太后的，但是这个皇太后却不是明神宗的亲生母亲，皇贵妃才是，因此对皇贵妃也要称为皇太后，不然神宗和皇贵妃就不高兴了！可是，怎么能够有两个皇太后呢？看来以后还需要给皇贵妃的皇太后尊号加长，才能够让神宗和皇贵妃满意，只不过这个事情要留待时机到来才能做，现在可不行！”想到这里，张居正拿定了主意，于是他上疏道：“仰稽我祖宗旧典，惟天顺八年宪宗皇帝尊嫡母为慈懿皇太后，生母皇贵妃为皇太后，则与今日事体，正为相同，但于嫡母特加二宇，而于生母止称皇太后，则尊尊亲亲之别也。然今恩德之隆，既为无间，则尊崇之礼，岂宜有殊？且臣居正恭奉面谕，欲兼隆重其礼，各官仰体孝思，亦皆乐为将顺。今拟两宫尊号，于皇太后之上，各加二字，并示尊崇，庶于祖制无愆，而于圣心亦慰。”（《张文忠公全集·看详礼部议两宫尊号疏》）这就是张居正的政治智慧！他的意思很简单：既然都不能得罪，那就暂时公平对付，在两个皇太后的尊号前都加上同样长度的吉祥文字。如此一来，皇后陈氏就成了仁圣皇太后，而皇贵妃李氏则尊称为慈圣皇太后，这样两宫也不会争风吃醋，而对自己心存不满了！张居正还举出了前朝的例子，说明宪宗之所以会尊嫡母为慈懿皇太后，而对自己的生母皇贵妃却只称皇太后，是由于“尊尊亲亲之别”。而如今“恩德之隆，既为无间，则尊崇之礼，岂宜有殊？”因此，给两宫皇太后加同样长度的尊号，就理所应该了！这样的说法，既解决了加尊号上的难题，也褒扬了明神宗的德治，可谓是一举两得。果然，这个上疏不仅得到了明神宗的赞同，而且两宫也觉得很满意，张居正也算是过了一个难关。 有人可能要问：张居正为什么要如此小心从事？原因有两方面：其一，皇室是他的主人，他肯定要侍侯周到；其二，此时的张居正身为神宗的老师，其实就是皇室的私人教师，自然也要搞好与皇室的关系。这对于张居正的政治地位是很重要的，他心里非常清楚。因而有些时候，张居正在对皇室的态度上甚至近乎巴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叫权力是人家给自己的呢？失去了皇室的宠幸，一切权力都会落空，即使是位居首辅、身为帝王之师的张居正同样会担心这个问题。举例来说，万历元年，翰林院出现了一件奇事，这里发现一只白燕。就在同年，内阁大院里又开了并蒂的莲花。张居正得知后，立即将这两样“祥瑞”之物一并献给了慈圣皇太后。神宗听说后非常高兴，于是就下手谕说：“白燕、莲花俱进献圣母，甚是喜悦，却独产翰林院中，先开于密勿之地，上天正假此以见先生为社稷祥瑞，花中君子。朕赖先生启沃，固不敢颠纵，何德之有！”（《张文忠公全集·谢宸翰疏》）神宗的意思是：一方面自然觉得高兴，因为张居正把这样吉祥的东西送给了自己的母亲，另一方面也在褒奖张居正，说这些祥瑞之物都生在翰林院里，表明张居正不愧为花中君子。 张居正此举，自然赢得了皇室的一致褒奖。可以说，到这个时候，皇室对这位皇帝老师已经完全的信赖和宠爱了！这自然得益于张居正善于迎讨主上的欢心。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智慧，他这个本来就已经很难当的皇帝老师，可能就会费力不讨好了！ 应付好皇室还不够，张居正还需要应付好司礼掌印太监冯保。通过前面的讲述，大家应该已经知道冯保在明神宗初年政治地位的重要『性』了吧！别看他只是一个内宫的太监，但是由于他掌握着章奏的大权，因此属于实权派。在很多时候，就连张居正也不得不受他的牵制。张居正对于这样的政治权力格局，自然也是清楚的。以前高拱的失败，全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与冯保的关系。自己现在身为首辅兼皇帝老师，也需要处理好与这个太监的关系，尽量减少冯保对自己的敌意，最好是能成为他的朋友。只有这样，张居正这个皇帝老师才能顺利地开展自己的教育计划，调教神宗成为有道的明君。因此，在张居正当政期间，他把处理好与冯保的关系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丝毫不敢怠慢！ 在这样的情形下，张居正对于冯保，自然是极力结好了！比如，李太后想要在涿州修建两座桥，以此作为自己的功德，派了冯保去主持这件事情。张居正得知后，便写了一篇《敕建涿州二桥碑文》，在歌功颂德李太后的同时，也显示出对冯保的支持。还有，张居正知道李太后一心向佛，派冯保主持修建了许多寺庙，比如承恩寺、海会寺、东岳庙、慈寿寺和万寿寺等，因此只要修建寺庙，张居正都会题写庙中的碑文。有些碑文的语句，甚至完全是奉承之语，比如：“臣以是益信佛氏之教，有以阴翊皇度，而我圣母慈光所烛，无远弗被，其功德广大，虽尽恒河沙数，不足以喻其万分也。”（《张文忠公全集·建五台山大宝塔寺记》）这篇记的意思自然是褒扬太后的一片佛心，功德无量。 如果说上面的例子，并不是说明张居正直接迎逢冯保的话，那么下面的事情就可以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了！应该说，只要在大体上没有什么影响，张居正对于冯保都是一味地迁就和顺从。比如，冯保曾经让身为锦衣指挥同知的徐爵入宫，代他阅览奏章，甚至代他拟写诏旨。张居正知道后，不仅没有加以阻拦，反而吩咐自己的仆人游七和徐爵结为兄弟。这样一来，张居正就可以通过游七了解宫中的情况了。再比如，冯保想要在自己的家乡深州建立牌坊，张居正就吩咐河北保定的巡抚孙丕扬代为修建。而当冯保准备为自己修建死后的墓地时，张居正甚至还写了一篇《冯公寿藏记》，在其中极力称赞冯保的忠心和仁慈。在《冯公寿藏记》中，他还说道：“语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今以公建立，视古巷伯之伦何让焉？诚由此永肩一心，始终弗替，虽与霄壤俱存可也，又奚俟于寿藏而后永乎？”（《张文忠公全集·司礼监太监冯公寿藏记》）张居正的意思是说，希望冯保能够比较长久地在明朝政局中生存下去，这样他就能够与冯保同心辅佐皇室了！当然，这背后的意思是说，冯保千万不要倒了，不然我张居正就少了一个好的支持者。 其实，大家看得出来，张居正对于冯保，其主要态度更多是在应付和敷衍，只要冯保能够容下自己的改革和其他的政治作为，张居正都不会跟他搞坏关系。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自己在当皇帝老师时，能够少些麻烦，不再将已有的重担变得更重。对于这种态度，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是比较清楚的：“懋修谨案先父之与冯司礼处也，亦宫府相关，不得不然……可见先父当主少之时，于左右侍近，其调处之术，可谓深矣。不然，以先父之严毅，使左右不服其调处，亦将奈之何哉！苦心国事者，自当有推谅其衷者矣。”（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这些话说明了张居正的真实用心，他不得不仔细处理各种权力关系，不然就不能做好自己的事业，即使是给皇帝当老师也会当得难受。也正是由于张居正的努力，才使得在他当政时期，内阁和后宫之间再也没有发生高拱时期的大争斗了。就算是唯一的一次小冲突，张居正也以比较稳妥的办法化解了。事情是这样的：冯保在北京北郊进行郊祭的时候，居然敢于北面拈香。这在古代是很不懂得祭祀礼仪的行为，曾惹得很多官员不满。但是，张居正却没有太在意，因为他的目的是只要冯保不去干预自己的政事就行了，因此在一封信里他如此说道：“主上虽在冲年，天挺睿哲，宫府之事，无大无小，咸虚己而属之于仆，中贵人无敢以一毫干预，此公在北时所亲见也。仆虽不肖，而入养君德，出理庶务，咸独秉虚公以运之，中贵人无敢有一毫阻挠，此亦公在北时所亲见也。”（《张文忠公全集·与南台长言中贵不干外政》）这里的中贵人，就是冯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的要求就是冯保不要干政，其他事情都可以商量。这样，他就没有必要去因为小冲突而伤了与冯保的和气，也就为自己给神宗当老师少了很多阻碍！ 尽管张居正为了当好皇帝老师，从很多方面注意搞好与李太后和冯保的关系，但是他们毕竟不是明神宗，跟他们搞好关系只是为了给本来已经很难当的皇帝老师，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却不能因此而使这份差事变得容易。真正让皇帝老师这份差事难做的人，其实是明神宗。大家可能会疑问：神宗不过是个十岁的小孩，有什么难应付的？该怎么教育就怎么教育呗！发出这种疑问，其实是由于不了解明神宗这个人而产生的。那么，明神宗是怎样的一个皇帝呢？ 通过历史上的各种记载，我们可以发现，明神宗在『性』格上其实跟两个人相像：一个人是他的祖父明世宗，一个人是他的母亲李太后。先来说他跟明世宗相像的地方。神宗可以说是“隔代遗传”了世宗的傲气『性』格，他跟世宗一样，都在皇位上待了四十多年将近五十年，而且一旦亲政，就变得独裁专制起来。这些都反映了神宗的傲气『性』格！再来看他跟李太后相像的地方。在这方面，神宗从他那个小农出身的母亲身上学会了谨慎、小心和恭顺。 因此，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明神宗是怎样一个人了：当自己还不是政权在握的时候，他会恭恭敬敬地接受张居正和其他人包括他母亲的教导甚至训诫；可是一旦他羽翼丰满，他就会一步也不退让，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甚至可以破坏掉一切原有的传统和习惯。 他是一个双面『性』很强的人，至于他具体会是什么『性』格状态，就要看他所处的环境了！从这个角度，大家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张居正这个皇帝老师难当了，因为他面对的决不是一个普通的十岁男孩，而是一个比较早熟，甚至已经有些明了政治的小皇帝。这个小皇帝现在虽然还受着别人的支配，还需要对那些辅佐和教育自己的人显得很乖，但是他此时的心里已经埋下了怨恨和不满的种子，而一旦以后他掌握政权，怨恨和不满就会爆发出来。 另一方面，张居正是个很有才干的首辅和皇帝老师，即使是明神宗逐渐长大，在张居正当政的时期里，很多时候神宗还是需要受张居正的支配，神宗仍然需要赢得张居正的好感。然而，在这同时，神宗又知道自己是张居正的主人，本来有着更高的权威。 如此一来，明神宗对于自己的地位，时常感到一种自卑和不平，而这种自卑和不平只是隐藏在他的内心深处，直到张居正去世才得以宣泄。对于这种潜在的心理状态，很难说张居正就真的知晓。这也难怪，谁会没事去注意一个十岁小男孩的内心活动呢？因此，可以说，正是明神宗的这种潜在『性』格，使张居正这个皇帝老师很难当。 就在这样的情势下，张居正开始当起了这位『性』格双面『性』很强的皇帝的老师。在明神宗即位以后不久，张居正就上疏请求开始“日讲”：“臣等谬以菲陋，职叨辅弼，伏思培养君德，开导圣学，乃当今第一要务。臣居正又亲受先帝顾托，追惟凭几之言，亦惓惓以讲学亲贤为嘱，用敢冒昧上请。今一应大典礼，俱已次第修举，时值秋凉，简编可亲。”（《张文忠公全集·乞崇圣学以隆圣治疏》）张居正是在说，自己现在身为首辅，其第一要务就是培养神宗的优美德行、开导他的学业。而且自己受先帝的托孤重任，也要孜孜不倦地讲学亲贤。 在具体讲述张居正给明神宗当老师的事迹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明朝皇帝接受教育的方法。总的说来，明朝皇帝接受的教育，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做“经筵”，一种叫做“日讲”。 什么是经筵呢？就是有勋臣、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御史和翰林学士等官员到场，由翰林院春坊及国子监祭酒来讲解经书和史书，每个月逢二的日期举行一次，分为“春讲”和“秋讲”，在盛夏和严冬的时候就停止讲解。这个讲解的主要对象自然是皇帝，上面说到的其他官员只是陪听者。 经筵是很严肃隆重的事情，拿神宗初年来说，自从万历元年定下规矩以后，每年的春讲就从二月十二日起到五月初二日止，秋讲则从八月十二日起到十月初二日止，也就是上学期九讲，下学期九讲。对于这些经筵，神宗从来都没有缺席过。 那么“日讲”又是什么呢？日讲其实就是在文华殿举行的一种小型讲座，上课的人只需要讲读官和内阁学士，其他官员不用参加，受教育者自然也是皇帝。 以上就是明朝皇帝接受教育的办法。具体到神宗，他接受教育的最初时间其实是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的八月。从那时起，张居正就开始给他日讲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课程表，这可是花费了张居正不少心思才弄出来的：“一、伏睹皇上在东宫讲读，《大学》至传之五章，《尚书》至《尧典》之终篇。今各于每日接续讲读，先读《大学》十遍，次读《尚书》十遍，讲官各随即进讲毕，各退。 一、讲读毕，皇上进暖阁少憇，司礼监将备衙门章奏，进上御览，臣等退在西厢房伺候。皇上若有所谘问，乞即召臣等至御前，将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庶皇上睿明日开，国家政务，久之自然练熟。 二、览本后，臣等率领正字官恭侍皇上，进字毕。若皇上不欲再进，暖阁少憇，臣等仍退至西厢房伺候。若皇上不进暖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 三、近午初时，进讲《通鉴节要》，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讲毕各退，皇上还宫。 四、每日各官讲读毕，或圣心于书义有疑，乞即下问，臣等再用俗说讲解，务求明白。 五、每月三、六、九，视朝之日，暂免讲读。仍望皇上于宫中有暇，将讲读过经书，从容温习。或看字体法帖，随意写字一幅，不拘多少，工夫不致间断。 六、每日定以日出时，请皇上早膳毕，出御讲读；午膳毕，还宫。 七、查得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辍讲读。本日若遇风雨，传旨暂免。”（《张文忠公全集·拟日讲仪注疏》）看完这个课程表，大家肯定会觉得明神宗的功课太繁重了。一个十岁的小孩，每天不仅要背诵那么多篇古文，听那么多的经书讲解，读那么多的史书，而且还要阅览奏章，练习书法，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可是，要做一个圣明贤能的好皇帝，就得每天重复这些无聊枯燥的学习任务。就算是不满意，神宗估计也是憋在心里，没有吱声。因为他对于张居正的良苦用心还是有所知晓的，所以他一边接受着繁重的学业，一边还对张居正表现出亲近和尊崇。看到神宗如此用功，张居正自然也觉得欣慰。他在给属僚的信中如此描述自己的心情：“所幸主上年虽幼冲，聪睿异常，又纯心见任，既专且笃，即成王之于周公，恐亦未能如是也。”（《张文忠公全集·答两广殷石汀》）这封信表达了张居正对神宗的称赞，夸他“聪睿异常”，加上学习努力，因此就算是成王也不如他。 “幸主上虽在冲年，已具大有为之度，近又日御便殿讲读，因而商榷政事，从容造膝，动息必咨，仆亦得以罄竭忠悃，知无不言，言无不信。”（《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言虏王贡市》）这封信也表达了张居正对神宗的称赞，称赞他主动学习的精神，敢于下问。 这些书信表达了张居正的欣慰之情，他肯定觉得自己比较幸运：虽然给皇帝当老师风险极大，但是现在看来一切都还顺利。然而，他并没有察觉到神宗这个十岁小孩内心深处的翻天覆地。 一切都按照张居正的计划在进行着。为了进一步形象生动地向神宗讲解古代帝王的治『乱』之道，张居正于隆庆六年的十二月，向神宗上《历代帝鉴图说》疏：“谨自尧舜以来，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每一事前，各绘为一图，后录传记本文，而为之直解，附于其后，分为二册，以辨淑慝。”（《张文忠公全集·进帝鉴图说疏》）《历代帝鉴图说》是什么东西？说白了，就是描写古代政治兴亡的漫画书。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张居正为了真正教育好神宗，的确花费了很大的心思。不仅将古帝王的故事编成书，而且还配以『插』图，起到了形象教育的作用。或许，张居正正是看见神宗是个小孩，所以才想到了这个有趣又有效的教育办法。 看到这样的漫画书，不满十岁的小皇帝自然高兴得很，立刻满有兴致地捧读起来。从那之后，张居正就专门负责讲解这本书，从小故事着手，向神宗揭示其中蕴涵的政治智慧。比如，有一次张居正讲到汉文帝劳军细柳的故事时就劝诫神宗说：“皇上应当留意武备。祖宗以武功定天下，如今承平日久，武备日弛，不可不及早讲求。”神宗听懂道理后，一个劲地点头称是。就这样，张居正通过讲解《历代帝鉴图说》，向神宗传达了自己的许多治国方略。 除了进献《历代帝鉴图说》之外，为了帮助神宗理解古代的一些书籍，张居正还亲自作注。比如，在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的二月初，十四岁的神宗正在研读明太祖的《大宝箴》，张居正看见后就进献了《大宝箴注解》。到了二月二十九日，神宗就在文华殿召见张居正，然后自己高举起《大宝箴》交给张居正，请他检查自己是否背诵详熟。 张居正接过《大宝箴》之后，神宗便把全文背诵了一遍。张居正一面恭维皇帝背得好，一面再仔细讲解《大宝箴》，要神宗领会其中的意思。师徒两人于是又开始一问一答起来，显得默契异常！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神宗，对于张居正，就像一个知学好进的小学生尊敬自己的启蒙老师一样，内心更多的是充满了对张居正学识渊博、才高八斗的仰慕和崇拜。而张居正也是觉得自己碰到了一个好学生，看着学生一天天长大，知识也在一天天增加，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喜悦。他可能有时还会想：“我终于能够完成先帝的临终嘱托了，把神宗培养成一个有道明君！” 然而，他还是没有认识到神宗『性』格中的另外一面，那就是对自己的嫉恨和不满。他不知道这个乖巧听话的学生，内心深处同样有着像他祖父一样的傲气，怎能长久居于人下，听人教训？眼前的听话，一方面确实是在真心向学，可是另一方面却暗含着报复的因素！此时的张居正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个表面听话的小学生已经开始有了反抗和发泄了！ 一次，神宗在朗诵论语的时候，竟然不顾体面地把“『色』勃如也”读成了“『色』背如也”。张居正立即严肃地加以纠正：“应当读做‘勃’字。”这一刻，张居正没有注意到神宗脸上的表情，那可真是有些“勃如”，简直就要勃然大怒了。可是，神宗毕竟还只是一个小孩，气魄还不够，他没有足够的胆量反过来教训张居正。于是，一口恶气就这样硬生生地吞了下去。 神宗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对付张居正的，即使他是皇帝，张居正是他的大臣。他的心里很清楚，就连母亲慈圣太后和司礼太监冯保都要尊敬张居正，自己哪敢不恭敬呢？神宗只要一想起冯保叮嘱自己的话，就觉得害怕：“‘先生’是先帝托孤的忠臣，‘先生’说的话，皇上得要仔细听啊！”于是，神宗只好听话了，他甚至只敢称呼张居正为“先生”。在张居正面前，除了感到恭顺之外，就只有觉得敬畏了！ 可是，神宗毕竟是世宗的后代，他血『液』里流着的傲气不可能允许他长久地害怕和屈尊。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会发泄自己的怨气“帝师”与“天下师”：哪个更难做之所以说张居正这个帝王之师难做，不仅因为他需要处理许多复杂的政治关系，还因为真正的帝王之师，也应该是天下之师。这就意味着张居正需要处理好明朝的学政问题，纠正当时乖戾的学风。 如此看来，张居正这个皇帝老师当起来可真不容易。后来，张居正日益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感到神宗之所以会因小事而大发雷霆，其实就是因为长久居于自己之下的缘故，因而越发觉得自己肩上这副帝王之师的担子太重了。然而，他却没有办法卸下担子，因为一方面自己是先帝的托孤重臣，本身就负有辅佐和教育神宗的职责，另一方面也因为自己身为首辅，自然也要对皇上的教育负责。这样的情况下，张居正只好明知山有虎，却偏要向虎山行了！ 作为皇帝的老师，张居正的难处还不止是要用心处理好与李太后、冯保的关系，处理好与明神宗的关系，还要解决明朝教育制度上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有两个：首先，张居正这个皇帝老师必须负责好对明神宗的教育，以期培养出一个有道的明君，因而他需要一面用心教神宗学问，另一面要改善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为自己当皇帝老师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其次，张居正身为首辅自然要关心天下的教育状况，而他作为帝王之师自然就是天下之师，因此也需要注重改革明朝的教育制度。 换句话说，对明朝当时在教育制度上的问题进行整治，就应该是张居正作为帝王之师的本分。那么，明朝的教育制度又有着哪些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让身为帝王之师的张居正觉得为难呢？ 明朝的公立教育还是比较发达的。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各级学校制度。在中央、北京和南京都设有全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它们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国立大学。往下走，到了府就有府学，到了州就有州学，到了县就有县学，到了乡村之中还有社学，这就是明朝的学校建制。然而，将府学、州学及县学与社学相比较，就会发现它们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府学、州学及县学中的学生数量有一定的限额，这些数量额由各省的提学官统一管辖，而社学则允许老百姓的孩子自由进入学习，并不受学生数量定额的限制。正是在这里，出现了明朝教育制度上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学政”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就出在这个学生数额的限制上。对府学、州学及县学中的学生数量进行限额的规定，是从明太祖洪武年间开始的。 当时的规定是：府学中的学生限额是四十人，州学的学生限额是三十人，县学的学生限额是二十人。为什么会作这个规定呢？原因一方面在于可以挑选优秀的学生入学，另一方面在于这些入学的人每天都可以享受廪（音同“凛”）膳，也就是可以免费供应饮食，因而这些学生也被称为“廪膳生员”。对于“廪膳生员”的饮食供应，洪武十五年的规定是：“廪膳生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取一石米，其他的鱼肉盐等物品也由官方供给。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制度规定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可是，到了明宣宗宣德三年的时候，就有了新的规定：在府学、州学和县学各设“增广生员”，他们的学额与“廪膳生员”相同；对于这些人，国家并不供给米，但是他们和“廪膳生员”一样，可以享受免去其家里三个人的差役。也就是说，家里面只要有一个人进入这三级学校，就可以使三人免役。这样一来，社会上又少了履行差役的人，而这些差役就要转移到那些没有入学的人身上。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地方『政府』在添设了“增广生员”后，接着又添设了“附学生员”，他们享有的权利跟“增广生员”是一样的，同样不需要服差役。大家想一下，这样的教育制度，不养出许多游手好闲之人才怪！ 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简称廪生、增生、附生，民间叫做秀才）如果继续努力考中举人或者进士，自然就脱离了地方，也给地方少了负担。可是，一旦这些人再没有进取的可能，他们在乡里就形成了一股白吃白喝、整日东游西逛的寄生虫势力。 这些人事实上也是地方上的特权阶级，他们勾连在一起，成为所谓的“学霸”。他们不仅鱼肉百姓，甚至还压迫到地方上任的官员，危害深重！无疑，这帮人已经是明朝的一股地方恶势力，迟早需要铲除。这便是明朝的“学政”问题。 其实，在张居正下决心整治明朝的“学政”问题之前，明朝『政府』已经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也已着手整顿过。嘉靖十年的时候，明世宗曾经下旨说：“生员内有刁泼无耻之徒，号称学霸，恣意非为，及被提学考校，或访察黜退，妄行讪毁，赴京奏扰者，奏词立案不行，仍行巡按御史拿问。”（《明会典》卷七十八）这个问题积弊已久，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虽然有『政府』出面的大力整顿，到张居正当政时，学政问题依然很严重，学霸依然非常嚣张。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实学政问题的症结在于各省的提学官，因为新增设的生员，就是他们干出来的好事。因此，在改革的开始，张居正认定只有管理好各省的提学官，才能够控制生员。他在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就说服神宗特敕吏部要“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可是，改革到了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仍然没有见到问题的好转。于是，他上疏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近年以来，视此官稍稍轻矣，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谭贾誉，卖法养交；甚者公开幸门，明招请托；又惮于巡历，苦于校阅，高座会城，计日待转。以故士习日敝，民伪日滋，以驰骛奔趋为良图，以剽窃渔猎为捷径，居常则德业无称，从仕则功能鲜效，祖宗专官造士之意，骎以沦失，几具员耳。去年仰荷圣明，特敕吏部，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才，意义甚盛。今且一年矣，臣等体访各官，卒未能改于其故，吏部亦未见改黜一人。良以积习日久，振蛊为艰，冷面难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伤于众口，因循颓靡者，上不必即黜，而且博誉于一时：故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盖今之从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独学校一事而已。”（《张文忠公全集·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在这个上疏里，张居正比较了自己幼时所见之提学官与现在的提学官，认为前者“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而后者却“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谭贾誉，卖法养交”。所以，需要在提学官的人选上慎重选取。 改革已经一年，却未见成效，究其原因则在于“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伤于众口，因循颓靡者，上不必即黜，而且博誉于一时。”也就是说，那些想要解决学政问题、奉公守法的人，往往被群起而攻之，而那些不愿改革的人却受到了赞誉。因此，如果想要真正地改革学政问题，首先就需要改革学风。所以，在这个上疏的后面，张居正列举了十八个整顿学风的条款，下面将主要的内容列出来：“一、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又何必别标门户，聚党空谭！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谭废业，因而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违者：提学御史，听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学、按察司官，听巡按御史劾奏；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 一、廪膳、增广，旧有定额，迨后增置附学名『色』，冒滥居多。今后岁考，务须严加校阅。如有荒疏庸耄（音同“帽”），不堪作养者，即行黜退，不许姑息；有捏造流言，思逞报复者，访实拿问，照例发遣。童生必择三场俱通者，始行入学，大府不得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为少。若乡宦势豪，干托不遂，暗行中伤者，许径自奏闻处治。 一、生员考试，不谙文理者：廪膳十年以上，发附近去处充吏，六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增广十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六年以上，罢黜为民。”（《张文忠公全集·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以上三个条款，分别针对以下三个问题：其一，提学官聚集学生，表面讲学，其实“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其二，生员的多而且庸滥问题；其三，生员的考核问题。从这些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整饬学风的用心：首先，他反对游谈，提倡实用的学问；其次，他要把学霸的根源斩断，所以裁减学额；最后，他严加考察生员，不让他们滥竽充数。在这样的前提下，由于有了考成法的作用，到了万历初年，明朝的学政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神宗下诏毁去天下书院。学额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至于生员的素质，自然也得到了提高。 在学政的问题上，张居正的确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可是，张居正同样也感觉到了为难。上文说过，张居正改革明朝的教育制度，既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为，也是为了负起给天下当老师的责任。 他身为帝王之师，理应也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老师，他整顿学政和学风的行为，其实就是在尽自己作为天下之师的职责。然而，要尽到作为天下之师的职责，谈何容易？ 大家想一下，张居正改革明朝的教育制度，难道就不会开罪于人？要知道，在每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的领导阶层，一旦得罪了这个阶层，就会引来一些麻烦和风波。那么，张居正改革明朝的教育制度，又得罪了当时的哪些领导阶层呢？其实，他得罪的是士人阶层。 不仅在明朝，在几乎整个中国古代，士人也就是读书人，都是政治的核心，他们掌控着国家的权力资源，既『操』纵舆论，也执掌政权。他们虽然在为皇权政治服务，但他们却是事实上的统治者。 其实，张居正自己也是士人出身的首辅。这种身份让他的改革有些尴尬：为了改革教育的弊端，他不得不向士人开刀；但是，他自己也是士人。也就是说，张居正在向自己的同类开刀。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作为士人，张居正比起那些学霸士人来，更加符合儒家意义上的士人要求，因此他就照着这个要求大刀阔斧地改革了，进而他也招来了士人阶层的许多非议。正是这些毫无理『性』考虑的非议，使得张居正改革教育弊病进而做一个优秀的天下之师的事业变得艰难起来。 然而，我们不得不佩服张居正，因为在他之前，明世宗曾经主张沙汰生员，但却没有成功；在他之后，明思宗时的大学土温体仁也提出沙汰生员的主张，却遭到了刑科都给事中傅朝祐的弹劾而失败。因此，可以说，只有张居正的学政改革才真正取得了成效。看来，他对自己的同类下手，是下对了！试想，如果没有张居正下定了整顿学风的决心，是很难取得如此成绩的。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张居正仍然没有忘记继续整顿学政，他在一封信里如此说道：“秉公执法，乃不谷所望于执事者，欲称厥职，但力行此四字足矣。至于浮言私议，人情必不能免。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不谷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谷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愿吾贤勉之而已。”（《张文忠公全集·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看来，张居正知道自己的改革得罪了人。然而，他的这封信，已经讲出了他的决心：不顾别人的流言蜚语，打破得失毁誉的担心，干好自己要做的事情。或许，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担当振作明朝国势的重任吧！ 张居正十讲 第十讲 名相式悲剧：谋国与谋身的失衡 张居正是一位功业卓绝的改革家，也是一位鞠躬尽瘁的政治家。可是，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家人却受到清算，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为什么张居正的身后事如此的可悲？ 国之后事与身之后事 张居正已经一大把年纪了，而且重病缠身，精力也越来越不好。他已经到了需要处理身后之事的时候了。然而，作为首辅的他不仅需要处理身后之事，而且需要处理他去位后的国家之事。这样一来，年近六十的张居正只好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鞠躬尽瘁了。 俗话说得好，人食五谷杂粮，岂会不生病？一般人尚且如此，何况为国家大事日夜『操』劳的张居正。 到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时，张居正已经五十七岁了。那年的夏天天气极为闷热，加上首辅繁重的公务，终于使这个精力过人的老人倒在了病床上。 按理说来，这时的张居正完全可以功成身退了，然而或许是老天爷也舍不得这位治世的能臣吧，一方面年少的明神宗断不肯放他走，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大事也的确让张居正不能释然而去。 他只好拖着虚弱的病体，继续呆在首辅的位置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那么，又是怎样的一些国家大事让张居正放不下心呢？不是说，经过张居正的改革，大明朝已经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安定和富庶时期吗？难道张居正对这样的结果还不满意？的确如此。 大明朝经过张居正的励精图治，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兴盛。然而，这只是一些微小的改进。对于积弊已深的大明朝来说，要改革的事情还很多。并且，在一些方面得到改善的同时，另外一些棘手的问题又来了，比如外患问题的变化，比如内阁人选的增定等等。年将耳顺的张居正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偶尔有退休的想法，也不可能真正释怀退去。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用病体与那些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国家大事搏斗到底了！于是，这位伟大的改革家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年，全部贡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政治事业！ 大家应该还记得，张居正上台后进行的所有改革，都是围绕着“富国强兵”这个方针进行的。正如前面已经讲到的那样，这个方针既是张居正个人的抱负，也是大明朝在当时所必须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方面，只有国家富强才能给军队的强大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军队强大了，才能解决明朝政权最担心的问题——外患。可以说，明朝外患的严重史无前例，因为几乎在明朝疆域四周都有外族入侵。 外患问题严重地威胁着明朝的统治和安定发展，对于这一点，张居正是深有体会的，因为他自己就生长在外患问题最严重的嘉靖年间。亲眼看见京城几次戒严，明朝军队却兵败如山倒，年轻的张居正心中就下了解决外患问题的决心。等到他上台，经过十年的努力，整个局势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原先领导鞑靼从北边进攻的俺答，已经向朝廷投降。在大体上，明朝的外患问题此时并不明显。 然而，这只是在大体上。在局部上，外患问题还是层出不穷的。其实，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千万不要以为一个俺答归顺了朝廷，明朝的边疆就可以万事大吉了！肯定会有一些人不服气，或者基于利益的驱使，觊觎着明朝的财富和权力。很显然，张居正也是了解这些事实的，他自然不会掉以轻心！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他采取的是两手抓的方针：一方面，对于已经归顺的俺答，按照有的学者的说法，他采取的是“一味羁縻，但是决不曲从”的方针；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胆敢进犯和造反的外族，他决不留情。 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俺答准备修筑城墙，派人向朝廷请求提供人力和物力帮助。 这个消息传来，朝廷上议论纷纷，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有的主张给予帮助，有的则主张拒绝给予帮助。最后，这些人都来向生病中的张居正请示。 张居正认为，鞑靼之所以能够在军事上取胜，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逐水草而居，四处迁移，形成了极强的机动作战能力，可以随时采取进攻，根本没有被敌人围攻的危险。现在俺答准备筑城，我们完全可以答应他，因为他这样做是在自己包围自己，实属下策。 众人闻言，无不赞同首辅的英明。经过商议，张居正最后这样答复了俺答：“夫、车决不可从，或量助以物料，以稍慰其意可也。”也就是说，朝廷只给予物力上的帮助，人力上的帮助就免了！ 办完这件事后，病中的张居正在名为《答宣大巡抚》的一封信里高兴地说：“在称虏之难制者，以其迁徙鸟举，居处饮食，不与人同也。今乃服吾服，食吾食，城郭以居，是自敝之道也。”（《张文忠公全集·答宣大巡抚》）这个问题很容易便解决了，可是第二年的一个问题又让张居正大费了一番心思。这一年是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春天的时候，俺答死了。 张居正听说这个消息后，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 他的焦虑是有道理的：俺答的死是小事，北边的国防才是大事！这些问题是不得不引起思考的：俺答死后，西部鞑靼的领导权应该如何归属？最让人担心的是，会不会因为俺答的死，使西部鞑靼全部投向辽东土蛮的领导，进而和朝廷作战？ 稍好一点儿的情况似乎是，俺答死后西部鞑靼有可能分裂，分裂后的西部鞑靼势力就更小了，就完全没有了跟朝廷作对的力量。 然而，他们的分裂也许对朝廷并不有利，因为辽东土蛮也会乘机扩展势力，这就对朝廷有害了。 怎么办才好呢？张居正苦苦地思索着。最终，他想到了俺答的后妻三娘子。大家或许还记得，当初正是由于这个女人，才使得把汉那吉投降，最后造成封贡的成功以及北边的安定。 换句话说，只要北边还有三娘子，即使俺答死了，还是能够维持安定。况且，要想三娘子帮忙，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当年她入关进贡时，时任宣大总督的吴兑曾经赠她八宝冠和百凤云衣，让三娘子非常开心。从那之后，三娘子就成了朝廷和鞑靼友好邦交的红人。 可是，完全依靠三娘子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看到底是谁上台接俺答的班。在这方面，张居正采取了以静制动的策略。也就是说，让这些有继承权的人先决个高下，等到局势明显了，再全力支持那个即位者。在俺答才死的时候，张居正命令沿边的督抚们对于各个候补者，分别都给予应得的帮助。不久，黄台吉即位的大局确定了下来。于是，张居正就向黄台吉表示支持其上台，但是同时要求黄台吉归顺朝廷，并告诉他说只有服从朝廷，才能得到“顺义王”的尊号。经过考虑，黄台吉最后答应了这个条件。 那么，三娘子又起了什么作用呢？张居正认为，三娘子的作用仍然是做朝廷和鞑靼交流的红人，替朝廷控制住鞑靼。可是，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那就需要三娘子再嫁给黄台吉。然而，就在黄台吉袭封以后，三娘子便带着自己的部众走了。气急败坏的黄台吉认为三娘子及其部众都是父亲的遗产，只有自己才有继承权，于是就带着部队追三娘子。就在这紧急关头，宣大的总督也意识到三娘子的重要作用，于是连忙派人和三娘子说：“夫人能和‘顺义王’同居，朝廷的恩赐当然络绎不绝，不然的话，你也只是塞上的一个鞑靼『妇』人，那就没有什么恩赏了。”三娘子听完这话，就停止了西去的脚步，重新回到了“顺义王”黄台吉的怀抱。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又解决了，明朝又赢得了宝贵的边疆安宁。 再来看第二个方面，这方面的问题解决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为什么张居正不能完全放下心来离去。首先是辽东的问题。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三月，辽阳副总兵曹簠（音同“辅”）在长安堡打了一个败仗，死亡了三百多人。兵败的奏章上到朝廷以后，曹簠被关进了监狱，四月份将吴兑由兵部左侍郎改任了蓟辽总督。这次的兵败让张居正寝食难安，他在吴兑赴任后，写信给他说：“前辽阳事，损吾士马甚众，今亟宜措画以备秋防，若曹簠之轻躁寡谋，免死为幸，亦宜重惩，勿事姑息也。”（《张文忠公全集·答蓟辽吴环洲》）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让病中的张居正牵挂的仍然是国家的边防。或许，所有的国家大事中，这是最让他放心不下的。 相对说来，内政方面，由于张居正从万历元年的努力，到万历九年时，已经没有什么太让人头疼的问题了。然而，那么大一个国家，就算没有什么大事，各种杂务也够让张居正烦心的。如果在张居正已经病倒的时候，还出现一些关系重大的政务，那就更让病重的他劳形损神了！或许是老天爷故意跟能人作对吧，这一时期，偏还出了一些棘手的政务。 第一件大事便是『政府』机构的官员选定。可以想见的是，张居正又病又老，肯定需要考虑安排『政府』中的各级官员人选。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因为官员没选好，政治就会出现问题。当时的情况是，在内阁方面，从万历八年以后，便没有什么更动了，内阁大学士除了张居正以外，还是张四维和申时行两人。 『政府』的六部人选基本都是张居正亲手选拔的，现在仍然是那些人，只有礼部尚书潘晟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的十二月结束任期辞官了，因此需要人来接任。经过考虑，张居正最终让刑部侍郎徐学谟继任了这个位置。 这个安排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为按照明朝官员选任制度的惯例，要当上礼部尚书，必须曾经是翰林出身，可是徐学谟却偏偏不是翰林。于是，就有人提出质疑，甚至有人觉得不满。后来，靠张居正的政治智慧和威望，事态很快便平息了下去。这件事情，自然也花去了他不少的时间和精力。 第二件大事是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蠲除宿逋”。什么意思？就是说请求罢免以往的带征钱粮。按照当时的财税制度，如果一个纳税人上年还有没有交足的钱粮税，就连同今年的钱粮税一起征收。 本来，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开始实行考成法，国家的赋税状况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整顿。相应地，国家财政也有了很大的收入。到万历十年时，国家财政不说已经富足，至少也是入能补出了。因此，在张居正和一些地方官员看来，当时已经是休养生息的时候了。可是，带征钱粮制度却大大阻碍了百姓们的休养生息。 关于这种制度的害处，张居正在万历十年二月的上疏《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中如此说道：“然尚有一事为民病者，带征钱粮是也。所谓带征者，将累年拖欠，搭配分数，与同见年钱粮，一并催征也。夫百姓财力有限，即一岁丰收，一年之所入，仅足以供当年之数，不幸遇荒歉之岁，父母冻饿，妻子流离，见年钱粮尚不能办，岂复有余力完累岁之积逋哉！有司规避罪责，往往将见年所征，那作带征之数，名为完旧欠，实则减新收也。今岁之所减，即为明年之拖欠，见在之所欠，又是将来之带征。如此连年，诛求无已，杼轴空而民不堪命矣……”（《张文忠公全集·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在这个上疏里，张居正指出了带征钱粮制度的危害。他先解释了带征钱粮制度在实际中的意思，就是“将累年拖欠，搭配分数，与同见年钱粮，一并催征”。这种制度是极不人道的，因为老百姓即使遇上丰收年，所收获的粮食也仅够交纳当年的钱粮。如果遇上灾年，当年的钱粮都凑不齐，家人饿死，哪里还有钱粮交纳上年的。这样的时候，征收钱粮的人为了完成任务，就将当年所收的钱粮虚报为包括了往年钱粮的，因此实际上减少了当年的收入。如此一来，一年接着一年的拖欠，就会越积越多，老百姓欠的钱粮也越来越多，只好疲于奔命。 如此看来，带征钱粮制度危害多多，必欲废止而后快！在分析了这种制度的害处之后，张居正还指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夫以当年之所入，完当年之所供，在百姓易于办纳，在有司易于催征，闾阎兔诛求之烦，贪吏省侵渔之弊，是官民两利也。况今考成法行，公私积贮，颇有盈余，即蠲此积逋，于国赋初无所损，而令膏泽洽乎黎庶，颂声溢于寰宇，民心固结，邦本辑宁，久安长治之道，计无便于此者，伏乞圣裁施行。”（《张文忠公全集·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张居正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一年就交该年的钱粮税，不再追缴过往年份的。这样既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样也减少了征收机关的事务以及连带而来的吏治弊病。 第三件事情是平定浙江的兵变。这件事发生在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二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的浙江巡抚吴善言奉皇帝的诏书裁减了浙江东、西二营士兵的月饷。士兵们不服气，于是就闹了起来。由于领导没有及时控制局面，使得两个士兵，一个叫马文英，一个叫刘廷用，聚集了很多士兵，闯进巡抚大院，捉住吴善言痛打了一顿。 更严重的是，由于士兵的造反，使得当地的一些无业游民也趁机哄抢市民，形成了“民变”的局面，情势非常紧急。张居正听到消息后，立即将已经内调为兵部右侍郎的张佳胤，改调为浙江巡抚，并派其立即赴任，平定动『乱』。 张居正没有看走眼，张佳胤果然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还在到浙江去的路上，张佳胤就向逃难的人打听消息，当知道“变兵”和“变民”还没有联合起来时，他立即快马加鞭，迅速赶到了杭州，期望在“变兵”和“变民”联合前将他们分开。新任巡抚张佳胤到杭州后，看见“『乱』民”在城中放火抢劫，就对将军徐景星和东、西二营造反的士兵说：“你们不要害怕，虽然有前面的罪过，要想赎罪的话，就得先把‘『乱』民’平下来。”这些士兵们在痛打吴巡抚后，本来就怕得要死。这下好了，他们立即拿上武器，上街对付那些“变民”。 没有多久，就捉住了一百五十个造反的无业游民。张佳胤下令将这些人杀去三分之一，同时把马文英和刘廷用召来“领赏”。这两人高高兴兴地带来了另外七个造反头目，都是事变的首领。谁知，徐景星在席间埋伏了人手，把他们捉住就地处决。就这样，浙江的“民变”、“兵变”得到了镇压。 以上便是张居正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年中，解决的一些主要的国家大事。国家大事倒是处理好了，张居正的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了！ 他的病到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九月的时候，突然变得很重。张居正只好上疏，既感谢皇上对他病情的关心，也请假休养。明神宗得到上疏以后，派了文书官太监孙斌前往探病，带去了很多慰问品，但他还是担心张居正会因病耽误政事，于是又下圣旨叮嘱：“宜慎加调摄，不妨兼理阁务，痊可即出，副朕眷怀。”意思就是要张居正在家里办理公务。 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神宗不会轻易放开张居正，就算其病入膏肓，也要张居正为大明朝尽最后一份力。这样的情形从此时，一直到张居正死，反反复复出现了好几次。以至于每当张居正因为病重而请求辞去官位时，明神宗都会下旨慰留。 这里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张居正从生病一直到死，不止一次地上疏请求退休，其用意到底如何？是否就如其所说，只是由于自己年老体衰，已经不堪国家重任了呢？事实上并非如此。促使张居正想要早些辞去官职的主要原因是：自己权力太大，恐怕会功高震主、权重欺君。在张居正的《杂著》中，他如此写道：“赵、盖、韩、杨之死，史以为汉宣寡恩，然四子实有取祸之道。盖坤道贵顺，文王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曰：‘为人臣，止于敬也’。四臣者，论其行能，可为绝异，而皆刚傲无礼，好气凌上，使人主积不能堪，杀身之祸，实其自取。”（《张文忠公全集·杂著》在张居正看来，汉宣帝手下的赵、盖、韩、杨四大臣就是因为不尊敬主上，没有礼法，甚至欺凌君主，使得主上难以忍受屈辱，因此才招致了杀身之祸。这篇文章很好地说明了张居正的心理：虽然自己不像汉宣帝手下的赵、盖、韩、杨四大臣那样刚狠，但是这四人的权力也同样不及自己的权力大，汉宣帝对这四人的依赖也不及明神宗对自己的依赖。自己的威权的确太重了！ 可以说，从万历八年起，张居正不断地提出退休请求，是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他可不愿意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权力欲，而把自己的晚年给毁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趁生病的机会早日辞去官职，既打消了明神宗将来的嫉恨，也保全了自己。然而，张居正的主意打得不错，可是他岂能料到自己身后的事情。明神宗要整垮张居正，不会因为他主动让出权力就心慈手软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另外一些人的报复，终于使得悲剧在张居正死后发生了！ 尽管张居正为保全自己的晚年花了不少心思，然而老天爷却并不想让他在世间多留些时日。到了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二月，张居正再次病重。这次虽然查出了病根，原来他长了痔疮，必须割治，但是手术后的情况并不见好。张居正在写给徐阶的一封信中描写了自己的身体状况：“贱恙实痔也，一向不以痔治之，蹉跎至今。近得贵府医官赵裕治之，果拔其根。但衰老之人，痔根虽去，元气大损，脾胃虚弱，不能饮食，几于不起。日来渐次平复，今秋定为乞骸计矣。”（《张文忠公全集·答上师相徐存斋三十四》）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本来！年纪那么大了，整日『操』劳国家大事，还动了手术，身体状况自然不好了。因此，他在这封信里，就说到了准备在那年的秋天再次请求辞去官职回家。到了万历十年的三月以后，张居正就只能完全待在家里了。可是，他还是没有闲着，该办的重要公务还是在家办理。这种精神实在让人觉得可敬！然而，这样一来，他的病情就越发严重了。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再次请假：“缘臣宿患虽徐，而血气大损，数日以来，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步难移，须再假二十余日，息静休摄，庶可望痊，盖文书官所亲见，非敢托故也。”（《张文忠公全集·恭谢赐问疏》）他的身体状况实在太差，就算有再多的假日，整日养病，也是于事无补了！从血气亏损，到脾胃衰弱，张居正的病状日渐严重。到了四月，看着天气渐渐回暖，张居正又开始打起精神办公了。这时的内阁中其实还有张四维、申时行，但是稍为重要的公事，二人仍然不敢擅自作决定，一切都送到张居正的病榻前，让这位病入膏肓的老人裁决。 到了六月份，张居正再次上疏请求退休，结果如同以前一样，明神宗再次下旨慰留：“朕久不见卿，朝夕殊念，方计日待出，如何遽有此奏！朕览之，惕然不宁，仍准给假调理。卿宜安心静摄，痊可即出辅理，用慰朕怀。”（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明神宗的意思自然是希望张居正安心调养，不要想什么辞官的事情。并且，只要张居正身体一好，他就要出来辅佐。张居正想退休也退休不了，病情却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时候。明神宗不是不知道这个情况，只是或许他还在盼望着奇迹的出现。可是，奇迹毕竟没有出现。到了六月十八日，张居正已经病得昏昏沉沉了，神宗派了司礼太监带来手敕慰问居正：“闻先生糜饮不进，朕心忧虑，国家大事，当为朕一一言之。”（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神宗是在考虑张居正死后的『政府』官员人选了。昏沉之中，张居正上疏推荐了大量的人才：推荐前礼部尚书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进内阁；推荐户部尚书张学颜、兵部尚书梁梦龙、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曾省吾等。对于张居正推荐的人才，神宗都予以了重用。这之后，张居正进入了完全昏『迷』的状态，没有再说过话！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六月二十日，张居正最终丢下了他热爱的权力，死在了北京的寓所里。他留给后人的，除了那些改革成就以外，还有七十多岁的母亲、三十多年的伴侣和六个儿子、六个孙子。或许在他死的那刻，他会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好牵挂的吧！神宗不是跟他说过要照顾他的子孙吗？既然如此，还有什么不能让他心满意足地去呢？ 盖棺如何论定张居正死了。他死的时候受到了极高的待遇。然而，这种待遇并没有维持多久就逐渐消失了。更让人觉得心寒的是，他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遭到了政敌的攻击、神宗的报复。一场关于如何给张居正盖棺论定的政治斗争，正在明王朝的最高层展开。 张居正的心满意足只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在他刚死的时候，他享受到的待遇可以说是顶级的。 首先是神宗下诏罢朝数日，两宫皇太后、神宗和潞王各赐银一千两，并派司礼太监张诚专门监护丧事。接着，按照传统，对于功勋卓越的大臣，死后都要给予谥号，并追封一些爵位。张居正则被赠予了“上柱国”，赐谥号“文忠”。而当他的灵枢出发的时候，太仆少卿于鲸和锦衣卫指挥佥事曹应奎则一路护送回到了江陵。张居正就这样带着平生的才学和成就，被埋入了江陵的墓地。 张居正得到了安葬，他的家人得到了朝廷的看护。然而，张居正并没有得到多久的安宁，他的家人也并没有享受多久由他带来的福荫。很快，无休止的恩怨和不尽的是非就找上了张家门。 来看一下张居正悲惨的身后事吧！张居正死后的悲剧命运，是从他的政敌对他的亲信进行攻击开始的，以后逐渐变成了对张居正本人的攻击，最终酿成了张家的惨剧。 大家应该还记得，在张居正去世前，曾经向神宗推荐潘晟进入内阁。这一方面是基于潘晟与张居正的友情，另一方面也主要是基于潘晟当了多年礼部尚书，具有进入内阁的资力以及处理政务的能力。在张居正生前，没有一个人对这个推荐人选提出质疑。可是，就在他死后不久，弹劾潘晟的奏疏便接二连三地来了。事情闹得很大，以至于本来已经从原籍浙江新昌出发来京赴任的潘晟，只得在路上就上疏辞去官职。 看着情势无法控制了，张四维只得拟旨允许了他的辞呈。事情并没有这样就结束，形势对张居正越来越不利。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十二月，经过御史李植的弹劾以及司礼太监张诚、张鲸的攻击，冯保倒台了。他的结局很惨，家被抄了，查获金银一百余万、珠宝无数。跟冯保一起“下课”的还有梁梦龙、曾省吾和王篆，这些人大多与张居正结交深厚。 很快，事态就波及到了死去的张居正。首先遭殃的是他那些名垂千古、功业显赫的改革措施。为了减少驿道沿线老百姓负担的驿递改革，在已经取得很好成效的时候被取消了，官员们现在又可以任意乘驿了；为了监督行政绩效而制定的考成法，现在也已经对六部没有控制力了，它很快被取消；为了减少地方财政和百姓负担而实行的严禁滥广学额措施，现在也取消了，学额一并从宽……太多已经开始见效的改革措施，在张居正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消失得毫无影踪。制度上的废除，意味着明神宗对张居正的依赖和宠信已经『荡』然无存。 如果说上面这些变化对死去的张居正及其家人发生的都是间接的影响，那么到了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一些残酷而又直接的影响就开始降临在了张居正一家人身上。万历十一年的三月，明神宗下诏夺去了张居正“上柱国”、“太师”的爵位，接着又下诏夺去了“文忠”的谥号。他的儿子跟着遭殃，已经被任命为锦衣卫指挥的张简修被贬为了平民。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张居正去世后九个月之内，如果张居正在天有灵，看到这些情况，一定会悲哀地体会到墙倒众人推的含义！想想他在世时，哪个人不会颂扬他的功业卓著？就在他病重的时候，北京各部院还替他建斋祈祷，这种形式很快还风靡了半个中国。可以说，那时举国都在为他祈祷。然而，张居正一死，风向就变了。实在让人觉得心寒！ 对张居正的攻击并没有停止。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四月，御史丁此吕检举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己卯科应天府乡试主考高启愚出的一道试题：“舜亦以命禹。”他认为高启愚图谋不轨：“舜就是当今皇上，禹就是张居正。舜将天命传与禹，岂不是叫明神宗奖掖张居正上进？” 这个攻击涉及的问题严重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可是叛逆大罪呀！明神宗看到奏章后，虽然很气愤，但是却仍然拿不定主意，因此就向时任首辅申时行请教。 “丁此吕用暧昧不清的话诬陷别人有大罪，”申时行说，“我担心以后会有很多谗言，这不是清明的朝廷所应该有的现象啊。” 经过申时行的努力劝解，虽然最后的结果没有伤害到张家人，但是与之有关的官员就惨了：丁此吕、高启愚同时被免去了官职。其实，在这次的奏疏中，丁此吕还攻击了张敬修、张嗣修、张懋（音同“帽”）修三人应乡试、会试时的考官，认为这些考官为了巴结迎合张居正，故意给予张家人照顾。他还诬赖当时的礼部侍郎何雒（音同“洛”）文代替张嗣修和张懋修撰殿试策。对于这些诬陷，申时行向神宗解释道：“考官在考察时，只是根据考生的文学技艺水平的高低，并不知道姓名，不宜以此为罪。”最终，那些考官被免了罪，但是何雒文还是被解职了。 “失算”的身后悲凉关于如何对死去的张居正盖棺论定的政治斗争，逐渐导向了不利于张居正的形势。进而，张居正的家人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张家被抄。虽然有一些正义之士为张家人求情，然而明神宗却铁石心肠地下令抄家。一场悲剧发生了，这是张居正身前未曾料及的。 这一系列的风波到了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时达到了顶峰。 这一年，先是御史羊可立旧事重提，他向明神宗上疏追究张居正在十七年前曾经陷害辽王朱宪。这本来是一件已经盖棺定论的事情了，然而现在却被重新提起。可以想见，当时的『政府』官员正在抓紧明神宗对张居正失去宠信的机会，大肆展开报复行动。 就在羊可立上疏后不久，辽王朱宪的次妃王氏也上疏了，在疏中她一面为辽王伸冤，一面还诬陷说：“庶人金宝万计，尽入居正府矣。”这里的庶人就是当年的辽王。 看到这句话，贪财的神宗终于等不急了，于万历十二年四月下诏令查抄张居正的家产，前去查抄的人有司礼太监张诚、刑部右侍郎邱橓，另外还有锦衣卫、给事中等人。 情势危急之下，一些比较正直，而且跟张居正关系很好的官员，不忍看见张居正家遭此横祸，纷纷上疏请求从轻发落。左都御史赵锦上疏说：“世宗籍严嵩家，祸延江西诸府，居正私藏未必逮严氏，若加搜索，恐遗害三楚，十倍江西民。且居正诚擅权，非有异志，其翼戴冲圣，夙夜勤劳，四外迭谧，功亦有不容泯者。今其官、荫、赠谥、及诸子官职，并从领革，已足示惩，乞特哀矜，稍宽其罚。”（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这个上疏的意思是说，就算张居正再怎么腐败，也赶不上严嵩，况且他的专权已经得到了很严重的惩戒，没有必要再抄家了，因此请求从宽发落。 吏部尚书杨巍上疏说：“居正为顾命辅臣，侍皇上十年，任劳任怨，一念狗马微忠，或亦有之。今……上干阴阳之气，下伤臣庶之心，职等身为大臣，受恩深重，惟愿皇上存天地之心，为尧舜之主，使四海臣民，仰颂圣德，则雷霆之威，雨『露』之仁，并行而不停矣。此非独职等之心，乃在朝诸臣之心，天下臣民之心也。”（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这个上疏则搬出了张居正以往的功劳，认为他以前还是比较任劳任怨的，因此劝神宗要学习尧舜的仁爱，恩威并施，实质是要神宗从轻发落。 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已经动了杀机和贪心的神宗，全然不顾大臣们的劝解，仍旧我行我素，执意要查抄张家。看到向皇上求情已经无效时，申时行等人只好向前去查抄的刑部侍郎邱橓这些人请求手下留情：“圣德好生，门下必能曲体，不使覆盆有不照之冤，比屋有不辜之累也。冀始终留神，以仰承圣德，俯慰人心。”（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意思是说，请求这些人手下留情，不要让张家人全部遭难，放掉那些无辜的人。 在这些请求信中，写得最感人的应该是左谕德于慎行的了，他如此写道：“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且江陵平生，以法绳天下，而间结以恩，此其所入有限矣。彼以盖世之功自豪，固不甘为污鄙，而以传世之业期其子，又不使滥有交游，其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株连，称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困。又江陵太夫人在堂，八十老母，累然诸子皆书生，不涉世事，籍没之后，必至落魄流离，可为酸楚。望于事宁罪定，疏请于上，乞以聚庐之居，恤以立锥之地，使生者不致为栾、郤之族，死者不致为若敖之鬼，亦上帷盖之仁也。”（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于慎行的意思明显是在褒扬张居正过去的功劳。他认为，张居正在当政时期，的确因为执法严明而得罪了不少人，但是当时没有一人不对他歌功颂德。现在他倒了，大家又群起而攻之。这些行为，实质上都有所偏离事实。张居正身虽死，但还有八十老母和涉世不深的几个儿子，如果抄家就肯定处境凄惨。因此，希望神宗能够“帷盖之仁”。 可是，不管这些求情的言辞有多么感人，邱橓和神宗仍然是不置可否，实际上也就是理都不理。此时的他们，抱持的就是一颗把张居正整得家破人亡的歹毒之心。哪里还会理这些正义之言！ 不仅邱橓一干人，就是荆州府和江陵县的官员也闻风而动，在邱橓等还没有到江陵前，就亲自带人把张家给封了。张家被封，吓得张家人都不敢外出。等到五月初五邱橓到了，打开张家大门，就已经饿死十多个人了。 一阵拆屋揭瓦之后，就连张居正兄弟和儿子家的私藏都找了出来，一共才得到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余万两。 但是，贪心的查抄官们还不满意。他们重刑拷打张家人，要其招出寄存在外的二百万两白银。可是，这根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张家到哪里去找这些银两？无可奈何之下，查抄官就顺势将罪名栽在了曾省吾、王篆和傅作舟三家人身上。 要想知道当时的惨烈情形，看一下张敬修在临死前写的血书就明白了：“……忆自四月二十一日闻报，二十二日即移居旧宅，男女惊骇之状，惨不忍言。至五月初五日，邱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噂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生平所未经受者，而况体关三木，首戴幪巾乎！在敬修固不足惜，独是屈坐先公以二百万银数，不知先公自历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惟变产竭资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难充者！且又要诬扳曾确庵（省吾）寄银十五万，王少方（篆）寄银十万，傅大川（作舟）寄银五万，云‘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胆落。嗟此三家，素皆怨府，患由张门及之，而又以数十万为寄，何其愚也！吾意三家纵贪，不能有此积，亦不能完结此事，吾后日何面目见之，且以敬修为何如人品也。今又以母、子、叔、侄，恐团聚一处，有串通之弊，于初十日，又出牌，追令隔别，不许相聚接语。可怜身名灰灭，骨肉星散，且虑会审之时，罗织锻炼，皆不可测，人非木石，岂能堪此！今幽囚仓室，风雨萧条，青草鸣蛙，实助余之悲悼耳。故告之天地神明，决一瞑而万世不愧。暖乎，人孰不贪生畏死，而敬修遭时如此，度后日决无生路……五月初十日写完此帖，以期必遂，而梦兆稍吉，因缓。十二日会审，『逼』勒扳诬，慑以非刑，颐指气使，听其死生，皆由含沙以架奇祸，载鬼以起大狱，此古今宇宙稀有之事。上司愚弄人，而又使我叔侄自愚，何忍，何忍！ 邱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三尺童子亦皆知而怜之，今不得已，以死明心。呜呼，炯矣黄炉之火，黯如黑水之津，朝『露』溘然，生平已矣，宁不悲哉！”（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这篇遗书描写了张家被抄之时的惨状。既表达了在那种紧急情况之下的惊恐和害怕，也表达了对抄家之人凶恶嘴脸的憎恨。 是啊！别说张家是知书达礼的书香门第，就是平常人家，见到这般如虎豹豺狼凶狠的查抄人，也只会是吓得半死！经过多次的拷问，张敬修忍受不了酷刑，自缢身亡；张懋修则『自杀』未遂。可怜张居正的两个儿子，竟然要因为父亲执掌的十六年大权，而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很快，张敬修的死讯传到了朝廷，百官哗然！看到张家的惨剧，痛心疾首的申时行联名六部大臣上疏明神宗，请求从宽发落张家人。刑部尚书潘季驯也上疏请求：“居正母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释。” 在众官的苦苦哀求之下，心狠手辣的神宗这才发了一回善心，下诏留出空宅一间、田十顷，用来赡养张居正的母亲。张居正家的惨案，终于在张家家破人亡之后，草草了结！ 在哀叹张居正悲惨的身后事之余，我们也需要弄清楚导致这场悲剧的原因。 看张敬修的血书，让人不禁产生这样一种疑问：张家的惨案真的是张四维整出来的吗？张敬修如此写道：“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矣，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 这句话里充满了怨恨的情绪。只不过，张敬修是文人，他的怨恨也显得很文人气！尽管如此，他怪罪张四维（张四维字凤盘）是确定的。那么，张敬修的这种怪罪对张四维公平吗？在我看来，这是不公平的。原因很简单：张四维早在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的四月就辞官了，即便是他对张居正把持政权有所积怨，到万历十二年时也已经没有报复的机会了。 与此相似，有人将张家的这次大祸归罪于高拱，同样是不恰当的。原因也很简单：高拱早在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就死了，那时的张居正还正是得势的时候呢！ 那么，张居正凄惨的身后事，究竟应该归罪在谁的身上呢？按照张居正自己的说法，应该既怪他自己，也要怪明神宗。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先来解释缘何要归罪于明神宗。 按照明朝的刑法制度，能够被定为抄家之罪的只有下面三种情况：第一，谋反；第二，叛逆；第三，『奸』党。 如果依据这个规定，张居正的罪状是不足以被抄家的，因为他顶多就是收受贿赂。如果要说他谋反、叛逆和组织『奸』党，那是一点儿都没有沾边的。况且以张居正当时的权势，如果他真有野心造反，明神宗早就当不稳皇帝了，还需要等到明神宗来除他吗？ 这样说来，张居正被抄家，跟他所“犯”的罪行（姑且这样说吧）就没有什么关系了。那么，又应该怎样来理解呢？我们只能说，这是明神宗的一意孤行！ 前面已经说过，明神宗是个贪财的人。张居正还在世的时候，他就几次想要花费大量财政资金用于享乐，只是由于张居正的劝止才没有得逞。张居正一死，他就开始大量动用国库钱财。用到不能支持时，就需要想办法筹钱了。恰巧，冯保家的被抄，使得他看到了出路。于是，当辽王朱宪的次妃王氏告诉他张家“金宝万计”时，他就动了贪心和杀机。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为什么又说张居正被抄家有他自己的原因呢？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张居正为什么会在生病的时候，几次三番地提出要辞官？原因就在于他知道自己的权力太大，权重欺主啊！ 张居正虽然有权，但那只是皇帝给予的权力；自己的权力太重，皇帝就失去了君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别说明神宗还是一个有着几分傲气的皇帝，就是一个平庸的帝王也会受不了的。因此可以说，张居正虽然在当国十年里尽忠尽孝，对明神宗是忠心耿耿，但他同样也是明神宗的最大威胁。 也许是张居正的确在生前压得住明神宗，所以在他活着时，明神宗几乎对他是百依百顺。然而，也就是在这百依百顺的背后，开始出现了不满、怨恨甚至杀机。 终于，张居正死了，复仇的机会到了。于是，在一些本来就不满张居正官威的官员的陷害下，明神宗心中的那座天平倒向了这些人那边，张家的悲剧也就跟着发生了。这就是张家惨剧出现的第二方面的原因。 或许这便是人生的悲哀吧！没有权力，不能实现自己报国安邦的理想，会觉得生活得没有意义。可是，有了权力，而且是很大的权力后，却又陷入了另外一场悲剧之中！然而，不管怎样，张居正还是作了自己的选择，一个勇敢而又悲情的选择！ 后记曾经有一首歌唱道：“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是啊！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就如同这条河里的一粒沙子，转瞬即逝，没有人会对它留心、在意。可是，总有那么少数的几个人，他们的生命却如同沙中的金子一样，光彩夺目，叫人难以忘怀。这少数几个人的生命，就像长空里的点点星光，一闪一闪地照亮了黑暗的夜『色』。也正是有了这些人，人类的历史才变得更加丰富和精彩，人『性』的善恶美丑才显得更加具体和清晰。这样的少数几个人，就是历史上的那些伟大人物。 正如朱东润先生在他那本《张居正大传》中说的一样，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有很多，但是像张居正一样划时代的伟大人物却并不多见。诚然，我们需要区分伟大人物的种类：有的伟人因为德行高尚、堪为万世师表而伟大；有的伟人因为肃清万里、总济八荒而伟大；有的伟人因为急难振乏、力挽狂澜而伟大；有的伟人却因为坚贞忠诚、死而后已而伟大。张居正就属于那种急难振乏、力挽狂澜的伟人，正是在他的励精图治之下，已经逐步走向衰弱的明朝才有了短暂的强盛。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居正不愧为一位划时代的伟人。 看一看张居正生活的明朝末年吧！那是怎样一个国弱民贫的时代呀！一个有着众多民族和广大疆土的大明朝，却在内政衰朽和外患连年之中苦苦地挣扎。无数的将士洒血疆场，却挡不住外敌的铁蹄；无数的百姓生活疾苦，却仍有贪官污吏强取豪夺。漫长的历史岁月，不知掩盖了多少无辜苦难者的泪水、惊恐和长叹。我们不能责怪历史的无情，因为它本无所谓有情无情。需要责怪的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们，他们居庙堂之高却不知与民存恤。正是他们的腐朽统治，才使得国力衰退、百姓受苦。不能再让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了！就在明朝的国运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张居正横空出世了！他急难振乏、励精图治，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改革伟业。他的成功，使明朝摆脱了长久以来国贫兵弱的困境，为明朝延长了七十二年的国运。可以说，张居正是明朝的救星。 应该怎样来评价这样一位划时代的伟人呢？ 很久以来，人们对这样一位伟人的评价始终站在伦理道德的角度：有人褒奖他为圣人，也有人贬斥他为禽兽。无论哪种道德评价，其实都让我们对张居正的印象越来越模糊。这让我们不由得生出疑问：历史上真实的张居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无疑，张居正是明朝末年一位杰出的改革家。可是，比起其他时代的改革家来，比如宋朝的王安石，张居正却更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同样作为改革家，王安石的改革太过于书生意气，他虽然关注现实，却忽略了改革和现实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最后失败了。可张居正不同，他的改革既关注现实，也注重平衡各种政治势力，有所为有所不为，因而大体上符合了各方面的要求，既取得了改革的成效，也没有太过得罪政治势力。这样的改革，才是真正成功的改革！虽然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张居正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实现了的。何况，世上哪有那么十全十美的事情呢？因此，从这个角度讲，那些只知道对张居正作道德评价的人，其实是十分不现实，也不理智的。对于伟人的评价，更多的应该回到伟人生活的环境中，像伟人那样思考他所面对的困『惑』和难题。这样，才能比较客观公正地评价伟人！ 为了让我们对张居正这位一代名相的印象变得清晰起来，于是就有了摆在读者眼前这本书——《张居正十讲》。这本书从十个方面展现了张居正这位伟人一生的事迹，包括他的读书入仕、他的争权夺利、他的『性』格、他的改革和他的身后事等等。用专题讲述的方式，向读者全面介绍了张居正不仅作为一代名相的风范，而且作为一个普通读书人的品格。由于是忠于历史去解读张居正，本书放弃了单一的道德评价立场，而是就事论事，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这位首辅的『性』格与人生。相信读完这本书，大家一定能够对一代名相张居正有了更加清晰和理『性』的认识！ ========================================================================================================================== 【申明:本书由 奇书网（WwW.qisuwang.com)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更多精彩好书，更多原创TXT手机电子书，我们因你而专业，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请登陆 奇书网--www.qisuwang.com 】 ==========================================================================================================================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奇书网网(qisuwang.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找好书，看好书，与大家分享好书，请加QQ群 奇书网www.qisuwang.com 奇书网 www.qisuwang.com